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

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

张　彦

2007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79年1月1日，唇枪舌战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由于两国政府的正式宣布建交，终于正常化了。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划时代地访问了美国。就在这时候，我被任命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任务是向国内读者报道美国。从此，我们两大国之间、影响波及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与之息息相关的演变。自两年多的旅美记者生涯以后，我又采访过中国总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国事访问、应美国政府新闻总署之邀作为福布赖特学者（FulbrightScholar）在美国匹茨堡大学（UNIVERSITYOFPITTSBURGH）里讲过一年半学、随后又多次赴美探亲、访友、开会。我似乎与美国和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距今不过二十几年。但是，在此期间，世界变化如此之大、之快，今天说起它来竟已有“隔世”之感了。回头看去，不能不承认，在这一不平凡的历史段落里，我一直生活在“困惑”与“释惑”的不断交替之中，而且往往由于一些小事引发我不得不去思考许多一直困扰着我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初到美国的感受

今天，中美之间的空中交通已经如此便利，北京至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飞机12小时直达，单是我们中国的班机就有几家航空公司任你选择。不久，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也将直航了。今天，你恐怕很难想象，我们1979年去美国当记者是怎样走的。由当时《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王飞带队、连同我和青年司机贾梦醒一行三人，头天乘法国航空公司飞机到巴黎过夜，第二天又换乘美国TWA公司飞机绕地球一周才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第一次在飞机上看了电影，巧的是TWA那天播放的片子正好是《中国之梦》，讲一个美国佬辛辛苦苦凿通地球中轴线的故事。这个美国人好不容易从中轴线爬出来以后，他才意外惊喜地发现：那一端竟是一个偌大的中国！
　 到华盛顿的第一天，我就闹个笑话。走进大使馆为我们准备的卧室，我惊喜地发现已经有一盆鲜艳的郁金香在等待着欢迎我。原来，这是我35年前在昆明结识的飞虎队的美国老朋友们送的。当时，他们还身在几百公里以外的纽约。我多么想马上就告诉他们：“我已经来美国了！”我向站在身边的使馆同志们打听：“邮局在哪里？我想打一个长途电话。”因为，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中国。那时，在国内，除了机关单位，私人很少有电话，打长途就必须上邮局。没有想到，这竟引起了周围的人哄堂大笑，笑我这个“土包子”，指着桌上的电话机对我说：“邮局就在这里！”于是，我立刻拨通了长途电话，对方听了欣喜若狂。我说：“将来出差去纽约时，一定去看望你们。”回答却是：“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我们明天就来看你！”果然，这两个曾经于1945年在重庆受过毛主席接见的美国大兵贝尔和海曼以及他们的夫人露西和诺玛，一早就从纽约搭乘一小时一班的穿梭飞机来了。在上空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驻美大使馆里，我们终于圆了共同拥有了35年的一个“重逢梦”。我们之间颠扑不破的国际友谊，又展开了新的篇章。
　 初到美国，首先使我最吃惊的是，我们两国之间在物质上的差距竟如此之大。少说，当时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相比至少要差50年以上！仅仅以交通为例，美国自40年代就已建设的公路和高速公路网已经遍及全国城乡，几乎家家都拥有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就像自行车在中国一样普及。飞机四通八达，连小城市也有机场，甚至还有专门供私人小型飞机起降的机场。贯穿东西南北的火车，此时在美国已经显得很落后了，以至必须想出各种招数来争取旅客，才能维持它的正常运营。其次，商品是那么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跨进超市什么都能买到。而且，服务态度非常之好，把顾客当作“上帝”对待，买了东西不喜欢几天以后还可以拿去退或换。与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物资还相当匮乏的中国相比，对照实在是太强烈了。当时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还刚刚起步，计划经济的垄断思想依然统治着一切领域，对商店里的服务态度怨声载道。

