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右派分子家父俞彪文

缅怀右派分子家父俞彪文

俞梅荪

2008年7月22日是我家父蒙难五十一年的忌日，上午十时，我把弟弟从上海精神病院接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那样的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家父的忌日。他愣住了，自言自语道：“苦命的父亲啊！”

家父俞彪文，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年拒绝去台湾而被中共派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和参与创建新中国的保险总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而成为右派分子而自杀，终年三十一岁。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经批准，携四岁的我和一岁的弟弟，搬回上海江苏路月村，投奔老年丧失独子的奶奶，奶奶是上海黄浦区银行的业务骨干，受家父株连被劝而退休。之后，家母又被叫回北京，到农村劳动，后来长期在北京郊外工厂工作。奶奶把我和弟弟抚养成人。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劳动八年后，到北京顶替退休的母亲，当工人，后来上大学，从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与奶奶相依为命。当时其我四岁、弟弟俞颂荪一岁；因从小受社会歧视，在“文革”中曾自杀，获救后患精神病，至今仍住在精神病医院。

我祖父俞颂华，1919年在上海《学灯》杂志任主编，曾转发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和瞿秋白一起考察苏联十月革命，见过列宁；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并在上海《申报周刊》作连续报道；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携子俞彪文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之会面。俞颂华和俞彪文经常掩护瞿秋白等中共地下党秘密住在家中。

我和弟弟从小被人看成“狗崽子”备受同学和邻居的歧视和凌辱，以致弟弟三次自杀都被抢救，二十一岁时患了精神抑郁症，在上海精神病医院及时治愈。在这三十多年来，每隔五、六年要犯病住院治疗。我俩从小怨恨家父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和屈辱，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五十周年纪念和维权活动，开始重新思考家父的事。我来到我家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保险公司宿舍）1门，鼓起勇气登上四层楼，察看家父跳楼之处；在底层401室的窗前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

 2008年2月，北京《财经》杂志发表北岛先生《三不老胡同1号》文，其中说到：“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

 北岛先生的这段珍贵记叙，印证了留在我脑海深处的那个场景：（7月19日下午将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那天中午（大概是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见烈日下的楼前，家父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后来，母亲带我到（阜外人民医院）病房（似在晚上），看到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家母常在半夜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似持续了一年），这是我童年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多少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母亲考证。对家父的长相等，未能留下任何印象。我五十岁时，家母临终之前半年曾说，当时她要投河自尽，多次徘徊在河边，不忍抛下我和弟弟而未果。

 2008年初以来，我去医院探望弟弟时，开始谈论家父的事，还把北岛文给他看，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我俩一起为家父的惨死而落泪。

 今天，我提议去墓地瞻仰彭文应先生的塑像，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离上海市区四十五公里的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边，进入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草坪树林，亭台楼阁，偌大的公园，只有我俩游客。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们来到彭文应先生塑像，上面刻着1950年周恩来对上海市长陈毅说的“要记住这个朋友”。彭文应，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积极支持中共，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正被通缉的周恩来；1946年以后，领导上海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等；1957年5月，响应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被视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受到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批判，被撤销一切职务，断绝一切生活来源，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和一个儿子去世；1962年初，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该年底，贫病交加，心力交瘁而去世，终年五十八岁；1980年6月，中共中央在对关于右派复查的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五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1989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为彭文应恢复名誉。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三人合葬墓前，其美丽的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彭志平是自杀的，你在二十岁时也三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了大量敌敌畏，被我及时发现，灌水洗胃后立即送医院；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真是万幸啊！

 在弟弟的提议下，我俩深深的三鞠躬，并代表几位托付的师友，向被反右派运动夺去可爱生命的三位英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之后，我俩在墓地里倘佯，这里均为制作精美，造价昂贵的成功人士之墓，其中一些是名人塑像之墓，有几位我俩平日喜爱的作家，不觉肃然起敬，还有剧作家右派分子吴祖光的雕塑纪念像，也有一些极尽奢华的暴发户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比我俩年轻或比我的儿子更年轻，而惋惜不已。弟弟深感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与世无争，宽大为怀。

