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的新中国梦想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6日10:55  中国新闻周刊

　　沈钧儒的老友徐雪寒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对我一个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徐雪寒对此感叹不已：“要知道当时长征方停，疲兵饥卒，不及万人，局处陕北不毛一隅之地，所谓‘有识’之士，已在纷纷预料红军必将消灭无疑。蒋介石也是自信‘剿共’已经必胜了。衡老(沈钧儒字衡山)的话，是多么有远见，多么洞识国情啊！”

　　本刊特约撰稿/徐庆全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天安门城楼留下了一张见证那一历史时刻的群体照片。站在毛泽东身后有两位银髯飘逸的老人，身材不高的那一位就是沈钧儒。

　　在此前后，沈钧儒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副主席，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作为一名非共人士，沈钧儒能荣膺此任，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与中共从合作到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沈钧儒，浙江嘉兴人，1905年以新科进士赴日本留学，学习政法。回国后他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倒袁、护法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沈钧儒在浙江省政府任职，与中共党员宣中华等关系密切。为此，在国民党“四一二”清党中，他被蒋介石逮捕并列入处决名单。侥幸得以逃脱后，沈钧儒在上海以律师为业，并参与政治活动。1931年1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许多革命者和爱国者被以“危害民国罪”关进监牢或遭杀戮，沈钧儒积极进行法律上的营救。当年因刺杀宋子文未遂的西北军原军法处长王耀斗说：“沈钧儒是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不少因为共产党案子而被捕的人，只要他知道，一定设法去营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铁蹄逐渐向华北踏进。沈钧儒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非常愤怒。虽然他对远在西北一隅的中共并不了解，但对于中共抗日的主张却极为赞同。

　　1935年10月，中共“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12月，他领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为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组织，对救国会的活动予以积极支持，潘汉年和胡愈之常侧身其中，予以指导和帮助。

　　1936年10月，毛泽东更是公开致函沈钧儒，希望沈钧儒和其他抗日组织到陕北参加苏维埃政府。在此过程中，沈钧儒对中共加深了解，救国会与民盟(救国会是民盟成立初期三党三派之一部分)和中共长期合作由此开端。沈钧儒的老友徐雪寒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对我一个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徐雪寒对此感叹不已：“要知道当时长征方停，疲兵饥卒，不及万人，局处陕北不毛一隅之地，所谓‘有识’之士，已在纷纷预料红军必将消灭无疑。蒋介石也是自信‘剿共’已经必胜了。衡老(沈钧儒字衡山)的话，是多么有远见，多么洞识国情啊！”

　　“洞识国情”的沈钧儒，自然不被中共的对手蒋介石政府所接纳。1936年11月23日凌晨，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7人，这就是让沈钧儒名垂青史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6月11日，救国会七领袖被当局审问。沈钧儒纪念馆所披露的《“七君子”庭审内容》，记录了作为律师的沈钧儒一些饶有趣味的问答：

　　审判长方闻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有何依据？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问：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答：我想抗日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 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须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要说‘不统一’，这一种说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问：你们反对政府剿共吗？

　　答：这不是这样简单说法的。我们最反对的是日本要来与我们合作防共；关于剿共，我们没说过。不过政府剿共十年，政府与人民很苦，我们不能不关心。

　　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

　　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之下，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出狱。作为“七君子”中年龄最大的长者，沈钧儒名扬国内外，即使下令逮捕他的蒋介石对他也不能小觑。沈钧儒出狱后到南京，蒋单独找他谈话，要求他解散救国会，但被他严词拒绝。而中共方面，则对他予以联合。由此，沈钧儒开始了与中共高层的直接接触。

　　“共产党是人民的党”

　　1937年8月，叶剑英托人交给沈钧儒一个被国民党在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叶剑英此举，自然说明中共对沈钧儒已经充分信任。此后，沈钧儒与中共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

　　1937年11月，沈钧儒到达重庆后，与中共党员王炳南住对面。由此，沈钧儒与周恩来、董必武直接取得了联系。周总理提出建议，让沈钧儒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沈钧儒接受这一建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与中共的趋同基本一致。当年中共在分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内部的政治倾向时，将救国会列入第一类，是“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拒不出席，救国会的参政员沈钧儒与陶行知、邹韬奋、史良也拒绝出席。救国会对中共如此认同，自然招致来自国民党及社会上的非议，沈钧儒所领导的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的说法不时流传。沈钧儒对此的回答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

　　l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年逾古稀的沈钧儒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民盟并在特园设宴招待毛泽东。毛进门就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到家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大半辈子饱尝独裁专制压抑的民主人士，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纲衷心拥护，“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让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自由”。当年，毛泽东所设计的“民主之国”，怎能不引起沈钧儒等人的共鸣！

