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张耀杰
无论是鲁迅进入教育部任职还是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任教，都是出于前辈同乡蔡元培的善意提携。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从来看不到蔡元培对于周氏兄弟的负面评价，而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私人信件中，对蔡元培却颇有微词。这其中以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最为突出。周作人在私密状态下针对蔡元培的负面评价，尽管充满刀笔吏的黑暗心理，却为后人全面认识蔡元培的人格境界，提供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切入点。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是江绍原的女儿江小蕙、女婿张挺整理出版的周作人与江绍原的来往书信。书中收录有周作人于1933年3月4日写给江绍原的一封回信，抄录如下：
绍原兄：
手札诵悉。蔡胡分家竟如尊料，大有意思，蔡公此刻盖在3rd Party手中，牵而往“东”，面南立，而胡公则仍“独立”也。观蔡公近数年“言行”，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今日世界日报宣称北大迁汴，吾辈书匠居然得列古物之后而南渡，亦大幸也。匆匆。（1）
“蔡胡分家竟如尊料”，对应的是江绍原3月2日致周作人信中所说的“沈二先生闻将于本星期六下午由津浦路南下，大先生偕行。……还有一有趣消息：蔡太史来电，将老博士开除。平沪分裂，鄙人早料及矣，……”
这里所说的“蔡太史”，就是时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同时又出任与国民党政府唱对台戏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的蔡元培。“老博士”指的是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胡适当时正在主编同人刊物《独立评论》，所以周作人信中有“胡公则仍‘独立’”的双关话语。“沈二先生”是被称为“鬼谷子”和“阴谋家”的沈尹默。
沈尹默与哥哥沈士远和弟弟沈兼士并称三沈，从《新青年》时代起就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结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利益共同体，史称“法日派”。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沈尹默伙同浙江同乡汤尔和、马叙伦等人极力促使蔡元培把陈独秀赶出北京大学，1925年又伙同李石曾、汪精卫、杨铨、马叙伦等人参与策划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1933年的沈尹默功成名就，担任着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孔德学校董事长等重要职务。北京大学研究所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连同北平大学女子理工学院及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讲师、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特约编纂江绍原，都需要到沈尹默那里谋取一些个人利益。江绍原所说的“蔡太史来电，将老博士开除”之类的“有趣消息”，很有可能是从沈尹默那里“闻”到的。与沈尹默关系密切的马幼渔、成舍我，当时都是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周作人笔下的“蔡胡分家”，只是一种化公为私的狭隘称谓，事实上并不是蔡元培“将老博士开除”，而是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会的宋庆龄、杨铨、鲁迅等人极力主张开除胡适，蔡元培只是以消极态度顺从了多数人的意见，随后又与林语堂一道主动退出了该同盟。
“3rd Party”即第三党，其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早在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就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民众宣言》，说是“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本委员会特本此意旨与全党同志之希望，临时组织此行动委员会，……并临时行使革命之机能。”
到了1930年8月9日，辗转回国的邓演达借用音乐家黎锦晖位于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的住宅，以宴客名义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干部会议，到会的有来自全国10个省区的代表，其中包括黄琪翔、章伯钧、朱蕴山、季方、郭冠杰、李世璋、邹兰甫、潘震亚、杨树松、黎明、江董琴、杨逸棠、王枕心、罗任一、张资平、万灿、谢树英、李毓九、詹显哲、王人旋、漆其生、黄慎之等30多人。在会议通过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要“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以推翻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
《我们的政治主张》送到各家报刊后，只有日文报纸《上海日报》和《上海新闻》摘要刊登，并且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为“第三党”，第三党的名称由此流行于世并载入史册。
另据浙江大学教授许为民在《杨杏佛年谱》中介绍，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国民党要员杨杏佛，也秘密参加了第三党，“并与郑太朴、谢树英等人负责该委员会中央直属区工作，主要任务为争取蔡元培、于右任等上层人土和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2）
