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袁何之争缘何——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

袁何之争缘何：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

司马平邦

一个是1939年出生，一个是1929年出生，加起来150岁。

一个是中国奥委会第五届主席，一个是中国奥委会第五届主席。他们现在又都是中国奥委会的名誉主席，另一位名誉主席是李梦华。

一个是中国最牛逼的国家队主教练，一个是中国最著名的体育外交家。

而他们之间的矛盾恰恰是围绕2008年那场最著名的北京奥运会。

有意思。

有意思之极。

袁伟民为什么选择在何振梁即将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位上退休的关口，而不是在2008年中国的奥运之年推出自己的新书《袁伟民和体坛风云》，也颇耐人寻味。或者是他不得不说不吐不快，而终于等到了这个可以一抒胸臆的关口――反正何振梁要退休了，曝光一个已经离任的中国“最著名的体育外交家”的不堪事，并且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之后，或者这对中国的奥运声誉造成的伤害最小吧。

当然，如果袁伟民不说，全中国或者全世界人民真的都还以为给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是一个多么团结奋进的集体”呢。

那袁伟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在袁伟民的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里对于何振梁的质疑内容是：在申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奥申委希望通过支持雅克·罗格（时任欧洲各国奥委会联合会主席）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得到欧洲委员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支持票。

“但后来执行这个策略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却意想不到地不配合，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我们费解、困惑和不安。”我们为了北京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的工作，希望他们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指何振梁）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金云龙。他明明知道这么做对北京不利，为什么还要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呢？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

《新民周刊》在一篇《袁伟民新书质疑何振梁》的文章中为袁民伟对何振梁的质疑又提供了另一个来自时任国家体育局党组书记李志坚早在两年前在《中国体育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由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的事，在一次全会上不大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的是保证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的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是罗格。罗格的人品、威望、资历、能力是上乘的，如果他能担任主席，对于国际奥委会的团结稳定，保证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参加这一“合纵连横”策略决策的绝大多数都是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高度负责的，都是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领导同志不用说了，参与申奥的总局的外事专家们也都是坚定地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党中央从申奥一启动，就明确由体育总局、北京市联合申办。时任北京市市长、北京申奥代表团团长刘淇，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为北京申奥的“合纵连横”，不辞辛劳，完成了高难动作，为预期的莫斯科全会上的投票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在我看来，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达到最好的效果。从这个最根本的要求严格衡量，刘淇、袁伟民是北京申奥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中的体育外交家，只是不知他们肯不肯戴这个花环？至于说到体育外交家，我虽然自地方党委调任国家体育总局才5年多，亲身感受，由于历史的原因、党中央的重视、工作的需要这里的体育外交家或者说杰出的体育外事工作者是很有一批的，决不是孤芳自赏的一个两个，如魏纪中、楼大鹏、于再清、屠铭德、吕圣荣、顾耀铭、宋鲁增等等。中国体育外交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都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关乎成功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可惜，由于宣传走偏，人们都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李志坚在此对何振梁“体育外交家”美誉的质疑，与袁民伟今天在书中曝光的何振梁在2001年莫斯科申奥期间的作为颇为相符，让人不得不信之。

袁伟民在这本新书还说：

当时我非常生气，我心想人家（罗格）说话算数，支持北京申奥成功了，现在我们却过河拆桥，不支持人家，不是不讲信誉吗？更何况，金云龙能和罗格比吗？金云龙是韩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因为贿选问题被国际奥委会点名，并遭到韩国检察机关的起诉。据说他在（2001年）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曾经许诺：只要给投他的票将给报酬……可是，结果令人失望，这位资深委员（何振梁）依然我行我素。何振梁支持金云龙，后来“据多方反馈信息，也证实他这么做了”。袁伟民在书中披露：“我立即将此信息告诉了时任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刘淇和奥申委其他领导都感到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天下午就立即召开奥申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请这位资深委员讲明情况。他承认有这个事实，但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我相信袁伟民的新书中所述何振梁在罗格支持北京申奥成功后并没有把选票投给罗格支持他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原因，因为袁伟民书中提到现在仍然在任的贾庆林、刘淇都在当时就知道了何振梁选择金云龙而没有选择罗格的投票结果――袁伟民如果所言是虚，则贾庆林和刘淇也一定不会买袁伟民的帐。

