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在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唐朝、宋朝，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也就是明朝（1368－1644年）的后期和清朝（1644-1911年）的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中国落后了。　　

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生命。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单靠剥削本国人民是不够了，于是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到十九世纪，拉美、非洲、亚洲的大片土地已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英国开始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中国。　　

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十九世纪上半叶，主要是英国）的产品很难在中国打开市场，但鸦片这种特殊的商品让英国从中国获取了丰厚利润。可是，在鸦片贸易中，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给国内经济造成一定混乱，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禁烟”由此开始。而鸦片贩子是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的，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也早就想打开中国的国门，将中国吸纳进它的市场体系，于是鸦片战争开始了。　　

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将中国变成可以自由进入的市场。　　

从此以后，清政府的反人民性暴露无遗；北洋军阀的反人民性暴露无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反人民性暴露无遗。其反人民性集中地表现在卖国上。　　

中国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以皇帝为首的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阶级控制着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广大农民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被压迫的地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　　

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对农民抱有关心、同情的态度。这一点在历史和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决不会让农民分享他们的经济、政治权力。因此，他们对于安心于受剥削的农民会表示同情，但对不堪剥削和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农民则视若仇雠。所以，明朝的大臣官僚宁愿降清，帮助清朝消灭李自成而不愿协助李自成抗清从而保持民族的独立，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宁可亡国，做异族的家犬也不会让农民骑到他们的头上。　　

清朝到了光绪年间，已过了这个封建王朝的兴盛期。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已到了尖锐的程度。如果说一个封建王朝在其兴盛期，还能够获得民心的话，此时的清王朝已失去民心。政治腐败的表现之一，就是在鸦片战争前，大批官僚从非法的鸦片贸易中获利不菲，与鸦片贩子勾结起来侵害人民和国家；并且官僚中吸食鸦片者为数不少。军事上，绿营兵一般地既无训练，又无纪律，战斗力极弱，行军处反而是老百姓横遭骚扰。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将军和督抚们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来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事实上，英国军队当时在武器方面虽然处于优势，但战争开始时，其兵力仅有五千多。战争后期，其兵力除炮兵外，也不过一万余人；并且还抽出了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时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其用少数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身就是一种海盗式的冒险行动。所以，他们在进攻中国时，只能在漫长的海岸线上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所以，英军到了大沽口，没有登陆深入，而是撤回广东；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他们进入长江，不敢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立即退出了长江。这就是海盗式的作战方式。他们不敢把战线拉长，更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　　

说明这一点，只是为了驳斥“唯武器论”，——好像清朝的战败只是因为中国在军事科技上落后了。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与异族之间的民族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当一个王朝处于稳定期，政治比较清明、阶级矛盾比较缓和时，总是能够以较小的牺牲来解决民族矛盾。而在王朝走上衰落，阶级矛盾尖锐时，民族战争总会给这个王朝以重创，甚至于灭亡。宋朝被蒙古人灭亡，明朝被满清灭亡，难道不是明证吗？而在汉、唐的稳定期，不管是依靠武力，还是和亲等政治手段，汉政权总能与异族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更可以说明问题的是：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的船只到达广东沿海。在1517年，葡萄牙人武装了八条船闯入珠江口，开炮示威。1918年，以西门·安得洛德为首的葡萄牙人在珠江口建筑碉堡，作为侵略的据点。面对这种侵犯，明朝政府决定驱逐他们，在1521年，将这帮强盗赶跑了。后来，葡萄牙人又到福建、浙江沿海进行同样的海盗活动。嘉靖二十五年，也就是1546年，明朝官军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实行了对这些海盗的一次讨伐，据记载，葡萄牙人死于此次战争的有五百多人。到1548年，葡萄牙人在浙江的据点双屿港被彻底清除。但葡萄牙人并没有离开，获取利润的贪婪心促使他们仍然在中国冒险。在1561年，他们却在澳门获得了居留地，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他们对明朝官员使用了行贿的办法，是因为某些官员的腐败。单靠武器，他们是不能战胜中国的。即使在清朝，面对异族入侵也不全是节节退让，康熙对沙皇俄国的入侵就保持着强硬态度；嘉庆十年，也就是1805年，俄国的远航船队想在澳门进行贸易，也被中国政府拒绝。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军事上，是因为军队腐败到极点，战斗力不强；行军过程中又纵兵扰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外国侵略者却有汉奸领路，对地形的熟悉程度上反而超过了清军。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统治者缺乏抗战的决心。如果战争能够一举获胜，当然是好；如果遇到挫折，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设想长久的抗战。　　