正是在杨杏佛的秘密联络下，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第三党首领邓演达和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联盟，计划以法律之外的暴力手段推翻蒋介石的专制统治。1931年11月29日，“行使革命之机能”的邓演达，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枪决。随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又在共产国际情报人员陈翰笙、史沫特莱等人的直接支持和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着手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于1932年12月17日以筹备委员会名义联名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按照廖承志的相关回忆，宋庆龄此时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
周作人所说的“蔡公此刻盖在3rd Party手中”，只是局外人的一种猜测，连被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邀请入伙的胡适和林语堂，都是在几十年之后才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党派背景和事实真相的。到了杨杏佛、蔡元培、胡适等主要当事人先后去世的1965年4月9日，林语堂在台湾《新生报》发表《记蔡孑民先生》，认定自己参加民权保障同盟是“蒙在鼓里，给人家利用”。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合谋把胡适、林语堂等人“蒙在鼓里，给人家利用”的宋庆龄，在1981年1月12日写给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信中，也谈到了自己当年的微妙处境：“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3）
“晚节之不易保守”
在蔡元培与胡适之间，周作人显然是肯定胡适的“独立”而否定蔡元培的“晚节之不易保守”的。为便于说明，有必要对相关背景略作介绍。
1933年1月24日，杨杏佛携杨小佛经南京赶赴北平，以视察中央研究院院务的名义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1月30日，该同盟北平分会在欧美同学会召开成立大会，胡适当选为分会主席。1月31日，杨杏佛、胡适、成舍我三人在张学良的外事秘书王卓然陪同下视察监狱，杨杏佛当场向政治犯表示，自己是受宋庆龄委托前来探望的，并请王卓然向张学良等军政当局转达宋庆龄关于举行政治犯大赦、释放爱国青年的要求。在此期间，杨杏佛还与当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接触，并为拟议中的公祭李大钊的游行活动书写了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生；北李犹在，哪用吾辈哭先生。”（4）
1933年2月2日，杨杏佛父子乘火车离开北平。两天后的2月4日，胡适收到宋庆龄的私人秘书史沫特莱从上海寄来的航空快件，内有四份英文材料：第一件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同启”落款的匿名信件《政治犯争求释放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落款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第二件是刘尊棋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谨启”落款的匿名信件《北平政治犯的黑暗生活》，落款时间是“一月十日”。第三件是宋庆龄于2月1日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名义签发的宣传稿《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第四件是史沫特莱于2月1日写给胡适的英文信件。此前已经收到过此类匿名信件的胡适，对宋庆龄不经核实就以同盟名义签发宣传稿大为不满，当天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下第一封抗议信。
1933年2月5日，胡适收到由《世界日报》社转来的一封信函：“敬启者：兹由胡适之先生交下‘河北第一监狱政治犯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函’稿一件。盖以内容颇关人道，嘱肇致函贵报。祈垂念人道，予以刊登，不胜盼祷之至。敬请撰安。鄙人李肇音启。二月一日。住后门米粮库四号胡宅。”
胡适根本不认识盗用自己名义的“李肇音”其人，附件中所谓的“河北第一监狱政治犯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函”，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刘尊棋，根据狱中党组织授意写下的英文匿名信件，在内容和口径上基本一致。
当天下午，胡适又收到以“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委员会”落款并由史沫特莱签名的第二封英文信件，抬头写着“北平米粮库4号胡适博士转中国民权同盟北平分会”，写信时间是1933年2月2日。信中通报说，前一天寄来的相关文件的英文版本，已经于2月2日刊登在英文报纸《大陆报》中。胡适阅信后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下第二封抗议信：“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面对胡适的一再抗议，上海方面一直没有给出正面答复，反而由杨杏佛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口授一封进一步歪曲事实的英文信件，由史沫特莱交给《大陆报》公开发表。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以负责任的态度向英文《字林西报》公开了事实真相，从而引出上海方面“莫须有”的“欲加其罪”。
1933年2月21日，《字林西报》公开刊登访谈录《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谈话》。
