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作者谈中美高考的区别

图：像“传教士”一样，黄全愈教授这几年一直在推动高考改革
黄全愈简介:
旅美教育学专家，1988年赴美留学，1993年获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现在迈阿密大学任教。他长期致力于中美教育比较研究，从2000年到2004年，《素质教育在美国》、《玩的教育在美国》、《“高考”在美国》……一年一本力作问世，在我国教育界不断引起反响，对国内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
高考之后，《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的作者、一直在大力倡导中国高考改革的留美博士黄全愈接受本报专访——
核心提示
六、七、八三个月，对于高考考生及其家长来说，说是历经人生一大“磨难”并不为过，从考试到录取，一种焦虑弥漫在这个群体中，刺激着整个社会的神经。
此时，羊城再遇《“高考”在美国》一书的作者、留美博士黄全愈的时候，他正在广东教育学院，对全省“名班主任”大谈中美教育比较。
“大家一讲素质教育必声讨考试，其实素质教育并不是不要考试，不要高分，而是不以考试为教育的核心及目的。美国的孩子也是从小‘考’到大的，关键是看你考分至上、认分不认人，还是全面地衡量学生——既认分又认人！”
或许，总拿一个发展中国家、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的一场考试来说事，不是件太公平的事情，美国常春藤名校已见证数百年历史，而中国高等教育真正的大发展还不过数十年。可是，当你带着更为理性、更为宽容的眼光来看待黄全愈们的“媚外”言论，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的确足资借鉴。
打趣自己这几年像“传教士”一样的黄全愈认为，美国教育并不是中国的圣经，但是，就中国教育目前的现状而言，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素质教育越来越远，培养出来的孩子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改，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
美国的高考
美国的孩子也是从小考到大，为什么他们感觉轻松？
记者(下简称记):
中国素质教育也喊了好多年了，可孩子家长都感觉负担并没什么减轻，还是围绕着高考指挥棒转。
黄全愈(下简称黄):
有人认为搞素质教育就是要取消考试，其实这是错误的。美国学生也是从小考到大，初中升高中也要大考，高中升大学也要高考，但美国的“高考”(SAT)每年有七次，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任何一次甚至每一次考试，一直考到自己不愿再考为止。这是和中国高考一年一考、一考定终身根本不同的地方。
记:并不是考试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看你怎么去考，用什么方式去考。
黄:中国的高考一考定终身，一分定终身，考生的心理压力当然就会特别大。我听一些朋友讲自己的孩子平时什么“一模”、“二模”都考得很好，偏偏是“高考”考不好。原因何在？完全是心理作用！
记:整个社会对它的关注度，也是空前的。
黄:这是“一考定终身”链条下的连锁反应。美国的高考因为是常设的，所以美国学校考试前的准备阶段非常短，甚至根本就没有。课照上，试照考，球照打，舞照跳——一切如常，全然没有国内的“工地停工”，“禁止噪音”一类的殊死搏斗般的临战状态。
记:没有复习的高考，这在中国简直不可想像，我们的孩子整个高三都在为那场决定生死的考试冲刺了。
黄:我们在美国当家长，往往看到成绩单才知道，哦，孩子又通过了一场考试。我的孩子矿矿认为没有复习的考试考的是你平常学习的积累，考的是你真正理解的东西；如果拼命复习去应考，是一种作弊。哈哈，观念完全不同吧。
记:其实中国的高考也在不断改革，像推出一年两考，可试下来问题多多。
黄:中国这样的大国要进行高考改革的确很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要有一个开始，重要的在于有没有改革的决心。我听说广东高考改革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希望广东在这方面闯出更多经验。光是批评高考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建设性的建议，要有人在前面探路。
记:并不是考试惹的祸，就看你怎么设计这套体制。
黄:我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素质教育并不是不要考试，而是不能把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同时，不能一年才一个机会，要多个机会常设。因此，我呼吁:每年的6月、7月、8月各举办一次高考，大学推迟两三个月开学。美国的孩子也是从小考到大，为什么他们感觉轻松？因为他们不是考试至上，除了考试外，还注重平时的兴趣爱好、综合素质，甚至做义工等，考试是为教育服务的一种手段，而中国目前的教育是为考试服务的，因为高考是唯一的，高考的分数是决定性的，一考定终身，一分定终身，这就导致整个教育环节从小学到高中都轻松不了。
常春藤名校的录取
如果不“学雷锋”，就别想申请好学校
记:七八月正是高考录取最紧张的时候，现在中国的孩子读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特别是名校，分数线一年高过一年。
黄:美国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在世界上屈指可数，但美国第一名校普林斯顿的门槛也是非常高的，100个极优秀的申请者中只有不到10个人被录取。我想中国再怎么扩招，名校的竞争也是激烈的。因此普及高等教育，需要办各类型的大学。