因此，从根本上来看，清政府的失败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决定的。这种矛盾决定了它害怕人民力量的兴起，而为了防止这一点，他们宁愿对侵略者作出妥协。正如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鑑向皇帝的报告中所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地主阶级所说的“异谋”，就是指改朝换代而言。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外国侵略者并不是要推翻他们的统治。而如果他们和侵略者长期作战，由于他们早已失去民心，他们就害怕人民趁机造反。这样，他们的统治就会极其危险。因此，他们宁愿满足侵略者的愿望，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统治的暂时安稳。即反动头子慈禧所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这就充分表现了清朝政府的反人民性。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暂时维持住了他们的统治，但广大人民的负担却大大增加了，受到的剥削更加严重了。到1851年，广大人民终于没有活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暴发了。对待农民起义，清政府却不遗余力地镇压，和其对待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态度截然不同。由此看来，清政府的统治者看重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　　

历史发展到1911年，腐朽透顶的清政府终于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但接替它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当时的中国，国家富强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赶走外国侵略者。而要赶走外国侵略者，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但北洋军阀又是怎样的一个政府呢？首先，它本身就与帝国主义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它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少数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试想，这样的政府会发动土地革命，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穷苦农民吗？而除了土地革命，中国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发动人民的力量的。所以，虽然政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北洋军阀和清政府一样是“反人民”的。只要没有把外国侵略者赶走，中国的民族经济就不可能获得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就会永远掌握在侵略者的手中。北洋军阀没有力量把帝国主义赶走，又无法依靠人民群众积聚力量，所以，它只有和清政府一样与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压迫中国人民。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政权是代表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四大家族与帝国主义国家勾结起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而也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国民党有力量将外国势力赶走吗？它的阶级性决定了它是不能和人民休戚与共的，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有力量将外国势力赶走。中国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只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经济不可能获得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不可能得到改变。　　

或许有人会说，英国统治着香港，香港的经济不是发展很快吗？还成了亚洲的一个金融中心。或许中国让美国统治若干年（蒋介石最终是倒在美国的怀抱里了），会有好处也说不定。这种事情，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香港的情况用到中国其它地方不一定就适用，甚至科学地分析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度也被英国统治了多年，印度的状况怎样呢？拉美、非洲多少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国家的状况又怎样呢？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想以殖民地的方式获得发展，这不能不说是糊涂透顶，或者说这种话的人是别有用心，——汉奸言论。　　

而当时唯一能够将外国势力赶走，使得中华民族获得独立的，只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二、国民党政府的状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专门来谈谈国民党政府的反人民性，以及它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　　

1912年，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改组成为国民党。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将国民党改组成为统一战线组织，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决定实施北伐。而1926年，在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分子的支持下，蒋介石通过发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篡夺了党权、军权和政权，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统一战线组织被国民党右派控制。1927年，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到达南昌时，已经开始向帝国主义者进行拍卖民族利益的政治交易。他经过黄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来往；经过宋子文、虞洽卿等人与英、美帝国主义者来往；经过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等人与法帝国主义者来往。蒋介石到上海后，就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密切结合，并要求帝国主义者帮助他的反革命政变。他奴颜婢膝地向帝国主义者起誓：“国民革命军是列强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　1927年8月31日　《北伐捷报》）　　