 两小时后，我俩在亭子里聊天。他说起，1997年我出狱那年底，家母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家父扫墓，她要我俩向家父墓鞠躬，然后仔细擦拭骨灰盒时痛哭流涕。由于我对家父没有感觉，曾多次拒绝家母要我去扫墓，要不是弟弟说起，我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

 亭子周围是小桥流水和鲜花树丛，空旷安静，没有任何人。大嗓门的弟弟高谈阔论，放言无忌，我俩交流各自知道的有关家父的往事和信息。我取出食物请他充饥，却被连连回绝，他有太多的话要诉说了。一个多小时后，经我再三催促，他依依不舍地起身，自言自语道，我到了天堂。我附和道，这里真是天堂啊！

 三时半，我俩来到与公墓一墙之隔的海边，漫步在海堤上，面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杭州湾，我唱起《大海啊母亲》：“……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你的身旁。”不觉流下眼泪。我说起，1997年我冤狱刑满释放，陪家母返回其阔别三十五年的温州老家，这是因我当初被捕而未能成行。之后，在驶向上海的船上，我面向大海，对着母亲，唱起这首歌。到了上海，把因我坐牢受惊吓而发病，住在上海精神病医院达三年多的弟弟接了出来。

 近五时，我俩乘上归途的末班车，路见露天温度计为摄氏35度，却并不感到太热。

  六时半，我把弟弟送回医院，问其有何感想？他喜形于色地说，今天的一日游，是此生最为高兴的一天。又问对家父有何感觉。他说，愿父母在天之灵安息吧。我想，一家四口，今天终于沟通而融合了，在天上人间团聚了。我俩说好，过两周再去那里玩，甚至要在那里住一夜；还说好，以后每年此日都要追思父母。

 分手时，我一阵心酸，忍住了眼泪，未让弟弟觉察到。前几次分手时，我都泪流满面，甚至还抱着他痛哭不止，难舍难分。他却反而每每安慰我。

 我独自出了医院，乘上公交车，再换乘地铁，经由市区返回浦东新区川沙镇临时住地，又回到了闷热污浊，浮躁压抑，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上海滩。我要为弟弟讨回住房，继续努力。

 1997年底，由于奶奶早已去世，弟弟随我到北京与母亲一起生活，其上海的住房闲置，被曾去医院探视过弟弟的小老板朋友借去，他无偿居住一年之后，又以保留我俩永久居住权和照顾弟弟为条件，廉价转让房子的部分使用权。2002年弟弟犯病，回上海住院治疗以来，这位朋友不让我俩回去居住，使我俩陷入困境。

 2008年1月初，弟弟滞留在精神病医院已六年多，深感出院无望而成“无期徒刑”，在绝望中要寻死自杀，被电休克治疗使其昏死过去而丧失记忆。为此，我向这位已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的老板朋友讨要房子，被其断然拒绝，对我从事的反右维权嗤之以鼻。后经律师调查，得知弟弟早已被其迁出，房子已被非法过户，此人又利用离婚，把房子过户给其妻，成了“合法”户主，弟弟却成了有户籍居住地却无住房的黑户。当初落入欺诈合同的陷阱，遭遇上海滩的拆白党，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夺走我家60余年的祖居。如今已成“合法”的既成事实，使维权十分艰难复杂。

 年初以来，我在上海流浪，时而住旅馆，时而住朋友家，时常把弟弟接出来暂住几天，使他的情绪恢复正常。偌大的上海滩，已无我俩安身之地，在五十一周年之际，发现继续被不断侵权，家业已败得精光，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这个光怪陆离，人吃人的上海滩。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至今仍被歧视，被欺辱，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维权无望，处于贫困之中。可见，反右派运动的危害直至今日。

2008年5月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