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做假的形象工程 赔本赚吆喝

　　小岗村部分承包土地抛荒 未公开财务已4年
　　2008年10月22日00:41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的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也注定将把中国的农村改革推向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在这个新的里程，如何在影响农村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更是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结合《决定》，本报多名记者再次深入一线，详细调查各地具有标本意义的农村改革试验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经验、新困惑。就像当年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一样，让我们仍然以小岗村作为本系列报道的起点。
　　“我保证我所说的话是准确的。”严宏昌一脸严肃。
　　诚然，没有人怀疑，这位30年前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上掀开转折性一页的农民——当年的生产队副队长，对小岗村正在进行的土地流转拥有发言权。
　　他捏着香烟的手指在颤抖。
　　“我盼总书记盼了两年了。”严宏昌说，他想跟总书记拉拉家常，拉拉关于小岗村的发展，拉拉小岗村的土地流转情况。
　　但后来，他还是失去了这个机会。
　　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小岗考察工作，按照村里刚开始的想法，当年“大包干”的12个人(共18个人，其中6个已经去世)本来都可以去见总书记，但后来政府和村里只安排了12人中的两个干部和两个代表去，包括严宏昌在内的其他八个人没有过去。
　　“村里好多人都想见见总书记。”严宏昌一脸遗憾。
　　30年来，中央领导每在改革的重要关口，都会来这里考察民情，考察重点也都会是土地方面问题。
　　虽然这次没见到总书记，但总书记的话，在严宏昌们那里得到了共鸣：“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严宏昌们希望，小岗村，这个当年的土地改革的先锋，能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更适合小岗村乃至整个中国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模式来。
　　因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这群改革者，遇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困惑。
　　“不少承包地荒着”
　　90户人家、476人，耕地面积1600亩。这些构成了原小岗村的全部家当。2008年初，在上级的授意下，石马、严岗两村合并到小岗村，人口达到3800多人，土地面积8700多亩，在皖北也算得上一个规模大村。
　　尽管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和广大中西部大部分农村一样，走过温饱线的他们，有着强烈的致富渴望。
　　“小岗村很多在外面打工，我二儿子和妻子都在福州打工。”“大包干”成员严美昌的妻子告诉本报记者。
　　跟严宏昌一样，那天，严美昌也没有被安排去见总书记。
　　他们想对总书记说，希望小岗村在新一轮土地规模经营中，能使得当地老百姓获得更大的收益。
　　村里大面积推广的蘑菇大棚，就让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两年前，三位来自凤阳县城的安徽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在小岗村建立了9个蘑菇大棚，并进而带领当地众多农民投入蘑菇种植，激起了小岗村土地流转的第二次高潮。
　　按照凤阳县维持到现在的政策，2006年，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500元；2007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000元；2008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
　　按照严美昌的说法，地是村里拿钱出租的，地给承包户不用钱，然后每个棚还有补贴。而建大棚等钱不够的话可以有贴息贷款，等卖了蘑菇再还贷款。
　　这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经营方式，但现在，承包人向上级申报的大棚数，和实际经营的并不一致。
　　“申报几个棚，拿到补贴后，到时候实际上只种其中一小部分大棚，这样就可以赚很多钱。”一位村民说，“比如有5个棚，就有25000块的收入，到时候就只做3个棚。”
　　记者在现场的确发现，很多大棚都空着。一位种植户说，因为投入成本高，而且价格受市场影响大，所以后来很多农户就不弄了。而现在，“明知道蘑菇不赚钱，但还干，因为有钱补贴。”
　　严美昌认为，之所以蘑菇大棚说有收益，是因为“他们(指种植户们)在拿到5000元补贴后，减少双胞菇的种植，比如原来是8层架子，现在减少几层，这样减少了投入”。严美昌的侄子也培植了双胞菇，但是也亏本了。
　　而流转用于养猪的土地则更让不少村民有了争议。2007年，上海三农公司在小岗村建立一个养殖基地，送来了100多头母猪，并带动了40多户农民养猪，不过这个养猪厂的占地是以4000元/亩的价格一次性买断20年的使用权，已经不同于当时的以出租为主导的模式了。
　　但“养猪的地，只用了一些地，其它都荒废放在那边几年了(部分用做苗圃)，公司没给钱村里，村里拿钱给村民。”严宏昌说。
