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是非：MBA教育100年回顾

 内容摘要：MBA教育是为企业、社会和国家培养管理型人才，其教育内容应该注重伦理道德、文化心理以及法律规范的熏陶，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合作；然而，商业主义膨胀却使得MBA教育日益功利化和实用化，蜕化为一门服务于个人发财的技术训练学科。相应地，当前MBA教育出来的往往是缺乏社会性的“MBA人”，其行为和管理方式都是为了提高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而不是增进整个组织的有效性，从而化强化社会的冲突而非合作。因此，人文性的不足正是MBA教育中的症结所在，它将现代管理引向一个严峻困境。

一、前言

当前国内的高等教育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而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各种类型的MBA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向工商企业界的人士灌输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或者是介绍国外工商企业成功或失败的案例。MBA教育起源于美国，可以追溯到1881年宾西法尼亚大学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大学层次的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但第一个正式的两年制MBA教育项目却是出现在1908年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显然，MBA教育迄今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并成为这100年间成长最快的教育领域之一，其发展速度是所有其他专业望尘莫及的。目前，美国已拥有600个MBA课程，7万名全日制MBA学生；而在欧洲，英国共有超过100家商学院，法国超过70家，西班牙50家，德国20家。[1]事实上，目前全世界每年有数以万计的MBA毕业于世界各大学商学院，成为出类拔萃的工商管理人才，领导着世界各国企业在世界商场中逐鹿。同时，在国内，自从1991年国家批准清华、复旦、人大、南开等9所院校试办MBA以来，目前国家认可的 MBA 招生院校已扩大到 87 所，各种名目下MBA班（短训班、中外合作班、精华班、周末班、EMBA班）等更是不胜枚举，成为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具体体现。当然，国内MBA教育不断壮大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从而也正引起越来越大的批判和反思；不过，迄今为止的MBA反思主要集中在国内的教育上，并主要局限于案例的水土不服、教师的滥竽充数、市场的鱼目混珠、管理的混乱无序等外在方面，而缺乏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对MBA教育作系统的剖析。其实，哈佛商学院所倡导的MBA精神的核心是：崇尚竞争和奋斗、强调勤奋和努力、注重智慧、毅力、能力和自信，从而通过提高为社会输入合理的管理人才以促进社会的协调合作和有序发展；那么，如今的MBA教育果真实现了这种精神了吗？100年来的MBA教育果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了吗？还是仅仅是迎合了工商企业的个性理性要求，却产生了社会的集体非理性？是理顺了市场和商业关系，还是使得整个社会的商业竞争日益无序和失范？如果现代工商业的混乱现状与这种MBA教育紧密相关的话，那么，MBA教育究竟应该教授什么呢？是以本文就此作一较为系统的剖析。

二、MBA教育的应然要求和现实导向

一般地，公共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表现在两个层次：个体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从而产生了两方面的教育取向。其中，前者主要是提高个体的技能，是理工科教育的基本要求；而后者则涉及到个体之间的合作，根本上在于提高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责任，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也就是要培养管理人才以促进社会个体之间的合作，降低社会的内生交易成本，并最终实现社会交往的合理化。显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这种管理人才培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MBA教育，接受MBA教育的人士几乎都进入了工商业界，甚至往往进入到工商业界的管理上层，成为时代经济的弄潮儿；例如，在美国500家大财团中, 有近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经历过哈佛商学院的洗礼。这也意味着，这些接受MBA教育的人士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的发展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往往成为社会其他人士效仿的对象，从而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引导者。显然，作为一个今后可能对社会经济和文化道德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他们的行为就不是孤立的，而是在追求私利的同时考虑其对社会的影响，社会也要求他们承担比一般人更高的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如何认识到自己应尽的这种道德责任呢？这就有赖于他们所接受的MBA或其他类似的管理教育。

