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士谔——清末民初的上海城市预言家

    近年来，上海城市风貌的日新月异，清末民初作家陆士谔引起了学界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当时最为多产的小说家，而且，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他的作品《新中国》之梦中，所描述的三大工程与现在上海的南浦大桥、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及地铁一号线的地点方位出奇地相仿。陆在《新中国》中的梦，还有更“神奇”之处，他设想在陆家嘴建造金融中心，在跑马厅（人民广场）造剧院……这位清末民初的多产小说家的奇梦幻想，真是令今人瞠目。
    
    陆士谔早年即离开故乡青浦旅居沪渎，悬壶行医兼写小说。长达四十三年的上海生活经历，使他自觉地将这座城市作为其小说书写的不二背景，描绘出二十世纪初叶上海光怪陆离、新旧杂陈、中西交汇的社会生活画卷。他不仅“于上海之社会，上海之风俗，上海之新事业，上海之新人物，以及大人先生之种种举动”竭力摹写，淋漓尽致，并以近似漫画的夸张手法将“魑魅蝄\毕现尺幅”，以期“开智觉民”，醒世救邦。与此同时，陆士谔又在极端的现世困惑及失望中升腾出对富国强兵、昌明发达、开放文明的理想城邦的想象。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陆士谔用复杂矛盾的心态凝视上海的当下，想象上海的未来，前者充满了焦虑、憎恶与嘲谑，后者洋溢着期待、赞美与憧憬，不同的书写心态幻化为不同的上海城市表情，尤以对上海城市的精确预言及美好愿景引人注目。
    
    陆士谔创作了《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言》和《新中国》等一批“拟旧小说”和未来小说，“《新水浒》和《新三国》主要写强国之途，而《新野叟曝言》则写富国之方了。”这三部皆为拟旧小说，而成书于1910年的《新中国》则被誉为中国的《百年一觉》，充分表达了作者勤俭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及对未来文明昌盛的理想之国的憧憬。陆士谔精心构架的1951年的上海都市风貌让今人不禁赞叹他那超凡的想象力和预见力。
    
未来都市的空间想像
    
    陆士谔首先为未来上海设计了一张宏伟的地下、地面和空中交织的都市交通网：上海城里城外，马路修筑得异常宽广，路旁商铺鳞次栉比。店铺后面均铺设了晴闭雨开的雨街，上覆琉璃瓦，通光而不漏雨。大马路下通了地铁，“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空中翱翔着各式飞车飞艇，可行可停，可升可降，往来自如。即便是水中，也有风驰电掣的各式汽油艇、电气船，人们还可穿上精致的水行鞋如履平地行走在水面，欣赏湖光山色。
    
    陆士谔还精确预言了浦东的开发：跨江大桥横跨浦江两岸，“长虹般的铁桥，横卧波心……一时渡过了桥，只见洋房鳞次栉比，马路八达四通，往来车马，像穿梭一般，那里是浦东！四十年前的南京路，也不过这样繁盛。”黄浦江底也铺设了过江隧道，电车可以快捷地直行浦东。交通的便利加快了浦东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开设在浦东，万国博览会也在浦东召开。陆士谔在梦幻中设想的浦东华丽转型及世博会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均已变为现实，我们在惊叹之余，不能不佩服他那超凡的预见力！
    
    对于城区的繁华及发展，陆士谔想象的翅膀放飞得更加高远：城郊徐家汇已建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见店铺如林，夜市十分热闹。布庄、缎庄、顾绣庄、南货铺、茶食铺、杂货铺、茶楼、酒馆、番菜馆、宵夜馆、京馆、徽馆、苏馆、扬州馆、书场、影戏，没一样不有。那各店家的电灯、煤气灯，密的像天上繁星相似。灯光照在马路上，明亮竟同白昼。”马路上车来人往，川流不歇，秩序井然。静安寺路上以往中国人不能越雷池一步的跑马场已变成了人人皆能出入的大剧院“新上海舞台”，舞扇歌影让人留连忘返。相当于市民俱乐部的“国民游憩所”设有阅报室、丝竹室、棋牌室、弹子房、藏书楼等，曲院回廊，高华轩爽，清雅异常。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之快更令人目不暇接：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再到浦东，从白渡大桥直达宝山县城，“十里店铺密密层层”，繁华异常。甚至青浦淀山湖也“直通黄浦滩，接接连连，都有房屋，都有市面”；淀山湖滨“收拾得同黄浦滩相似。四边岸上，也筑着无数的房屋，好像有几十万人家聚族而居似的。”城际交通也更快捷，京沪铁路通车，沪宁铁路归了官商合办，上海已俨然成为中国的商贸及金融中心。
    
理想城邦的政治蓝图
    
    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建立理想城邦的根本。陆士谔是个拥护立宪的开明绅士，他的许多小说都大力宣扬宪政国家的理念，在《新三国》之“开端”中，陆士谔开门见山地宣布他的创作主旨：“在下特撰出这部新三国来，第一要破除同胞的迷信，第二是悬设一立宪国模范，第三则歼吴灭魏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蜀国在诸葛亮领导下变法，先改政体，再创实业，从而国富民强，终于完成了歼吴灭魏、统一全国的大业。这是作者托古人以抒胸臆。而在《新中国》中，作者进一步描摹了他理想中的宏伟立宪蓝图，宣统八年，立宪成功，皇帝召集国会，上海各界欢庆，各项强国事业开始启动：
    