2月22日，杨铨通过中央研究院的官方渠道，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给胡适发来密电：“胡适之先生：研密。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民权保障同盟。”
2月28日，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名致电胡适：“养[2月22日]电未得尊复。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盼即电复。”（5）
3月3日，在北平分会会员全部缺席的情况下，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召开会议，议决开除北平分会主席胡适的会籍，从而造成北平分会连同整个同盟的分裂瓦解。
从刘尊棋的匿名信件到杨杏佛的视察监狱再到民权保障同盟的开除胡适，一直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步步推进的。在此之前，与鲁迅合编《萧伯纳在中国》的中共前任领袖人物瞿秋白，已经在《胡适博士的词令》一文中，率先对胡适实施政治清算：“胡适博士最近对《字林西报》记者说：‘一个政府一定要有保护它自己而镇压危害它的存在的一切运动的权利’（见二月二十一日该报）。胡适博士现在既然这样忠顺，不但不再讲什么‘人民的权利’，而且坚决的拥护‘政府的权利’了，……”（6）
对于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会籍，蔡元培和林语堂两人打心眼里是不予认同的。1933年3月17日，蔡元培在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适之先生大鉴：奉四日惠函，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此复，并祝著祺。弟元培敬启。”
3月21日，收到来信的胡适特意把该信抄入日记中并加以说明：“读之甚慰。晚间作一书复之。”（7）
胡适的“甚慰”，实际上是对于周作人私信中所说的“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的一种颠覆。蔡元培和林语堂随后激流通退，及时与民权保障同盟划清了界限，此后再没有加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组织。1933年6月18日，继蔡元培之后接任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的杨杏佛，被四名暴徒拦路枪杀。随着杨杏佛的罹难惨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转眼间便烟消云散。蔡元培虽然没有像周作人说的那样“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他的政治生命却由此终结。
据程沧波在《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二十年秋天以前，我在南京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十分清闲。因为跟杨杏佛（铨）是很好的朋友，他那时正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蔡先生是院长，他们的办事处是在成贤街，我常到成贤街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去。蔡先生也常到南京，到午饭时我时常陪他吃饭。这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余。杨杏佛先生平日事情很忙，交际多，有时他要出去，就请我陪蔡先生吃饭。蔡先生是很严肃的，但待人温和。……民国二十二年6月，杨杏佛被刺去世。当时什么人权大同盟，蔡先生是会长，杨是总干事。杨之遇难，蔡先生非常难过，此后即不常去南京。”（8）
“几乎丧失理性矣”
比起蔡元培的“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周作人对于同胞兄长鲁迅即周树人的评说，就显得更加刻毒。“普罗”即无产阶级，是英语Proletarite的音译。所谓鲁迅高升为“普罗首领”，实际上是充当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情书集》就是即将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易名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
在周作人看来，鲁迅出版《两地书》是“几乎丧失理性”的一种表现。然而，与此同时，48岁的周作人偏偏应李小峰的邀约，以青光书局的名义编辑出版了一本《周作人书信》，并且在1933年4月17日写给李小峰的“序信”中，再一次对鲁迅进行影射攻击：“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这又不是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
在此之前的1930年3月31日，周作人在写给江绍原的另一封私人信件中，还直接介绍过鲁迅的“精神异常”：
来函读悉，承允换书，甚感。《萌芽》未见，但曾闻人说过。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其所说似无计较之必要，又知寄信去给该月刊则更不值得矣。鲁曾说北大学生叫他来教书，钱玄刘半因怕夺他们的饭碗，故造谣说他发疯云云，即此一端可以见其思路之纷乱了。
江绍原的“来函”，写于1930年3月31日，其中有“《萌芽》月刊二期，有鲁迅先生一文，中涉及我，决辩明一下”的表态。“鲁迅先生一文”，指的是发表于鲁迅、冯雪峰联合主编的《萌芽月刊》2卷2期的长文《我和〈语丝〉的始终》，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周作人信中所说的“鲁曾说”，见于鲁迅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信，摘录如下：
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玉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但其主要原因，则恐怕是有几个北大学生，想要求我去教书的缘故。
