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炮打教育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编辑时间：2006/07/12 经济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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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张大字报，其权利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汪丁丁， 2006年7月12日上午9时06分。
愚蠢的教育管理者
汪丁丁
我们的大学的科研能力，很显然，已经被愚蠢的管理体制蹂躏殆尽了。与科研能力的衰败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科研人员焕发出来的空前高涨的抄袭剽窃的热情和大学管理者们对金钱和量化指标的崇拜。
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让我举例说明。因篇幅限制，只可举一例，即“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管理方针。这是最愚蠢的“舍本求末”的管理方针，却已在各大学流行泛滥至不可收拾的程度。
此一流弊，源于改革开放之初合乎情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国内尚有研究能力的学者已极少，其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急需改善，若丧失了这批学者，则不仅知识传统瓦解而且高等教育也无从振兴。故而，以国家财力资助优秀学者，逐渐形成既定政策。与此相应地，形成了一套由政府机构对学术业绩考核评价的制度。
古今中外，凡资助学术者，当然需要颁布且实施一套考核评价被资助者的学术业绩的制度。试以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三类资助制度为例，其一，资助者预先设定并颁布所要奖励的学术努力方向——通常被提炼为一些重大且未解决的学术问题，著名者如挪威皇家科学院颁布之“有奖征文”，求解的问题是：“人类意志的自由，能从自我意识得到证明吗？”并因此得到叔本华竞投的一篇论文“论意志自由”。其二，资助者预先设定并颁布申请资助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所谓“申请资格”，著名者如“盖茨奖学金”，其主旨之一是要资助在既有利益格局之内被忽视的少数族裔的优秀学生。其三，资助者预先设定并颁布一套宗旨并委托某一委员会遴选优秀学者，最著名者如接受瑞典银行委托之“诺贝尔委员会”。
在上列三类资助制度中，第一类最易实施也最易有成就。究其理由，是因为学术努力的方向已在既有学术传统内被一批学者提炼成为关键性的问题。如海德格尔所言，问题预示着求解问题的方向并规定了可能获得的解答。第二类也较为容易，并因此而较不易有所成就。因为，若具备了申请资格的人很多，则挑选更优秀的人需要另外一套制度。后者往往与上列第三类制度相似，即委托一个委员会来挑选人才。所以，最困难也是最需要探讨的资助制度，是上列第三类。
上列第三类资助制度，其效果如何，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委员会的生成规则与决策规则，还依赖于委员们的学术判断力、知识结构、责任感、人格与社会名望等因素。
还有一项更复杂的因素，是所谓“嬗变”——比较合理的制度因意义漂移和情境转换而逐渐演化为比较不合理的甚至邪恶的制度。例如，根据知情人的分析，国务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们大都具备当时最高的名望与学术判断力，但这一委员会却逐渐嬗变为今日许多大同小异的官僚机构之一。自氏族社会的形成开始，人类就熟悉了“嬗变”的后果，由德高望众的委员们遴选的新任委员们未必德高望众，由英雄人物挑选的继任者未必是英雄人物，由优秀企业衍生出来的企业未必是优秀企业。
仍以学术为议题，一项政策和一套制度的成熟，意味着既得利益格局的定型，从而意味着对既有格局的边缘和格局之外的一切学术努力的压抑。如果这一压抑仅仅由数量不多的金钱和权力代表，则来自其他方面的力量仍可使多数学者保持生活与心理的平衡。如果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财力的超常规增长，来自既有利益格局的金钱和权力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力量而言占据了主导位置，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仅仅指责学者“丧失良知”而对诱使学者良知丧失的主导力量不加指责呢？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大学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政府的官僚管理体制，我们的大学教授的福利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官僚们的偏好与青睐，我们所教授的学生的知识结构日益维系于而不是独立于那些导致创造力源泉枯竭的官僚化的考核指标。
作为对我们教育制度的上述的致命缺陷的一种奇妙的承认，我们的官僚管理者们正在努力地批判“应试教育”并提倡“素质教育”。这当然是一种共谋，旨在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非制度的因素上从而遮蔽了官僚们的制度性失败。
为既有体制所做的另一种辩解是这样的：如果废除现已确立的全套考核指标，我们怎样保证比较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呢？难道我们还能寄希望于那些只懂得抄袭和剽窃且有能力逃避惩罚的教授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吗？或者我们寄希望于那些无能到只求在既有制度内苟延残喘的教授们的学术创造性吗？
不错，我们的教育体制和这体制培养出来的学术群体早已积重难返，早已病入膏肓，所以我们才不得不依赖目前尚可使它免于彻底崩溃的这套考核指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此延续我们对既有制度的依赖性，后果将是彻底绝望的。因为我们将继续压抑学生们的创造精神，让他们继续依赖既有制度，直到整个社会的创造源泉的枯竭和心智的老化。所以，保持沉默或在沉默中爆发，这是一个问题。
来源：经济学教学科研网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9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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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汉芯故事还在捣糨糊
