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眼看日本

近代以来，日本出于种种目的，总将中国摆在显微镜下反复研究解剖，日积月
累，把我们琢磨得日渐深入透彻――而其“长处”尤其表现在善于“从中国的内部(乱)出发了解中国”。但相对而言，中国对于日本的琢磨和了解，却远远达不到
这个程度。古人常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中国经常吃日本的亏，恰恰就是由于对于日本准备、估计不足，研究了解不够所致。因此，重新认识日本，重新开眼看
日本，或者说大一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日本观，的确乃今日中国当务之急。
如何建立当代中国的日本观？首先必须像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
样，从对象的内部去了解、认识它，在这一点上，我们恰恰不能指望日本人。因为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的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对日本的
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不甚了了。于是，日本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史”相遇，而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这种死结也只有通过中国
对于日本的“内在研究”才能得到逐步解决。而这些所谓“内部研究”的课题包括：从日本历史上看，它自身内部的基本矛盾何在？这种矛盾如何铸造了日本的传
统？今天的日本社会内部又面临着何种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基本走向和可能性的后果怎样？――我认为只有这样互相“摸底”式的研究，才真正有利于我们判断形
势。
而所谓从日本内部出发建立中国的日本观，这里的基本方法，说句很多人也许不爱听的――我觉得还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最经典。他这样
说：“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
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看日本问题，我觉得我们就能比较好的认识到：一，从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才使得接受了不
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二，我们因此也可以说，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首先乃是为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重的社会矛
盾和经济危机，即对外侵略，也首先是由于其国内问题所决定、促发的；三，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如何处理和应对其内部的
社会经济矛盾，实际上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中日之间问题说到底，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自我控制和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如何――而历史的教训告诉
人们：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与世界则不得不未雨绸缪。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1868年“明治维新”的“成功”，划出了近代中国与日本截然相反的形象：一面是经济落后又不思进取的中国，一面是主动向西洋开放，致力于发展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开明的日本。这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中国和日本“认识”的不证自明的前提，我们今天各种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想象，基本上是以这个前提为基础的。
不过，此类叙述却完全是想当然的、非历史的。
首先，根据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麦迪逊（英文名）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1830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不但是日本从来不能和不敢想象的，它也超过了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25％的水平，说白了这是至今无可匹敌的经济总量的世界纪录。
但是，1840年中国却被经济总量不及自身九分之一的英国打败了。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当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之后，大清的经济总量依然还是日本的7倍。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当然不是什么“穷困落后了几千年”，日本更不是特别勤劳、特别富裕、人种优秀的“神国”。真正的事实恰恰相反是：中国富了、先进了几千年，形势只是在最近不到100年的区间才突然急转直下，中国由巨富而挨打遭抢，由挨抢被打才堕入贫困，而日本则是在赤手空拳的封建军阀率领下，突然一夜暴富，这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大体的历史真相。
