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春桥为何在审判中一言不发》的补正 :张春桥分居之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0:13:22

关于《张春桥为何在审判中一言不发》的补正

张春桥分居之谜

    《张春桥为何在审判中一言不发》文中提到张春桥最后急于离婚可能是为了保护夫人,说明作者的良心还未完全泯灭。他既然参与审理此事,对张春桥的家庭婚姻状况应该非常清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用公正的态度披露此事,却用些似是而非的语言去诋毁他人呢?现在此将八十年代曾公开出版的一篇文章中有关张春桥婚姻状况的细节简述如下。该文标题是《张春桥分居之谜》。

     抗日战争期间,张春桥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总编,期间经常接到处在抗日前线双方拉锯战的河北平山县**区署名文静的稿件,这些稿件字体遒劲有力,文笔犀利,既反映前线斗争的实际情况,又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张春桥对这些稿件做了细心的修改后都在报上登载发表。张认为能写出这样文笔和文字的人一定是位有一定理论水平且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说话果断的中年干部,于是很想找机会去以文会友。

    终于在1943年碰上了到河北平山县出差的机会,张在办完事后就直奔**区,想要会会这位一直未能谋面的文友。当张进入区委办公室时,看到一位女同志正伏案书写,就问一声“请问文静同志在吗?”女同志抬起头答了一声“我就是,找我有事吗?”张登时就愣住了,怎么也不能把写出那样文章的人和眼前这位美丽姣好的姑娘联系到一起。女同志一看张的表情,就站起来爽快地笑了,“我叫李淑芳,是这里的区委书记,有时候写几篇文章用的笔名叫文静。”张过了半天缓过神来说:“我真没想到写那些文章的人竟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李又笑了起来:“这一定让你很失望了吧?”张赶忙回答:“不,不,这让我感到更加高兴!”

    张春桥回到报社后,与李淑芳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突然,通信和稿件全部中断,完全失去了与李的联系。张当时想,日寇在灭亡前不断向靠近的根据地大规模扫荡,通讯联系断绝也属正常。结果一直盼到日本投降,张找到一个到平山县的机会,就兴冲冲直奔**区找到李淑芳。李把张带到一个小山沟里哭着对张说,“你忘掉我吧,我被日军俘虏过!”张毫不在乎地说,“那帮兽性家伙,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什么干不出来?你放心,我不会介意的!”李忙说,“不是那个,是他们让我站了三天三夜站笼,我实在受不了啊!”张明白了,从腰里拔出手枪对准李。李一面哭一面说,“你快开枪吧,能死在你的枪下也是我最大的幸福啊!”张春桥犹豫了一下,突然扔掉手中的枪,把李淑芳搂到了怀里。

   (在此解释一下,站笼属于最残酷的刑罚之一,人站在里面位置很小,无法坐下来,时间站久了血液全部沉到两腿下面,眼珠向外突出,其难受程度非人能承受。当年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时,把抓到的几千义和团骨干都放到站笼里,惨叫声不绝于天地,这些英雄好汉几天之后都惨死在站笼里,袁因此被称为袁屠夫。

     英国军事情报局对它的谍报人员规定,被对方抓住后,不论你采用什么方式,包括向对方提供假情报临时糊弄敌人,只要坚持住3天不吐真言,以后你被迫屈服、招供,都不属于叛变行为。中共以前在这方面的组织观念较为极左,几乎所有被捕过的人都在档案上留下一条,在干部任用上往往被打入另册。因为所有从敌人监狱中出来的人都要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敌人的审理结果,并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著名人物中唯独只有文革中山西省支持下层群众革命、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的老干部刘格平,1936年在北平反省院拒签自首书,直到第二年“七七事变”,监狱无人管理才逃了出来。而过去一直流传老资格的刘格平解放后长期得不到重用,就是因为组织系统长期由从反省院写了自首书出来的人把持,把刘当作是鹤立鸡群的鹤受到围攻压制的结果。中共在七十年代末,已对被捕人员的所谓叛徒问题给予了全面平反,怎么这位作者在文中还称文静为叛徒呢?他自称按法办事,为什么对人要用双重标准呢?顺便提一下,1953年底,时任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安子文召开组织部司局以上干部会,把正在家发高烧的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强拉来进行批判,安子文大喊:“现在到了你向党交待的时候了!”饶强制自己克服高烧,昂起昏昏沉沉的头怒斥道:“你这个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安子文系1936年从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写了自首书出狱。)安又号召与会者批判饶,六位副部长和与会司局长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饶,会场没有一个人发言。安子文当场下定决心要把这些人都换掉,不久,安子文接替饶漱石任中组部长,六位副部长和大多数司局长都被换出组织部,从东北局过来的副部长郭锋等人还被彻底打倒。其实,饶漱石从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只有几个月时间就被打倒,组织部的干部原本就是由刚解放就主持组织部工作的安子文安排的老班底。由于饶漱石一尘不染、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的工作作风让这些干部刮目相看。早在新四军及华东局时,饶漱石清正廉明的作风,就让他享有崇高的威望。举个小例,解放初期,中共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华东所辖各省、各部队的相关人员都来参加会议。饶漱石早上到食堂去吃早餐时,走过谭震林(时任华东局委员、华东军区副政委)叶飞(时任解放军十兵团司令员)吃饭的桌边时,看到他们在剥鸡蛋吃,就立即找来服务员询问,服务员回答:“鸡蛋是谭政委和叶司令向食堂要的,会议早餐只有馒头、稀饭和咸菜。”饶漱石立即转身来到谭、叶的桌前对他们说:“会议早餐没有供应鸡蛋,你们自己去把鸡蛋钱付给食堂!”)

