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38:17
李海文
2009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887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是奉康生、曹轶欧之令。 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 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 另外他有心脏病，门头沟是山区，生活艰苦，没有条件照顾病号。（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 他心生怨气。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揭发、批判校、系领导，张恩慈是积极分子。哲学系有一批左派。1965年1月贯彻23条，彭真、邓小平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撤换了工作队队长，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1966年1月会议才结束，许多坚定的左派被派到农村四清。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 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1964年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受到赏识，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吴传启是造反派的头头，十分活跃。康生与张恩慈一拍即合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批评彭真。同时为5月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4月24日，杭州会议原则通过《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10期）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 这个草稿只有参加会议的人才能看到，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然清楚。5月3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虽然会议是刘少奇主持，但是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这与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到特殊的作用。 这时，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辑57页）。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这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全文7500字）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2009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887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是奉康生、曹轶欧之令。 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 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 另外他有心脏病，门头沟是山区，生活艰苦，没有条件照顾病号。（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 他心生怨气。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揭发、批判校、系领导，张恩慈是积极分子。哲学系有一批左派。1965年1月贯彻23条，彭真、邓小平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撤换了工作队队长，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1966年1月会议才结束，许多坚定的左派被派到农村四清。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 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1964年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受到赏识，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吴传启是造反派的头头，十分活跃。康生与张恩慈一拍即合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批评彭真。同时为5月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4月24日，杭州会议原则通过《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10期）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 这个草稿只有参加会议的人才能看到，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然清楚。5月3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虽然会议是刘少奇主持，但是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这与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到特殊的作用。 这时，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辑57页）。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这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全文7500字）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毛远新的一张大字报
毛远新的一张大字报
毛远新的一张大字报
毛远新的一张大字报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的下落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的下落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汪丁丁：炮打教育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北大聂元梓和宋一秀等1966年5月25日的第一张大字报
北大聂元梓和宋一秀等1966年5月25日的第一张大字报
北大聂元梓和宋一秀等1966年5月25日的第一张大字报1
炮轰银联,我的一张大字报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1966）
一张切中时弊的“五一九”大字报
炮轰教育技术: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张切中时弊的“五一九”大字报
炮轰周小川，我的一张网络大字报
炮轰教育技术--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6-2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从批《海瑞罢官》到《我的一张大字报》
炮轰银联,我的一张大字报- yesitis - 新浪BLOG
炮打铁道部新规，我的一张大字报
铺天盖地大字报与文革时期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