实际上，一般而言，所谓杀富济贫乃历史规律，这一句其实胜过冠冕堂皇的千言万语。当然，值得抢的都是富人，像阿Q这样吃饱了撑的抢王胡的虱子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是很少发生的。今天有人说21世纪才是中国的世纪，其实按照麦迪逊的说法，那还不如说19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难道这还不是咱们的“世纪”吗？那时的中国恐怕是真富――只是，如今国人虽说与祖宗一样各个勤劳，人人都想致富，但是却很少去想富了以后咋办。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向来是致富比较有办法的，但致富之后能想到的更多的是腐败，至于说到明火执仗、杀人越货，这恐怕就一直不是中国的长项。而这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比较倒霉的一个真正重要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说，19世纪偏偏就不是你中国的世纪。因为19世纪开始了杀富济贫的现代历史，说白了也就是明火执仗的“明抢”的历史，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今天的中国还是把致富当作惟一的目标，把享受当作人生之至乐，那么21世纪必然还不是中国的世纪。19世纪开始的互相抢劫，首先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抢，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明抢――19世纪世界上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叫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当时世界上谁最富又最缺民族主义呢？非常不幸的是，那恰好就是咱们中国。
所以，大清不是简单的缺少财富和经济落后，恰恰相反，大清不是不富，而是不强。而强抢同音――即大清因为太富，而缺乏抢的动力。在乾隆之后，天下承平日久，人间一派腐化景象。富与腐败的腐也是同音――本来有些“抢的光荣传统”的满蒙骑士，也大都腐败、退化为闺房里的雄鸟了。
而19世纪初欧洲最穷而又最不老实的（老百姓所谓滚刀肉）一个，就是英国了。除了裤子和菜刀它一无所有，英国是在欧洲是抢不到东西的王胡，所以才不得不到亚洲去抢。结果首先被英国绑了票并陷入内乱的印度，印度是英国由赤贫到小康的第一张馅饼。然后，正如贡德&8226;弗兰克所指出的：英国又通过免费的北美白银，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才勉强从世界经济列车的末流乘客，混进了二等车箱。
至于亚洲的日本，当时不但绝不是什么阔主儿，套用小平同志的话，那才真是“穷了几千年了”。以至于在“最大的强盗英吉利和法兰西”（这是雨果的话）眼里，日本不过就是个不入流的阿Q王胡，而真正有钱的赵太爷在它的西边――那就是中国。所以19世纪历史的实情是：西方列强不是不想抢日本，而是它根本就不值得当时的列强如对待中国那样兴师动众去抢――“值得一抢”这当然是需要资格的，何况现代意义上的一国抢一国，比传统的绑票等“恐怖活动”那要费事的多。
这是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和日本的态度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在，也是日本得以在历史的夹缝里成功实行明治维新的外在根据。与对中国的穷凶极恶相比，1862年英国对于当时的江户幕府，表现得格外仁慈：它允许江户幕府将开港贸易的时间推迟到1868年，随后俄、法、荷兰立即跟进，也一致同意日本延迟开埠直到1868年。而这里的所谓“仁慈”其实不过是顺水人情――说白了无非是列强们对一头皮包骨头的瘦猪兴趣不高。最明确的事实是，近代日本不但没有像大清一般与英国在海上陆路大打出手，而且更没有被八个最大的强盗联合打劫的经历，它最多不过是被列强们口头上吓唬了一下而已。
在明抢即公理的近代世界上，日本的真正幸运，其实就在于它始终不是“被抢”的主要目标和对象，日本近代之所以能够实行明治维新，并随后具备了跟着列强去抢劫的资格，也不是因为日本特别善于见贤思齐，而是由于列强的纵容、利用和照应――说不好听就是“蔑视”（据说现代日本的“恩公” 麦克阿瑟“下课”后离开日本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这个国家的普遍智商相当于12岁”）。在列强们的眼里：资源十分贫乏的日本，可抢性几乎等于零蛋，与其去兴师动众抢它，还不如让它去帮助拎包袱更符合代价－收益原则。
为什么日本成功进行了维新，而中国的维新却反复失败呢？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从人种上找原因，因为这首先是两者在列强环伺的19世界的处境完全不同，所谓 “西方冲击”，这在日本与中国也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实际上，列强并没有真正在武力上打击日本，甚至二战之前外国军队从来没有开进过日本本土（尽管列强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还是毛泽东说的：自近代以来，中国就一直以西方为师，但是我们一直困惑的是：老师为什么总是打学生呢？于是，在先进的中国人中，困惑才发展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觉悟”。
从所谓“内因”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向来被称为是推翻和废除幕府制度的社会大革命，标志着日本传统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但是，这样的说法虽然表面看起来有点道理，其实却更多的掩盖了明治维新的实质。首先，所有的社会制度，实际上都不可能被连根拔除，“根本改变”其实都是说说而已。明治维新当然是以“倒幕”为旗帜，但是实际上，维新所形成的明治政府，其实还是更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幕府”，只不过是“幕府”头目换成了天皇，“大名”或守护换成了维新派人士，而“武士”换成了现代日本军队罢了。
