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过敏让人受益颇多

食物过敏让人受益颇多

简介

食物过敏让人受益颇多

最近一期的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名叫《拯救儿童（赚大钱）》的文章，作者是基金经理詹姆斯图彻，他建议投资一种混合型、具有“趋势良好、低倍数、能够为我们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武器”等优点的“自身免疫性指数”基金。我认为这篇文章纯粹是个玩笑，除非图彻实在推荐大家买瑞士诺华制药公司药生产的抗过敏药物Xolair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试验过程，检验它是否对阻止花生过敏症状有效。

图彻知道，不管是谁提出了新型的抗食物过敏药物都是抓住了一棵摇钱树。根据美国过敏症与哮喘基金会的统计，美国每年用于治疗过敏症的费用大概在70亿美元左右，而学校营养协会的报告中则说，全国大概35%的学校都有与过敏性食物有关的禁令。每次读到关于Xolair或者抗食物过敏药物的报告，我就会想到我们对儿童食物过敏似乎有些过于恐惧了，与它实际能够产生的危害并不相称。死于去学校路上车祸中孩子要比死于学校餐厅中食物过敏的孩子多得多，而每年死于雷击的人也要比死于食物过敏的人多多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对食物过敏如此恐惧，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明确的、近在眼前的危险，或者只是因为我们的恐惧被我们投入其中的大量的钱而夸大了？

我们对食物过敏的大部分了解都是来自于医学文献和大众媒体，而来源都是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非营利性的食物过敏网。它是安妮穆尼奥斯-弗隆于1991年创立的，她的孩子就有食物过敏症，而她曾经是时代生活图书的研究员。FAAN有一个有充分专业能力的医疗咨询团队，包括休桑普森和斯科特谢雷尔，他们两位都是纽约西奈山医院谢斐食物过敏研究所的知名专家。

桑普森和谢雷尔是杰出的医生和生物医学研究者，而穆尼奥斯-弗隆则无疑是过去20年间最毋庸置疑的父母级拥护者。然而他们的统计似乎存在某些问题。桑普森和谢雷尔（他们是医学博士，不是统计学家或者流行病学家）在2004年同穆尼奥斯-弗隆（她不是统计学家，不是流行病学家，也不是医学博士）一起在《过敏和临床免疫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试图确定美国有多少人对海鲜过敏。他们的总结是：“根据医生诊断或者据有管可信报道，海鲜过敏症病人高达全国总人口的2.3%，也就是大约660万美国人……因此海鲜过敏是一个很严重的健康问题。”

与杂志披露违背公众利益行为的宗旨一致的是，这一声明中还提到“管理费用的资金来源以及公司用于实践研究的费用来源相同。这一相同的资金来源将几位作者从其他方面联系了起来，但是他们并没觉得有什么个人方面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

作者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实际上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

这一文章的资金来源包括FAAN，这一组织一直到现在还是由穆尼奥斯-弗隆和她的丈夫运营，而Food Allergy Initiative这一基金组织为桑普森和谢雷尔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资金支持。和很多社会性事业一样，食物过敏运动也是依赖于少数极为富有顾客的援助。埃利奥特和罗斯林贾菲靠Dress Barn牌女装商店积聚了巨额财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因他们孙女的食物过敏症状而备受关注。而这种担心被桑普森——他自己就是个焦虑的食物过敏症孩子的父亲——1992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文章夸大化了。这篇文章为大众食物过敏症状敲响了警钟。贾菲夫妇在过去多年中对社会性事业提供了广泛的援助，所以他们当然想看到他们巨大的慈善捐助是用于在他们看来值得的事情上。因为没有全国知名的有关食物过敏的研究中心，所以他们在西奈山成立了艾略特与罗斯林贾菲食物过敏研究所。他们还向Food Allergy Initiative投入50万美元资助建立西奈山研究中心。桑普森被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请来管理新建贾菲食物过敏研究所的运营。

到目前为止，FAI已经向西奈山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仅2004年，也就是关于海鲜过敏的文章发表的那一年，FAI就向西奈山捐赠了160万美元，并且特别指出这钱是用于贾菲食物过敏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临床研究——这钱基本上够支付桑普森、谢雷尔以及/或者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穆尼奥斯-弗隆也因为她机构的项目而收到过FAI的大量捐赠。桑普森目前担任FAI医学研究理事会的理事长，担任该职务的酬金是每年1万美元。（西奈山关于利益冲突的制度中规定，任何超过1万美元的额外收入都属于“重大”利益冲突，也就是说10,000.01就属于利益冲突，需要报告，而10,000则不需要。）他还有来自于两个抗过敏药物开发公司的收入，并拥有多项与花生过敏有关的专利，其中一项专利是将中药制成“中药胶囊”进行治疗，这不是FDA的传统项目。

