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有“凤凰”，而居“南方”

——人们曾经误以为人是一个会思想和有感情的动物，其实人不是动物，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天使——
因有“凤凰”，而居“南方”
——社会自觉系列之一

作者：梁泉

一
这样的声音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说出来你可能会误以为它不存在。
因为这个问题对个体来说，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对群体来说，则是一个政治文明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当我与我的兄弟姐妹一起离开那个被称为内地的地方融入“民工潮”，我们很难想象到十多年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又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坦诚地说，那是一种逃难，只是比别无选择稍微好一些。现在的人们都已经不难理解，没有选择权利的个人其实意味着奴役。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不离开比离开还要好的话，谁愿意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故园呢？
当生活在别处而不是在此处的时候，能够逃难也就是一种幸福的选择了。
与偏见、无知以及故意的谎言相比，生活本身毕竟有它自己的路。十多年间，千百万民工变成了数以亿万计的流动人口。与农业社会的农业文明相对比，工商社会是一种工商文明，它们不仅意味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而且意味着乡土社会以外的城市生活。既然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那么在占尽天时、地利的南方，也就有了“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人和。人们把古老的中国留在了那个总是被称为内地的故乡，那个名叫农业社会的地方。

二
一个人要以逃离家园为代价去寻找新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悲剧，作为这个民族社会之一员，我与我的家人并不是这种悲剧的例外。值得幸运的也许是我们的逃离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与乡土中国完全不同的那个新天新地。

与完全依附土地资源的乡村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空间：城市。城市的出现从根本上解开了附地而生的乡土社会的死结。既然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人而起的，那么，人都不在乡土社会了，乡土社会的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了。人们把自己的老问题和新问题一起带到了城市。

不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工业社会，都离不开民族国家这个生活共同体，与曾经的乡土社会那样，“城市的形成有着自然的社会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一部分人努力的结果，城市是一种社会资源，它并不属于哪一个利益集团。”生活共同体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它们有具体的地理空间，以及居住在这些地理空间上的人民，还有政府这样一个生活的公共平台。任何共同体都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在任何一个共同体内都有其基本的道德和信仰的共识，现代的人们把它们形容为文化共同体。

“我认为，倘若藏在一个人体内的兽性能够用威胁──任何一种威胁，无论是监禁或是死后的报应──加以压制，那么人性的最高标志将是马戏团里手执鞭子的驯狮者，而不是牺牲自我的先知。但这恰恰是要害问题：千百年来使人类高于禽兽的不是棍棒，而是内心的音乐──手无寸铁的真理不可抗拒的力量。”（《日瓦戈医生》）“强权”（强迫）对任何人来说永远都是一种“他者”，所以，所谓的文化共同体事实上只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家园的别名，对那些以逃难的方式离开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的人来说，如何在城市这个新家园里建设自己的文化认同，是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人们在大地上迁徙或漂泊，从乡村到城市，从出生到老死，不论是男是女，还是贫或富，都在寻找自己的家。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曾经误以为人是一个会思想和有感情的动物，其实人不是动物，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天使。天使来到人世间，只是因为他们的翅膀被折断了而已，所以只有在人世间，文化共同体才有现实的可能和现实的需要。

在乡土社会，主导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主要有那种承载了语言文字的书籍；而在工商社会，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已经由语言（广播电台），还有声音与光影（电视、电影）以及网络所主导。当少数人那种特权的阅读变成为一种多数人那种大众的观看以及主动的参与的时候，作为主导性的个体，也就是个人的主动性就凸现出来了。

观看绝对不是一种旁观，电视犹如一面镜子，人们只有在观看中才能看清自己，只有看清自己才能让天使得以找到那条回家的路。是的，如果人连自己是降生在尘世间的天使都不知道，人怎么知道自己的家在天堂呢？