　　村民们认为，既然该项目引进的是外地的老板，就应该是承包方支付，而不该是村委会支付，所以他们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结果一年多来，村民反而没得到一分钱租金。
　　原因是承包方没有支付相关土地费用给农民，而即使在仅有的20亩地养猪场，“现在效益不好。”被上述公司任命为养猪场老板的小岗村委书记史学亮说。如今，这个养猪场饲养了300余头猪。
　　“我们找了县委书记，村里承认这样已经做了两年，县委书记则说老百姓的钱肯定要付的，所以一直就是村里付款给村民。”严宏昌说。
　　“这很不好，占用了村里本来可以用在其它地方的钱。”严宏昌说。
　　不仅如此，当年的养猪场的其余土地如今则处于荒废状态，“就在村大路入口处那边，你可以去看下”。严宏昌说。
　　目前，小岗村已经流转出600亩农地，用于种植葡萄、蘑菇，养猪等，但的确存在部分承包地荒着的现象，并没有经营。“太可惜了。”一位村民说。
　　在2006年，小岗村招商引资租地15亩建设的一个农贸市场，门面房全部卖掉，但由于缺乏消费市场，整个农贸市场至今没发展起来。
　　“你可以自己去那边看看情况。”严宏昌手指了指友谊大道尽头方向。
　　而利用整理土地建设的小岗钢构工厂也处于半停工阶段，记者在10月10日看到，当天并没有生产，记者通过当地村民了解到，这个厂最多时估计大概十来个人在生产，不过现在基本处于停产状态。
　　对此，沈浩，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这个被下派到小岗村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安徽省财政厅的官员表示，“由于交通日益便利，会有更多的厂过来小岗投资，未来小岗村工业会发展起来。”
　　严宏昌：村里跟我说没账本
　　“村里公共的房子修了再修，浪费钱。”于是，严宏昌产生了想具体了解村里的财务状况的想法。
　　10月10日上午，记者在豪华的小岗村村委会偌大的办公室看到，很多办公桌上没有摆放任何物品，只有一张桌子上摆放着“公务员考试用书”。
　　“2004年之后小岗村后就没公开过财务。”严美昌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要求他们公开，但一直没有结果。”
　　“后来村里就直接和我说没有账本。”由于现在的村级财政基本都是上级拨款，“原先我们村的会计都不让干了，从外面聘请了会计。”严宏昌说。
　　记者曾试图找过原先担任小岗村的会计，未果。
　　“后来我们给县里面反映，县里面说叫我们找镇里，我找镇党委书记，镇里说镇不是村的法人代表，叫我们找村里。”严宏昌说，“而村里直接和我说没账本。”
　　事实上，按照现行《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有义务必须每年公布一次村财务状况，而小岗村村务公开制度也提出要公布“年度财务计划及各项收入和支出”。
　　10月10日，本报记者在小岗村委公布栏看到，公布栏上公布有计划生育补助等情况，由于不是年关或者年初公布村财务的时候，记者并没有看到相关信息。
　　但记者在小岗村官方网站“小岗村先锋在线”上获得了这样一个数字，“小岗村集体年收入超过80万元”。
　　对此，沈浩回应说，“我们每干一件事情都会在公开栏上公布，只是我来之前，财务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公开。”
　　“我来了之后，建立了严格的财务制度，镇财政所专门给我们派了个专职会计，出纳也是大学生。”沈浩说。
　　“这事关老百姓的民主权利，过几天对我以及以前的村账务的全面的审计结果就会出来。”沈浩表示。
　　“其实大多数村民都支持我们现在的做法，只有少数几个人，生怕自己当年大包干的功劳被抢了。”沈浩补充说。
　　示范项目的空间
　　小岗村部分电话、学校、水塔、自来水、大包干纪念馆等等设施都是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等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捐赠和拨款。
　　“比如电话，当时免了初装费，但当时还是有很多老百姓用不起。”严宏昌回忆。
　　村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钱投到农业上。
　　记者随即问了几个村民是否上过自己村里的网站，村民都表示家里没有电脑，还有一位村民表示他家里到现在还没装电话。
　　而在当地，围绕一些项目是不是形象工程，还有着不同的说法。以前，凤阳县政府为上述三名大学生提供了诱人的条件：每亩6000元补贴和1万元的政府贴息贷款，蘑菇销路由村里的专业合作组织统一安排，并签订合同、订立保护价，有关部门还安排三人之一的王中华等人到日本、美国等地考察现代化农业生产。
　　村民说，这样的待遇不具有代表性，比如本村的村民也承包的大棚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就没有大学生贷款额度大。”一村民说，而由于这两年蘑菇价格不高，让部分农户去年赔了本，所以今年就没有再种。
　　在谈及蘑菇加工厂时，“平时都不加工蘑菇。”严美昌的妻子对本报记者说，而记者10月10日这个工作日下午在蘑菇厂时，当天的确没有见到有生产的迹象。
　　而对于葡萄园，小岗村原村长严德友在去年扩建了120亩葡萄，是因为有政府扶持，每亩补贴1000元，另外还有350元的材料费。
　　而作为葡萄种植户的严付昌和严宏昌则没有任何补贴，严宏昌家里原来种植了10亩葡萄，但是因为没有补贴亏本，后来挖掉了。
　　在采访中，部分村民表示希望能一视同仁，不能只给那几个示范工程补贴，而应该给其它一些种植大户也给予补贴。
　　被村民称之为形象工程的还有当地的二层小洋楼，按照村民提供的说法，当时村里提出每户出4万，村里出2万，建设小洋楼。“当时村里答应每户给2万，但后来有的只给1万，有的给了2万。”
　　尽管村民住进楼房普遍感到开心，但严美昌的妻子告诉本报记者，“几乎每家每户因为建房都欠外债。”这也得到了严宏昌的认同，“房子盖了，腰包瘪了”。
　　“所以很多人出去打工了，大概有80户人家子女在外面打工。”严宏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