真正准确一些的说法其实是：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传统的”幕府制度，向“现代幕府制度”的转化。至于它还叫不叫“幕府”，那更像是个语言或者翻译问题，并不是关键和实质。
19世纪60年代，西方的冲击使得日本原有的幕府制度陷入了危机，聪明圆滑的最后一任江户幕府，力图协调国内外的矛盾和冲击，但却更为深刻地陷入了这些矛盾之中。一方面，江户幕府垄断了与英国的贸易，并从中渔利，而另一方面，它又鼓励地方大名反抗洋夷，以此在洋人、大名、武士和天皇之间寻找平衡。但事实上江户幕府却恰恰被自己的自作聪明推向了灭亡。
首先，江户幕府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经营才能和驾驭经济的能力，与在对英贸易中赚尽了便宜的中国 “广州公行”完全不同（后者生意上的成功，最后迫使英国不得不采用鸦片加大炮来开路），江户幕府完全没有作生意的才能，它垄断的对英贸易的成绩颇不理想，而贸易的逆差则极大地威胁了日本经济，加剧了本来就不富裕的日本社会的贫困，尤其是严重损害了下层武士的生活，从而使得日益贫困的武士成为强烈的排外主义者和反幕府的根本力量。
其次，江户幕府鼓励地方大名拥地自保，对抗洋人，这就不得不放权给地方大名，从而导致了萨摩和长州等地方大名势力的膨胀，弱化了幕府的控制力量。实际上，地方大名的领地随之迅速成为倒幕运动的策源地。
第三，1860年代，洋人们甚至也开始对江户幕府的的反复无常的两面派作风日益不耐烦，即开始怀疑它是否是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而对于日益丧失生活利益的武士来说，幕府就是出卖日本利益的叛徒，根本不足以代表日本――江户幕府陷入了合法性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由谁来代表日本”，才成为社会危机的突破口。
在推翻江户幕府的倒幕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处于日本边缘的两个大名――萨摩（今鹿儿岛）藩和长州（今山口县）藩，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有地盘。但是，最早提出彻底废除幕府制度，而以天皇制度取而代之的，并不是地方大名，而是下层武士。推翻幕府有利于大名、武士双方的地位提升，所以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联合起来。当讨幕派的下层武士聚积在天皇在京都的住所，要求“王政复古”的时候，长州和萨摩藩加入到倒幕运动中来，协助推翻了江户幕府，将天皇从京都迎到江户，改江户为东京，开始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这时距天皇被虚位为生不如死的京都木偶，时光已长达676年了。
但是，这一次，明治天皇却汲取了历朝历代被当作冷猪肉挂起来的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反过来挟制军事贵族集团和武士的强有力的武器。不用说，这当然就是西方列强。于是，天皇复位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承认了江户幕府不敢承认的不平等条约，响亮地喊出了“西化”的口号，以换取西方列强对天皇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持。正像他的孙子昭和天皇在二战后积极主动地将冲绳送给美军当军事基地，以换取美国保护他的皇位一样，天皇通过死心塌地地当世界霸权的走狗，以保住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一伎俩，其实才是明治天皇超越了历代天皇的最伟大发明。
这实际上也就是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实质。
所以，天皇在明治维新之后选择“两藩”而不是为其复位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士作为合作伙伴是必然的。“两藩”（萨摩、长州）作为军事贵族集团，他们对于西洋的“船坚炮利”和近代军事制度，有着军人的天然敏感和震惊。何况，“强权即公理”，这本来就是日本历史上所有军事贵族集团的根本价值观念——只要他比我强，就应该跟着他当奴才；只要你比我弱，那就应该骑在你头上。这就是为什么两藩积极地支持了天皇柔软身段，向列强屈服的行为，而当不识时务的下层武士发现他们原来是被天皇欺骗了，在西乡隆盛的领导下再次发动起义的时候（即近代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西南战争），他们却立即遭到了天皇和两藩严酷的镇压。
所以明治制度的主要制订者都来自鹿儿岛（萨摩藩）与山口县（长州藩），即来自两藩及其子弟。一般而言，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主要来自长州藩，而经济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如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等主要来自萨摩藩。阶级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此在“日本维新之父”和“启蒙先驱”所制订的一切现代化方案中，无不渗透着深刻的以强凌弱、强权即公理的思想――从“脱亚论”到“征韩论”，从“富国强兵”到“八荒一宇”无不如此。这一切都表明，明治维新的 “新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披着西洋和现代化外衣的、日本固有的“军事贵族意识形态”的再表述罢了。
于是，正是在西方列强对明治政府的宽大、纵容和利用下，在一个改头换面的军事贵族集团的指挥下，日本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军事暴力的手段吞并了朝鲜、中国台湾，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挤入世界列强的行列，顺利地跟上了“明抢”的世界潮流。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强权即公理”是整个19世纪的世界潮流，而彻头彻尾的以强凌弱则是这个“乱世”的基本法则――这一点，恰恰与日本历史上幕府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构想从来都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