MBA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必须让受教育者明白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明白企业组织的本质，提高利润的合理途径，从而明白企业本身作为一个社会主要之道德载体所应该具有的行为规范。当然，从经济人的角度上讲，社个体往往基于逐利的本能而不情愿学习和接受这些道德规范，不愿自觉地遵循社会规章的限制；但是，强迫MBA学员接受这种熏陶并将它转化为内生的偏好正是公共教育的目的所在，也是它成功的明显标示：学员们要想获得具有信号效应的MBA等学位，就必须经受此方面的训练。事实上，MBA及其他相关学位本身就显示出该学位获得者已经经受了基本道德规范的的熏陶，具有较高的社会性以及较强的社会合作倾向；只有这样，社会大众才会更信赖他们、接受他们的管理和指挥，不仅赋予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积极模仿他们的行为规范。在某种意义上讲，对工商业界上层人士的这种要求也是与对承担公共领域之职的政府官僚相一致的，只不过，由于政府官员的行为所产生影响更广，从而也应该承受更严格的道德约束。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往往被要求以“君子”的标准来批判，社会地位越高，相应的道德标准也越高，那些今后可能占据尚未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士”从小就要接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要精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义理之学。

因此，从MBA学员未来的社会影响及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来看，MBA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伦理道德、法制规章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熏陶：它应该注重提高学员的人文社科素养，而不是强化他们的机会主义动机，要使学员明白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行动或决策是否符合法制、是否有悖人伦、是否遵循道德；只有这样，这些MBA学员才能成为社会大众的真正领袖，从而获得赢得的社会声誉和回报。也就是说，那些功利性的经济学课程、管理学课程并非是MBA教育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内容，相反，应该增加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文化学等领域课程的熏陶。实际上，那些在工商业界已经经历了长期摸爬滚打的MBA学员在商业的算计和赚钱的敏锐性方面远胜于那些主要耽于书本的大学教授，他们所缺的主要在长远的规划、整体的视野、战略的思考以及社会价值的理念。而且，目前从事MBA教育的教授尤其是国内教授基本上都缺乏实际的商业经验，而只是时不时地翻弄着一些过时的案例以照本宣科；从这一意义上讲，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实际上并不能交给MBA学员真正需要的知识，甚至比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的教授还不如。例如，社会学家怀特就指出，“在商学院多数人的眼中，微观经济学显而易见与可观察到的商业行为无关”，并认为“社会学非常适应商学院的人……（并且）商学院是社会学家理所应当任职的地方，对商学院的人来说，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2]

不幸的是，尽管就MBA教育的应然要求而言，伦理学、社会学的知识熏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商业主义膨胀带来的社会竞争扭曲以及功利主义盛行，社会责任这一根本要求被抹杀了；结果，社会学、伦理学等课程逐渐被驱逐出商学院的课堂，而经济学、管理学提供那种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短时的、无伦理的技术分析支配了整个教育。事实上，当前MBA专业主要设在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绝大多数课程也是由经济学专业的老师来开设的。一般地，目前流行的为期两年MBA学习课程安排是：第一年主要学习核心商业学科，包括财务、营销学、管理学总论、运营管理学和会计学；第二年则选修一些自己想学的选修科目，最为集中的专业是：战略管理学、金融学、会计学和营销学，这些都是实用的专业。为此，怀特就感慨地说，“让我感到沮丧的一件事情是，经济学家进入商学院的人数也在增加。我感到相当程度的震惊是因为我一直在和高层商业人士来往，但我没有见过任何人真正注意过经济学的成就，他们对经济学——或许是接近计量学的‘预测’采取的是参考态度”。[3]结果，在整个MBA教育中充斥了马基雅弗利式的经济人诱导，堆彻着基于成本-收益的近视计算；显然，这正是MBA教育的现实导向，它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逐利的个人服务。

