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枫帆：人物速描：重读胡舒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6:35:30
枫帆：人物速描：重读胡舒立 发布者 thchen 在 08-02-21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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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 帆·
“醉墨，现在开完了会，你可以到宾馆来接我了”，听到那依然开朗而略带调皮的声音，油然感到兴奋和欣慰，赶紧开上车，游弋在这个城市尖峰时刻蜿蜒的车河中，去接这位我十六年没有谋面的老同事——胡舒立。
我 所寄居的这座美国东部城市堪称五洲通衢，迎来送往是常有的事。不过，胡舒立到来且在我家小住的消息，却着实让我兴奋了很长时间。虽然这么些年同舒立断断续 续有联系，海外中英文媒体上也不时看到有关她的消息，但毕竟没有见面，很想见见这位老同事；而且这么些年她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也令我这个专业记者感到好 奇。在开车去宾馆的一路上，我不禁想起了发生在大洋彼岸十多年前尚未尘封的往事。
准确地说，胡舒立是我出道以来的第一个上司。那年我即将 在大学拿到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而且获得了全国只有十个的优秀新闻专业毕业生奖，一时有些得意。那正是挥斥方遒的年龄，对社会的风云和人生的峰回路转没有 丝毫准备，临毕业前一年找工作时按照现在的话说信心满满，而且确实有很多知名的大媒体主动表示延揽的意愿，因此找工作时没有将胡舒立组建的部门作为第一选 择，以为自己有相当多的选择余地。但是，我刚好毕业于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那年不但意味着理想主义在春天就被迫走入黄昏并忍受秋天的肃 杀，也意味刚踏上社会的我们要面对始料不及的专业生涯的坎坷。很多人原来说好的工作没有了，即使勉强进去，也没有原来想当然的正式编辑记者岗位甚至副处级 的职务。一位大电视台的负责人多次在专业会议上说，这几年来的新闻学教育，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大意）。于是，过去的香饽饽现在成了烫手山芋，各 个新闻单位对我们这些“中毒”的人惟恐避之不及。在那个大背景下，我数个不错的工作ｏｆｆｅｒ就没有了，只有胡舒立主持的那个报社国际部，依然在艰难的情 况下对我保持原来的承诺，而且有先于我毕业在那里工作的一师之徒了解我的情况，从中斡旋说和，我得以进入那里工作，而不是去我很怕的专业小报或者一个机关 坐冷板凳。
工作之初，舒立要求很严，翻译、编辑、排版很忙，但一工作我就得以独挡一面，能学到东西，因此感到很充实。虽然工作紧张，但整 个工作环境是轻松愉快的。舒立思想敏捷，思维活跃，快言快语，坦诚相待。同她共事，你不会感到浪费时间，她总是有很多新点子，催促你思考和把点子物化到版 面上，此外，她还和我们几个近年刚毕业的学生组成英文学习小组，经常在办公室一起切磋琢磨练习口语，或者一起翻译西方报刊的优秀报道。
如 果你因此以为胡舒立是只会工作的女强人式的人物就错了，她喜欢美食，也喜欢时装和打扮。我上班半个月，竟然感觉她每天都穿不同的衣服，我好奇地问她何故， 她得意地笑道：“不是我衣服多，而是穿衣服的技巧”，我至今对此技巧百思不得其解。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胡舒立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她一到办公室，就如同一 台戏拉开了帏幕，充满对话，讨论，争辩，更多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笑声。胡舒立在同我们讨论问题时也不完全固执己见，有时候会听到她类似撒娇的检讨：“我 错了，行不行啊：）”。