　　国共和谈过程中，沈钧儒和民盟作为国共对立之际的第三政党，一直在谋求一条中间道路。全面内战开启后，沈钧儒领导的民盟政治上开始急剧左转。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大”时，遭到民盟的坚决抵制；而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民盟已在事实上抛弃了中间路线，成为中共坚定的朋友。孙晓村回忆说：“抗战胜利后，我与沈老同在上海，我们恢复救国会的活动，直到沈老秘密离沪为止。在这段期间，我发现沈老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愈来愈坚定。”他对孙说：“在奔走调停中，我发现中共说话算数，说到一定做到，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还有一点，中共不仅方针正确，主张正确，论个人人品，他们每个人都品质高尚，作风正派。鲁迅生前曾说过，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肩上，这一论断完全正确。”这是民盟被迫解散，沈钧儒能坚决出走香港，重建民盟，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

　　接受毛泽东邀请北上，共襄国是

　　1948年4月30日，在中共面临全面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在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妥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5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邀请民主党派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的指示》，列出准备邀请的人员名单，包括沈钧儒在内共29人，其中在港的就有16人，《指示》提出，“讨论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的意见，并电告中央”。中共中央对二人重视、信任程度，不言自明。

　　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即召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港代表集会，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一致认为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 5月5日，沈钧儒和章伯均代表民盟和在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连发两电。一电致毛泽东，一电致全国同胞，热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表示要与全国人民“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5月8日沈钧儒在《华商报》上发表谈话，指出中共五一号召实质上是“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政权，以代替旧政权”。“这一号召证明了中共不要实行一党专政，中共决无包办国是的意思，这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因此，我认为凡是赞成中共这一召开新政协主张的，今天都应该起来响应这一号召。” 沈钧儒成为筹建新政协的核心人物。

　　8月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李济深、沈钧儒，对他们赞同中共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指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由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沈钧儒对香港《华商报》发表谈话，明确提到新政协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大家共同拟定一份宪章，以作建设新中国的一定方向及根据”，即“规定共同纲领之类以作各方共同努力的准绳”。第一届政协所拟定的《共同纲领》，盖由此得以定名。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4人，从香港秘密启程，于当月29日抵达哈尔滨，即“接奉毛、朱、周诸先生来电，嘱弟等暂住此地，俟来春各方代表到齐，即行召开新政协”。

　　此时，关注沈钧儒的，不仅仅是中共，新上任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也渴望得到沈钧儒等人的襄助。是年年底，李宗仁致函沈钧儒等，要求民盟再次以第三者身份，在国共两党之间重开“调解”。沈钧儒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公开回答说：“假如即将被人民摧毁的反动政权，想藉和平谈判来缓和革命进攻，分解革命阵营的团结，以图保存其残余的反动力量，那我们全国人民必以加倍的力量，来粉碎这种阴谋。”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对沈钧儒说：“沈老先生，我们要向你这个法律专家请教。咱们打败了蒋介石，要建立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这方面，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

　　作为法律专家，沈钧儒对当时大部分中国人习惯的“民国法”了如指掌，毛泽东说“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显然并非客气。

　　据当时负责中共统战工作的金城回忆：“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沈老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了政协筹备会，并被选为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在制订政协的共同纲领、酝酿政协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政府各部委领导人名单的工作中，沈老起了很大的作用。”

　　50年前，沈钧儒在立宪运动中徒劳无功，50年后终于圆了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梦。10月1日，沈钧儒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是众望所归；而他就任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也是众望所归。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开国大典后，沈钧儒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成员之一。多年来对中共的认同，使他渴望成为这个政党中的一员。

　　早在1939年夏，沈钧儒在重庆就首次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周恩来认为，沈钧儒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不参加比参加了作用更大，对工作更好”。沈听从周的意见，未再坚持入党请求。现在，他所追求的革命已然成功，成为这个政党中一员念头再次涌起。1950年7月30日，沈钧儒致信董必武，恳切地表达了入党的愿望，次日董必武即复信说：“大示奉悉！您诚恳地热烈地企望入党的心情，我和许多党内同志都能理解，而且应当说不是从现在开始。我拟将您的信转给中央诸同志一观，请他们考虑。”大约考虑的结果仍然如同当年周恩来所言，此事便无下文。

　　1962年9月9日，沈钧儒与胡愈之、萨空了、范长江、王健等谈话时，第三次提出入党要求。他发自肺腑地说：“我身体与精力已不如前，常感乏力，举步沉重，为了身后事，与你们谈谈，说明我的愿望。我很早就期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曾为此写信给董老。董老回信说要和党内同志研究。我想可能是因为民盟的工作，还不好参加。现在我仍恳求党加以考虑，如生前不能入党，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产党员。我一生做了一些事，有些做对了，有些不对。??我总想约些党员同志和亲密朋友谈谈，如果过去有些事做得不对，说出来我还来得及改正。”胡愈之把他的谈话整理成文，上报中央统战部。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接到报告后，经认真思考提出了初步意见，即“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

　　随后在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上就沈的入党问题进行讨论时，金城的意见被一致通过。该意见首先得到彭真肯定，继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都表示同意。

　　1963年元旦，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致祝酒词时，特别指出：“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

　　半年后的6月11日，沈钧儒谢世。“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为他盖棺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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