林彪与民族性

作者：胡星斗
一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代表了某种民族性。
二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没有与斯大林碰杯。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可是他却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
聂荣臻曾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这下可吓坏了叶群，她急忙捞起来，拼贴还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1959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林彪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其用词特意雕琢，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创造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 “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等时髦语言，提出了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等；他号召“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给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他念报告时有气无力，脸色煞白，念完报告后回来竟然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林彪集团与“四人帮”集团也常常势不两立。林彪反感江青的极端思想，有一次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搞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
林彪以其怪僻、独异的个性，两面派的手法，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
三
林彪的言行、性格反应了许多民族性的东西。
林彪把战友、同志关系竟然看作是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这说明林彪有强烈的封建意识，也说明封建主义毒素对我们民族肌体的侵害之深重。
林彪还曾写道：“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它说明，中华民族长期缺少民主的社会生活，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又一度遭到严重的歪曲和破坏，所以，林彪式的畸形的民主意识、扭曲的官场心态泛滥起来。
林彪在笔记中又说：“党性，遵命性也”；“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　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这正与古人所信奉的“齐是非”、“心中泯灭是非心”、“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权大于理”等等轻视是非、真理、正义的传统和阿谀奉承、口是心非的民族心态相仿。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官场准则。这种明哲保身、报喜不报忧的思想反映了激烈竞争的权力本位制度、人治制度的弊端和乐观感性的中华民族性的缺陷。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这些话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得，而是许多投机官员的为官训律；只不过，林彪把它们写出来了，而且比一些人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
林彪还代表了中国的谋略文化以及民族性中的阴谋诡计泛滥的倾向。譬如，林彪等人一方面提出“新政”，“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另一方面又极力歌颂“文革”，“坚决的左倾高姿态。”
从上可以说，林彪是某种中国人的代表，是民族劣根性的集中反映。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历史、政治、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和弊端。
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认为，应当加强对林彪问题的研究，甚至可以建立一个“林彪学”。
文章上传日期：200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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