北京那年秋天白菜大丰收，北京市府为了不让贱菜伤农，规定在京的各个机构补贴员工购买大白菜，名曰“爱国菜”。落 实到我们报社，每个人五百斤。那时候我们五个单身汉住在一个三居室，摊到的大白菜五五两千五百斤，大白菜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入，阳台、楼道乃至床下都堆满 大白菜。我们开始还吃吃大白菜涮羊肉，甚为自得，后来没有那么些钱奢侈，以涮白菜煮挂面为主，吃得我们个个面有菜色，其中一人喜欢搓麻将，经常熬夜，眼睛 通红，于是他吃白菜时我们将他讥为“兔子”。
我们就睡在白菜堆中，后来见到白菜就开始倒胃口，于是，舒拉（舒立的昵称）家就成了我们这群兔子偶尔打牙祭的去处。
那 时她在报社后院有个小小的蜗居，也就是一房一厅。不过，小房子铺着那时不常见的地毯，配备冰箱微波炉，胡舒立和她美食家夫君苗棣很会吃，加上有个烧上好江 浙菜的老保姆，我们这些单身汉经常去蹭饭吃。记得最好吃的是熏鱼和炒鳝鱼丝。一次同宿舍的一位同事父亲过世，奔丧回来，我陪他到舒立家，看着难过而瘦弱的 同事，舒立马上端来一大碗牛肉面，逼着他吃下去。
舒立虽然没有架子，平时可以一起吃吃喝喝，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跟我们马虎。一次她给我一 个采访任务，到一个大使馆采访国庆活动，但对方给了两个请柬，同事别人去不了，我想这不是什么重要的采访，也就是个酒会，就问舒立我自己能否带个朋友去玩 玩，她正色道：“醉墨，你怎么能这么公私不分呢！？”从此我在那个报社乃至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再也没有公私不分的情况。胡舒立对于欣赏的人很重用，而且 用得很很，甚至有被累病的，但这不妨碍这些人还是愿意在她手下干活，现在她的一员得力助手就是我们多年前在那个报社曾累病的同事。
记得那 年我们经过一段很紧张的工作后，全部门都到远郊十渡去玩。大家凌晨出发，乘火车到那里，然后拥挤上一个马车，舒立及其夫君为大家高唱文革语录歌曲，唱得大 家前仰后合，有人几乎从马车上跌将下去，住农家，吃农家饭，煮青毛豆下酒，游泳，爬山，好不快活。在政治风云还在翻卷的时候，我们似乎短暂找到了休憩的世 外桃源，似乎体味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下乡后的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我的爱国菜也吃不成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新毕业的必须去下放“锻炼”一年，我被下放到一个海滨小城。舒立不久也被靠边站，她把自己关在蜗居中，开始撰写有关美国媒体的书，而她作为始作俑者一手草创起来的国际部则被接管。
我 在那寂寥的海滨城市呆了整整一年，不知道自己如何接受锻炼。虽然我遵守规定，经常“下基层”去听现场会，还采访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但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 挑战性和成就感。有些劳动模范因为媒体采访过多，被宣传部门摆布得熟练了，本来淳朴的老实人实际上成了老油子。一次我去采访一个据称工作努力又有很多新技 术革新的老师傅，他没有等我问几个问题，就拿出一个大剪报本，上面有他的工作汇报和剪报资料。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竟然有厚厚的日记本，上面写满了雷锋 日记式的豪言壮语等着我摘录，还告诉我哪句话可以作为文章小标题引用。可见，这位老工人在写日记那一刻就想象着将来给记者看，不过日记错别字依然很多，让 人难以卒读，而且感觉有些虚假。我勉强将他的材料连缀成篇见报后，征求一个年轻工程师的意见，他哑然失笑道：“这个人外号大锤子，不论出什么问题，比如某 个部件冒烟了，他会一锤子上去将设备砸坏，然后自己拼凑零件给装上。本来全自动化的设备，被他变成手动设备，几万几十万元的进口设备就这样被他毁了。他还 自吹不崇洋媚外，也不听我们工程技术人员的。他那个班组的徒弟被他带得都是这个风格，结果哪个工区的经理见了他们都害怕，尤其害怕他们给检修设备”。听了 这位年轻工程师的话，我不禁感到有些歉疚和迷茫：报道这样的新闻，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甚至连真实性都难以保证。
