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林彪江青两大集团 张春桥为何不要律师

朱华荣：审讯四人帮的时候，就需要这个，首先中央像彭真就有这个意思，他来主持这个工作，他就想把这个起诉书啊，要请一些法律专家来讨论，这个影响很大的，要在历史上，以至于在国际上要禁得住考验，所以就把这刑法的一些，学刑法的一些老师、专家啊，他就去调到北京去，也把吕叔湘这些语言学家，也调到北京去，共同地讨论这个起诉书。

那个时候大概是彭真的意思吧，就用这个红线电话通知这个市委，就说要调这个华东政法学院的这个朱华荣，这个刑法老师来开会。

解说：朱华荣还记得，当时任务来的非常急迫，原定当天下午就从上海启程，然而仓促之间，由于学校没有买到上海到北京的飞机票，因此行程作罢。第二天一早，朱华荣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朱华荣：我们下了飞机以后呢，就有一个姓朱的来接待我们，他好像认识我们，就招呼我们了。他可能是做安全工作的，就把我们接到这个国务院二招。

解说：和朱华荣同行的还有一位资深的法律专家裘邵恒，他曾经参加东京审判，作为远东国际法庭的助理检察官起诉日本战犯。

朱华荣：他有一些经验，可以借助他的经验，叫他做这个特别法庭的顾问。那起诉书已经写出来了，他们用检察院的卷宗，侦查的卷宗都带给我们了，我们，我在就是起诉讨论时候，我们先去看这个起诉书，看这个卷宗、看材料。

解说：此时，起诉书还是一个未定稿，朱华荣说，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要对照卷宗，在起诉书中找出问题，然后提出修改意见。

朱华荣：有些争论、有些变动，我记得最清楚的，陈伯达那个案件的事情啊，就是，就是冀东那个事情，不是他随便发话说什么这简直是国民党啊，特务操纵了党组织，这下的时候那些干部就挨整，整得厉害，整死了不少人。死了大概前前后后上百吧，不少的人。这个事情，有的人说这个他说一句话哪影响那么大，责任不该他有，就要把它取消。我说这一取消，陈伯达就没什么具体的这个后果，后果严重的罪行就没有了，而且这句话的确是，这个事情之所以造成那么惨痛的后果，跟他说话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方面有些人主张，所以就还是保留下来了，保留下来后来辩护，也是辩护的很好的。所以虽然他说了这个话，对事件有关，但是这个事情造成那么后来的结果，还有多种原因介入的，不是他一句话的原因，他一句话是有影响，他要负一定的责任，所以这个给他在量刑方面做了考虑。但是这罪行是成立的，他不说这句话，其他因素也起不了这些作用。

解说：经过专家组的反复讨论，起诉书日渐完善，朱华荣回忆说，起诉书正式定稿之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成律师团，这是一个正规法庭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这项工作却遇到了难题。

朱华荣：因为好多人不愿意干，是不是，所以人手不够。

记者：为什么呢？

朱华荣：当然是有顾虑啊，有顾虑，甚至有些提出来，你去当律师我就跟你离婚，甚至还有这些笑话。都不愿意来，不愿意来那时候，因为江青这个恶名太大了，老百姓都恨，你给她当辩护人，给她说好话，这个也引起公愤呐，他们有这种想法。后来就是这个，这个因此这个律师队伍一下组织不起来，他就到我们这里面来找人，看我们这个教学人员，也不是审判人员，也不是检查人员，完全合格的可以做辩护人。

解说：对于这个提议，朱华荣等人毫无思想准备，作为辩护人，势必要自始至终参与审判工作，此时，北方寒冬降至，朱华荣甚至没有准备御寒的衣物，不过审判已是迫在眉睫，朱华荣等人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