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绍原于上月寄我两张《大公报》副刊，其中是一篇《美国批语家薛尔曼评传》，说他后来思想转变，与友为敌，终于掉在海里淹死了。这也是现今北平式的小玩意，的确只改了一个P字。
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该杂志大约杭州未必有买，今摘出附上）。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个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9）
当时留在浙江绍兴的章廷谦，在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间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不间断地把鲁迅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抄转给周作人，又把周作人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抄转给鲁迅。而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之间，又一直在通过朋友之间的私密书信以及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进行着或点名或不点名的相互攻击。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语丝》同人钱玄同、刘半农、江绍原、孙伏园等人，一时间全都成了鲁迅“特别打几棍”的“贱胎们”。有趣的是，兄弟二人在相互攻击的同时，对于前辈同乡蔡元培，却有着相互一致的不满情绪。
鲁迅私信中的蔡元培
1927年6月1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里的“介石”，指的是鲁迅、蔡元培、章廷谦的绍兴同乡郑奠。“鼻”是被鲁迅视为仇敌的顾颉刚。“孑公”就是老一辈的学界领袖蔡元培。“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本身就是蔡元培的一种 “赏识”，只是不能像并不“可恶”的袁希涛、蒋维乔、胡适、顾颉刚那样，得到蔡元培更多的偏爱和赏识。对于蔡元培不像“赏识”袁希涛、蒋维乔、胡适、顾颉刚等人那样“赏识”自己，鲁迅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抵达上海，他首先联络的是与自己同为章太炎弟子的农矿部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兼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10月25日，鲁迅应易培基的邀请到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场就谈到了自己与这位国民党要人之间“党同伐异”的亲密关系：“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当时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正在动用政治上的优势资源，向蔡元培在教育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发起挑战，与李石曾有姻亲关系的易培基，是替李石曾冲锋陷阵的重要干将之一。鲁迅看好的是李石曾、易培基一派的政治势力，而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学术地位和学界权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才会在1927年12月9日写给章廷谦的另一封信中，更进一步地压低否定蔡元培：“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然而，被鲁迅看好的易培基非但没有办党务、办实业和办教育的能力，而且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善待鲁迅的真诚意愿。到头来还是由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于1927年12月主动给鲁迅送来一个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一年之后，这个饭碗又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理部务时才被裁撤。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于1932年3月2日致信许寿裳：“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可否乞兄转蔡先生代为设法，……”
由于有“蔡先生代为设法”，周建人保住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鲁迅和周建人兄弟怀着对于蔡元培的感激之情，于1933年1月6日双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周作人与蔡元培的私人恩怨
鲁迅不满意于蔡元培的理由，同时也是周作人不满意于蔡元培的理由。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4月5日有“上午蔡先生来访，功课殊无著，下午睡良久，……”的记录。1917年4月10日又有“午至益昌同大哥午饭，下午乘车至大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见陈独秀、沈君默二君，又回教育部一谈……”（10）的记录。蔡元培聘请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难免有假公济私的嫌疑。对于一向清高自傲的周作人来说，却另有一个因得不到重视而怀恨在心的心结。蔡元培逝世后，周作人在《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忆说：“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篡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11）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非法插手罗文干案而愤然离职，直到1926年2月3日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从欧洲回到上海。2月4日，蔡元培在上海接受国闻通讯社记者采访，对中国的政治、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学生知识充足，即因迫于义务，必出而发表主张，或信仰何种主义，不妨以个人名义出之，不必强人从同，必欲以机关或团体名义。盖言论思想之自由，为共和国之绝对原则也。至共产主义为素所赞同，惟手段则同情于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而反对马克思之阶级斗争。此因中国历史不同，生产机关不完全之故；且国际环境，亦有所不许也，中国改造，须由中国人自负其责，客卿即赤心相助，而情形不同，隔膜甚多，况杂外交政策者，更无论矣。”（12）