但是，明治维新在“现代化”和“富强”的意义上，却长期地被充分美化了，以至于它从日本的现代史中被孤立地脱离出来，并受到不加分析的讴歌。而且这绝不仅仅是说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美化自己的历史，而是说在所谓“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整个19世纪以来的残暴的历史从来没有被反思过。在这个意义上，美化和拒绝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当然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诩为“精英”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1980年代，“明治维新”曾被视为现代化改革的样板，被某些“新权威主义论”者吹得神乎其神。这种“美化近代日本历史”的内容，甚至早已经部分被写入了中国的教科书。篡改、歪曲和美化日本历史的，从来不仅仅是日本右翼，当然也包括部分中国的“精英”们。
但是，如果不是根本上出于无知，那么“现代化精英”们就是在有意掩盖了一个事实：19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的动员方式就叫做“昭和维新”。而所谓“昭和维新”，不但其基本原则和信念，而且其整个发动过程，完全是刻意遵循和继承了“明治维新” 的一套说法和作法，昭和维新（侵华战争和“大东亚战争”）是明治维新道路的自然延续和必然继承。只有重新叙述所谓“昭和维新”与“明治维新”之间的继承关系，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近代以来日本的所谓“维新”究竟是什么。
1927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崩盘，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秩序陷入危机，而随着 1927－1930年美国爆发的严重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新兴力量”的日本，陷入了内部的严峻动荡。由于世界市场对于日本纺织品、棉花和制造业需求的严重萎缩，以及日本当局为了迅速工业化而实行压低粮价政策来盘剥农村，所以危机到来的时候，日本政府面临着城市失业和农村贫困的双重压力，当世界经济陷入严重混乱之际，1930年代的日本则同时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社会。
面对这一混乱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局面，当时的浜口雄幸政府的政治表现，非常类似于1860年代的江户幕府。针对国内危机，政府采取了矛盾而暧昧的政策，一方面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时代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则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压制社会民主运动。恰恰是浜口这一左右不讨好的处理社会经济危机的不祥方案，反过来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危机，浜口的命运也与最后一代幕府将军相同——他的政策导致的反乱将他本人的性命也陪了进去。
首先，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政府开支，激化了政府与军队的矛盾。1930年，由于浜口内阁接受了“伦敦海军会议”要求日本将军舰控制在一定数量的决议，不但加剧了生活陷入贫困的农村出身的下层军人对政府的敌视，而且更进一步触怒了对削减军事预算大为不满的上层军人集团，结果，浜口本人被极右翼的下层军官刺杀。随后，1931年9月18日，日本陆军绕过软弱无力的内阁，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国际联盟随即谴责并要求日本立即撤军，日本的回答则是宣布退出国联和国际社会的一切准则。像历史多次出现过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1930年代日本军人集团非常容易地绕开并推翻了国内的文官官僚制度，导致了现代日本政治的全面危机。
也正像日本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都是由下层武士发动的一样――这次政治危机的导火线依然是下层军官。由于出身农村的下层军人的家庭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成为牺牲品，使得他们对于政府的不满达到高潮。而由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固有的缺点，特别是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日本共产党天然具有严重脱离下层劳动群众的精英倾向，所以即使是日本共产党也不可能为当时的日本局势和世界局势提供有力的分析，更不能为下层民众提供理论与语言，从而使得民族主义成为迷漫日本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情势下，愤怒的下层军人就只能为武士道精神和民族主义所驱动，并更加狂暴。
又如同明治维新起源于武士与政府的冲突一样，类似的政治危机同样呼唤出一个新的、更加野心勃勃的军事贵族集团。1936年下层军官针对文官政府的2&8226;26兵变，同样再次把一个危险的军人集团推向了前台 ――其代表人物就是近卫文麿。又像明治维新首先镇压了武士反乱，然后立即再把国内的矛盾引向外部，通过对外掠夺来解决国内危机一样，近卫内阁一方面迅速平息了下层军人的骚乱，另一方面，则毫不掩饰地呼唤出一个幽灵：“明治维新”的幽灵。近卫政府以一个鲜明的旗号开始了它的新政――这就是“昭和维新”，在这个旗号下开始了所谓“大东亚战争”。