陈晓楠：两案审判在当年绝对是中国人政治生活当中头等的大事，对于朱华荣来说，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他出身法律世家，建国前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建国之初，他被选派到人民大学学习，随后留校任教，专攻刑法。而在1957年，朱华荣被划为了右派，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专业。1976年十月，天翻地覆，朱华荣也重拾自己的专业，进入上海华东政法学院。两岸审判启动，作为刑法专家，朱华荣加入到审判工作当中，他还记得，尽管当时刑法已经颁布，但是对于审判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究竟适用什么法律，其实还是众说纷纭。

朱华荣：关于适用法律方面就有两种意见，就是对审讯四人帮，他们因为犯罪的时间，我们刑法还没颁布。就应该使用《惩治反革命条例》来处罚他们，《惩治反革命条例》比较严格，那刑比较重的，死刑也比较多的，说应该采用这个来惩罚他们。但是呢，在他们被逮捕以后呢，这个1979年呢，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是正式法律，等于刑法典一样了。有人就主张使用这个新的刑法，新的刑法比它轻，好像便宜他们了。但是我们国家刑法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新法跟旧法这个使用上有问题的话，这个要如果被告犯罪虽然在新法颁布之前，但是如果按旧法惩治，那么旧法就处罚的重，规定的重，新法规定的比较轻，那么就按照新法，叫从轻原则。如果是以前认为犯罪，新法不认为犯罪，就免予起诉，就不起诉了。这个规定也是一个国际通例了，从人道主义，从轻原则就是。对被告来说一般都是宽大、从轻，属于仁政嘛，这种观念。这个法制的原则，也是一个法制的原则。所以这个争论结果，还是按照这个现行刑法规定这个原则处理，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还是使用这个现行的，新的这个刑法典来处理。就不使用《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个是对的，经过讨论的。

解说：1980年3月，中央成立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此前一个月“两案”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尽管已经走入法律程序，但是当时围绕是否采取公审，要不要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等一些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朱华荣：这都经过争论讨论以后确定下来，要公开，要公开审判，有些审判说，有的说军人这部分是不是不公开审判，就“四人帮”审判，后来全部是公开审判。审判要不要辩护律师，这也有争论，最后确定要辩护律师，因为要实现一个法制的这个形象啊，说一定要有律师参加。

解说：作为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彭真特别针对律师辩护的问题做了一番阐述。

朱华荣：有证据就要把这个辩的要合理合法，禁得起历史考验，律师不是做样子。而律师呢，他们参加时候还要真正的辩论。真正的辩，真辩，不是做样子的。要纠正这个观念，好像律师摆样子的，就是要真辩。要律师还要活跃这个会场的气氛。

解说：虽然彭真为辩护工作定了调子，但是多年的积习难以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朱华荣还记得，在一开始写辩护词的时候，他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

朱华荣：实际上没做得很好，比如说当时我们律师写辩护词，这个大案子，我们参考了苏联的不是审判布哈林这些反党集团的这些，这个苏联当时那个审判反党集团，审判布哈林的时候，这些律师也出庭辩护。他们辩护的表白法，面对这些，这些被告啊，我们跟全国人民一样都表现无比的愤恨，好像表示自己阶级立场，但是由于这个法律的规定，他有辩护权，所以我被委托对他依法给他进行辩护，还表白自己一番。

那时候，我们开始也学这一点，觉得这点不表白一下立场啊，好像会被误会一样。后来王汉斌看了以后都把它删掉，说不用这样表白了，直接就入题了，你表白不必要。我们信任你当律师，当然相信你立场是稳定的了，你不要这样表白，这样表白，要像个律师的样子。这样就跟检察官区别不了了，所以还纠正。

解说：受到审判的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主犯，一共有十个人，根据法律规定，拥有辩护人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的表现各不相同。

朱华荣：王洪文他就不要，因为他们也不大了解这个辩护制度的意义，王洪文他认为我是坦白的，不要什么辩护，他要坦白从宽争取，所以他就不要。有些他是不信任，像张春桥他根本就不服，他就起诉时候他就拒绝，他就不要，他就不要律师。像姚文元那由法庭，法庭指，法庭要我要，我就要，法庭不要我要，我就不要，他是很滑头的。江青就是要，江青很积极。

