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中央特科第一仗

邓小平说他当年在上海做我党秘密工作时“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其中之一就是1928年4月15日上午，他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前后只差了一分钟的时间。

　　罗亦农，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的罹难是中共中央自武汉迁回上海后所遭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就是给他守机关的何家兴、贺稚华夫妇。

　　十天后，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何家兴被当场击毙，贺稚华前额中弹，“气如游丝”。

　　这就是中央特科第一仗。

　　【回眸】

　　不能放声大哭，周恩来只好把脸埋进水盆，边哭边洗，边洗边哭

　　1927年春夏之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从高高浪尖跌落深深谷底。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洒遍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浦江两岸。面对“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亦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上级党部”的严酷现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横空出世。它就是绝对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忠诚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直属中央特委，专职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作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中央特科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克己奉公、舍生忘死、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就是组织完善、纪律严明、行动果敢、分工明确。

　　所以，罗亦农一被捕，周恩来就找中央特科商量，共同制定行动方案，决定在罗亦农从租界巡捕房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的半道上，设伏，劫救。

　　据罗亦农夫人李文宜回忆：“当时计划买口棺材，伪装送葬，在棺材里暗藏枪支，让我披麻戴孝，作为死者的家属，随伪装送葬队伍的工人，走在棺材后面。等到囚车经过时，猝不及防地从棺材中取出武器，把亦农抢下来。”

　　然而，敌人提前引渡，未审判即枪决。

　　噩耗传来。生怕哭声惊动左邻右舍，周恩来不得不把脸埋进有水的脸盆，边哭边洗，边洗边哭……钩沉】

　　罗亦农究竟在哪里被捕

　　关于邓小平与罗亦农的接头地点，抑或说罗亦农被捕的地点，一般都说在“望德里”。但究竟几号，却众说纷纭，也有说是上千号。

　　有材料显示，望德里，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即北京西路（当年名爱文义路）1060弄，那是一条站在弄口就能一眼望到底的小弄堂，弄内只有35栋石库门房子，最大门牌数为35号。

　　郑超麟生前写过一篇《记罗亦农》。他当时跟罗亦农住在一起，他回忆也去过罗亦农白天上班办公的地点。郑超麟说：“望志里（即望德里，郑超麟记忆似有误）的房子我去过几次，似是进弄门后第三家。坐西朝东，一楼一底，上海普通弄堂房子。楼下住着霍家新（即何家兴）、贺子华（即贺稚华）夫妇……”

　　叛徒是怎样认定的

　　中央特科首先查实，案发前先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巡捕房政治部告密，说自己手中有350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巡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5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来。她还说她愿意先提供罗亦农的地址，要巡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言非虚。巡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亦农。

　　郑超麟进而提供细节，那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先是拿了一封信给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口值勤的中国巡捕，说是给巡捕房的。信内说，她住的地方楼上是共产党机关，每日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亦农来办公，她要巡捕房去抓，交换条件是送她和她的丈夫去外国读书。

　　既然如此，视线自然聚焦在贺稚华身上。贺稚华和她丈夫何家兴住在罗亦农的楼下。她和她丈夫清楚知道，每日来楼上办公的人是罗亦农，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这一仗究竟打在何处

　　特科出山第一仗，有说是在“旅馆”打的。另有不少地方说那天是假办了一场喜事，除了放鞭炮做掩护，还包括一些具体细节，如一顶迎新的小轿、锣鼓唢呐声等。

　　1928年4月26日的《申报》、《新闻报》均说，何家兴和贺稚华的新居在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178号。《新闻报》报道称，这日“上午七时许、其家所雇乳媪吴刘氏、因贺氏夫妇业将起床、正并坐床上阅报、乃手提水壶、开门出外、往附近老虎灶买水……迨乳媪买水归来、则见有四人已经入门、穿本国装者三人、直奔楼上、西装者一人、禁止其行动、初尚以为遇盗、不敢声张、维时只闻该屋后门忽大放边爆无数……无几何时、三人下楼、偕另一西装者出门扬长而去、吴刘氏惊魂甫定、遂上楼观看、见贺嘉兴及其妻……均已倒卧于血泊之中……”