帝国主义者对这个篡夺了革命大权并且已经显示出善于玩弄反革命阴谋手段的新代理人，表示愿以全力支持。三月下旬，帝国主义者答应驻扎在上海的两万多外国侵略军，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和屠杀上海工人群众；同时又会同上海大资产阶级送给蒋介石一千五百万元，作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的经费，并答应在政变以后，将给蒋介石三千万元作为建立南京反革命政权的资本。正是由于有了帝国主义者做后台老板，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群众。之后，又继续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等地进行同样的反革命活动。同时广东的反动派也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作霖在北方也开始了大屠杀，李大钊就是此时死在张作霖的绞刑架下的。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的许克祥在豪绅地主阶级的支持下，也叛变革命。六月六日，江西发生反动军阀朱培德的叛变。国民军领袖冯玉祥先于六月十日和武汉政府的汪精卫等在郑州召开会议，后于六月十九日与南京反革命政府的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在此次会议上达成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反动协议。汪精卫于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此前已被迫离开武汉出国），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这样，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了。　　

在帝国主义、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国民党作为新工具，代替北洋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革命的军事专政——新军阀统治。　　

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当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依然是各帝国主义国家，每一派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新军阀的统治正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因而也必然实行对外投降的政策。新军阀内部派系林立，以美、英、日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市场的争夺，反映到了各派新军阀之间频繁的战争上。比如，一九二七年十月到次年一月有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一九二八年二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北上攻打张作霖。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０年的三年间，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六、七次，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者大量的援助和上海江浙财阀的支持，蒋介石在这些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表面上统一了全国。实际上，两广、四川、西北和东北各地方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分裂割据，并不断地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开对立以至发生战争。帝国主义就这样一面扶植国民党中央政权，作为镇压革命和榨取中国人民膏血的总工具；一面又采用分裂剥削政策，在各地扶植地方军阀和这个中央政权相对立，制造中国的分裂和内战，以便分而治之，控制中国。　　

不论是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军阀，他们一方面需要帝国主义者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支持，一方面他们又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不可能把人民的利益当作执政的目的。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就注定了这种政府不仅没有力量将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反而会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国民党政府忠实地为帝国主义效劳，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有了显著的扩张。仅在对华投资方面，从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二亿五百七十万美元，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增加到三十四亿八千七百六十万美元。其中英国投资增加近百分之六十，美国投资增加了近二倍，而日本的投资增加了四倍半。由此可见，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日益加深了殖民地化的程度。　　

由于帝国主义加强了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无论是工厂数或资本额都日趋缩小。比如，一九二八年注册的工厂有二百五十家，到一九三一年只有一百一十三家。　　

同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对农民的剥削也愈来愈重，各种苛捐杂税也越来越多。　　

以上谈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建立初期表现出来的反人民性。下面再谈国民党在对日战争中的表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东北。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不到五天，日军几乎全部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辽宁、吉林失陷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东北事件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在这种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下，十一月，日军占领黑龙江，一九三二年一月又占领锦州，蒋介石命令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入地退入关内。不过三个月，东北成为日本殖民地。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复信日本政府，说“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业经令行主管局将该会取消。……至于其它各抗日团体，并予以取消”。事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曾命令驻防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但是命令下迟了，日军已开始进攻。十九路军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国民党政府却逮捕和解散义勇军，不能十九路军一兵一物的支援。国民党在上海的海军司令甚至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二月开始向热河侵犯。国民党军队自动放弃热河，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然后向长城各口进攻，企图一鼓而下华北。蒋介石下令禁止超过日军兵力十倍的防守军队进行抵抗，公开宣称：“要以专心一致剿匪，侈言抗日，那就是投机取巧。”三月六日，蒋介石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命令，并派其党羽解散关外的抗日义勇军，大量捕杀北平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青年。五月十二日，日军占领通州，包围北平、天津，华北危急。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由日本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热河，承认冀东为日军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并使华北置于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至此，国民党断送中国领土四省之多。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一个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这是一种发动新进攻的舆论准备。而国民党对这一野蛮声明，做出的是这种反应：赶紧声明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拒日本之任何举动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把日本帝国主义称为“朋友”。为了表示和日本亲善，六月一日起和伪“满洲国”正式通车、通邮，十二日订立海关协定，在山海关及长城各口设立中国与伪“满洲国”的关卡。这样，国民党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发表讲话，向日本表示要“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十四日再度发表谈话，说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但日本仍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关外调集大批军队入关，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完全屈服，于六月四日与日本订立《何梅协定》，断送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主权。十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敦睦邻邦命令》，说“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兹特重申禁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但日本对此并不满足，之后又积极策动亲日派汉奸们在华北公然发动所谓的“五省自治运动”。同时又支持内蒙的民族败类组织伪“内蒙自治军政府”。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在十二月初指派宋哲元及老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六人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一九三六年春天成立，成为一个半傀儡政权。此时，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　　

