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做常新的跨世纪课题——读《迎接知识经济挑战：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新探》

一个持续研究10多年、已相继出版10多部专著的课题，仍然做到了观点鲜明、新意叠出，这是读完《迎接知识经济挑战：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新探》（陈谟开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新探》）后给人的最强烈感觉。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作者敏锐地抓住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困扰多年、急待回答的现实重大问题，使课题本身具有前沿性和先进性；更在于作者跳出原有的眼界，把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放在更加广阔的历史条件之下来考察，提高了研究的起点，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更加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

对于高等学校来说，要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必然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一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如果追根溯源，“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命题实际上脱胎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加强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一贯是高等学校落实教育方针的具体方式。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高等学校还是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都是国家这一大“工厂”的“生产车间”。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规划高等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生产诸环节并使之协调统一，也直接组织、指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物质生产部门，使它们为践行“改造现代社会”、“提高社会生产”、“造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语)的共同社会目的而密切结合。如今，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肯定不同生产领域和生产者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如何把教育、科研、生产等社会资源从政府“有形的手”交给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来配置，是《新探》作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二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科教兴国”是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指导下，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方略。从高等学校这一层面看，“科教兴国”在逻辑上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上位命题和前提条件。换句话说，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高等学校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措施。这极大地提高了高等学校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赋予了《新探》作者无上光荣的使命与责任：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来丰富“科教兴国”战略的内涵。三是知识经济大潮的来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传播、运用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形态，而高等学校作为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必将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命题尽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等特点，但它本身却深深地镌刻着工业经济的烙印。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农业经济仍占很大比重、正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国度里，推进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还具有前瞻性的特点。认真研读《新探》就会得知，这本书的作者已经深切地感受并领悟到了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其精辟之处也就在于把“知识”这一知识经济的基本生产要素当成了揭示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规律的逻辑原点，而把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过程看成了知识的生产、传播、交换、运用的过程，这使得全书充溢着强烈的时代感。

高起点必然与高眼界相联系。由于《新探》的作者站在了一个宏大的背景之下审视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因而著述中处处体现出理论丰满与体例新颖的特点。关注这一学术领域的人都知道，在“八五”期间，陈谟开教授承担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研究与实践”，其研究成果代表作《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新论》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了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特点、功能、原则、中介、模式、体制、机制、管理等问题。《迎接知识经济挑战：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新探》是陈谟开教授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研究与实验”的代表作。如果把《新论》与《新探》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二者既相互联系，前者为后者奠定了雄厚的研究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入和发展；又相互区别，自成体系。特别是《新探》突出科学技术和科学研究工作在诸要素结合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从而揭示了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关键环节和研究方法，那就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相结合。《新探》共分5篇24章，其中“导论”总括全书的主要观点，一览而知作者的研究出发点和理论视角。第一篇“宏观背景”着重阐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迎接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推进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二篇“理论创新”阐述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的指导意义，并重点论述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规律以及制度、模式创新的有关理论问题。第三篇“分科实践”则立足于统一性和特殊性相一致的原则，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具体阐述了高等文科教育、高等理科教育、高等工程教育、高等农业教育、高等医药教育、高等师范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不同特点和实践经验。第四篇“个案分析”则选择我国开展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几例个案，并把它们总结成为“北大、清华一中关村科技园”模式、“东北大学—东方软件”模式、“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园”模式、“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园区”模式等具体模式，具体分析这此模式的形成过程、运行机制及高等学校所发挥的作用，展现了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模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第五篇“比较研究”则把目光投向国外，认真总结发达国家推进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与教训，并对“斯坦福大学——硅谷”模式、“剑桥大学——科学园”模式、“筑波大学—科学城”模式、“犹他州—科学园”模式等进行了仔细的剖析，有助于拓展人们对于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现象的思路。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丰富的内容做基础，使得《新探》在体例建构方面显得游刃有余、自然天成，结构丰满而不杂乱，体例新颖而不落俗套。

当然，指望通过一本书而解决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一个重大课题的全部问题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在这一领域还存在着许多理论空白，实践中仍有许许多多的制约因素。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还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激励研究者不断去研究和探索，使得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跨世纪课题常做常新。这也许是《新探》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