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我是1918年暑假的时候，跟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从湖南到北京，一路共20多人。

　　1918年的下半年，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放洋到法国去，蔡和森就是这批走的。勤工俭学告一段落后，毛泽东则留下，在北大工作。我在北大上学，是文科预科的学生。

　　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时，参加了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当时毛泽东通过杨昌济先生的关系，认识了蔡元培、李大钊先生及其他一些教授。在同学中，我这时认识的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一些人。

　　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北大的一些学会工作，如哲学会、进德会、新闻学会等。这些学会在当时来讲，也是空前的。

　　蔡元培很想把北大从旧式学校变成一所新型的学校，所以组织和赞助一些学会的成立。毛泽东参加了这些活动。关于这些活动，当时报纸多有记载。《北大日刊》上还刊登有名单。学会中有进步教师参加，如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度是北大校长办公室的秘书，长期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学会的领导人，在当年，思想都是比较开明、进步的。这些学会中的不少成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或共青团。

　　哲学会的领导人是蔡元培先生自己。蔡先生刚到北大时，还组织了一个进德会，提倡不做官、不纳妾、不赌不嫖，想把北大腐败风气革掉。为了提倡新生活，进步职员李辛白办了一个《新生活周刊》。

　　新闻学会领导人是邵飘萍，又名邵振青，浙江金华人。他是北方新闻界最早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后来成为共产党员。邵因宣传“赤化”，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枪杀了。

　　杨怀中先生参加了哲学会，可以说他也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

　　当时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主办《新青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写了很多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

　　北大原是很落后的，是封建礼教、孔孟思想等等的集中地。这些学会组织起来，对旧北大是一种冲击，是一种革新。

　　不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时，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共青团也没有，但后来的党团员中，有许多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中，我看过一本日文书《昭和八年年鉴》，书上写道，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书附有年表，我认为他的话是有根据的。

　　参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筹备、组织的经过历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由他们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

　　首先从思想上说吧。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东方，引起北京青年和学术、思想界的震动。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经过了一年半时间。这个思想在中国汹涌澎湃，不可抵抗，犹如江河决口，沛然莫御！因此爆发五四运动是不难理解的。

　　从青年界的革命思想转化到革命行动方面，就当时领导五四运动的核心组织的历史事实来说，以前还没有见到可靠的文献记载。我当时是北大预科二年级的学生。五四运动的大学生中心力量不在高年级，他们是应届毕业生，多忙于论文考试和就业问题。所以学生会中坚力量都在一二年级。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还没有正式的全校学生会，但各班、各系、各院都有学生会组织存在，班有班会，系有系学生会，院有院学生会。这些组织虽然不十分严密，但其中文学院、理学院的组织情况比较整齐、坚强一些。除此之外，国立八校如高师、工专、医专、法政、俄文专修科、法文专修科、农科等都有一系列的学生组织。有的带有浓厚的政治性，例如当时的工读互助团、曦园，还有同乡会、辅社等。有些同乡会在政治活动中是很有力量的。这些组织以北大为中心，在议论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各种活动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起初虽然人数并不很多，但具有代表性，他们具有组织力量，可以发动各校的运动。他们中间各省的人都有，也有少数民族和女同学，分属于国立八校，起初十余人，后增加到二三十人。他们形成一个小组。小组主要成员为：纵宇(罗章龙)、弥耕(李梅羹)、无坚、赓甫(易克嶷)、海潮(罗汉)、互孙(匡互生)、隐沧(张隐沧)、树荣(张树荣)、德荣(陈德荣)、天放(宋天放)、雨溟(吴汝铭)、澄宇(刘澄宇)、百英(缪伯英，女)等。但没有正式的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小组的人常常碰头议论些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平时则分散到各校学生会各团体中活动，有事就集中，推定临时负责人纵宇、赓甫、海潮等研究方略。

　　青岛事件发生，巴黎噩耗传来，广大学生群众非常愤慨。小组成员曾集中在高师讨论这个问题。议论一番后，大家认为静等政府制裁卖国贼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裁。于是，当场就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一致认为，一般的搞搞游行，想达到政府罢免曹、章、陆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采取暴力的行动，制裁卖国贼，才能达到收回胶济铁路的目的。为了有效地推动运动，我们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推定了负责人互孙、海潮、纵宇等具体部署工作。这个小组成员以国立八校为主。小组行动方案决定后，个个奋勇当先，斗志昂扬。

　　经小组研究，确定天放、雨溟等人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赓甫、澄宇等人则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面貌。为了认识曹、陆、章等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北京有个廊房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的一些官员为了显耀自己，将各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我们就到照相馆去对认。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到了5月1、2日，最先是北京大学内部从下而上地进行了动员，学生组织主要掌握在中年级学生手里。我们就从班到系，从系到院一层层地推上去。决定在天安门召开大会，联络八校共同行动。行动小组在大会举行前一天安排了几个工作：第一，控制主席台，掌握大会方向，派一个组员去掌握喇叭筒。第二，控制几个大学前排带队掌旗的，我们派人到队列的前排打旗(过去游行是由校警掌旗的，这次由我们自行掌旗)。第三，组织交通队和口号队，口号队分为国语和英语的，标语、传单也分中西两种文字，目的是让外国人也懂得大会的意义。第四，预防可能发生冲突时的救护准备。