其实，经济学理论告诉他们，企业的每一项决策都应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不应该考虑其他时候责任问题；因此，长期接受此种学术和案例分析的MBA学员们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会深受经济人行为方式的熏陶，把市场力量视为行为的基本筹码，而不会通过移情通感来设身处地为利益相关者着想。例如，根据笔者与一些企业管理者的教条，他们几乎一致反对《劳动合同法》，认为是他们为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养活了他们，却不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工人的付出，他们从哪儿获得这样的高薪。结果，尽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人类基于长期经验而得出的行为道德黄金律曾经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但在这种经济人学说的熏陶下，当前的工商业界却全然抛弃了这条道德黄金律：人们已不在乎甚至默许了别人的欺骗或诈骗，同时，自己也打算欺骗或诈骗别人，从而把商业转化为弱肉强食的场所。一位既是商人又对商业行为进行研究的学者就写道：“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文明社会大约可以算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大多数生意人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并非对伦理学无动于衷，……（但）在他们的公务生活中，他们就不再是普通公民了。他们变成了游戏玩家，因此必须受到略有不同标准的指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黄金规则却不能作为生意的指南。生意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用不希望别人对他的办法对待别人”，事实上，“玩扑克牌的人自己的伦理学同文明的人际关系的伦理理想不一样。这种游戏要求你不要相信别人。它根本不管人们在口头上声称的友谊，狡诈的欺、掩盖自己的强势和意图、不仁慈、不坦率，这些对于打扑克的人都至关重要。没人觉得打扑克的人这样做是错的。因此，也不应该认为生意的友谊有什么不对，因此，生意场的正确和错误标准同我们社会通行的传统是不同的”。[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责任和文化伦理在国内的MBA教育中尤其重要：一者，目前接受MBA教育的那些工商界人士原来的教育程度往往都不高，有人甚至说，考不上大学的就去读MBA或EMBA；二者，很多学院都是出身于理工科专业，是为了改行或升迁而转而学习管理，从而没有接受过长时间的社会性训练。正因为这些未来的管理者本身所受的社会历史、文化伦理以及其他人文素养的熏陶本来就比较少，而当前MBA教育不仅忽视了这些内容，反而强化那些功利性行为的教唆，从而就使得当前的MBA教育潜含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实上，那些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法制规范等领域的知识知之甚寡的理工科学生在接受了一、两年的形式化且过时的经济学案例分析训练后就开始进入企业的管理层乃至核心层，并担当起实际经济决策的重任；同时，在MBA的教育中他们不但发现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行为模式与其原先从工科课程中掌握的自然主义思维相一致，并又进一步学到了一套如何在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利用机会主义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试想：一个已经养成了处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惯性思维的人（自然科学的主要思维）在形式主义地接受几个简单的经济学术语、行为假设以及由此推延出的一些基本公理和一些过时的案例后，就来处理完全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事务，那后果将是如何呢？正因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指导的MBA实在是“将一个错误的理论强加在一个错误的人身上”。当然，经济学教育本身也不是一无是处，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明白经济学理论的应用限度；特别是，就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由于它为了追求所谓的简洁和优美，往往抛弃了许多复杂的现实因素，从而离现实已经越来越远。正如怀特指出的，尽管“经济学是一个有许多应用领域的大专业，但总的来看，甚至没有几位经济学家认为花点时间和精力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合情合理的事”，例如“鲍莫尔在其具备科学潜质的市场交互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因涉入了新古典理论而停滞不前”。[5]

三、“MBA人”对工商业活动和公共管理的误导

上面从MBA教育的原初目的教育分析了MBA教育的应然内容，并就当前MBA的实然导向作一对比，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当前这种异化了的MBA教育对现实管理造成的危害。正因为抛弃了人类基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这些接受MBA教育的“MBA人”在以后工商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管理中所呈现出来的处事风格以及产生的后果也不由得令人忧心；事实上，尽管这些“MBA人”日益傲慢且自以为是，但他们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又能做什么呢？他们果真促进了组织有效性的提高了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析“MBA人”的一般管理方式，并通过两个案例加以对比分析。