我住的招待所离海滨只有 五分钟的路，我经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独自到海滩散步，听涛声和远处的汽笛声，对自己的职业和未来有些茫然。我的父亲就是新闻工作者，原来在一家中央级新闻 机构供职，五八年写了些“干预生活”的报道，成为右派，从此一生郁郁不得志，他曾苦劝我不学新闻，因为高考北大法律系也录取了我，但我当时没有听劝。现在 我感到是否我当年不听劝是错误的，对自己的专业理想产生了怀疑，难道我要重复父亲走的路吗？
有一天突然接到胡舒立的电话，她和一个同事要 到海边来看我，真是喜出望外。记得胡舒立和那位同事在我下放的城市逗留了一个星期，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总的感觉那个星期是我下放一年中最开心的一 个星期了。胡舒立鼓励我不要消沉，要继续写东西学英语。我开始读书，听ＢＢＣ英文广播，还收了一个跟我学英文的学生，以便教学相长，后来她自费上了大学。
我的锻炼生涯也结束了，随后到了美国留学。
出国之后，因为隔着太平洋，互联网还不那么发达，国际长途电话也奇贵，因此没有同胡舒立有更多的联络。一次胡舒立同她的先生苗棣在斯坦福进修，通了电话，相谈甚欢，可惜去加州去看他们的计划因别的事情给耽误了，没能成行。
想着同胡舒立交往的过去，车终于开到了她所在的宾馆。“醉墨！”开门迎接我的胡舒立，声音依然爽朗而愉快，原来的披肩发变成短发，显得干练精神，说话动作依然是原来那么快节奏的——真是永远的舒拉。
我的家在华盛顿市郊的弗吉尼亚州，周围树木较多，也比较安静，有鸟语花香。胡舒立很惬意：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休息一下了。
但 是我发现胡舒立所说的休息同全职工作没有差别，很快我楼下的电脑和两部电话以及她自己的手提电脑构成了她新的办公系统。她在这次旅行的时候，依然每天主持 着《财经》的具体采访和编务，撰写着社评，还为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讲做准备。除了带她出去一次，购买她喜爱的鞋子之外，她在我家几乎足不出户地工作着。有些 本地慕名的人士通过我希望同她见见面请她吃吃饭，她一概婉言谢绝。她倒是喜欢我们家里的家常饭，而且不拘小节，她尤其是对钓来的鱼情有独钟，一次喝着茶连 吃了数条，也不吃饭或者别的菜。
我们茶余饭后自然讨论起我们的老本行，她认为在旧的宣传体制内工作，她也并不是得心应手，这么多年也有很 多磕磕碰碰。但她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末才有了真正的干事业的机会。我们之间也有些争论，我认为邓后中国有能量的知识精英多少都被体制赎买了，希 望出名的出名了，希望发财的发财了，有官瘾的也当官了，但大都失去社会责任感甚至正义感，国家不但没有理想主义甚至失去方向。她对此不同意：不论如何，经 济还是得发展，事情还是总得有人做，事情总得一步步来…。．
我们还就《财经》是否是独立媒体展开争论，我说他们的杂志虽然有专业精神，但却是亚独立媒体，胡舒立认为已经是完全独立的媒体。
不 过，这个问题可能最终难以争论清楚，中国的媒体，如果从古代《邸报》算起，何曾真正独立过呢？即使现代新闻业，从外国传教士办报时代，到撰写《大乱者治中 国之良药也》的詹大悲，到萍水相逢百日间的邵飘萍和林白水，到张季鸾王芸生的《大公报》，乃至到后来的党报时代，五十年代反右，九十年代孙志刚事件，风云 际会，中国的媒体一直在各种力量的影响和挤压下，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并传递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力图为公众担当守望者的角色，但未曾完全独立过。胡舒立主 持的《财经》在社会嬗变和转型的潮流下，能够力图恪守独立的专业精神，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无论未来《财经》的发展如何，作为一个时期颇有影响力的刊物， 无疑在中国新闻史上是能写上一笔的。其财经新闻，以及独特的深入调查报道，还有专栏文章，颇有专业精神，也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送胡舒 立上了伦敦的飞机不久，四周开始有雾气，并下了蒙蒙细雨。当晚，到《国家地理》杂志去听几位爱尔兰诗人的诗歌朗诵，其中一位诗人说到他写诗的缘起：他有一 个梦，就是梦见他流浪到了异国的一个海港城市，在酒馆买醉之后，步履蹒跚地行走在海边的灯火中，突然遇到一个似曾相识有些伤感的女子，女子看着他，对他 说：“我就是爱尔兰，这么些年来，你为我做了些什么！？”。看到那有些结巴的诗人的表白，我不禁有些怆然。去国多年，我为中国做了些什么呢？重新阅读胡舒 立，我不禁有些愧疚。毕竟，在探索新闻自由与独立的压力中，她在继续做着事情，实现着自己的专业理想。