　　从这段材料看，只能肯定一点，“边爆无数”确实掩盖了惩处叛徒的枪声。【口述】

　　世界情报史上的一个奇迹

　　口述人：陈知建（陈赓之子）

　　我父亲对上海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这一辈子无数次地到过上海。我知道的这几次，可以说得下来的，恐怕最早是北伐时期，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受领任务，去苏联学习秘密工作。在苏联学了几个月后，回到上海，赶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因为他是军人出身，就参加了军事训练，训练工人纠察队。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从上海到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随周恩来去九江，筹备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他左腿负重伤，这样又回上海来治伤。这也是他第一次身负重伤。腿伤好后，他就留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成立是因为反动派搞白色恐怖，对中共中央、江苏省委的破坏太大，出了不少叛徒。所以，周恩来牵头成立中央特科，武装保卫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周恩来是我们党隐蔽战线斗争的最高领导。当时周恩来的副手是后来叛变的顾顺章。我父亲实际上是给顾顺章当助手。

　　中央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我父亲当科长。三科是行动科，又叫“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志和处决叛徒，还对敌特组织搞武装斗争。还有一个四科，就是通信科，当时由李强负责。

　　中央特科可以说是我们党隐蔽战线斗争的一大奇迹。我念中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51号兵站》。我一边看，一边批评那部片子有假。哪有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共产党再厉害，也很难化装成日本宪兵，开着警车去追做迫击炮的钢管。我说它胡编乱造、吹牛。我父亲听到了，就训了我一顿。他说：你懂什么？当时我们就是那样干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凭什么不信？我们当时搞地下斗争，国民党重要人员身边都有我们共产党人。到了后来，发展到国民党的作战厅长都给我们送军事情报，你信不信？我说我当然不信。我爸爸笑了笑，也就不跟我详细讲了，大概涉及到党的机密。这个事情，我到什么时候才信呢？等我长大了，成人了，到重庆工作，当警备区的副司令，我管的干休所里有一个老同志，名叫郭汝瑰，本来就是国民党作战厅厅长，他就给我们共产党送情报，这回我可是彻底信了，真信了。

　　当然，在那之前，我也听说了不少中央特科的工作，一些传闻轶事，各种渠道，听了不少。我越来越觉得这工作太神奇了，太辉煌了。敌人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原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大特务头子徐恩曾，他身边就有两个著名的共产党员，两个地下工作者，一个是钱壮飞，一个是李克农，再加上胡底，三个人相互配合，搞到许多机密情报，怪不得国民党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再重要的秘密我们也知道。每当我们的党组织将要受到大破坏，中央特科总能预先知道情况，报告我父亲，报告周恩来，使相关同志及时安全转移。当然也有几次营救不是很成功，或者得知消息晚了一点，组织受到比较严重破坏。但总体来说，当时党中央在上海基本上是安全的。

　　中央特科在政治保卫、镇压叛徒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中央特科的工作可以搞到这种程度，居然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都能在上海开，在闹市中心，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我们还巧妙利用了许多情报关系。像租界里面的外国巡捕，它的头儿，法租界巡捕房里的那个头子，跟我爸是好朋友。他那儿就闹出一个大笑话，就是他让陈赓抓陈赓。他从国民党那里得到消息，要抓陈赓。他没想到跟他交情不错的“王先生”，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经常在一块儿吃饭、喝酒的“王先生”，居然就是陈赓。我觉得那真是奇妙，简直就是神出鬼没。

　　总的来看，在世界情报史上，在我们党的政治保卫史上，中央特科的斗争是一大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斗争，功不可没。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小时候挨我父亲的那顿训，现在还是感到刻骨铭心、意味深长。难怪国外的同行也夸奖，说你们中国共产党确实厉害，情报工作，政治保卫工作做得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