首先，来考察一个典型“MBA人”的一般管理方式。一个靠兄弟几人打拼出来企业在其渐成气候以后，其老大（董事长）就为企业的未来发展犯愁了：如何安置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呢？经过现代资讯公司或管理专家的鼓动，于是，就请来一个MBA出身的“管理专家”或“职业经理人”进行“现代化”管理。那么，这个“MBA人”又是如何处理所面临的危机或解决效率低下问题的呢？一般地，“MBA人”新官上任两把刷措施就是：一是，在维护董事长及其家族的利益的情况下（因为董事长及其家族利益是千万不能得罪的），开始将原先那些功臣的权力“下放”或逼迫其“退休”，以期强化领导和提高管理效率，二是，在维持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薪水的情况下（因为管理者的薪水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开始解雇大量的现有雇员或者提高劳动要求，以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开支。这就是“MBA人”典型的处事方式：没有人情，没有历史。显然，“MBA人”带来的效率提高主要是短期的，它不是建立在资源配置更合理、组织运作更协调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更加严酷的监督之上的。事实上，那些经“MBA人”的休克治疗而获得“成功”的企业，大多同时伴随着雇员的大量失业以及工资水平的显著下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改革”仅仅是为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效率”而言，而没有改进组织的“有效性”。正因为这种“改革”必然会挫伤员工的士气和积极心，因此，尽管短期内企业或许可以度过危机，但长期来看，导致企业组织瘫痪的毒瘤却已经被种下了，它在未来特定时期一遇到机会就会爆发出来，从而导致企业会突然死亡。而且，即使一些能力高超的管理者所实行强有力的显性协调，能够在不损害企业员工的利益下通过外在转移收益而使企业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盈利和快速的增长；但试想，如果所有企业都采取如此以邻为壑的治理模式，那么，这能够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促进整个社会的真正进步吗？罗默就曾指出，个别企业解雇工人可能对它有利，但当许多雇主都采取这种措施时，结果就会导致了萧条企业主和工人都会受害；[6]显然，这也就是“MBA人”管理方式的囚徒困境，这已经为西方企业的长期实践所证实。

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可以来审视一个经常被用于MBA教育经典案例的韦尔奇管理模式。韦尔奇是一位“公司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狂热倡导者，他甚至认为在企业和员工之间根本不存在“忠诚”二字；为此，他在1981年接手GE公司以后，为了使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就主要采取两个步骤。一方面，韦尔奇改革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将原来8个层次减到4个层次甚至3个层次以构建扁平化结构；为此，他做的重要事情就是采取铁腕手段裁减员工和压缩规模：出售了110亿美元的GE资产，并解雇了17万名员工，从而得了“中子弹杰克”的绰号。另一方面，在工人大量裁渐的同时，韦尔奇自己的薪水却在不断增长：其退休时个人资产已经达到5亿美元；而且，在退休之后还能拿到的巨额的款项：退休金是每年1000万美元，外加2200万股通用电气的普通股票。特别是，由于改革的“成功”，退休后的韦尔奇就开始一直享受这种“改革红利”——在很多花费上继续花着通用电气的公款：通用电气为他报销4处住宅里的电器、汽车、卫星电视费用以及各种体育赛事等娱乐活动的昂贵门票费用；同时，还享受着位于曼哈顿隶属通用电气的豪华公寓的使用权，一套豪华办公室的使用权和相关秘书服务；韦尔奇乘坐通用电气商务飞机的费用平均每月就高达30万美元，甚至连日常食品、酒水、订阅报刊杂志等费用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事实上，这些这些资料后来曝光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和震惊，以致通用电气也为支付韦尔奇奢华账单使它经历了巨大的信誉危机，严重冲击了通用电气的股市表现；此后，在老朋友巴菲特的建议和开导下，韦尔奇才向通用电气董事会提出了修改退休福利申请，要求取消或降低额外的优厚福利。而且，这种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体现在韦尔奇的企业管理方式中，甚至也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每月平均花费为36万美元，其中花52486万美元买礼物，8982美元用于食品和酒水开销，1903美元花费在服装上，5480美元支付给乡村俱乐部会员费；韦尔奇自己也宣称其惟一的爱好是“和暴发户一样喜欢住最高级的饭店。”与这种奢华生活相差鲜明对比的是，韦尔奇在家庭中却像在公司里对待工人一样刻薄地对待前妻，她在分居后每月只得到3.5万美元的生活费；结果，前妻与之打了一年多的离婚官司，最终韦尔奇与之达成庭外和解协议：向前妻支付1.8亿美元的过失补偿费，并要求通用公司把他在曼哈顿的一套豪华公寓转给前妻。正因如此，尽管由于韦尔奇由于在任期内使通用电气的股票上涨了400倍，以致通用电气的股东们的确是“爱死了”；但是，通用电气的工会“很不喜欢”他，很多员工至今不肯对韦尔奇释怀。特别是，这种管理方式对通用的未来发展造成了难以消除的影响：当通用公司遇到危机时，工会和员工都不愿意进行合作以共度难关，而是不断以罢工等方式应对公司的降薪计划。[7]