八十年代曾经见到抗战时期著名的记 者顾执中，他为我题过字：“有权不抓，有钱不拿，有名勿追，这才是真正的新闻记者。”我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顾执中、陆怡这样的专业新闻记者、报人 就断了捻，但五十年之后，逐渐有人开始将自由新闻业殿堂的微弱的灯火接续上来，并使之在摇曳中发出些许的光来，胡舒立或许就是在夜晚守护这灯光的诸多守夜 人之一。但愿中国的新闻专业精神能够在类似舒立这样执着的新闻人的努力中，得以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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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所寄居的这座美国东部城市堪称五洲通衢，迎来送往是常有的事。不过，胡舒立到来且在我家小住的消息，却着实让我兴奋了很长时间。虽然这么些年同舒立断断续 续有联系，海外中英文媒体上也不时看到有关她的消息，但毕竟没有见面，很想见见这位老同事；而且这么些年她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也令我这个专业记者感到好 奇。在开车去宾馆的一路上，我不禁想起了发生在大洋彼岸十多年前尚未尘封的往事。
准确地说，胡舒立是我出道以来的第一个上司。那年我即将 在大学拿到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而且获得了全国只有十个的优秀新闻专业毕业生奖，一时有些得意。那正是挥斥方遒的年龄，对社会的风云和人生的峰回路转没有 丝毫准备，临毕业前一年找工作时按照现在的话说信心满满，而且确实有很多知名的大媒体主动表示延揽的意愿，因此找工作时没有将胡舒立组建的部门作为第一选 择，以为自己有相当多的选择余地。但是，我刚好毕业于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那年不但意味着理想主义在春天就被迫走入黄昏并忍受秋天的肃 杀，也意味刚踏上社会的我们要面对始料不及的专业生涯的坎坷。很多人原来说好的工作没有了，即使勉强进去，也没有原来想当然的正式编辑记者岗位甚至副处级 的职务。一位大电视台的负责人多次在专业会议上说，这几年来的新闻学教育，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大意）。于是，过去的香饽饽现在成了烫手山芋，各 个新闻单位对我们这些“中毒”的人惟恐避之不及。在那个大背景下，我数个不错的工作ｏｆｆｅｒ就没有了，只有胡舒立主持的那个报社国际部，依然在艰难的情 况下对我保持原来的承诺，而且有先于我毕业在那里工作的一师之徒了解我的情况，从中斡旋说和，我得以进入那里工作，而不是去我很怕的专业小报或者一个机关 坐冷板凳。
工作之初，舒立要求很严，翻译、编辑、排版很忙，但一工作我就得以独挡一面，能学到东西，因此感到很充实。虽然工作紧张，但整 个工作环境是轻松愉快的。舒立思想敏捷，思维活跃，快言快语，坦诚相待。同她共事，你不会感到浪费时间，她总是有很多新点子，催促你思考和把点子物化到版 面上，此外，她还和我们几个近年刚毕业的学生组成英文学习小组，经常在办公室一起切磋琢磨练习口语，或者一起翻译西方报刊的优秀报道。
如 果你因此以为胡舒立是只会工作的女强人式的人物就错了，她喜欢美食，也喜欢时装和打扮。我上班半个月，竟然感觉她每天都穿不同的衣服，我好奇地问她何故， 她得意地笑道：“不是我衣服多，而是穿衣服的技巧”，我至今对此技巧百思不得其解。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胡舒立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她一到办公室，就如同一 台戏拉开了帏幕，充满对话，讨论，争辩，更多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笑声。胡舒立在同我们讨论问题时也不完全固执己见，有时候会听到她类似撒娇的检讨：“我 错了，行不行啊：）”。