有同学看了“汉芯造假”的报道，找我来讨论。经验说，这样的事情，完全搞清真相有相当难度。诚然，举报人、媒体记者和政府调查组已经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关机构也发布了正式处理的公告。但是，要论举一反三，我觉得信息还远不足够。
倒不是说谁在刻意隐瞒什么，而是看世界的角度很多，不向某一特定的方向看，总有一部分“真相”怎样也看不到。
比方说，“汉芯”当事人究竟是怎样骗人的——包括公告指明的“造假欺骗”和“夸大欺骗”——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有关各方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被骗”的，人们还所知甚少。一件骗案，仅有骗方的行为和动机，总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要亡羊补牢，搞清被骗各方究竟怎样被骗、在什么条件下被骗，可能更为重要。
不是街市上的小骗局，随便找个理由说说就算了。据称，“汉芯一号在问世3年时间内，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40多次，累计骗取无偿拨款突破1亿元”(今年1月24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一点，今年5月12日上海交大发布的《公告》既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顺便一提，这也是我认为公告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这么一个举国关注的事件，从举报到公布处理结果，5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怎么连涉及的经费究竟多少，也不明示一下？
但是，《公告》确认了的事项，也足以说明“汉芯”绝不是小事一桩。第一，当事人的职务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学院院长、校办高科技公司总经理；第二，当事人不但是正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是教育部审批的“长江学者”，以及政府特殊津贴的领受人；第三，当事人从事的科研项目，在国家科技部立项，获得国家科研经费；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通过了有关方面的鉴定，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第四，当事人负责的“科研成果产业化”项目，在国家发改委立项，获相关资助经费。这里涉及的诸项，比如职务、职称津贴、以及经费数额未经确认的国家科研立项，没有一样是简单的。求之不得的人数甚众，大家争来斗去，说“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杀出重围，一点都不夸张。
的确，竞争无处不在。大学教授包括本人在内，既不超凡也不脱俗，当然也摆脱不了竞争的压力。问题是，这里所言“竞争”，不是习惯意义上的“市场竞争”，而是更为一般的、争夺一切稀缺资源的竞争。事实上，人类为了避免在竞争中灭亡，在各个时代各种情况下总要对竞争加以限制。这是“五常经济学”的第一课。下面的结论很重要：正是对竞争的不同限制，才区分了不同的竞争类型。比如价格机制当头的“市场竞争”，不过是在清楚界定的私人产权限制下才有的行为结果——你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他人出价，资源绝不归他人配置。其他限制条件，则定义了形形色色的其他类型的竞争。
“汉芯”过关斩将、取名获利的竞争，究竟是在什么样的限制条件下进行的？这一问，问到了故事另一面的关键。常识说，那些名头和声誉的获得，以及数额巨大款项的得手，不可能没有经过层层的申报、审查和批准。可是，骗案曝光之后，那层层叠叠的“评审机构和把关人”为什么如同隐身人一般，没有一个出来哪怕说一句“对不起，我等中了招”？
因为在制度上完全没有这样的要求！这倒不是说有关制度太过简陋。恰恰相反，近年我国教育科研机构里的程序越来越繁杂。不少教研机构甚至要雇佣专人，才能完成越来越多的填表任务。我自己亲见一份申请某教育研究项目的文件，总页码居然超过了1000页！当时我不过有点好奇，审查者怎么看得过来如此海量的信息？“汉芯”案提醒人们，那些耗费巨大社会资源的报批文件也许就是装样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认真看过。不难理解，对结果无须负责的“审查”，谁又会当真呢？
是我们熟悉的体制和机制，曾经弥漫在我国资源配置的各个领域。主要特征就是行政权力主控、程序繁杂、权力与责任脱节。在这套限制条件下，资源的利用和收益的分配，既无效率，也不可能公正。改革以来，农业、工业和商业率先摒除了这一套，所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开始大有看头。但是高教、科研等领域究竟改了多少？以“汉芯”为例，上亿财政资金被骗而看不到有谁出来负责，难道这也可以说是“市场化改革过了头”？
不是说市场体制下就不会有骗案。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可是市场制有一招，那就是连被骗的一方也要负责任——不一定要写声泪俱下的检讨，可是受骗造成的财产损失，伤身割肉，是最严厉的教训。完全不长记性吗？也好办，财产被骗光之日，就是再不能犯错误之时。由于被骗的也要负责任，反过来就加强了对形形色色欺骗和挥霍的事先防范和事后追究。这就是说，市场制依赖其私产基础，构成对付欺骗的自发屏障。
私产当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公用。比如政府抽税，就是把部分私产集中起来公用。但是公用财产需要比私产有更严格的规矩，因为这是他人财产，离开严格的监督不容易真的成为公用。别的不提，凡是用瞎了公家钱财的——包括大笔被骗——一定要有公开的交代，要有清楚的责任追究。做不到“杀头以谢天下”，削职削权总可以吧？最起码也应该公开脱帽致歉。无论如何，就是不能个个都像没事人似的，好像全是沙尘暴闹的。建立不了严格的责任体制，公产愈少愈妙。否则，挂羊头、卖狗肉，“公产”只能徒留恶名。
总之，绝无理由轻视“汉芯”故事的另一面。事情不能以“终于抓到了一个骗子”而告结束。行骗得手刺激更多行骗，受骗无责则带来更多受骗。加到一起，“创新战略”危矣，公共财政危矣，纳税人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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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再次炮轰中国高校教育