其次，来考察一个典型非“MBA人”的现实管理方式。上面的分析表明，没有人情只有利益的“MBA人”管理往往孕育着矛盾和冲突，一旦受到导火索的触动就会迅速爆发出来，这些都在当前经济危机下美国企业所展示的困境得到明证了。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就需要改变盖里方式，而管理方式的改变则在于理念的转化：不能简单地将企业员工视为外来的投入要素，而应该被视为企业的一部分；相应地，组织的改变根本上在于提高其“有效性”而非特定个人的“利润”。事实上，如果将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视为企业的一部分，使他们对企业具有高度的认同感，那么，企业在遇到危机时就会出现同舟共济的感人场面。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刚进入钢铁工业的纽郭尔(Nucor)公司遭到严重打击，纽郭尔公司为了度过难关，便将所有的员工（上自总裁，下自维修工）的工时降到一周两至三天，工资也随之下降，但却没有裁减一个员工；正因如此，该公司在度过危机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钢铁公司之一。[8]这种“同舟共济”的精神突出地体现在日本企业中，日本企业在面临危机或困境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往往不同于欧美企业：更关心工人的利益，因而一般都很少解雇工人，而是尽可能地保持高的就业率，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时也是如此。一般地，在出现真正的“雇佣过剩”时，日本企业主要采取先后顺序的三个步骤：（1）“时间调整”，即限制加班、临时停工、增加休息日等劳动时间的调整；（2）“人员调整”，一是与外部劳动市场接触上，实行不补充欠员、削减录用专职人员的办法，二是终止或削减企业内非正式从业人员即临时工、计时工的续约；（3）“内部劳动市场的调整”，即将人员从过剩部门向人员不足或过剩程度不十分明显的部门派遣、借调、永久性的转职。[9]

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对照一下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管理方式。稻盛和夫在42年的经商生涯中缔造了两个世界500强公司：27岁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名“京瓷”)，52岁创办第二电电株式会(现名“KDDI”是日本第二大通讯公司)；并且，缔造了京瓷40余年从未亏损的奇迹，带领企业冲破了两次石油危机、日元升值危机和日本泡沫经济危机。那么，稻盛和夫是如何带领企业度过危机的呢？稻盛和夫认为，经营者要以身作则，这样才能够要求自己的部下能够和自己采取同样的行动；为此，他主动减薪30%，而底层的系长管理职位则减薪7%。显然，稻盛和夫的经营之道并不是基于“MBA人”的管理理念，而是恪守“敬天爱人”的哲学态度：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要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1959年，稻盛和夫带着7个弟兄歃血为盟创立京瓷公司：“吾等定此血盟不为私利私欲，但求团结一致，为社会、为世人成就事业。特此聚合诸位同志，血印为誓”。正是在这种无私精神的约束下，此后作为经营者和技术带头人的稻盛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并且，他还不只是把员工当作劳动者，而是把他们视为同志和合作伙伴，把自己的17亿日元的股份赠与1.2万名员工。在稻盛和夫看来，追求利润并不就是坏事，但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利润如何利用；他认为，这应该是为了社会、为了家庭以及为了人，首先是应该为了从业人员和股东，同时照顾顾客的利益，如果还有剩余就应该为文化、社会做贡献。要知道，稻盛和夫从没有接受过工商管理的教育，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以及李嘉诚等都是如此，而哪位“MBA人”能够有他们的管理能力呢？有他们那样的长远眼光呢？[10]