更深入地了解美国

历来的政治学习教导我们，要牢记列宁的教导：“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临出发前，报社为我们制订的《华盛顿记者站工作方案》，第一句话就是：“美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它早已越过鼎盛顶峰，开始走下坡路。”“它在经济上……由于制度原因，身患痼疾，面临一系列无法根本解决的严重问题。”然而，现在，我眼前展现的这个活生生的“美帝国主义”，不仅没有“垂死”，而且还在继续向上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又怎么去向国内广大读者介绍美国呢？国内报社的审稿人能通得过吗？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我们决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报道原则，一切以事实为依据，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两年多下来，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报道很受广大的读者欢迎，他们认为是大大开阔了眼界。
　 美国城市里的十字路口，即使没有红绿灯，也往往在路旁立有STOP！（停！）标志。不管是谁，汽车开到那儿都会自动停下来，经过左顾右盼以后才继续往前开，这已成了每个开车人的习惯。如果遇上红灯，那就更不用说要停下来等候了。一次，一个城市的教育局官员开车带我去参观学校。走到一个僻静的十字路口，正巧遇上了红灯。当时，前后左右，空无一人，而定时的红灯却老不变。干嘛要这样傻等呢？我有点想不通，建议我们何不闯过去。没有想到，这位官员反倒给我上了一课。他说：如果我这样做，明天我的名字就可能上报，因为红绿灯会给你留下录像，而报社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天天都会上警察局查记录。当官的闯红灯，岂不正好让他捞了“一条大鱼”，没准还能成为“头条新闻！”这位官员还告诉我：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女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如果他们有违规行为，也会因为父亲的关系而引人特别注意。
　 区区小事，却发人深思。这个例子说明：第一，法治的观念已经深入美国人心，一般地说，他们是在自觉地守法。第二，特权思想不为美国一般人所接受、所认可，甚至引以为耻。他们为什么能这样？追溯得更远一点，这也许与美国人背上没有封建历史包袱有关，他们的《人权宣言》上第一句话就是：“人人生来平等”。二百多年前，来自欧洲的这些移民是通过革命手段赶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才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所以他们一直把7月4日自己的国庆节称为“独立日”。建国伊始，他们就崇尚自由、民主。与此同时，他们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体制，使任何违规行为都受到限制，在法律面前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总的来说，美国社会虽然问题很多，但能一直保持相对比较稳定，这大概是根本原因之一。
　 美国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国家，报刊电视的新闻报道无不争先恐后。本着“狗咬人不是新闻，只有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原则，杀人放火抢劫案件往往可以成为头条新闻。媒体的确大胆自由，对什么事都可以发表意见，而且往往造成很大影响，当官的也怕它几分。不过，有时自由得过火了，它也得低头认罚。它果真这么自由吗？也不尽然，至少它必须受两条约束：一是法律，报道没有准确依据，构成诬陷就要负法律责任；二是，冒犯了老板，就有可能被炒鱿鱼，而且其中往往涉及这些媒体所属财团的利益，这已经不乏其例。
　 舆论监督威力之大，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就是《华盛顿邮报》记者揭发的“水门事件”丑闻，竟把尼克松拉下了堂堂总统宝座。但是，在这里，并不因事废人，否定他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尼克松1972年访华破冰之旅改写了历史，至今仍是世界公认的丰功伟绩，美国人至今以此自豪。在今日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里，他当年访华的各种记录（包括图片、录像、录音、文字）最引人注目。尤其是“世界伟人”这一屋的等身雕塑，更成为这个图书馆的最大亮点。在满屋尼克松打过交道的世界级人物中，在中央沙发上赫然坐着的就是他所十分敬佩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美国的权力机构，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上至总统下到地区学监无不如此。竞选、投票已成为美国人的家常便饭，一年到头，没完没了，更不用说是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我采访过1980年总统选举从头到尾的全过程，如果从竞选的锣鼓敲响算起，前后长达一年，活像一场马拉松式的大戏。虽然经联邦选举委员会承认申请竞选总统者已达112人之多，但是最终还是由共和民主两党包办。其实，这两个党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倾向、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总统大选耗费之大，都是些天文数字，除了一小部分由国家明文规定予以补助外，就看支持你的财团愿意拿出多少钱来为你夺得这个宝座了。说什么穷小子也能当上美国大总统，那纯粹是神话！每次的大选竞争都是那么激烈，因为厌倦了旧总统的人们都期望换个新人来试试，虽然明知道他们的后台将决定他们的大方向。不过，总统任期四年，一般只能连选连任一届。