·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
·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
·要公平，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
丘成桐原籍广东，17岁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在这里因缘际会遇到了来访的“华人数学家第一人”——陈省身先生，随后被陈省身带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深造。22岁即获得博士学位，25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攻克几何学上难题“卡拉比猜想”，并因此在1982年（33岁）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是迄今为止惟一获得该奖的华人数学家。1997年获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2003年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国际科技合作奖。此外他还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终身教授，现任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0 多年来，丘成桐一直热心于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他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成立了数学研究中心。他往来于北京、杭州、香港和美国之间，主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霍金等世界著名科学家来华讲学。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帮助中国强大起来”。
而他在中国的任职和演讲却不取分文报酬，连机票都是自掏腰包。这样一位在公众视野中似乎不问世事的学术大师，却在2005年掀起了一场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风波。他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灰心”。他对院士制度的批评以及对国内高校引进所谓海外人才内幕的揭露，更是让人吃惊。
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记者：您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终身教授，这个研究所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您觉得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这种氛围可能在中国出现吗？
丘成桐：一个研究所的建立并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里面带头的科学家是谁。普林斯顿研究所一开始就是第一流的学府，因为爱因斯坦去了，很多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都聚到那里去。它还得到第一流的资助。有第一流的研究环境，有第一流的年轻学者去学，两者结合起来当然是第一流的学府。
记者：您觉得这种模式能在中国克隆吗？
丘成桐：这取决于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世界第一流的学者。现在的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一个名教授一年需要40万美金，中国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优厚待遇。而且不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资本，中国的人事关系也太复杂。
记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是基金会私人出资支持的，可是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是由国家来牵头，比如说863计划，包括一些国家实验室，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科技部、教育部牵头。您觉得这种体制对中国科技有何影响？
丘成桐：问题是有没有人手来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只知道放一大笔钱在一个项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领。
记者：您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是能力不够还是体制问题？
丘成桐：都有。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要作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有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
记者：那您现在在国内很多学校也做兼职教授，在北京、浙江，跟您本身抨击的这种现象不违背吗？
丘成桐：我在国内的所有机构从来一毛钱不拿，飞机票也是我自己出。这些人拿的都是国家的钱，不但拿薪水，还拿经费。同时拿经费去结交他们的朋友，往往是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这样的待遇。假如他要像我这样一毛钱不拿的话，他绝对不会干这个事。
著名大学引进一个学者，用这个名字可以到教育部拿一大笔钱。这种人不止一个，有很多。《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
记者：那您觉得这种引进方式对学术上有促进吗？
丘成桐：怎么可能有促进！这种做法是自欺欺人！学生带着，在北京大学挂了名，还得请别人替他教书，这是骗人。国内知名大学为什么要做这种违反基本方法的事情？因为学校可以拿到好处，引进某个名教授可以拿到很多经费，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千万的资金到学校来，何乐而不为？挂个名字，在学校的老师阵容里面又多了几个名教授，挂牌出去，排名也可以得到提升。学校拿了几千万，给你（指引进的教授，记者注）一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哪有用国家的钱来做生意的？