陈晓楠：随着审判日的临近，辩护工作也开始进入预定程序，此时虽然律师已经基本就位了，但是在一开始针对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十名主犯的辩护人，特别法庭并没有采取指定的方式，他们希望尽量能够尊重律师自己的选择，然而一个现实让特别法庭很快就改变了初衷，决定采取指定的方式，来确定被告的辩护律师。原因很简单，律师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为江青做辩护。

朱华荣：他们也指定我了，跟张思之一起去给江青做这个辩护。

解说：朱华荣还记得不久之后，张思之和他在司法部律师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会见他们的当事人江青。

朱华荣：到了秦城以后呢，我一看呢，这个背靠这个大山，是不是，很森严的一个大监狱。大监狱我们一去了，也不要介绍信，一进去以后呢，她打个电话就让那个政委，姓王的，王政委就要来接我们，他们都熟悉，所以也不要什么介绍信啊，就跟他们一起进去。进去就在那个会客室那个地方，就谈。他们就说江青很需要律师，催促他们多次，要见律师了，你们来正好，但是说江青呢，现在我们去大概是八点，或九点钟吧，他说江青正在睡回笼觉，她早晨起来以后到九十点钟还要睡一下觉，说等她睡了觉以后呢，你们再去见她好一些。不然她精神也不好，跟你谈不好。后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叫我们看看这个监狱，看看监狱，就看要熟悉江青的情况嘛，就在江青那个牢房里面，它有个窥测的一个小洞，就叫我们看看，我看江青正睡在那，白白的脸，看到不像个老太太，是不是，很年轻一个女人，我还问是江青吗？是。

她当时待遇也不错的，一个月大概三十几块钱的伙食费啊，那时候我那个老伴的工资也不过就三十几块钱啊，所以他们伙食还是很优待的，三十几块钱。当时还提出要吃牛奶，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没有牛奶供应的，所以就每天给她增加两个鸡蛋，作为她的营养吧。

解说：监狱方面特地挑选了一个空房间，安排张思之和朱华荣与江青的第一次会面。

陈晓楠：两案审判在当年绝对是中国人政治生活当中头等的大事，对于朱华荣来说，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他出身法律世家，建国前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建国之初，他被选派到人民大学学习，随后留校任教，专攻刑法。而在1957年，朱华荣被划为了右派，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专业。1976年十月，天翻地覆，朱华荣也重拾自己的专业，进入上海华东政法学院。两岸审判启动，作为刑法专家，朱华荣加入到审判工作当中，他还记得，尽管当时刑法已经颁布，但是对于审判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究竟适用什么法律，其实还是众说纷纭。

朱华荣：关于适用法律方面就有两种意见，就是对审讯四人帮，他们因为犯罪的时间，我们刑法还没颁布。就应该使用《惩治反革命条例》来处罚他们，《惩治反革命条例》比较严格，那刑比较重的，死刑也比较多的，说应该采用这个来惩罚他们。但是呢，在他们被逮捕以后呢，这个1979年呢，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是正式法律，等于刑法典一样了。有人就主张使用这个新的刑法，新的刑法比它轻，好像便宜他们了。但是我们国家刑法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新法跟旧法这个使用上有问题的话，这个要如果被告犯罪虽然在新法颁布之前，但是如果按旧法惩治，那么旧法就处罚的重，规定的重，新法规定的比较轻，那么就按照新法，叫从轻原则。如果是以前认为犯罪，新法不认为犯罪，就免予起诉，就不起诉了。这个规定也是一个国际通例了，从人道主义，从轻原则就是。对被告来说一般都是宽大、从轻，属于仁政嘛，这种观念。这个法制的原则，也是一个法制的原则。所以这个争论结果，还是按照这个现行刑法规定这个原则处理，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还是使用这个现行的，新的这个刑法典来处理。就不使用《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个是对的，经过讨论的。