北京那年秋天白菜大丰收，北京市府为了不让贱菜伤农，规定在京的各个机构补贴员工购买大白菜，名曰“爱国菜”。落 实到我们报社，每个人五百斤。那时候我们五个单身汉住在一个三居室，摊到的大白菜五五两千五百斤，大白菜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入，阳台、楼道乃至床下都堆满 大白菜。我们开始还吃吃大白菜涮羊肉，甚为自得，后来没有那么些钱奢侈，以涮白菜煮挂面为主，吃得我们个个面有菜色，其中一人喜欢搓麻将，经常熬夜，眼睛 通红，于是他吃白菜时我们将他讥为“兔子”。
我们就睡在白菜堆中，后来见到白菜就开始倒胃口，于是，舒拉（舒立的昵称）家就成了我们这群兔子偶尔打牙祭的去处。
那 时她在报社后院有个小小的蜗居，也就是一房一厅。不过，小房子铺着那时不常见的地毯，配备冰箱微波炉，胡舒立和她美食家夫君苗棣很会吃，加上有个烧上好江 浙菜的老保姆，我们这些单身汉经常去蹭饭吃。记得最好吃的是熏鱼和炒鳝鱼丝。一次同宿舍的一位同事父亲过世，奔丧回来，我陪他到舒立家，看着难过而瘦弱的 同事，舒立马上端来一大碗牛肉面，逼着他吃下去。
舒立虽然没有架子，平时可以一起吃吃喝喝，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跟我们马虎。一次她给我一 个采访任务，到一个大使馆采访国庆活动，但对方给了两个请柬，同事别人去不了，我想这不是什么重要的采访，也就是个酒会，就问舒立我自己能否带个朋友去玩 玩，她正色道：“醉墨，你怎么能这么公私不分呢！？”从此我在那个报社乃至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再也没有公私不分的情况。胡舒立对于欣赏的人很重用，而且 用得很很，甚至有被累病的，但这不妨碍这些人还是愿意在她手下干活，现在她的一员得力助手就是我们多年前在那个报社曾累病的同事。
记得那 年我们经过一段很紧张的工作后，全部门都到远郊十渡去玩。大家凌晨出发，乘火车到那里，然后拥挤上一个马车，舒立及其夫君为大家高唱文革语录歌曲，唱得大 家前仰后合，有人几乎从马车上跌将下去，住农家，吃农家饭，煮青毛豆下酒，游泳，爬山，好不快活。在政治风云还在翻卷的时候，我们似乎短暂找到了休憩的世 外桃源，似乎体味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下乡后的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我的爱国菜也吃不成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新毕业的必须去下放“锻炼”一年，我被下放到一个海滨小城。舒立不久也被靠边站，她把自己关在蜗居中，开始撰写有关美国媒体的书，而她作为始作俑者一手草创起来的国际部则被接管。
我 在那寂寥的海滨城市呆了整整一年，不知道自己如何接受锻炼。虽然我遵守规定，经常“下基层”去听现场会，还采访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但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 挑战性和成就感。有些劳动模范因为媒体采访过多，被宣传部门摆布得熟练了，本来淳朴的老实人实际上成了老油子。一次我去采访一个据称工作努力又有很多新技 术革新的老师傅，他没有等我问几个问题，就拿出一个大剪报本，上面有他的工作汇报和剪报资料。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竟然有厚厚的日记本，上面写满了雷锋 日记式的豪言壮语等着我摘录，还告诉我哪句话可以作为文章小标题引用。可见，这位老工人在写日记那一刻就想象着将来给记者看，不过日记错别字依然很多，让 人难以卒读，而且感觉有些虚假。我勉强将他的材料连缀成篇见报后，征求一个年轻工程师的意见，他哑然失笑道：“这个人外号大锤子，不论出什么问题，比如某 个部件冒烟了，他会一锤子上去将设备砸坏，然后自己拼凑零件给装上。本来全自动化的设备，被他变成手动设备，几万几十万元的进口设备就这样被他毁了。他还 自吹不崇洋媚外，也不听我们工程技术人员的。他那个班组的徒弟被他带得都是这个风格，结果哪个工区的经理见了他们都害怕，尤其害怕他们给检修设备”。听了 这位年轻工程师的话，我不禁感到有些歉疚和迷茫：报道这样的新闻，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甚至连真实性都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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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同胡舒立交往的过去，车终于开到了她所在的宾馆。“醉墨！”开门迎接我的胡舒立，声音依然爽朗而愉快，原来的披肩发变成短发，显得干练精神，说话动作依然是原来那么快节奏的——真是永远的舒拉。