作为侵略战争动员令的“昭和维新”，在此后的历史叙述中被故意遮掩起来，其实就是为了割断它与“明治维新”的这种必然联系，其实也就是为了掩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源头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明治维新”。
在近卫内阁的统治下，日本通过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和增加军事订货的方式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将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1937年，近卫内阁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40年，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联盟形成。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沿着这条道路，日本以不可抑制的速度走向灾难。
历史问题为什么在日本竟然是如此敏感？今天的日本将向何处去？这是包括日本有识之士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严重关切的问题。而中日关系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日本社会为什么会走向右翼化？日本右翼为什么要拼命美化历史（还不仅仅是侵略的历史）？这则是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所在，也是我们上述讨论最终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首先，从历史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当局和麦克阿瑟本人，出于反共意识形态立场，为阻止日本国内由工人和共产党所倡导的民主改革运动的发展，保留了天皇制度，赦免并且重用了包括岸信介等在内的高级战犯，同时也基本上全盘任用了所有旧官僚和旧军人，日本的绝大部分右翼势力逃脱了战争责任，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司法追究，这是今天日本右翼长期存在并掌权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正如明治天皇通过向世界霸权妥协的方式以换取自己权力的巩固一样，昭和天皇则通过出卖冲绳和《日美安保条约》，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以换取了自己战后地位的合法性。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于1950年成立了日本警察预备队，即自卫队的前身。于是，日本社会深刻的军事化结构和战争机器在战后不但没有解体，而且还被美国迅速重新武装起来。今天，日本已经是世界上国防开支第二位的军事大国――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历史上具有强大的军事传统和深厚的军人执政经验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自不待言。
第三个原因就是：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长达40余年的一党政治，在当代日本陷入困境，而为了重新寻找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该党在1990年代越来越鲜明地选择右翼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最简要地谈日本当前的政治状况，其实就应该从今天自民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重整运动”说起。
1993年对于日本社会政治而言，乃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自1955年起一直统治日本政治的自民党下台，日本突然结束了(此处被屏蔽)的政治（也就是所谓的55体制），而日本需要一个怎样的政治体制？政治和统治的合法性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一下子成为困扰整个日本社会的问题。而就是在这一年，55岁的细川护熙率领的日本新党在民主党、共产党等其他党派的支持下执政，开始了日本当代政治史上一个特殊的“革新时代”――细川内阁时代。作为历史上最年青的首相，细川护熙倡导多元的民主政治和日本新的国际化形象，同时力图对于日本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和检讨，以建立面向世界和未来的、真正的民主制度。
“细川革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是日本首次向世界承认了慰安妇的问题。（这一问题随后与当时的南斯拉夫塞族的战争强暴罪一起，被提交联合国和国际法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报告，要求日本必须就慰安妇问题进行书面的谢罪，并对相关罪犯进行可能的处罚。）同时在日本国内，慰安妇的问题首次进入日本的教材――与一般的战争文件不同，这一次，日本当年的战争机器之残暴性，从女性活生生的身体被污辱和虐杀的角度呈现在日本民众面前，这是战后近50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暴力机器首次被掀开冰山一角，从而给长期对这一历史缺乏知识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的揭露终于有了活生生的实例，所以对于日本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存在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才有可能真正的进行与开展。