十多年前从内地那种乡土中国回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这个被称为沿海地区的南方之后，我曾经用了很多时间栖息在港台这些外资企业里谋生，当我们由生到存，也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和家人的独立空间的时候，我们也就有了那种融入了这个社会的感觉，事实上也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十多年后，当我离开这个地方再次回到内地那个故乡去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种做客的感觉。特别是当我离开南方去内地远行的时间稍微长一些的时候，我需要回到家中的客厅，打开电视节目，调到那个好像专属于南方的“凤凰卫视”，只有看到那些熟悉的画面，听到那些熟悉的声音，才算是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文化共同体。后来，当我在那些我们已经陌生了的内地，通过卫星电视同样观看到那些熟悉的画面，听到那些熟悉的声音，还有，当我们同样可以在北方不仅观看到这些熟悉的画面，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而且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比南方更多的时候，我才知道文化共同体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包容和理性对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与那种出于部门或者是个人利益的过度的自私相比，它们已经属于次要的问题。过度的自私既表现在对频道的过滤问题上，也表现在对节目的屏蔽问题上。我在内地一些省市的市民住宅区曾经看到过节目频道逾百的数字电视，可是要观看凤凰卫视却还是只有在高消费的宾馆酒店才有可能。如果数字电视给你100个同质性的节目，它们无非是100次的重复，与其要这种100次的重复，人们不如要10次的不同。每个人都有一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眼睛，人们需要通过“电视”这个窗口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一种真实的生活以及那些真正的人生，看到那些切己的东西，那些温暖人、把人当人看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相反的东西……。

“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若只为——即使是为着有益的目的——使人们成为它手中较易制驭的工具而阻碍他们的发展，那么，它终将看到，小的人不能真正做出大的事；……”（密尔）当人们无论在东南西北中，都能看到那个曾经专属于“南方”的“凤凰卫视”的时候，一个有基本道德、信仰以及法律共识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才有可能开始。

三
在乡土中国，阅读曾经是一种特权，就像在农业中国，观看曾经是一种特例一样，当工商文明使这种特权与特例存在的客观基础不再是一种客观的东西，而是主观的原因之后，改变就是迟早的事情。“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哈耶克）我们不妨把这段话稍微作些修改，即，使社会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生活过程。作为民工或者是外来人口，我和我们的亿万父老兄弟是因有外资，而居城市的。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和中国人完全结束了那种闭关自守的千年孤独，也使我们得以面对“因有‘凤凰’，而居‘南方’”的新问题。

学者们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来型与后发性的现代化，华夏民族作为一个种族并不反对工商文明，那么，工商文明为何在华夏民族里并没有成为那种内生型的东西呢？这样的大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回到个体的自由选择和群体的政治文明的事件上来寻求答案。人们知道，选择永远都只是针对独立个体的问题，如果没有独立的个体，也就无所谓选择，自由选择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自尊，也关系到个人的归属与成就。作为一种群体的心态（精神），人们是否愿意包容和拥有理性，则是关系到一个社会是否是多元和法治的问题。对一个民族国家这个生活共同体来说，有“你”才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国民，只配有什么样的政府。

古人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们必须要牢记，凤凰是不会死的，死是人想出来的，会飞的凤凰属于无尽的时空。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文化专营的大陆中国，在两岸三地所组成的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内致力于建设有最低底线的法律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以及信仰共同体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已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的问题，面对这个现实，主要就是身在其间的人们如何去面对自己个人的操守，以及是否能自觉担当自己个人的责任。

在这个电波无远弗届，网络无孔不入的时代，不论是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南方还是城市都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假如“南方”给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内地”给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多，那么，人们就会选择归去。千百万人既然能够逃难似的离开内地那个乡土中国，他们就有能力选择离开那个无法找到可以有基本文化认同的南方。

因有“凤凰”，而居“南方”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背后是对共同生活的家园的认同。正如歌中所唱得那样，“有你才有我们”，我们已经随着新的世纪在新的时空里远行，你呢？是否也在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