最后，在进一步分析“MBA人”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及其后果。一般地，将这种MBA的思考和实践方式用到公共事务管理尤其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功利化倾向，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秩序建立在实力（尤其是军事武力、经济力量）而非正义（伦理道德）之上，甚至会造成不断循环和升级的社会冲突和仇杀。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有非常典型的案例：布什是首位拥有哈佛商学院MBA学位的美国总统，并且还常常沾沾自喜于以自己MBA式的管理能力；他在1999年的自传中表示：“我对我的班子以充分的信任，我的任务就是确定议题、基调和框架，列出我们将要做出决策的原则，然后将其它工作交给我的下属”。[11]但试想：在布什治理下，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布什政府不仅将其党派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而且将美国利益等同于人类利益，因而美国在很多问题上我行我素而与国际社会背道而驰，比如美国单方面退出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终止与俄罗斯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和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对悍然出兵伊拉克等。结果，整个人类社会到处漏洞百出、危机四起：安然事件、911灾祸、伊拉克虐囚，其单边主义政策甚至发展到与全世界为敌的境地，在一个相对来说最为和平的年代却硬要充当什么“战争总统”。连许多总统顾问和学者都表示，白宫没有认识到布什在治国管理上存在的弱点，这使得布什政府对于伊拉克战后的计划与管理缺乏准备；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弗里德.格林斯坦就指出：“布什制定目标，使自己的想法初见雏形，但过度依赖下属和助手以及绕过困难都使他最终受害”。 [12]事实上，布什的管理就是典型的“MBA”方式，它简单地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想当然地把人视为可以自动地执行命令的机器人，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甚至把人也当作可以随意配置的资源；正因如此，基于这种理念的管理者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注重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结果却往往将与其原先设想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也正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石的当代主流经济学所面临的困境。笔者甚至认为，布什的领导使得美国经济至少退后10年，世界文明发展退后30年。

事实上，怀特海曾强调，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学生通过树林看见森林。[13]问题是：当前流行的MBA教育果真使那些工商业者看到森林了吗？他们比以往更关注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了吗？显然，我们通过上述的明显对比加以说明。一方面，美国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管理层主要来自财会专业培养的“MBA人”，他们走专业化道路不断地从一个企业转换到另一个企业担任管理者；但显然，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资产重新组合以迅速提高公司股票的价值，因此，虽然有办法获得眼前的一些利润但无力为公司的长远实力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的管理人员主要是从共同体中最有成就的人员里挑选出来，他们往往是那些非常熟悉该公司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工程技术人员或者科学家，而且还往往通过轮岗制而通晓企业各方面事务；因此，他们与企业组织存在长期的联系，更愿意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利润。例如，盛田昭夫就说：“在向日本的经营者询问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时，恐怕大多数的回答是追求企业的长期发展，从而使雇佣稳定，从业人员的生活得到改善，只有为这个目的才不得不提高企业的利润。但是提高利润并非是第一目的”，利润只是达到“使雇佣稳定，从业人员生活得到改善”的手段。[14]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体制，造成日美两国在20世纪70、80年代效率和竞争力的明显差距；正因如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1984年《哈佛商业评论》“管理学院不能令人满意的管理教育应对美国工商业国际竞争力下降负有一定责任”的批评意见为代表，MBA教育状况在整个美国都遇到了强烈的批评。不幸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美国迄今还维持着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因而美国的管理方式对全球还存在广泛的影响力，以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但生搬源于美国的MBA教育方式，而且还硬套源自美国的教材案例。事实上，国内MBA教材上的案例基本上都来自哈佛MBA，而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课程主任梁能指出的，“由于案例教学在MBA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哈佛案例中常见的思维模式误区，已经成为导致MBA学员畸形发展的‘病毒’。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管理院校近年来开发的本土案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感染了这种‘哈佛型病毒’”，而且，这“不仅是中国管理院校出现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全球商学院都有广泛的体现，这已是个全球性的商业教育问题。”正因如此，国内的MBA教育产生了比欧美更坏的后果。[15]