所以，人们手中这一票投给谁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能起多大作用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在三权鼎立制度下，总统是不允许独断专行的，不可避免要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牵制。我看，这可能是美国社会能维持长期稳定不乱的根本原因，许多重大错误正因为有这种相互的监督而得以避免、制止，或者暴露以后加以处置。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美国也有雷锋？！》。这并不是什么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亲身经历的有感而发。我在马路边拿着地图东张西望，就会有人主动过来问我：“MAYIHELPYOU？”（需要帮忙吗？）有的热心人甚至亲自带我一起去寻找我要去的地方。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都有同样的经历。一次，我的儿子开车送我去一个小城市看老朋友，已经快到了，因对当地路不熟就向路边一个妇女打听。没想到，她跳上自己的汽车说：“跟我来！”。她引导我们拐弯抹角到达我们要去的那地方时，只是伸出手来做个手势表示：“到了！”然后就开车扬长而去，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这不正是“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吗！在美国大学讲学期间，我和老伴是租房子住在学校以外一般居民区里，和美国老百姓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他们的为人处世有了更多的感性知识。初期，我们因为不开车，只能步行到附近一个小镇去买东西。正发愁找不到超市在哪，只好向从一家诊所走出来的一个白发苍苍老太太打听。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不仅详尽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还豪爽地说：“上车，我送你们去！”于是，她把我们送到了另一个镇上的一个大超市。一小时后，我们购物出来，意外地发现她还在那里等我们，并把我们送回家。一路上，才了解她叫格蕾斯普丽斯特，已退休多年，一直热心于社会服务。从此，我们结成好友，常通电话，她一再表示愿意为我们义务开车。她常说的一句话是：“能帮别人的忙，是我的乐趣。”圣诞节前夕，她开车来接我们去参加教堂的圣餐会，上车才发现已经有两位老太太在座，也是她沿途接送的。在盛大的聚会开始之前，牧师在祷告祝福之后，还热情洋溢地表彰了一大批教友造福社会的先进事迹。使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的格蕾斯也在其中，而且名列前茅，她助人为乐的桩桩事迹感人至深。当她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领奖的时候，她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这都是上帝让我做的。”在美国住久了，就让人越来越感受到基督教文化在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威力无处不在。
　 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两极分化非常悬殊，富的可以花天价上太空旅游，穷的无家可归只能靠救济过日子。在这里，人人都可以拥有枪枝。吸毒、强奸、洗劫银行、校园枪击，已经是不是新闻的新闻。初来乍到，无不恐惧三分，不知自己掉入了什么可怕的深渊。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这里大多数人都有是非的共识和助人为乐的习惯。大小城镇都设有各种提供援助或慈善救济机构，专门从事援助贫困家庭和惨遭不幸的人们。我讲学的大学所在地约翰城，是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地方，竟也有“救世军”、“妻子行动委员会”、“妇女援助中心”、“妈妈之家”、“老年人活动站”、“受害者服务处”、“残疾人协会”……都是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团体，为的是通过互助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们的经费主要都是来自各方的捐献，有的可以按法律规定得到政府的补贴。人力主要靠志愿者的义务劳动，即使常规任职的也只是拿半义务性质的低工资。为所有这些社会慈善事业撑腰的是一个专门为民间团体筹集资金的机构：“联合基金会”，全国各地都有。它拥有一套训练有素的人马，一年四季举办活动，吸引各界人士通过他们赞助公益事业。它和许多大公司、大企业保持友好关系，使之成为长期的赞助人，甚至让他们说服职工从每个月薪金中自动扣除一个很小很小的百分比作为捐献。这样一来，既为社会慈善事业开拓了一个长期性的财源，又使这家公司及其参加捐献的职工，按照美国法律可以享受一定比例减税的优待，一举而两得。所有民间团体都可以向“联合基金会”申请补助，至于能分得多少，决定于你的活动性质、规模和效益。
　 拥有两亿多人口的美国，已经是一个老年化的国度。老年人处处受到优待，福利措施比比皆是。看电影、上剧场、乘公共汽车、火车、飞机，都享受特殊优待。对此，我和老伴深有体会。只要出示证件证明你是62岁以上，在大小城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是免费就是半价，还受到特殊照顾。“老年活动中心”也是我们爱去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和当地老年人一起喝茶聊天，健身学艺，有说有笑，令人有返老还童的感觉。中午，这里还供应只收一美元成本费用的营养午餐。这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老年活动中心”，除了能从政府民政部门得到一定补助以外，主要是靠各方的捐献和众多志愿者的义务劳动或半义务劳动。我们认识的朋友中，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有老移民也有新移民。他们取得永久居留证（即“绿卡”）后，就可以享受廉价租屋、医疗优惠、每月领取最低生活补助等权利。据我们所知，不少华裔老人就因此长期留下来了。至于许多人留学不归，甚至设法转换身份而长期居留，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他们这样做，也许都有各自的理由，不一定就是不爱国。