　　五四那天，在天安门开大会时，我们果真掌握了主席团，当时赓甫等是主席团成员，拿到了传声筒，大会记录等等都掌握在手了。

　　我们在大会进行了宣传鼓动以后，群情激奋，接着就宣布出发游行。游行开始时没有公布详细路线，按过去的习惯，游行是在东西长安街、东单、西单、前门一带。这次游行群众跟随校旗浩浩荡荡呼口号前进，出发时有人提议到使馆界去。除了小组外，谁也不知道这次游行主要去打赵家楼。队伍最终带到东城猪市北边的一个较大的胡同(赵家楼就在这里)。领队的人见胡同里外已有了军警的队伍，铁门紧闭，没法打开。我们临时决定走后门进去，但经研究又觉不行，怕调动中让队伍走散了，最后决定派几个人搭人梯从事先探明的窗子里爬进去。我们陆续爬进去一二十人。其中有互孙、纵宇、海潮、无坚等，进去时见院子里有一排军警，都上了刺刀。此时门外一片喊口号声，有的用砖头砸门，其势甚为汹涌。警察没有得到上面的命令不敢擅自开枪。我们进去的人有的给警察作解释，宣传爱国反日，尽量地把我们的行动说得温和些，乘其不备，其余的人将大铁门打开了，人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当时曹汝霖不在，有同学首先发现了章宗祥，一涌而上，痛打了一顿。我们事先已约定，不要打死人，因为打死了人就不好办了；不准侵犯妇女；不准乘机抢掠财物，这些群众都自觉做到了。章宗祥被打时，有一个日本人扑在章的身上连声喊叫：“不要打了。”还有一个时髦年轻的女子吓得了不得，大家叫她离开，护送她到另外一个地方暂避。后来有的同学首先将屋子里一些易燃物和挂画都扯下，集中起来点火烧了。火一起，外面的军警就包围进来了。小组决定开始撤退，有些负责掩护的同学被捕了，大部分是核心小组的人(赓甫、雨溟等)。

　　这次行动在社会上立即产生了效果，卖国贼的气焰低落下去了，政府也着了慌。徐世昌害怕自己的总统做不成，赶紧出来调解。我们运动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第二次大批抓去的人全部都关在北大第三院，号称文治派的徐世昌不主张杀人，关的人随后也都陆续释放了。段祺瑞的一个参谋长徐树铮则主张镇压学生运动，他要将炮架在景山上对准北大，扬言要将北大轰平。后来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六三运动，北洋军阀政府才软化了。

　　这次行动的效果，一是卖国政府公开声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二是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值得一提的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所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也到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

　　我们小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北方小组成员、青年团的基干。这次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革命的演习，也是很好的锻炼。对革命思想与实践都有所提高。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我记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发起的那19个成员，大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是运动中的中坚分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组织有一个过程，在1921年11月7日才公开。这19个人都是北大的学生，我把他们的情况简单地讲一下：

　　高崇焕：直隶人，北大法学院法律系学生；王有德：云南人，德文班学生；邓中夏：湖南人，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吴汝明：湖南人，法学院学生，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师；罗章龙：文学院本科一年级学生；黄绍谷：湖南人，文学院学生；王复生：云南人，法文班学生；黄日葵：广西人，中文系学生；李骏：湖北人，英文系学生；杨人杞：湖南人，文学院学生；李梅羹：湖南浏阳人，德文班学生；吴溶沧：浙江人，中文班学生；刘仁静：物理系学生；范鸿劼：湖北人，英文系学生；宋天放：文学院学生；高尚德：山西人，英文系学生；何孟雄：湖南人；朱务善：法学院学生；范齐韩：法学院学生。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0年3月开始酝酿组成。有一次，上述19个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了一个会。大家谈来谈去，不少人想把组织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认为若公开，问题还很多。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在北大校刊上登一个启事，把牌子打出去。启事是我写的，写好了以后，由我和另一个同志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启事刊登在《北大日刊》上。我向蔡元培宣传一番我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道理。蔡看了一下启事和名单，沉默了一会，最后同意登了。为了公开招收会员，启事上登有联系通讯处，第一院是王有德，西斋是我。

　　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周围的师爷们很有谋略，很能办事，但很顽固、保守。我们找蔡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件事，就没让他的师爷们知道。等到《北大日刊》将启事登出来以后，这些师爷们对蔡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以后，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想在北大会议厅开一个成立会，因蔡上次已经批准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并在《北大日刊》上登了启事，所以这次他不能翻悔，答应我们在北大会议室开成立大会。同时，蔡还应我们的邀请，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开完成立会后，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这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正式成立了。成立以后，我们要活动，没有地方，于是又去找蔡要房子，他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馆。办这些事并不是很顺利的，因为蔡元培左右的人反对我们，公开同我们作对，不肯拨房子给我们，认为这样做，学校会不太平。而蔡元培先生则对他们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所以，从这件事情上讲，蔡元培先生当时确实很有勇气。