国民党对日军步步退让，那么其军事力量又有何用呢？那就是对付抗日军民，对付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上面，它和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北洋军阀是一脉相承的。清政府对外国侵略妥协退让，而对人民起义则全力镇压（被反动统治者大力吹捧的曾国藩曾剃头，他对外国侵略者动了一枪一炮吗？面对起义农民却赢得了曾剃头的美名）；蒋介石政府对外国侵略，同样是妥协退让，但对人民的力量却绝不手软。　　

一九三０年年底到一九三一年一月，蒋介石集合七个师十万兵力，对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人，进行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又向美国借了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借款作军费，调集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七年，以芦沟桥事变为开端，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国民党的对日态度。　　

蒋介石在七月十七日的庐山讲话中说，“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由以上两段话可以看出，蒋介石为自己的不抵抗政策寻找的借口是中国是“弱国”，相对而言日本则是强国，所以我们要退让。在日本的疯狂侵略下，我们不应该抵抗，而应该在“和平”中发展自己，使我们强大起来。但这里蒋介石应该说清楚，到底到什么时候，中国在各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而不是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能强大起来，才能超过日本。因为照他的逻辑，只要中国没有日本强，在日本的侵犯面前就只有妥协退让，永远不应该去和日本人作战。我们不能不说，蒋介石忽视了人民的力量，他也不敢发动人民的力量，原因和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一样。　　

“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来，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依然是希望“和平”的。对日本他心怀畏惧，所以这番话中充满乞求语气。不过可笑的是，还说什么“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难道东北都丢失了，国土还是完整的吗？　　

事实上，直至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芦苇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就和日本外交官在东京进行谈判，并且让宋哲元和日本驻华北司令官在天津谈判。华北日军对宋哲元提的条件是：冀察当局向日军道歉，撤退二十九军，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等。宋哲元接受了这样的条件，并于七月十八日到北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向日军司令官香月表示歉意。南京国民党中央认为上述解决办法，与“既定方针，尚无重大出入，为贯彻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对”。可是此时的日本是抱着灭亡中国的目的发动战争的，所以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这就严重威胁到了四大家族在东南的利益，直到这时，蒋介石才被迫实行抗战。但是，在十二月南京陷落之前，蒋介石政府仍继续和日军进行了多次的妥协退让的谈判。其中一次人所共知的谈判的牵线人是德国的驻华大使陶德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所拟六项停战条件：（１）承认伪满、内蒙独立；（２）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驻兵区域；（３）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４）中日经济合作；（５）中日共同防共；（６）根绝反日运动。（见甘介候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蒋介石即与国民党将领开会商量，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当场表示可以接受日方提出的丧权辱国的停战条件。与阎锡山电商，阎也表示赞同。蒋介石遂表示：（１）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２）华北政权要保存。（见《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但是蒋、日的秘密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是人民的力量阻止了蒋介石接受停战条件。对这件事，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说：“遵照训令，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的衷心感谢。……他又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条件，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末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１９１８－１９４５，第４集，第１卷，施子瑜译，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３卷）　　