试想，如果袁何之争再度升级之后，贾庆林和刘淇只要不出面公开否认袁伟民的说法，则可证明袁伟民所言不虚。

那么，就是何振梁在当时抛弃了罗格而投票给金云龙（按袁书中暗示可能有所回报），而且，就在袁伟民用新书向何振梁发炮之后，何振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问记者：“你信吗？”又说：“投票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袁伟民怎么知道我投了谁的票，没有投谁的票？他有什么证据啊？他相信韩国人的话吗？”停了停何振梁又说：“袁伟民说这些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但不管何振梁如何分辩，至少从现在的局势看，80岁即将从国际奥委会委员位子上退休的何振梁已经被70岁已经退休5年的袁伟民逼到了一个死角。

何振梁曾身负“中国奥运之父”的殊荣，但有袁伟民这死命一击，也许“晚节不保”――尽管他也真的为中国两次申办奥运会主办权和2008年奥运会立下赫赫功劳。

还看到《成都商报》在袁何之争曝光后对何振梁的采访，内容如下：

成都商报：何老，袁伟民在他的新书中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北京申奥的内幕，其中又侧重描写了你因为支持金云龙而险些给北京申奥带来影响的问题。请问你对此有何评价?

何振梁：我听说了。关于这一点，我只想说一点：国际奥委会的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请问他是到哪查到我支持金云龙的？或者又是谁跟他说的？这种杜撰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

成都商报：你和罗格的关系因为这件事也让外界更加关心起来……

何振梁：罗格对我怎么样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我前天刚刚从哥本哈根参加国际奥委会的全会回来，今天又刚刚去机场接了罗格，才进家门。罗格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大家可以想像。

成都商报：我们也知道您早就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了，很多人在这个年龄可以说也都是颐养天年了，你现在依然如此忙碌、奔波，又是为了什么呢?

何振梁：我为了什么嘛，如果不是国家需要，我现在确实可以安安心心地享受退休生活了，没想到我这样付出还要受到别人如此的污蔑。

成都商报：那对此你个人有何想说的呢?

何振梁：历史是由事实来写成的，不是靠某些人编造出来的。他说的这个事，我不想说太多的东西，因为我很忙，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处理，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无聊的东西，他爱炒就炒吧。我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当然，我也不排除必要的时候会站出来说明一切的。

说实话，何振梁对袁伟民的反击是相当无力的。

如果只以“国家利益”作为惟一标准来衡量袁伟民新书中曝光的何振梁当年所做的一切，其实看似也有不公，毕竟奥林匹克是一项“国际性”运动，这或者也反映了袁伟民、李志坚等一直在国内从事体育的官员与何振梁这样长期置身国际奥委会这样的更具开阔性的环境的人们之间对奥林匹克的理解不同――当然这不包括何振梁真的是为那一份报酬而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选票投给金云龙。

但由袁伟民新书、李志坚文章甚至何振梁表态中所表现出的，又让我们确认，即使有国际化或者国际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掩护，奥林匹克运动说到底还是国家力量和国家利益的角逐场。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的第七章里还披露了何振梁不积极支持中国另一位体育官员于再清接替他成为国际奥委会新执委一事：