但是，恰恰是这种面向未来、面向民主制度建设的对于历史的反省，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因为自民党执政40余年，不但一直掩盖着战争问题（更不用说慰安妇的问题），而且从来没有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承认过日本历史上的政治社会制度方面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相反，他们一直宣传的是：日本自古以来文化最为优秀，日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日本从来就是世界第一。并以这种虚幻的神话和欺骗来掩盖现实问题，迷惑日本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
而自民党这次终于明白，如果要重新执政，不但必须搞掉细川内阁，清除其影响――虽然这个内阁是真正民选的，勇于正视历史与现实，是勇于开拓未来的日本新时代的制度，因而在国际上的声誉比较好，但是必须搞掉它――而且绝对不能承认日本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和缺陷。于是，自民党如同当年那些精明强干的幕府统治者一样积极行动起来，短期行动首先是抓住了细川护熙的贪污问题，迫使其下台。而一个是长期的战略即成立了自民党的“历史研究会”――正是后一个问题带出了后来的“教科书问题”。
细川内阁倒台后，短命的社民党政权羽田孜内阁随后也倒台，1995年村山富士内阁的上台，其实应该是当代日本政治的转折点。实际上，村山政权是个矛盾的联合体，它总是令人想起昭和时代左右不讨好的浜口内阁。由于它只能联合其他党派才能执政，所以村山时代注定是个非常暧昧的时代，而作为一个过渡的时代――它非常类似于昭和前期日本政治由民主化到右翼化的过度。我们所谓暧昧的日本、面目不清的日本，就是从这个时代得到的印象。
村山上台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战败50周年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应对战败50周年的纪念活动？众所周知，村山富士正式表示了道歉和反省，这就是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村山富士原则表态”，但是，这种道歉恰恰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道歉，因为它根本没有跟日本历史上导致了侵略战争的政治体制挂钩。而所谓“表态”，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声言力图从现实出发进行政治改革，以避免那种体制重演的表态――它不但没有“正视历史”，关键是没有任何“面向日本未来”的建设性内容。
实际上，所谓的“村山表态”，不但从“细川革新”的立场上大步后退，而且人们也忽略了：村山政权本身是个矛盾的政权，是矛盾的政治联合体，它必然是有两种声音的。人们重视村山表态的同时，总容易忘了其他阁员的表态――而村山当时的所谓表态，其实是日本和自民党的右翼基本上能够想到的，所以当时他们就开始作长期的舆论准备，而《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那个时候编辑出来的。
像村山富士政权是个矛盾体一样，当代的日本国内的政界和知识分子也分成了两块，一派是推动当代日本政治的民主改革的，由于他们认识到当代日本政治某种程度上是旧体制的延续，所以主张对历史上的旧统治进行反省与批判；而另一派则是拒绝政治改革的，他们同样认为当代的政治体制是历史体制的延续，所以才坚决抵制对于历史的任何反省、批判甚至研究―― 只要这种研究不是美化。
所以，日本“历史的问题”，核心其实也就是当代问题，说到底就是当代的日本是否要进行面向未来和世界的民主制度改革的问题。对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正视历史”的出发点，其实是如何“面向未来”。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所谓的“历史问题”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扯皮。
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开始对暧昧的日本感到把握不住了：日本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日本为什么总是总是出尔反尔呢？日本可以信赖吗？日本为什么总是有两种声音呢？而同时日本的老百姓却也开始困惑：我们到底要道歉多少次邻居才满意呢？――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老百姓（更不用说所谓“有识之士”），人们必须牢记的是，问题根本不在于口头上的道歉乃至道歉的次数，问题的惟一的实质在于：当代的日本政治体制是否存在问题？这种体制是否与历史上的军国主义体制有所联系？以及有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一定会再出军国主义。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认识到：美化日本政治史――特别是明治以来的政治史――这才是阻挡当代日本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最有力的武器，而这一点也是当代日本右翼意识形态的根本战略所在。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自民党就自觉地把历史问题当作自己的意识形态，当作自己重新执政的武器来自觉使用。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安倍晋三，以及最近因为称东京审判为“非法”而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川――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人都是非常有背景的，日本政坛往往是世家，他们就是这样的世家子弟。