解说：1980年3月，中央成立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此前一个月“两案”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尽管已经走入法律程序，但是当时围绕是否采取公审，要不要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等一些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朱华荣：这都经过争论讨论以后确定下来，要公开，要公开审判，有些审判说，有的说军人这部分是不是不公开审判，就“四人帮”审判，后来全部是公开审判。审判要不要辩护律师，这也有争论，最后确定要辩护律师，因为要实现一个法制的这个形象啊，说一定要有律师参加。

解说：作为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彭真特别针对律师辩护的问题做了一番阐述。

朱华荣：有证据就要把这个辩的要合理合法，禁得起历史考验，律师不是做样子。而律师呢，他们参加时候还要真正的辩论。真正的辩，真辩，不是做样子的。要纠正这个观念，好像律师摆样子的，就是要真辩。要律师还要活跃这个会场的气氛。

解说：虽然彭真为辩护工作定了调子，但是多年的积习难以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朱华荣还记得，在一开始写辩护词的时候，他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

朱华荣：实际上没做得很好，比如说当时我们律师写辩护词，这个大案子，我们参考了苏联的不是审判布哈林这些反党集团的这些，这个苏联当时那个审判反党集团，审判布哈林的时候，这些律师也出庭辩护。他们辩护的表白法，面对这些，这些被告啊，我们跟全国人民一样都表现无比的愤恨，好像表示自己阶级立场，但是由于这个法律的规定，他有辩护权，所以我被委托对他依法给他进行辩护，还表白自己一番。

那时候，我们开始也学这一点，觉得这点不表白一下立场啊，好像会被误会一样。后来王汉斌看了以后都把它删掉，说不用这样表白了，直接就入题了，你表白不必要。我们信任你当律师，当然相信你立场是稳定的了，你不要这样表白，这样表白，要像个律师的样子。这样就跟检察官区别不了了，所以还纠正。

解说：受到审判的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主犯，一共有十个人，根据法律规定，拥有辩护人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的表现各不相同。

朱华荣：王洪文他就不要，因为他们也不大了解这个辩护制度的意义，王洪文他认为我是坦白的，不要什么辩护，他要坦白从宽争取，所以他就不要。有些他是不信任，像张春桥他根本就不服，他就起诉时候他就拒绝，他就不要，他就不要律师。像姚文元那由法庭，法庭指，法庭要我要，我就要，法庭不要我要，我就不要，他是很滑头的。江青就是要，江青很积极。

陈晓楠：随着审判日的临近，辩护工作也开始进入预定程序，此时虽然律师已经基本就位了，但是在一开始针对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十名主犯的辩护人，特别法庭并没有采取指定的方式，他们希望尽量能够尊重律师自己的选择，然而一个现实让特别法庭很快就改变了初衷，决定采取指定的方式，来确定被告的辩护律师。原因很简单，律师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为江青做辩护。

朱华荣：他们也指定我了，跟张思之一起去给江青做这个辩护。

解说：朱华荣还记得不久之后，张思之和他在司法部律师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会见他们的当事人江青。

朱华荣：到了秦城以后呢，我一看呢，这个背靠这个大山，是不是，很森严的一个大监狱。大监狱我们一去了，也不要介绍信，一进去以后呢，她打个电话就让那个政委，姓王的，王政委就要来接我们，他们都熟悉，所以也不要什么介绍信啊，就跟他们一起进去。进去就在那个会客室那个地方，就谈。他们就说江青很需要律师，催促他们多次，要见律师了，你们来正好，但是说江青呢，现在我们去大概是八点，或九点钟吧，他说江青正在睡回笼觉，她早晨起来以后到九十点钟还要睡一下觉，说等她睡了觉以后呢，你们再去见她好一些。不然她精神也不好，跟你谈不好。后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叫我们看看这个监狱，看看监狱，就看要熟悉江青的情况嘛，就在江青那个牢房里面，它有个窥测的一个小洞，就叫我们看看，我看江青正睡在那，白白的脸，看到不像个老太太，是不是，很年轻一个女人，我还问是江青吗？是。