“要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任务，就迫切需要一位在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中都有现职的、在位的领导干部，能够进入国际奥委会执委，争取话语权直接对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志坚找到了这位资深委员（何振梁），希望他能支持于再清参与竞选，当时这位资深委员就表示：“如果推荐其他人，我反对，不同意，但是推荐于再清我没有意见，我全力支持他竞选执委。”他还答应写一封英文和法文的推荐信，由他出面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推荐于再清。谈话一结束，李志坚就立刻赶到北京市委，也代表袁伟民，向时任北京奥组委主席、市委书记刘淇报告了这一情况。但是，令袁伟民和李志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传来的消息却说明：这位资深委员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做。首先，在推荐信的问题上，他表现得不情愿，他没有写法文推荐信，而只是在外联司拟就的英文推荐信上盖上他的章。为此党组书记李志坚两次找何谈话，第二次谈话何竟然大发雷霆，矢口否认阻挠于再清当选之事。其实是他自己“另有想法”，不久之后就明白了——有委员反映，他在境外谈到执委竞选问题时说：他之所以不竞选，原因是中国的体育部门嫉妒他。于是，德国媒体指责中国：“让一个政府告诉我们谁应该进执委会，这是不能允许的！”这些奇特的声音不仅严重地干扰了于再清的竞选，更不能容忍的是，给中国造成了不良影响，认为中国在干扰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国体育部门在弄虚作假，严重损害了中国和中国奥委会的形象。结果，2003年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于再清以并不悬殊的票数竞选执委失利，这不能不和“某种声音”有关。又一年过去了，2004年9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于再清再次参加竞选，终于成功，4年后又顺利晋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这一段里，除了确证何振梁在另一件事关中国体育的“国家利益”的大事上未能尽心尽力外，更反映出何振梁本人在“国际”与“国家”这两者之间的犹豫，为德国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干预国际奥委会执委人选留下口实，而致于再清第一次参选失利――但于再清终于还是在2004年9月终于成功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并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袁伟民新书中所曝于再清参选和当选之事，一方面证明了何振梁在“国际”和“国家”问题上的掰不开摄子，另一方面更是赤裸裸地揭示，所谓的国际奥委会执委或者副主席的选择，完全也是一场国家力量和国家利益的较量――现在何振梁可以站出来向境外媒体谈到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国的体育部门嫉妒他），那么试问他从1980年代起就以中国人身份担任国际奥委会高官，是不是就完全凭着自己的个人奋斗，或者因为他是中国体育界少有的同时会说几门外语的官员，而与中国的国家力量在国际奥委会的影响力无关呢？

其实，我对袁伟民和何振梁一个70岁一个80岁两个老体育人之争的最后结果并不感冒，我感冒的是，埋藏在这场争执背后，打着“国际”招牌的奥林匹克运动，说到底还是“国家”的力量和利益的角逐。

其实，作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作为一个个人，何振梁于2001年国际奥委会竞选新主席和2004年竞选新执委中将手里的选票投任任何一个人都是他个人的权利，若从所谓“国际”视角评价，袁伟民对何振梁的指责看似无理，但袁伟民的新书好就好在它撕下了国际奥林匹克的那张所谓“国际”的面具，而将其还原为一个根本就是国家力量交换利益的大平台。

袁伟民新书中的何振梁可以给中国那些强烈迷信“国际”甚至高于“国家”的人人们狠狠的一个耳光，虽然，一个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把自己手中的选票投给某一个人看似是他的自由，但当你凭藉着国家的力量而不是自己的力量成为这样一位拥有投票权的大人物的时候，其实这时你已经没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袁伟民自2004年退休后就近似销声匿迹，5年后甩出这样一本雷人的新书，让人复见当年带领中国女排夺取三连冠的勇猛――为什么中国三大球，越来越走向世界反倒越来越不行了？为什么那么多球员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知名的球星之后，他们为国家队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小了？因为他们越来越没有袁伟民这样一种强烈的国家利益观念。

这其实是中国体育面对的最大困境之一。

袁伟民的骨子里有一个虽然看似狭隘的但实为强烈而真实的价值观：国家至上。

而名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实为中国体育官员的何振梁似乎已然被所谓国际化改造得面目全非，说实话我也很担心这个盛名所累的老人的“晚节”无法自保。

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想当“国际主义”的婊子就不要立“爱国主义”的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