记者：中国学生管导师叫教授，您怎么看？
丘成桐：美国学生也管导师叫教授，但是开玩笑，跟中国的含义不一样。在中国，学生帮你写论文，学生替你打工，一年出几十篇文章。评先进的时候报上去也好看。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
记者：以前国内教育界有个说法，“教育产业化”，您怎么看？
丘成桐：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中国大兴高校办企业、办工厂，成功了没有？没有真正成功的，跟学校完全无关，只不过企业利用学校的资源在外面赚钱。
世界上找不出一个国家这样做的。国家投资这么多钱给教育部，是为了做产业还是为了培养人才？我的看法是，培养人才，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目标。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大学体制，能培养出好的人才吗？
丘成桐：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培养不了？！现在名教授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差了很多。
我们哈佛大学的教授一定要跟本科生做接触，否则不能做教授。
北京大学不高兴听我讲“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的文章登在第一流的杂志上，比他们有些院士的文章水平还高”，他们觉得我偏激，可这是事实。美国出名的数学杂志里，中国这十年来能够登在上面的文章加起来也不超过二三十篇。可是我们本科生的文章常常刊登在这些杂志上。
记者：大学的理念里有“教学和科研并重”一说，但中国大学现在往往是重科研，轻教学。
丘成桐：教学是一个学校是否负责的问题，也是一个名教授是否自欺欺人的问题。所有美国名校教授都注意的一个事情是----—既做科研又做教学。国内有名的教授不做教学，只做科研，但是科研比从前做得好吗？反而是比从前做得更糟糕！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从前还教本科生，那时候本科生还不错。这十年来，不教本科，北京大学本科生程度大降。那这些教授的科研有没有做得好一点？绝对没有，去查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就晓得了。
记者：有些国内人士讨论，认为发表的论文数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评选更具有可操作性。
丘成桐：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是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
院士制度 根本可以废除
记者：在中国，从官员变为院士的现象很常见。
丘成桐：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记者：那美国呢？
丘成桐：美国你想做也做不了。
记者：为什么？
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有两三个不见得那么高水平，可是９０％以上都是真有学问，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做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记者：那您认为怎么去打破这种局面？
丘成桐：在我看来，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６０％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
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记者：中国现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时间会用在搞项目、拉关系上，学校支持他们拿钱来评院士，同时也鼓动他们再拿院士的头衔拉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丘成桐：教育部要评大学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而不问学问做得有多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记者：在您看来理想的评审制度是什么样的？
丘成桐：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记者：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而且您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为什么您会用这么直接、不中国的方式来讲话？
丘成桐：我批评过北大，过了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改变，实在是让很多年轻人受了打击，受了苦。我亲眼看到很多青年学者受到他人打击，我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没有用，你让我怎么办？
记者：为什么揭穿皇帝没穿衣服现实的人往往是香港学者、海外学者？
丘成桐：这不是香港学者或海外教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事实，大陆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从真正的科学成就来讲话，在数学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学问？我找不出，所以中国的科技要进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美国科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里，讨论要在亚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国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个。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实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坚持要说能比得上，那些实在没办法。
记者：前几年中国搞大学合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