我的家在华盛顿市郊的弗吉尼亚州，周围树木较多，也比较安静，有鸟语花香。胡舒立很惬意：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休息一下了。
但 是我发现胡舒立所说的休息同全职工作没有差别，很快我楼下的电脑和两部电话以及她自己的手提电脑构成了她新的办公系统。她在这次旅行的时候，依然每天主持 着《财经》的具体采访和编务，撰写着社评，还为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讲做准备。除了带她出去一次，购买她喜爱的鞋子之外，她在我家几乎足不出户地工作着。有些 本地慕名的人士通过我希望同她见见面请她吃吃饭，她一概婉言谢绝。她倒是喜欢我们家里的家常饭，而且不拘小节，她尤其是对钓来的鱼情有独钟，一次喝着茶连 吃了数条，也不吃饭或者别的菜。
我们茶余饭后自然讨论起我们的老本行，她认为在旧的宣传体制内工作，她也并不是得心应手，这么多年也有很 多磕磕碰碰。但她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末才有了真正的干事业的机会。我们之间也有些争论，我认为邓后中国有能量的知识精英多少都被体制赎买了，希 望出名的出名了，希望发财的发财了，有官瘾的也当官了，但大都失去社会责任感甚至正义感，国家不但没有理想主义甚至失去方向。她对此不同意：不论如何，经 济还是得发展，事情还是总得有人做，事情总得一步步来…。．
我们还就《财经》是否是独立媒体展开争论，我说他们的杂志虽然有专业精神，但却是亚独立媒体，胡舒立认为已经是完全独立的媒体。
不 过，这个问题可能最终难以争论清楚，中国的媒体，如果从古代《邸报》算起，何曾真正独立过呢？即使现代新闻业，从外国传教士办报时代，到撰写《大乱者治中 国之良药也》的詹大悲，到萍水相逢百日间的邵飘萍和林白水，到张季鸾王芸生的《大公报》，乃至到后来的党报时代，五十年代反右，九十年代孙志刚事件，风云 际会，中国的媒体一直在各种力量的影响和挤压下，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并传递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力图为公众担当守望者的角色，但未曾完全独立过。胡舒立主 持的《财经》在社会嬗变和转型的潮流下，能够力图恪守独立的专业精神，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无论未来《财经》的发展如何，作为一个时期颇有影响力的刊物， 无疑在中国新闻史上是能写上一笔的。其财经新闻，以及独特的深入调查报道，还有专栏文章，颇有专业精神，也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送胡舒 立上了伦敦的飞机不久，四周开始有雾气，并下了蒙蒙细雨。当晚，到《国家地理》杂志去听几位爱尔兰诗人的诗歌朗诵，其中一位诗人说到他写诗的缘起：他有一 个梦，就是梦见他流浪到了异国的一个海港城市，在酒馆买醉之后，步履蹒跚地行走在海边的灯火中，突然遇到一个似曾相识有些伤感的女子，女子看着他，对他 说：“我就是爱尔兰，这么些年来，你为我做了些什么！？”。看到那有些结巴的诗人的表白，我不禁有些怆然。去国多年，我为中国做了些什么呢？重新阅读胡舒 立，我不禁有些愧疚。毕竟，在探索新闻自由与独立的压力中，她在继续做着事情，实现着自己的专业理想。
八十年代曾经见到抗战时期著名的记 者顾执中，他为我题过字：“有权不抓，有钱不拿，有名勿追，这才是真正的新闻记者。”我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顾执中、陆怡这样的专业新闻记者、报人 就断了捻，但五十年之后，逐渐有人开始将自由新闻业殿堂的微弱的灯火接续上来，并使之在摇曳中发出些许的光来，胡舒立或许就是在夜晚守护这灯光的诸多守夜 人之一。但愿中国的新闻专业精神能够在类似舒立这样执着的新闻人的努力中，得以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