    首先收回租界。其中包括裁革领事裁判权，收回治外法权，警政路政悉由地方市政厅主持，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其二加强军备。中国人的坚船利炮之梦终于实现，自制军舰威力无比，海军军力全球第一。《新上海》“吴淞口大操海军”一回描写了吴淞口的炮台林立及口禁森严。设备先进武器精良的兵舰、鱼雷舰及潜水艇鱼贯而出，威风凛凛，各显神通。另外，中国自制的飞舰增强了空中御敌能力。尽管已拥有天下无敌的海陆两军，但中国始终禀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素来抱持平和主义”。
    
    其三振兴实业。《新中国》中的上海汽车业尤为发达，研制出的电汽车式样灵巧，油耗省俭，汽车制造因此成为上海的龙头产业。陆士谔还大力提倡中国制造，以品质优良的国货全面淘汰洋货，他展示了上海兴华针钉厂设备先进的机械化车间。此外，他还提倡科学富国，开发矿产，裁革各项杂税，以舒民困。“我国人创业，纯是利群主义。福则同福，祸则同祸，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
    
    其四发展教育。《新中国》中的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已成长为一所设有经、史、文、医、商、法律等十二门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拥有3万学生及众多留学生。汉文汉语成为世界公文公语，中国人出洋已由受学转向授学。
    
    最后是加强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经历过上海橡皮股票风波及金融危机的陆士谔对清政府无所作为的金融机构极度失望，期盼着具有强大金融调控能力的国家银行的诞生：“有了国家银行，凭你怎样，市面总不会十分恐慌。譬如，银根紧了，拆息非凡地高涨，国家银行就把现银狠命地放出来，救济市面。现银一多，拆息自然会平下去。倘碰着拆息低不过，钱店银行无利可赚，却就把现银狠命地吸收。银子少了，拆息自然会高起来。”《新中国》中，陆士谔实现了他的金融理想，国家自铸货币，中国银行具有强大的金融调控能力，经济走势平稳且逐步上升。
    
    以上种种改革措施的推行使新中国成为全球首富，不仅征服了欧洲，而且占领了月球、木星，成为宇宙强国。“全世界二十多国会议设立弭兵会、并万国裁判衙门，都已议决了。那弭兵会会所、合万国裁判衙门，都设在我们国里。并且，弭兵会会长，就举了我国大皇帝。”相当于安理会的弭兵会设在天津，相当于联合国的万国裁判衙门设在北京。中国已经甩掉了积弱贫穷的帽子，以其强大的实力在世界上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这是陆士谔辈祈盼中国摆脱在世界格局中的边缘附属地位而作的想象。
    
科学与幻想的结合
    
    陆士谔有关上海的城市预言至今已有很多成为现实，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而与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渊博的知识面及其对政治的高度敏感性密切关联。陆士谔除了专攻医术外，还涉猎多方面科学知识，他广泛阅读科普报刊、史地书籍及西方科幻小说，掌握了比较前沿的科学知识和科技术语，除《新中国》外，陆氏的《新野叟曝言》等书中也出现了大量在二十世纪初尚较罕见的科学术语，如升降机、空气箱、月球、慧星、飞舰、隧车、万国博览会、社会主义等。所以他的想象并非闭门造车或传统小说中荒诞不经的神话，而是建立在当时已有的科学成就及科学推理之上，是科学与幻想的完美结合。
    
    陆士谔的上海小说只是近代小说上海叙事浪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上海当南北航线之要点，东西洋贸易之枢纽，新学输入，风气之开，较他处先。是上海者，诚陶冶人才之文明渊薮也。”现代新闻媒体业在此发祥，新式学堂在此滥觞，从事近代文化产业的一大批“洋场才子”，如孙玉声、韩邦庆、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王韬、陈景韩、包天笑等在此集聚，形成了近代最重要的作家群落。报人、自由写作者等职业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来源，稿酬制使他们不再仰人鼻息，受人供养，看人脸色，具备了大胆脱离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而张扬独立思想意识的物质基础，进入人格独立及自由写作的佳境。正如李伯元所云：“我之于官，既无统属，亦鲜关系，惟有以含蓄酝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则庶几近矣。”而上海租界“化外之地”相对宽松的言论、政治环境，脱离家庭、宗族束缚后的自由移民背景，也使他们能够超越禁忌，大胆宣传民主共和，抨击时政，揭露政府的黑暗腐朽。上海因此深刻影响着近代小说外部书写形态及内在价值观念的变革，产出了近代绝大部分的小说作品和一批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的犀利的社会批判者；另一方面，作为西方文明输入的桥头堡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崛起最快的都市，上海也成为近代小说中叙写最丰满、反映最全面的一个城市，她在近代文人的想象与书写中存在着“令人惊异的悖论，难以置信的反差。漂亮，卑污、奢华；生活方式如此迥异，伦理道德那么不同；一幅光彩夺目的巨形环状全景壁画，一切东方与西方、最好与最坏的东西毕现其中。”真实上海的这些悖论与反差在文本上海中被进一步放大，凸现了近代海上文人在动荡的时代和剧变的城市中油然而生的迷惘、焦虑、失落与恐惧。陆士谔就是这个时代海上文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