     李淑芳此后按笔名把名字改为文静,张春桥与文静的婚姻对张的影响甚大,张的上下级同事往往在提到张时就说,“春桥同志为人样样都过得硬,就是找个老婆有问题!”

     当张春桥六十年代担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时,卷入的政治斗争的层次越来越高,上层对立面对他的攻击也越来越严重。由于一般的人都认为他本人处处过得硬,因此攻击的矛头主要就落在他的老婆文静的叛徒问题上。因此,文静一再向张春桥提出离婚,说不能再因为我的问题拖累你的工作了。张春桥只同意和文静分居,始终不同意离婚,因此直到张春桥到中央工作常驻北京,都一直拒绝和文静离婚。

    1968年春,驻沪空军支左部队突然组织大批人员在一夜之间把“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上海全城。事情起源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出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表态支持解放军“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该派对立面领导是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出于“兄弟”义气调动空军力量对张春桥进行突然袭击。

    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兼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的张春桥正在上海康平路的办公室一面要求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对此不要做任何反击,一面对此一筹莫展。突然,一直分居互不见面的妻子文静闯了进来。张大吃一惊:“你怎么在这时候还到我这儿来?”文静面色严峻地说:“平时我可以不来,这时候我不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来呢?”文静接着问:“你是得罪什么人了吗?”张没有回答,只是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看墙上贴的毛主席和林彪合影的画像。文大吃一惊:“你是得罪了副统帅了啊!那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助你。”张问:“谁啊?”文答:“江青同志!”接着文催促张赶快给江青打电话。张说:“这时候我不会打这个电话的。”文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个样子!”文静太了解张春桥的为人了,他从来不会为自己个人的事去求人。可是现在的情况已到万分紧急之时,文静果断地说,“你不打我来打。”说着,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直要江青处,电话接通后,文静简要地报告了上海出现的异常情况,江青听后说“不要着急,这个问题我来解决。”

    第二天早晨,满上海的“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都被驻沪空军所覆盖。张春桥要求下面不要追究此事,也不要再提了。

    至于张春桥最后提出离婚,其用意正如开篇所言,不想因自己而牵连文静。1975年后,毛主席身体每况愈下,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评法批儒”的系列文章中,一再提到自古以来主张下层人民利益的革新人物都没有好下场,如商鞅被车裂,吴起被乱箭射死,晁错被腰斩于市。明眼人早已看出,主导写文章的领导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结局。在刚开始批判张春桥的中央文件中,有一个证据材料,就是张春桥1975年写给女儿张薇薇的一封信。这封信的主要意思就是:你们恋爱要结婚了,我很为你们高兴,但你要对他讲清楚,和我们张家结亲是要被杀头的。在这种形势下,一直向张春桥提出离婚的文静反而不赞成离婚了,其心意谁都可以理解的。这和后来的中央常委用离婚撇开巨额贪污受贿问题,那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关于安亭事件问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回忆文革的文中说得很清楚,当时中央开会对安亭发生卧轨阻断铁路运输事件作出决定,认为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严重事件,要求采取严厉果断的措施予以处理。此决定已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指示公开发往全国。具体由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带着中央意见飞往上海安亭现场处理。

    当王洪文等上访工人代表向张春桥反映卧轨的原因是上海市委阻拦他们进京向党中央反映上海文化革命的情况,并继续要求上火车进京告状。张春桥面临两难处境(当时通讯不发达,无法在现场和中央联系上),如果按中央原决定对上访工人严厉处理,就不符合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如果对卧轨阻碍南北交通造成重大损失不予处理,按陈丕显的说法,那可是杀头的罪。张春桥选择了后者,当场表态,认为卧轨人员为了文化革命,精神是好的,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但方法不当,应该回上海就地闹革命,卧轨造成的问题不再追究。按陈丕显的说法,张春桥这样做是用脑袋作赌注,赌对了就获得了成功,赌错了就脑袋搬家。

    张春桥在安亭现场的处理在中央造成极大分歧,但毛主席最后一锤定音,坚决支持张春桥的做法,并说出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同志在外处理问题时,有时就要先斩后奏,春桥同志这次处理安亭事件就是先斩后奏,我看就处理得很好嘛。(感谢陈丕显披露了当时的实况,只是对他所表示的用脑袋去赌个人成败的说法不敢苟同,自从中共成立以来,掀起的大革命浪潮中,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怎么可能以小人之心去理解为,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拿脑袋去赌一把呢?只有贪污腐败的渣滓才会为个人发财拿自己的脑袋去赌一把。)

    另外,张春桥女儿结婚的事在上海当时也传出一种说法,上海人在向外地人表达上海住房紧张的状况时说:张春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又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女婿本人又是上海某国棉大厂的党委书记,可是女儿结婚的新房只有18平方米。你们可以想象上海的住房“紧张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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