四、尾论：MBA教育的反思

MBA教育是为企业、社会和国家培养管理型人才，其教育内容应该注重伦理道德和文化心理的熏陶，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合作；然而，商业主义膨胀却使得MBA教育日益功利化和实用化，蜕化为一门服务于个人发财的技术训练。也就是说，，当前MBA教育已经背离了维持社会和谐有序发展这一根本目的，而仅仅迎合私人基于商业竞争和社会控制的需要；而要理解这一转化，则必须对MBA的发展过程做一梳理。其实，MBA教育在起步之初还主要是强调气度和性格的陶冶，从而也就没有获得那些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商企业界人士的热烈反应；后来，只是在工商界的推动下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财团联盟主导这一学科的创立必然使之带上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尤其是, MBA教育的重大转型发生在二战后，当时退伍军人根据退伍军人教育法案进入大学就读，其中很多又都选择了商学院的MBA学位；显然，军人本身注重的是控制、领导和权威，而不是企业文化的建设，从而强化了企业组织中的军事和强制。正因如此，MBA教育使得企业组织进一步偏离了作为协作系统的本质，这也是热衷于MBA教育的欧美企业所体现出的绩效反而落后于注重团队精神的日本企业的原因。事实上，1959年，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调研报告（即戈登.霍威尔报告）以及由卡内基公司赞助的调研报告（即皮尔逊报告）就公开批评，美国的ＭＢＡ教学机构是只知道牟利的职业培训学校，充斥着稚嫩的二流毕业生，他们在课堂上接受着甚至连基本的商业经验和研究都未曾涉及过的老师们的授课。即使后来提高了MBA的入学标准，同时加重了数量分析、行为科学课程，并加强了对领导才能、团队意识和管理技能的训练，但是，商业功利主义潜藏的短视性依然存在。

正是由于MBA教育偏离了原先的目的，并对社会造成了诸多不良效果，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倡MBA教育的哈佛商学院开始了对管理教育长时间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它们原初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带领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商界、政界领袖，是general，但后来却发现自己培养的“MBA人”几乎都进入了华尔街，成为Sergeant：他们在整个经济领域兴风作浪，个人赚取了大量财富却对社会发展没有多少有益作用，相反最终却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显然，MBA教育的反思根本就要从教育的内容着手：一般地，目前MBA教育灌输的是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思维和经济人的行为方式，这种主流经济学往往撇开其他学科尤其是有关人类行为问题科学的帮助，把人情、伦理统统疏忽而囿于自身的经济天地，或者，仅仅借助于数学逻辑而使自己变得更加“经济”；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和管理却被被事实证实是最不经济的，因而工具理性偏盛而价值理性式微的最终结果就是交往日益不合理，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都将陷入一个囚徒困境。正是基于这种经验教训和认知深化，后来美国很多高校的MBA教育都加强了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这类课程，特别注重对学生在面临决策是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合情性的思考和训练；事实上，在当前的美国，凡是想要得到正式认可的商学院，即想要从美国商学院联合会AACSB（美国批准、认可大学教学大纲的机构）获得合法性的学院，都必须把经济伦理学列入它们的课程，而“经济伦理学首先必须努力面对的问题是作为（未来的）雇员和经理人我们应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如何才能‘认识世界’”。[16]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国内的MBA教育都没有吸取欧美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很少开始伦理学、社会文化学之类课程的，而且充斥了“吐痰论”、“冰棍论”等赤裸裸的经济人灌输。事实上，流行的MBA课程都告诉学员，只要不违法的就是可行的，而根本不考虑它应有的社会责任；或者，把弗里德曼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于赚取利润”当成圣旨而到处传播，于是，各种避法措施在MBA课堂上公开教授。正因如此，国内这些MBA出身的管理者很容易蜕变为典型的经济人，并且，通过他们在当今社会的商业、经济以及管理岗位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把这种经济人行为传染到整个社会，以致整个国民越来越经济人化了。实际上，通过对中、西方目前出现的诚信危机的比较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们所存在的一个共同之处：企业中的始作俑者都是高级管理人员，而政府中的贪污者中高学位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显然，这些高级管理人员往往经受了MBA相关课程中经济人行为的理论灌输，而那些通过考试选拔进入政府的高学位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地接触到真正的伦理的熏陶。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人的教育，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无道德的囚徒困境：因为现在的MBA教育却是极力教导那些充满利已心的人如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道德则不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利，因而如果商场上的人都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私利乃至机会主义盛行，而你却在讲究社会公道，崇尚合作，要“义中取利”，那么，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于是，整个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扭曲，整个经济领域也越来越无序。显然，如果没有MBA这种教育，大家都不把私利、机会主义和竞争当成三位一体的教条，那么商场秩序将更为有利于合作；所以，现代的MBA教育实在是弊大于利，是目前商场秩序混乱的重要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