　　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图书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我们的图书上都盖有“亢慕义斋”戳记(现在北大还保存有亢慕义斋戳记的图书)。研究会成立后，我们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书籍。

　　研究会的活动时间是比较长的。第一次开会时，我们的会员只有四五十人，后又大量征求会员，北京国立八校和北京以外的，也可以通信加入，还征求了工厂方面的同志参加。我记得第一次统计时，有会员118人。那时我们还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其中工人就有23人，即：李宝成(津浦路工人)、梁鹏万(京奉路工人)、邓培(京奉路工人)、史文彬(京汉路工人)、张太清(京绥路工人)、姚佑唐(津浦路工人)、王壁(徐州铁路工人)、许鸿儒(津浦路工人)、葛树贵(长辛店工人)、王荷波(浦镇工人)、沈干城(沪杭路工人)、孙云鹏(正太路工人)、孙津川(沪宁路工人)、李青山(胶济路工人)等；主要是长辛店、唐山、石家庄、郑州等大厂的工人。第二次又扩大到二三百人。这个会开始是我负责，后来我离开北京，就交给北方区委了。这个会活动时间达七八年之久。在现存文件中，有初期成立时的文件，其中也有反映该会派人到唐山去组织工会，援助唐山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的情况。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搞工会需要人，就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找人。这个研究会为革命输送了百把人，培养了一批干部。另外，翻译了一二十本书，有的出版，有的没有出版。如《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译出来的，有油印本。那时，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出的书，有康慕尼斯特丛书、列宁丛书、马克思全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设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与法文三组。我们这个组有七八个人是学习德文的，我们曾译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1920年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子了。我记得《共产党宣言》很难翻，译出的文字不易传神，所以进度很慢。如《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就议论说，“幽灵”这两个字不太好，但又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不能解决。有个同志说，直译，然后把意思作一个说明。在那时，我们认为“幽灵”是一个贬义词，在德文中“幽灵”这个词的原意是“鬼怪”，“徘徊”也认为不好，没有指出方向。所以后来加说明，“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像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这样的说明，大约有七八处之多。

　　研究会一面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组织会员搞翻译，同时还组织讲演活动。李大钊常常参加讲演活动。李大钊还编了一本油印讲义《唯物史观》。马克思研究会成立以后，他就开始讲。他的英文、日文都很好，能用日语讲话，能看英文书，他作了多次讲演，如《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等。他还号召我们翻译《资本论》。我们大家觉得很难，啃不动，我们请德文老师帮着讲。德文老师也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但我们还是坚持啃下去，曾译了《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们当时是硬啃，实在不懂的地方，就把困难绕过去。后来我们把《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了一个教经济学的老师，名叫陈启修。他说日本人译的《资本论》，有些地方译得不是很合适，再从日本文译成汉文，更走神了。那时我们要结束这项工作，就由这位老师参照我们的本子，直接从德文译了出来，当时也印出来了，但不流行，这个本子在王亚南本子之前。

　　蔡元培先前留学德国，是学习美学教育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学习美学教育的。他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个偶像。如果一个人崇拜偶像(宗教)，那这个人的思想就受到阻塞。他说，提倡美育，翻阅古代的书画雕塑，人们的思想就会超脱，所以用不着宗教，如耶稣教就用不着。所以蔡是积极主张反宗教的。他找我们给他做帮手，帮他记录，整理讲美学的稿子。他说我们记录得好，能表达意思。蔡对反宗教运动的意义谈得很深奥，而我们反宗教，政治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合作得很好。

　　我们成立非宗教同盟时，请蔡元培参加，他同意了。我们出了一本《非宗教论》丛书，写文章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共写了31篇文章。这样就出了一部内容充实的批判宗教的文集。正当准备出此书时，萧子昇从法国回来了，向我说愿参加我们的非宗教同盟，他还找了李石曾、汪精卫一块儿来参加。这本论文集出来了，它是反映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重要革命文献。

　　后来，我们又组织了反基督教同盟，这个同盟参加的人，除北京大学外，还包括清华大学的。梁启超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他给我们扣帽子，说：“宗教信仰有自由。”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有讲座，和我们作对。北大、清华中有不少人赞成、同情反基督教同盟。后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织了共产党支部。

　　后来又组织了民权运动大同盟，是邓中夏参加组织的，学生有几百人，工人也不少。民权运动大同盟主要负责人有邓飞黄、郭春涛、李国暄等30人。除了上述活动外，我们还组织了工人运动。那时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发现工人中天主教的思想很盛行，我们就组织工会，吸收反宗教的工人参加我们的工会。再一个就是搞平民教育，张国焘也参加了这一活动。

　　再一个，我们还组织了妇女协会，是与党团组织同时并列的。开放吸收女学生最早的是北京大学，女学生先来校旁听，北大采取默认态度。1920年左右各学校才先后正式招收女生。缪伯英是共产党员，妇女组织是她主持的。

　　(1978年9月)

　　注解：

　　⑴　1978年秋，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就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邀请罗章龙教授座谈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本文即是经本人审阅过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座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