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平原：閱讀大學的六種方式

陳平原教授在東南大學的演講（節選）

進入正題之前，我先講一個小故事：普法戰爭結束的時候，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指著面前走過的學生告訴大家，我們能打贏這場戰爭，不是因為我們的士兵，而是因為我們的學生。一個國家之所以強盛，關鍵在學校而不是軍隊。這話，110年前被康有為拿來呈給光緒皇帝，藉以呼籲朝廷廣開學堂，以養人才。假如你承認，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是從教育改革起步的，那麼，這個意義上的教育，應該是“大教育”，而不是管理學或方法論等“雕蟲小技”。在我看來，所有關注現代中國命運、理解其過往的山重水復與柳暗花明、期待未來能更上一層樓的讀書人，都應該關注中國大學的命運。今天想從六個不同的角度，同大家聊聊大學問題。
一、作為“話題”的大學
今日中國，關於大學的歷史、現狀、功用、精神等玄而又玄的話題，竟成為中國人茶余酒後的“談資”，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奇觀。對此，我曾做出自己的解釋：第一，中國大學正面臨著痛苦的轉型；第二，正因為不穩定，有發展空間，公眾發言有時還能起點作用。其實，還有一點同樣不能忽略———今天中國的大學，不再是自我封閉的象牙塔，而是用某種誇張的形式，折射著轉型期中國的所有“疑難雜症”。在這個意義上，談“中國大學”，就是談“中國社會”，不可能不牽涉盤根錯節的問題。
舉個例子，大家都很關心“大學擴招”的後遺症，這事從一開始就不是純粹的教育問題。據教育部2007年3月7日發佈的統計報告，2006年全國普通、成人本專科教育共招生724萬餘人，增長幅度有所回落，由2005年的17.1%降至2006年的11.3%，下降近6個百分點；2006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校生總規模達到2500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2%。雖說招生規模在逐年控制，但慣勢已經形成，中國大學生規模天下第一，乃不可逆轉的事實。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大大提升，這是個好消息；可高校擴招背後，蘊藏著風險。貸款擴招，擴招再貸款，如果財務危機沒能得到很好解決，最後的結局，很可能是財政埋單。還有看不見的隱患是，校園裏熙熙攘攘一如百貨市場，再也不是原先那清高孤傲的象牙塔了。
以前關於大學的新聞，主要出現在教育版、科技版、文化版上，偶爾也會在時政版露面，現在不一樣，不少大學教授或有關大學的新聞，竟然在娛樂版出現，其風頭一點不讓影視明星。曝光率是大大提高了，可我覺得，這對大學形像是一種損害。現在傳媒熱炒的，有些是大學的失誤，但有的不是。舉個例子，中國人民大學在餐廳墻角裝了部電梯，被媒體劈頭蓋臉地批了一通，成了“奢侈浪費”的典型。可實際上，餐廳裏裝電梯，方便行動困難的老教授，沒什麼不對。除非是施工中出現貪污受賄或工程品質問題，那應該追究。在我看來，公眾並不太關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借題發揮，這就有點冤枉了。
二、作為“文本”的大學
既然大學是個熱門話題，每個人介入這一話題，都有自己的“前視野”。我也不例外。我所關注的是有關大學的“傳說”、“神話”與“敘事”等。我認為，真正對大學傳統起延續乃至拓展作用的，是校園裏廣泛流傳的大學故事。假如一所大學沒有“故事”可以流傳，光靠那些硬邦邦的規章制度，那是很可憐的。在這個意義上，關於大學的書籍、圖像和文字材料、口頭傳說等，乃校史教育的關鍵。
我曾說過：“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在我看來，大學需要國際視野，同樣需要本土情懷———作為整體的大學如此，作為個體的學者也不例外。可以這麼說，“中國經驗”，尤其是百年中國大學史，是我理解“大學之道”的關鍵。
為什麼熱衷於談“大學史”，那是因為，我相信中國的大學不可能靠單純的橫向移植，是否理解並尊重百年來中國大學的風雨歷程，將是成敗關鍵。為什麼傾向於從“傳說”、“敘事”、“神話”入手，那是因為，我將百年中國大學的“歷史”，作為文本來解讀，相信其中蘊涵著中國人的智慧。所謂文本，可以是正兒八經的校史，可以是豐富但蕪雜的文獻，也可以是五彩繽紛的故事傳說、人物傳記等。別有幽懷的論者，大都喜歡用人物或故事來陳述自家見解，那樣更可愛，更有親和力，更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就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曾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來說吧，他也喜歡講大學故事。查《胡適留學日記》，1911年2月，胡適開始關注“本校發達史”；4月，閱讀康乃爾大學創辦人的傳記資料；4月10日，開始撰寫《康南耳君傳》，8月25日文稿完成，9月3日修訂，9月22日在中國學生組織的中國語演說會上演講。此文1915年3月刊《留美學生季報》春季第一號。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胡適在臺重刊此文，還加了個“自記”，說明當初的寫作狀態。此傳就寫“康南耳君”平生兩件大事：創辦北美洲電報事業和康乃爾大學。文中稱：“當其初建學校時，常語白博士曰：吾欲令人人皆可於此中隨所欲而求學焉（此語今刊于大學印章之上）。及其病篤，猶語白博士曰：天不能假我二十年，再贏一百萬金，以供大學之用耶。嗟夫，此語滋可念也。”文後摹倣太史公：“胡適曰：若康南耳君者，可謂豪傑之士矣。”這種志向與趣味，與其日後問學從政時，均取“建設者的姿態”，大有關聯。在我看來，凡有志於教育事業的，都是理想主義者。因為，做教育事業，需要長遠的眼光，而且堅信只要耕耘必有收穫。
當然，所有的“文本”，因其開放性，容易導致闡釋的歧義。立場迥異的文化人或政治家，對同一個故事，有截然不同的解讀方式。不像邏輯嚴密的理論文章，關於大學的“故事”或“傳說”，因其如落英繽紛，大有自由馳騁的想像空間。這個時候，何為“正解”，何為“誤讀”，何為“借題發揮”，需要研究者認真辨析。
文章來源: 解放日報 責任編輯: 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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