到了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日本人不得不把主要的兵力投入维持占领区的安定上。这时，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由军事进攻为主变为政治诱降为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大资产阶级本来就是被迫抗战、坚决反共的，这时，英美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对国民党进行劝降。于是，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就声明：“抗战到底”的所谓“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是说，只要日本保存四大家族和美、英帝国主义在华中华南的利益和统治，蒋介石就可以正式向日本人妥协投降，不单做英美在中国的买办，还可以做日本在中国的买办。九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还发表谈话，宣称“中国自开战以来，从未拒绝和平”，并表示可由美国从中调停。　　

以上是就蒋介石集团来谈国民党对日的态度。而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集团则是彻底的投降派，在抗日战争中这个伪政权是与人民为敌的。它组织伪军，一方面欺压沦陷区人民，一方面协助日本人反共。即使在蒋介石的部队中，也有投降日本的。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军柴恩波部进攻八路军失败，柴率部投敌，被日军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当时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竟把柴恩波的叛变行为称作“施行曲线救国”。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在曲线救国名义下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十五万，占伪军八十万人的百分之六十二，其中有国民党的二十个中央委员和五十八个高级将领。　　

下面，来谈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　　

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失守，为战略防御阶段；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为战略相持阶段；从一九四四年一月，解放区的局部反攻开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战争刚开始，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作战还是勇敢的。但是由于不愿意发动民众，实行单纯依靠军队的片面抗战，军力上和日本又有差距，战场形势很不理想，以至节节失利。华北方面，芦沟桥事变后一个月时间，国民党军队丢失了北平和天津。接着，日军兵分四路进攻华北，国民党除了在八路军的主动配合下，在忻口组织了一次会战之外（十月中旬），其它战线上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就在山东打到了枣庄，在河南打到了归德，在山西打到了风陵渡，又占了绥远大片土地，整个华北差不多全部陷落。华中方面，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在各届爱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坚持了三个月，十一月十一日失陷。随后日军分四路进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这时国民党当局抗战信心动摇，军事指挥紊乱，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即失陷。之后，日军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北上，与从华北南下的日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路。三八年三月，徐州会战打响。由于日军轻进，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以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也鼓舞了全国人民。但是，就整个战局而言，国民党军队由于实行片面抗战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局面上仍是被动挨打，损失很大。在五月十九日不得不放弃徐州，向豫东、皖北撤退。日军又在长江南北兵分两路进攻武汉，国民党军队步步后退，十月二十五日武汉被占领。在这之前，十月二十一日，广州也被日军占领。从此，江苏、安徽、河南、广东和湖北等省的大部分土地和江西的一部分土地都丧失了。　　

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一直退到四川。　　

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敌后挺进，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华中、华北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人民力量也得到了发展壮大，使敌占区受到严重威胁，拖住了日军的前进。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将其主力转向解放区战场。这样，抗战的相持阶段就到来了，抗日的主战场也从正面战场转到了解放区战场。　　