让谢雷尔、桑普森和穆尼奥斯-弗隆一起承担统计美国海鲜过敏人群比率就像是让一家烟草公司去统计美国的肺癌比率一样。

如果你想对调查结果起到影响，那么你会问怎样的问题来达到目的。在海鲜过敏的统计项目中，民意调查的方法是随机拨打号码，然后问接听的人他们家是否有人对海鲜过敏。这种措辞产生的肯定回答远比问“你们家有没有人被诊断出有海鲜过敏症”多得多。在这一项目中，“令人信服的自我报告”的标准非常主观，对数字有很大的提高作用。

谢雷尔和桑普森都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杂志的编辑文员名单里。并且，这本杂志的编辑，唐纳德梁和桑普森一样是FAI的医疗咨询委员，也每年从FAI拿到高达１万美元的酬劳。在这种情况下，专业评论过程的准确度会有所下降，因为其中存在被叫做“确认性偏差”的认知错误，也就是说有些错误的信息因为似乎可以用来证实评论家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没被注意到。或者，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　吉尔伯特几年前在纽约时报中指出的那样：“医生、法官、顾问和副总统为真理奋斗的次数远比我们意识到的多，而他们错过得分的几率也比他们意识到的多。因为大脑无法分辨出欺骗自己的东西，唯一可以可靠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只能是避免产生这种情况的事情发生。”

海鲜过敏比率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让食物过敏被医学界所接受，还成了一件有力的政治武器。2004年，FAI雇佣一家咨询公司制定一项计划，想要在食物标签中加入特殊成分的信息。税务表显示开支中“包括为了提高这一法律提议的支持率而向公众寄信”的费用。食物过敏法很快由纽约州的女议员Nita Lowey提了出来，并且通过了立法申请。我们现在行使的法律称为食物过敏标签和消费者保护法，这一法律要求奶酪标签中要写明“含有牛奶”。

同一年，数千名生产商和记者都受到了一份ＦＡＡＮ发表的关于新的海鲜过敏研究的新闻稿，这篇新闻稿称“海鲜过敏症要比我们原以为的普遍的多……通常，喊着会报告剧烈的过敏反应。……大约有1100万人，也就是说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的人都受到一种或者几种食物过敏症的影响，这种病是因为人们吃了某些特定的食物而引发的，这些食物会引起的危及人生命的反应或者其他过敏症状。”

如果这些作者之间的财务关系被曝光，或许这些很有戏剧性的结果就会受到更多的怀疑。但是，媒体发现这一故事让人无法抗拒，一部分是因为FAAN包装这一故事的诱人方式。该新闻稿的写作方式几乎就保证了媒体会发表它，记者们对此几乎不用做什么工作。该新闻稿有新闻点，有对作者调查的引用，有让大家容易相信的数据支持，而且将一群毫无联系的人原来对海鲜过敏症的估计联系了起来。这些事实和引用的内容被洛杉矶日报（几乎是一次不差的）复制了下来（为了提高大家征订报纸的数量），之后，它还成为稿件辛迪加被其他一些报纸转载，比如休斯顿纪事报和密尔沃基新闻哨兵报。这一统计数据成了2005年消费者报告中可怕的，实际上错误的，数据支持，该报告称海鲜过敏症是致命性的，它可能随时危及到任何人的生命，并且没有任何预警。

该报告的最后部分用2004年FAAN最大的媒体炸弹来支持那些食物过敏偏执狂们：一则FAAN和Dey Pharmaceuticals，Epi-Pen的制造者，联合发表的视频新闻。这是一些公司推销产品常用的伎俩，他们将预先包装好的证书以新闻的形式为产品当托。该电视台并不需要声明他们播放的材料是从哪里得来的。FAAN用所谓的“报道过的”视频新闻作为假新闻配上语音演员Danielle Addair的画外音以促进其受托的研究项目。FAAN的年报中称该视频新闻的发布非常成功，“该视频新闻一共在大约207家美国市场播放了300多次。整体而言，我们有超过3000万的观众——这是FAAN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电视新闻发布宣传”。

一小群人正在操纵着关于食物过敏的科学研究，夸大了风险，从大量涌进的充满同情的个人和政府部门的投资中获利。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一统计数字以及媒体总是围绕着食物过敏的问题了。这一次我们要对潜在的偏见和夸张洞察入微。食物过敏应该为人们所熟知，并被大家重视，这是肯定的，但我们在恐惧下会做出不明智的决定。我们应该避免对人们讲一个本来就很恐怖的故事有多么多么恐怖，或者设计什么详尽的食物标签。我们应该停止用那些制造出来的证据吓唬我们自己，并提醒自己绝大多数跟食物过敏有关的症状都是可以治疗的。当我们看到像2009年的食物过敏和过敏管理法这样的立法提议时，我们应该仔细看看那些难懂的条文——那些条文将数千万美元用于食物过敏研究——然后再想想这些钱转进了哪些人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