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财产公开

   本想写一篇关于国庆的文章，但发现网上各种点评各家解读实在是铺天盖地，于是决定还是不凑这个热闹，转而说一说官员财产公开，这届四中全会前后吵得沸沸扬扬，却又马上被60周年大庆冲淡了的事情。

    财产公开早已不是新闻。21年前，全国人大就已经起草了公务员财产申报的草案，1995年，中办、国办也出台了处级以上干部收入申报制度。但所谓收入申报和真正的财产公开还相距太远，只能说是万里长征第一步。2008年5月正式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实施一年以来，花拳绣腿有余，伤筋动骨不足，除了几个赚人眼球的诉讼案，这部条例对中国官场的腐败基本没有多少震慑作用，几个公民对政府开支的公开申请也都是不了了之，更别提公开官员自己的财产。

    当然，中国之大，事情都得慢慢来。去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官员财产申报，一时间被称为破冰之举。但尘埃落定之后，大家发现其实所谓的财产申报，更像是一场没有实际意义的作秀。55名官员，“收礼”一栏全部填“无”；财产申报，也分公开和秘密，且只要在申报以前上缴非法所得，既往不咎。这种模棱两可，法制界限模糊的财产申报，基本没有起到破冰的作用，反倒被冰给冻住了。

    然后有浙江慈溪的廉情公示。当时许多人以为，一个阿勒泰，一个慈溪，一西一东，一落后一发达，一内陆一沿海，可能是中央在有意试点，为以后的大动作做准备和演练。慈溪虽然公示的内容比阿勒泰更具体，也抖出了“多数局级干部有2房2车”这样的花边新闻，但所谓的公示却只限于官员所在机关大院的公告栏，既不上网，也不登报。而且与阿勒泰一样，慈溪也采取了人治色彩很强的手段：让官员互相监督，进行匿名投票，看自己的同事是否谎报财产。尴尬的同时，显现出政府在缺乏真正监督下的无奈。

    本来阿勒泰和慈溪已经成了旧闻，但最近湖南浏阳所谓“最彻底”的财产公开，再一次让人们开始关注这中国“最难产”的法规。之所以说浏阳公开是“最彻底”，无非是其要求官员公开的财产项目较阿勒泰和慈溪更为细致。各种见得人的收入，比如奖金、津贴、补贴、福利费、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婚丧喜庆等所得，都要申报。虽然阿勒泰的申报通知中也有类似规定，但毕竟浏阳没有分“公开”和“秘密”两条申报路线，已是进步。然而，没有制度约束的财产公开无论怎样在细处纠结，终究缺乏彻底公开的底气。浏阳“被公开”的干部，仅仅是75名即将被提拔的官员，现任领导，退休干部，皆不在公开之列，像是走过场。公开时限更是令海内外贻笑大方：三天而已。大有“想看官员财产请抓紧”之势，仿佛让这些官员的家底多见几天阳光就要天下大乱。试水试得如此捉襟见肘，不知浏阳这“最彻底”的公开到底是在破冰，证明公开的易，还是在反讽，证明公开的难。

    地方官员在行动，北京的学者也没闲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坊间学界流传着不少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性安排”的猜度。《暸望》周刊也在7月底放风出来，说“社会也期待，党能够充分运用一切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成果，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有理由相信，四中全会会在社会的最期待处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但四中全会开过，公报大家一看，整个一篇党八股写作学习范文，财产申报制度再一次雷声大雨点小。虽然还有2012年的十八大可以期待，但阿勒泰、慈溪和浏阳的三次尝试，恐怕已经让有识之士认识到，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政治体制改革若无动作，财产公开注定只能是黄粱美梦。郑鲁宁说“彻底官员财产申报不成熟但要坚持不断推进”，又说“这项制度完全建立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个条件和配套的制度才能建立起来”。看似信誓旦旦，信心满满，其实字里行间充满着无奈：推进是可以，我们可以再来几次阿勒泰、慈溪、浏阳式的贻笑大方，但如果制度要建立，必须有“条件”和“配套的制度”。条件是什么，配套的制度是什么，郑先生心里明白得很，但哪里又能一一点名。

    网上有文一篇，曰“李鸿章会公示他的财产吗？”看似莫名其妙，但实则反映了中国人百年以来的一直没有实现的诉求：官就是官，大到行走故宫的李鸿章，小到出入县衙门的县令，家里存着多少银子，永远也不会跟你老百姓说，说了官还是官么？

    的确，如果公开了财产，可能官就不是官了,比如陈水扁，就因为家产见了光，从堂堂“总统”沦为阶下囚。但这对于人民却是天大的幸事。所以刚才说官员财产公开这一诉求中国人百年以来一直没有实现，其实并不确切。海峡对岸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早在2007年就已通过，2008年修订。这部“法案”的第一句话可能就会让我们的人大代表和立法专家们望尘莫及：“下列公職人員，應依本法申報財產： 一、總統、副總統。… …”。虽然台湾弹丸之地，通过个把所谓“法案”来我泱泱中土要便利许多，但看看阿勒泰、慈溪和浏阳的扭捏，应该不难发现不同制度下官员心态的天壤之别，更不用说低保户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应声而出——简直是只准官兵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集中体现。

    海内外学者总谈“中国模式”是否真的能千秋万代行之有效。如果说腐败是中国模式的软肋，而官员财产公开是反腐败的必经之路，那么阿勒泰、慈溪和浏阳的三次不算成功的尝试已经给“中国模式”打上了三个不大不小的问号。本来国庆刚过，说这样的话未免有煞风景，但中国的政治家和老百姓都知道，腐败是中国发展道路上必须清除的路障。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局部破冰，让一部分官员先公开起来，做更多的试点，但这些试点能否最终带来郑鲁宁先生所说的“条件”和“配套制度”，我们所能做的，除了拭目以待，也就只有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