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而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对敌后解放区的“扫荡”。这时，国民党战场上大多时间处于一种特殊的休战状态：日本方面不举行进攻，国民党方面也不组织反攻。一九三九年宜昌、湖北确也有战事，一九四０年在豫鄂边和鄂西也发生了战争，但对日军而言，这只是为了巩固武汉、广州、南京等战略要点，并没有进一步的目标。国民党军队在这些战役中，也没有抗战决心，而只是消极应付。比如，三九年冬，在国民党所谓的“冬季反攻”中，第三战区的顾祝同部以十三个半师的兵力进攻一个半师的敌人，敌人散布在长江南岸五百里宽的地区分守据点，每个据点里不过一连人。但奉命“反攻”的师长为了保存实力只派出一个团，团长只派出一个营，营长只派出一个连。这样，十三个师的兵力只当作十三个连来用，以至整个冬季第三战区未能夺取敌人一个据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甚至日军也觉察出来了。一九四一年敌陆相东条对议院作关于一九四０年的军事总结报告时就说“昭和十五年度，敌军（指国民党军队）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事实上，自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战场已降到次要地位，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战场。另外，日本人为了迫使蒋介石投降，除了政治引诱之外，还辅以军事进攻，在这些进攻中国民党军队表现如何呢？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军队溃败于晋南中条山，一九四二年溃败于浙赣间，一九四三年溃败于山东。并且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就是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大批投降的。投降之后，他们就配合日军进攻共产党军队。也正因为这样，这种投降有些竟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一九四四年，日军为了打通从北平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使中国大陆的日军和孤悬南洋的日军联结起来，就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豫湘桂地区的新进攻。此时的国民党又表现如何呢？三月，日军首先向河南国民党军队进攻，日军不过五六万的兵力，汤恩伯、胡宗南等指挥的四十万军队却不战而溃。五月下旬，日军以十万兵力对湘北进攻，国民党军队比日军多三倍，也是一触即溃。六月十七日，日军对长沙发动总攻，十九日国民党军弃城而逃。八月七日，日军占领衡阳，国民党守城军长投降。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宁国民党守军逃跑，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南宁。至此，日军就完成了打通大地交通线战略行动。日军为了巩固战线侧翼，又用少数兵力沿黔桂公路北上，进犯贵州，这时的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几十万溃兵狼狈逃窜。日军仅三千多人，到十二月二日，一直打到贵州独山。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在几个月时间里，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丢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座，损失兵员五六十万人，使六千多万同胞陷于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下。这一战，最清晰地显示了国民党在侵略者面前的腐败无能，最清晰地显示了国民党军队对抗战的态度，也清晰地显示出这个政府是否把人民的生命放在心上。　　

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一是由于片面抗战的政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知道去发动广大人民参与抗战，怎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二是其战略战术的错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是采取积极的防御，而是采取消极的防御，即单纯防御；不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就是积极主动的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结果），而是分散兵力打阵地战；不是有计划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是单纯保守城市和地方。另外，也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纪律松弛、指挥的不协调有关。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决心不够坚定。一直到四四年，蒋介石还想与日本人妥协，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的将士怎么会有抗战决心呢？在《东史郎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是东史郎所在的一小股部队向南京挺进时，看到大约七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俘虏在田间坐着。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　　

“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　　

“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                                                                               　　

“我似乎怎么也无法相信这就是敌兵。”　　

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决心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国民党军队不会全部如此，但从整个战争来看，这样的军队数量不在少数。　　

蒋介石在正面战场上消极抗战，而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开始积极反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０年三月达到高潮，即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集团对共产党的进攻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晋冀鲁豫地区。十二月，蒋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嫡系军队胡宗南部，向解放区进攻，侵占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在山西，一九三九年十、十一月间，阎锡山派人和驻在临汾的日军谈判，请求其配合进攻山西的抗日决死队，并于十二月对决死队发动进攻。后，抗日决死队转移到晋西北和太岳区，正式编入八路军。在晋冀鲁豫，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劝告国民党说：“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实在已经无路可退，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八路军一个师抵抗了十万日军，十余万伪军，并非怕你，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但国民党军队仍然肆无忌惮地向八路军进攻。　　