记:大家都知道“一分定终身”不人道，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又可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黄:我建议中国的录取是不是可以“三合一”:高考成绩＋高中成绩＋综合素质，不要再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干巴巴的数字，再用这些干巴巴的数字来决定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人生道路。高校录取时，应从多方面来考察学生，不能仅凭一个高考成绩。
记:据你所知，美国的高校是怎么录取的？
黄:当然高考成绩是其中一部分，除了高考成绩，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高中平时成绩，很多学校就用这个高中成绩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态度。大学招生办在审核申请材料时，还会注意看你的学校成绩的发展趋势:是往上走，还是走下坡。这也很重要。
记:你建议的第三项就是“综合素质”，其实国内教育界也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明年广东高考改革，“综合素质”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但是，这个“综合素质”包括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是隐藏在背后的、不易量化的东西。
黄:“综合素质”听起来好像是挺“虚”的，但又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起干巴巴的分数，更能表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像美国的大学很注重你平时喜欢参与什么活动，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科技活动、校内活动、校外活动、个人兴趣爱好……有些学校很注重看你的领导素质，不少美国大学招生办，特别是常春藤大学还要考查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
有些高中生的学业并不突出，就因为“学雷锋”非常突出，而被大学录取了。我常常开玩笑地“警告”我家矿矿：不“学雷锋”，就别想申请好学校。我就知道有孩子每年暑假都到非洲或南美洲一些不发达国家去为穷人盖房子，坚持不懈，终于在录取时感动“上帝”，跨进名校大门。
批判美国名校
父母上耶鲁，子女竟可以继承这项“遗产”
记:说了这么多美国的考试和美国高校的录取，但是针对中国国情，它适用吗？
黄:我绝不认为美国的高考录取就是世界一流的，它也有糟糕、反动、最令人想不通的招生政策。我希望国内可借鉴它的成功经验，摒弃它的糟粕，形成自己的高校招生政策和体系。
记:人们总感觉你在说美国教育、美国高考的好，其实你对其也有批判。
黄:当然，任何制度不可能十全十美，例如，我认为美国很多大学崇尚的推荐信制度就存有漏洞和缺陷。学生顾问的推荐信的内容，除了学生顾问本人以外，只有天知地知，而且许多大学答应在学生上学前将“表格三”和推荐信销毁。如果学生顾问有失公允，或者有偏见，又或者水平较低，甚至心术不正，都可能“杀人不见血”——如“文革”时让背黑锅的人一直蒙在鼓里。这一条显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记:你认为它的糟糕、反动、最令人想不通的招生政策是什么？
黄:就是美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都在实行的Legacy招生政策。Legacy无论是翻译成“传代物”、“遗赠物”或“遗产”，都能让人一眼看出它的反动性质。父母上耶鲁，子女也完全有权利上耶鲁。把“上耶鲁”作为一种遗产来处理，并且作为一种政策法规使之制度化，就实在不可取了。
记:哦，我明白了，就是像我们国内的什么学校子弟可以照顾多少分这种优惠政策。
黄:对，差不多，虽然这些实行Legacy招生政策的学校都强调——只有在校友的子女与普通申请者各方面条件相似或相近的情况下，才优先考虑校友的子女，而且有一定的比例和名额限制。但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也是不科学的，叫“近亲繁殖”。科举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其进步性就在于“反世袭”。今天，我们在对“高考”进行“否定之否定”以达到更高的新境界时，绝对不能给这种反动的教育“传代物”以任何姑息。
记:你放心，这一条今年在国内很多名校都取消了，教工子女与其它考生一样，一分不能少。
黄:这是应该的。
记:但我听说你又支持“捐款上学”？
黄:我认为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大大方方地考虑接受捐款上学的方式。为学校增加一栋校舍、一间实验室、一个球场……何乐而不为？要讲绝对公平，也是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有几点需要考虑。
一是捐款上学的数量(包括钱的数量和人的数量)以及项目一定要公开。当然，学生的名字绝对不能公开。
二是捐款的数额一定要尽可能大，但是，入学人数一定要尽可能少。四年下来，整个校园不会因为十多二十几个这样的学生产生“质”变、影响质量。
三是尽管属投资(捐款)入学，学生也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否则人是进来了，但又读不下去，双方都会十分难堪。
四是捐款的项目一定要有利于广大师生，如果捐款的项目奔着校长和副校长们的座车而来，需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