美国和中国

根据我的亲身感受，生活在这个移民国家的美国人，一般地说，对于将近二百万来自亚洲的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友好感情。这不仅是因为大批的华工曾经为美国东西大动脉铁路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因为中国人以勤劳和重视家庭教育著称，他们的后代往往是获各种学科奖项的佼佼者。一般地说，美国人往往只关心自己国家，国际知识较差。但是，他们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特感兴趣，开始出现学中文的热潮。不过，由于生活在西方媒体笼罩之下，因而脑子里有的只是好奇、困惑、疑问，有的甚至极其偏见，缺乏正确认识。他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飞快发展以来，中美关系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进入蜜月时期。1987年，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NBC（国家电视台）曾经派来大批精兵强将来中国做了一周的现场直播《变化中的中国》（CHANGINGCHINA），向美国观众介绍今日中国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倍加赞赏。连我这样与美国有过来往的人也被请到长城上去接受NBC著名主持人耿宝（BRIANGUMBLE）的采访。但是，自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剧烈转折，一落千丈到了冰点。
　 从此，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大转弯。其间，甚至发生过美军弹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性事件以及美国大型侦察机被迫降海南岛的异常现象。所有这些严重问题，无不是经过漫长而又复杂的谈判才得以解决。但是，中国近十多年来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中美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又逐渐地缓和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由于中美又共同站在反恐战线上，两国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近年来，特别是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形势下，在中美的峰会上都显示出良好关系的趋势：中美双方都在努力运用求同存异的智慧，以增进合作减少对抗，朝着维护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回顾往事，从26年前踏上华盛顿土地的第一天起，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到今天，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仍然是：究竟应该怎样去认识美国？我没有对美国进行过学术研究，只能以有限的感性认识来解释自己脑子里存在过的一个又一个“困惑”。如果套用国内凡事总爱问姓“社”还是姓“资”的习惯，该怎么看美国呢？当然，毫无疑问，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在外交上目空一切的唯一超级大国。它的经济不仅没有“垂死”，依然还影响着全世界，科技创新往往居于领先地位。就其国内社会秩序而言，一般比较稳定，事事以法律为依据，制度不容许特权的存在。美国人个性自由解放，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干自己有兴趣的事，有时可能自由得过了头。他们享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这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不容侵犯。社会矛盾当然不少，工人罢工和群众示威是常事。每届总统，为了保住宝座并争取连任，都不得不讨好选民，不得不重视社会福利，在税收、失业、养老、救济、福利、公共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政府都予以相当的补助。按照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但是，不能不承认，它通过采取种种手段可以缓解危机，甚至解决了矛盾，又继续前进。有人认为，这种现象说明：民主可以促使资本主义滋生社会主义因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政府要存在下去就不得不照顾大多数的利益。也有人说，这是市场的自由原则与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做法挽救了资本主义走向崩溃。
　 但是，谁又不能不看到，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都摆脱不了财团势力的笼罩。每届政府政策的差异，除了因为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些财团的利益所在，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今的布什政府，目前正处于严重的外交困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企图凌驾全球的单边主义政策，在海外部署兵力，扩大军事存在，妄图以枪杆子打出一个个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权，听从它的使唤。这样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全面的反弹，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美国统治集团内的有识之士，将此称作“超级大国疲劳症”，早已对他们的朝野敲起了警钟。如果一意孤行下去，其前途实在堪虞。
　 当今世界，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快速发展的最大市场；美国是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具有领先的经济与科技优势。二者之间，在根本利益上，谁也离不开谁。中美两国的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都具有善良勤奋、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彼此业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国之间，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必然互利互惠。当然，两国之间，不可避免还会出现磕磕碰碰。但是，我深信，我们两国的高端会运用他们的智慧，经过协商达到解决。两国人民都万分珍惜我们之间已经结成的伟大友谊，不会容许它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