一九四０年十月，蒋介石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是这次反共高潮的顶点。依据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一九四一年一月，驻皖南泾县的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等九千余人向苏南转移，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激战八昼夜，终因仓促应战，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渡江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月十三日，军长叶挺冒死与国民党军谈判停战，竟被扣押。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试图再次对解放区发动进攻，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撤退对付日军的河防主力六个师，向西调动，准备“闪击延安”。七月七日，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关中分区。共产党对此展开了讲究策略的反击，从而阻止了蒋介石的进一步进攻。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官僚资本加速膨胀，和外国势力勾结起来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四川全省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九的地主手里。中国民族工业虽然在抗战初期适应战争需要和大量人口内迁对于工业品的需要，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依赖外国的政策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扼杀，陷于萧条、破产的境地。比如，一九四三年重庆共有工厂八百七十一家，停工减产者二百七十家。嘉陵江区的煤矿，停产减产者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国统区发生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四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是中国少数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级的利益。　　

这一部分我们来谈谈，如果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不击败国民党集团，而由这个集团来统治中国，中国能否走上富强之路。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加以说明。　　

蒋介石集团与人民为敌，依靠它自身的力量既无法抵抗日本的侵略，抗战胜利后又无法战胜共产党，所以它要依赖美国的力量进行战争，以夺取对国家的控制权。美国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想将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蒋介石就是它控制中国的工具。　　

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在“援助中国抗日”的名义下，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享有各种特权。如一九三九年的《中美桐油借款条约》，一九四０年的《中美滇锡借款条约》、《中美钨砂借款条约》，一九四一年的《中美金属借款合同》等，都是通过借款，攫取中国的战略资源。一九四二年的《中美五亿美元借款协定》、《中美互助协定》以及派遣魏德迈为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使美国的势力深入到国民党政府内部。　　

抗战结束后，美国直接出兵占据中国的大城市、铁路和海港，在青岛等处取得海空军基地。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八月的“转让剩余物资谈判”中，蒋介石允诺以全部领空权作为换取美国剩余战略物资的一个条件。五月，美蒋订立密约，美国取得在中国内地各省及东北、台湾进行军事性的空中摄影权。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与美国陈纳德空运公司签订合同，允许该公司飞机在中国经营空运事业。九月二日，国民党政府又与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签订了上海、马尼拉飞机降落权协定。这样，美国就在实际上取得了中国的领土和领空权。　　

九月十九日，在美国代表的提议下，于上海举行的联合救济总署远东区委员会通过了载运联总物资到长江四口岸案；同时，国民党政府准许美国轮船自琉球驶入停泊于台湾之基隆和高雄两港口。这样，美国就在实际上取得了中国的内河及沿海航行权。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一个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条约把美国在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根据条约第二条至第五条的规定，美国人或美国的公司等法人及团体，可以在中国领土的全境内，除了从事所谓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外，还可以经营商务，开采矿产，开设工厂，从事金融事业等。这就是说，美国可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根据条约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论美国对中国的输出或输入，直接或间接，中国一概不能禁止；第二款规定，所课关税及征收办法，应与中国国民、法人、团体同样待遇。又据第十八条规定，美国货在中国的内地税应与中国货同样待遇。这就是说，中国不能有自己的关税自主权，不能保护中国工业的发展，而放任美国货物在在中国倾销。条约第二十一条到二十四条，内河航行权完全向美国开放。正象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所说，这个条约就是要让“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中国人民把这个卖国的条约叫做“新二十一条”。但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继此条约后，又和美国签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等。　　

综上所述，蒋介石已把中国的主权，从陆上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出卖净尽。国统区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或许有人会认为，如果蒋介石集团消除了共产党的威胁，就可以废除同美国的条约，将美国人赶出中国。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条件的，蒋介石集团凭什么将美国人赶出去？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能把美国人赶走吗？或许又有人会以韩国、日本为例，说明即使让美国统治中国一段时间，等美国人一走，好处就让中国人得到了。这种事情都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美国保持住韩国的政权，显然有对抗朝鲜以及苏联的意图，而日本能起到牵制大陆共产党的作用，原因是很多很复杂的。再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在韩国、日本行得通的事情，在中国不一定就行得通。就像南亚、拉美、非洲那些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他们的状况又怎样呢？殖民过程给他们留下好处了吗？　　

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必然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将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