蔡元培所谓“客卿即赤心相助”，显然是针对由苏联人主导的国共合作而言的。在国共两党都没有做出激烈反应的情况下，没有党籍的周作人，反而抢先于2月9日写下一篇《外行的按语》，对蔡元培实施全面清算：
我劈头就得声明，我是一个外行，对于许多东西，如经济，政治，艺术，以及宗教，虽我于原始宗教思想觉得有点兴趣。然而我也并不自怯，我就以一个外行人对于种种问题来讲外行话，如蔡先生的那个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我便不大敢附同；我别的都不懂，只觉得奇怪，后来可以相代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分离而发达，当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离发达的东西后来何以又可相代？……
我在这里又当声明，（这真麻烦透了）我并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思想者，即蔡先生所谓赞成其主义；我没有见过马克思的书皮是红是绿，却读过一点克鲁泡特金，但也并没有变成“安那其”。……总之在吸着现代空气的人们里，除了凭借武力财力占有特权，想维持现状的少数以外，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蔡先生倘若以为异阶级也可互助，且可以由这样的互助而达共产。我觉得这是太理想的了。世上或者会有像托尔斯泰，有岛武郎这样的自动地愿捐弃财产的个人，然而这是为世希有的现象，不能期望全体仿行。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点迂远，虽然对于会员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点是极可佩服的。我不知怎的不很相信无政府主义者的那种乐观的性善说。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正如生存竞争之非达尔文所创始，乃是自有生物以来便已实行着的一样：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13）
连“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都不予认真研究的周作人，擅自得出“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的“外行”结论，本身就是刀笔吏式的专制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对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批驳虽然颇有一些道理，却也透露出挟私报复的黑暗心理。
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正在北京学潮中冲锋陷阵、大显身手的周作人，偏偏又不嫌“麻烦”地向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表白起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蔡先生是现在中国举世宗仰的人，我不该批评他，但我自信并非与国民党扰乱到底的某系，而是属于蔡先生的‘某籍’的，说几句话当无‘挑剔风潮’的嫌疑，所以便大胆把这篇外行的按语发表了。”
由于段祺瑞执政府行将垮台，北京大学内部又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加上国民党广州政府正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筹备北伐战争，蔡元培便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留在了南方。2月7日，蔡元培在北大旅沪毕业同学公宴中发表意见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北大内部现今似有党派的趋势。”
在女师大学潮中站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一边充当文化杀手，对于以胡适、蒋梦麟、王世杰、陈源、丁文江、丁西林、李四光等人为代表的英美派“绅士”一再“诟骂”的周作人，当时正处于无法在北大继续安身的尴尬境地之中，只好再一次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在前辈同乡蔡元培的身上。于是便有了他1926年4月25日致蔡元培的公开信：
自先生去国后，荏苒三载，未曾奉候，疏懒之罪，无可辩解。今年春初阅报，知先生返国，暂赴故乡休养，即行北上。……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入漩涡中，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此其一。……“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敬以奉陈，狂愚之言，尚祈宽容是幸。
周作人的公开信于4月30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5月15日，蔡元培写来回信：“启明先生大鉴：奉四月二十五日惠函，语重心长，感荷无已。弟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惟现因胃病大发，医生禁为长途之旅行，一时竟不克北上。稍愈决当首途，容晤馨一切。敬希鉴谅，并祝著祺。弟蔡元培敬启。”