她当时待遇也不错的，一个月大概三十几块钱的伙食费啊，那时候我那个老伴的工资也不过就三十几块钱啊，所以他们伙食还是很优待的，三十几块钱。当时还提出要吃牛奶，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没有牛奶供应的，所以就每天给她增加两个鸡蛋，作为她的营养吧。

解说：监狱方面特地挑选了一个空房间，安排张思之和朱华荣与江青的第一次会面。

朱华荣：从理论上来讲，规定上讲，这个像共同犯罪啊，都必须要比如有一个请律师，有共同犯罪当中有一个人有律师，那其他的共同犯罪也应该配有律师，因为配律师，首先这个司法讲公正嘛，是不是，在法律上也是这样，你这边有公诉人，都是法律专家，那要提起公诉，他要进行辩论的，辩护的话，他必须要请律师来帮助他更好。另外被告之间，是共同犯罪的话，他有厉害冲突，因此他必须有些刑事责任他互相推卸，有这种情况出现。或者有些互相影响，这些你没有律师的话，来帮助的话，那么有律师的人就占便宜了。所以这个，这个“四人帮”这个审讯里面，有一半没有律师，在我们总结上都觉得是个缺陷，不是很完满。但当时对律师制度有很不理解的，比如律师制度最初，觉得律师制度阵容不能太强了，好像给“四人帮”壮声势一样，只能一人派一个，一人派一个不行的，后来派两个，派两个当时他们说就不以正式律师吧，就助手吧，后来这个观念取消。

陈晓楠：按照法律的公平原则，在安排座位的时候，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一方，应该是和被告的律师对等平行的，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两岸审判的特别法庭并没有这样安排。

朱华荣：因为检察方面意见很大，要跟法官占得平起平坐，不能坐到旁边，不能跟律师对着，所以搞的呢，这个形式跟现在不一样，所以江华也说，说这个是下不为例的，这是特别法庭。所以律师，律师这个安排啊，就不是很理想。但律师的服装倒是最好，律师的服装啊，是最好的。就是料子最好，颜色也最好看，跟毛主席穿的那个银灰色的那个中山装一样，是很好的，也最贵，律师这一点安慰。

解说：每次开庭朱华荣都参与了旁听，江青每次出庭的情况，他也做了详尽的记录，朱华荣说尽管当时《刑法》已经颁布，但是在适用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朱华荣：新的诉讼法规定，这个被告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就是你发现检察官或者书记员或者审判人员，跟你有厉害关系，将给你带来不公正的判决的情况下，你可以提出，可以申请回避，要求他们不担任这个，另外换人来审判。但是对江青他们来说呢，差不多人被她迫害过，江华这些，黄火青这些都挨她整过，你说要回避的话，那就没人审判她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情况下怎么处理呢？就回避了，就是本来这个开庭之前，要告知被告的，你有这些什么权利，这点就不告知她，不告知她，他们也不知道，也不会提出来。即使提出来也给她驳回了，当时这样考虑的。但是也没有一个被告提出来，恐怕他们也不懂。他们也没成心捣乱，是不是，如果要成心捣乱的话，懂得这个，倒是一个捣乱的缺口。

解说：两案审判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回顾往事朱华荣说，从1979年之后，中国的立法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刑法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两案审判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朱华荣：从看基本上是合乎法制的，所以“四人帮”这个审判呢，它是既合法又公正，而且有最高的权威性，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所以“四人帮”的这个审讯，按照法律是合法的，而且因此也是公正的，也是有序的来处理这个问题，也是最权威的。所以要翻案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