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是乙级战犯，本来是必须审判的，但由于当时麦克阿瑟的保护，岸信介却当了日本战后的首相。安倍的父亲娶的就是这个岸信介的女儿，所以说是世家出身。这种三代政客，其家族本身就跟“历史”本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否认侵略历史、维护日本历史的“纯洁性”对于他们自己，当然是有切身利益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家族令人们不禁想起日本历史上那些野心勃勃，掌握政治幕府和大名世家――这一点人们当然很少注意到。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像过去那些掌握政权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一样，自民党1996年重新上台后，“历史问题”就一直成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成为他们的武器， 1996年，自民党启动了所谓“教科书工程”，由于自民党掌握着中小学的资源，于是他们就从中小学下手――所谓教科书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我们还必须看到：自民党背后的主要支持力量是财阀，所以一编教科书，大企业都给钱支持，而他们则利用权力清理老师，谁敢讲慰安妇的问题就开除谁，谁敢不让学生唱君之代不向国旗敬礼，就炒谁鱿鱼。至于财阀的支持，则更采用了非常特殊的形式――即抓住媒体，将宣传作成商品来卖，而民族主义的“商品化”也是当前日本右翼的主要特征。这样一来，右翼思潮和民族主义变得非常“时髦”，乃至卡通化、商品化，这里最典型的就是漫画家小林善纪。而这又是个非常特殊的日本现象，商品化的包装当然更容易动员起下层民众的草根民粹主义。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倒闭，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是波及日本全社会，――这就是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陷入的“平成不况”（即“平成时代”开始的经济不景气）。随着失业的加剧，生活的困难，日本老百姓感到自己是受害者，开始迷恋于小道消息和右派媒体的产品。如同大正时代后期，由于日本人（包括那些下层贫困的日本人）一直被告知自己是“日本第一”、日本的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日本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们反而更容易抱定了虚幻的“过去”，迷信般地以“过去的我们是最好的”信念作为心理支柱――令人惊诧的是，1927年经济危机的情况彷佛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于是，对于绝大多数日本老百姓来说，最好不要有改革。如果要有任何改革，那也也最好是使得大家回到“过去的日本”。
1990年代的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事件等一系列灾变都使得日本人变得充满前途的不安定感――日本的前途究竟在哪里？我们每天辛辛苦苦为什么？于是，不但“日本可以说不”听起来几乎是大快人心，“怀旧”和美化过去更成为迷漫全社会的情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右派的意识形态以“怀旧”和维护日本历史的纯洁性的面目出现，很容易成社会失落的填充物，而“平成不况”的经济衰落对日本社会开始向右转来说，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小泉政权就是在日本经济非常低迷、社会情绪充满危机的时候上台的，日本老百姓把小泉看作一个偶像，但是，却不是一个向前看、带领人民清算历史、面向未来的偶像，而恰恰相反，是一个公开宣称带领大家回到“过去”的的催眠术士。有些危险的是，在他之后的石原慎太郎们则可能更糟，对于日本某些老百姓，石原可能是如同当年的近卫内阁一样的偶像――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是个害死人又不偿命的东西。
这些强硬的、有冒险的色彩的、野心勃勃的人物，也许暗自认为历史上日本穷兵黩武、到处打砸抢的时代才是辉煌的时代，所以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偶像――2001年8月13日，小泉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如今已经是第五次参拜。在小泉政府的主导下，日本派自卫队参加了伊拉克战争，目前更致力于对日本和平宪法进行修改，而为了拼命拿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子，不惜充当美国的鹰犬和打手。这一切的举措都仿佛表明：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日本今天的政治，如果搞不好，或许就是其千年动荡的延续而已。
而作为一个对日本老百姓怀有真诚情感的外国人，当写下这些粗浅的介绍文字的时候，我想起的是鲁迅的话：为了中国的改革和未来起见，只有那些怀抱真诚之心批评我们的人才是值得尊重的。同样，对当下的日本来说，那些日益宣传日本各种第一，日本才是世界上最富裕民主的国度，历史已经在“神国终结”――诸如此类形形色色的“哈日族”，则是中国和日本老百姓的共同敌人，他们的思维与日本右翼，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http://bbs.cn.yahoo.com/message/read_-JUMwJUZBJUNBJUI3JUNDJUVDJUJGJUQ1_375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