5月28日，蔡元培的这封短信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信后附有一则“记者按”，针对周作人前信中的不实之辞予以批驳：“总务长兼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自被选取为教务长后，已请余文灿先生为总务长矣。此事已在本刊上公布，请予注意。”针对《现代评论》派的北大同人极尽造谣诟骂之能事的周作人，偏偏把自己包装为“于教务素不过问”的老实人，更是其刀笔吏根性的极端表现。
在此之前的5月19日，周作人已经颇为知趣地向北大校方提交了告假两年的声明函。在7月19日出版的《语丝》第88期中，他又以一篇《我们的闲话（二六）》，再一次向蔡元培发起挑战：“北大内部的党派，已是事实，也不是始于今日，因为有党派所以这才能说无所不包，否则怎么说能包呢？……我知道自己也有毛病，便是不能世故。我在北京混了十年，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的意见与态度，这在现今似乎是不很通行的了。”
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国民党方面开始在上海、广东等地大规模实施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远在北京的周作人，在自己主编的《语丝》上先后发表《猫脚爪（闲话拾遗四十六）》、《怎么说才好（随感录四十九）》、《功臣（随感录六十五）》等多篇文章，抨击“清党”中的残暴行为，同时还对吴稚晖、蔡元培、胡适等人进行谴责：“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14）
等到国民党改北京为北平之后，周作人却闭上了嘴巴。反倒是参与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切切实实地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及其妻子郑倚虹，中共前领导人陈独秀、韩麟符，共产国际情报人员牛兰夫妇。
1926年4月25日写下公开信要求蔡元培返校任职的周作人，到了1929年7月20日写给江绍原的私人书信中，却又站到反对蔡元培返校任职的另一边：“北大将独立，校长则以蔡太史呼声为高，唯不佞甚反对，其理由告知川岛，今不赘。”
川岛就是章廷谦，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屡屡对蔡元培发泄怨恨情绪的固定对象。周作人之所以反对蔡元培重新出任北大校长，是因为他与北平教育界的行政当局李石曾、易培基、沈尹默等人，已经在女师大学潮中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与强力支持蔡元培的胡适、蒋梦麟、王世杰、陈源等英美派学人结下了很深的仇怨。
好在蔡元培并没有返回北大，随后返回北大的蒋梦麟、胡适等人也大都是不计前嫌的“正人君子”，颇为世故的周作人，积极主动地与胡适派文人恢复了《新青年》时代的同人情谊。1934年4月，由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创刊，创刊号中隆重推出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诗用险韵，和之颇难，平素不大写诗的蔡元培，居然连和三首寄赠周作人。诗中记叙新年儿戏的情形，写入许多越语乡俗，还细加注释。对于蔡元培颇多不满之处的周作人，不禁为之动情。在60年代撰写的《知堂回想录》中，他竟用七个篇章专门回忆蔡元培的为学和为人。
曾经在私信中“莫须有”地斥责蔡元培“晚节之不易保守”的周作人，自己的晚节才真正是“不易保守”。笔者所说的晚节，并不只是指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当过“汉奸”，而是他在《知堂回想录》中针对胡适、陈源、傅斯年、罗家伦、胡风等历史人物，捏造了许多“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刀笔谎言，他自己却偏偏要通过当年极力攻击过的章士钊去寻求政治庇护，最终只能在“寿则多辱”的精神失落中离开人世。
注：
（1）《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273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2）许为民：《杨杏佛年谱》，北京·《中国科学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年2月出版。
（3）《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杨小佛：《杨杏佛事略》，北京·《人物》1982年第1期。
（5）《胡适来往书信集》中册第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6）《鲁迅全集》第5卷第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文最初以鲁迅的笔名“干”发表于1933年3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
（7）《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21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8）程沧波：《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台北·《传记文学》31卷2期，1977年8月出版。
（9）《鲁迅全集》第12卷第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0）《周作人日记》上册第663，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
（11）文载《古今》月刊1942年第6期。
（12）《申报》1926年2月5日。
（13）周作人：《谈虎集》第17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在《新青年》时代，周作人曾经是新村运动最早也最为积极的鼓吹者。在鲁迅和胡适都不予赞同的情况下，是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出面支持了他。周作人之所以放弃新村运动的乐观理想，与他和鲁迅的情感决裂有直接关系。借用他写在绝交信中的话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14）周作人：《怎么说才好》，《谈虎集》第18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转自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