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定都：放弃北京选南京的原因及危害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都城的区位选择更多的是考虑了对国内的政治辐射力和对外的防御功能。一般来说，凡强盛的王朝多建于北方，即使迁都也不会很偏南。而民国政府和蒋介石都把南京作为建都地，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孙中山选定南京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威胁，尤其是日本。辛亥革命后，将何处确定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是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资产阶级各派在建立新的政治中心的问题上，首先发生了武昌与上海之争。武昌是首义之地，武昌起义爆发后，鄂军都督府于1911年11月7日就建立新政府问题通电各地，请各省派全权委员至武昌组织临时政府。当时革命党人政治基础较强的地区则是东南沿海地区，江浙方面就主张将新的政治中心放在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出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围绕着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设在何处的问题，随着南京的克复才得以在革命党人内部达成初步共识。12月12日，各省代表便由武汉、上海会于南京，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开始筹组中央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派经过短暂的争执，终于选定了南京作为其临时政治中心。这样，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清王朝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的政治中心。

要求袁世凯南迁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之际，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使清帝退位，自己愿拥他为总统。至于都城，孙中山认为南京和北京都是可以的，但更倾向于南京。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孙中山提出辞职，请袁世凯来代替，不过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的两个条件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派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除此之外，日本方面当时对孙中山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辛亥革命之际，对中国南、北政权均有特别影响的日本朝野，则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放在南京。日本方面的出发点很清楚，它是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的机会，削弱中国在北方的防御，便利其对满蒙的侵略扩张。

在参议院(以同盟会员为主)讨论此问题时，主张建都北京的占20人，主张建都南京的只有8人，只是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一再坚持下，参议院复议时才确定了南京。

北洋军人不同意

从袁世凯来讲，他根本不愿意离开自己势力强大的北方而到南方受制于革命派。北方的军人集团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

1912年4月2日，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夭折。平心而论，资产阶级革命派重建政治中心的努力虽值得称道，但革命派没有从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等多方面来考虑确定新的政治中心。袁世凯力主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其不可告人的预谋，但也不是说没有可取的地方。首先，选择北京本身也是代表了当时各地方的意愿；其次，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想吞并东北的情况下，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利于制约日本，抑制了复辟势力，使其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蒋介石改变主意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从1912年一直维持到1927年，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表面上仍然是强权政治，袁世凯死后，形成皖、直、奉三大北洋派系和其它地方军阀的割据，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徒具虚名。

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方政权的北伐，在确立新的政治中心问题上，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一开始也赞成设在武汉，但后来转变了立场。这种转变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唐生智在归顺国民政府后，基本上控制了两湖地区，蒋介石感到在唐生智控制的地盘上不利于他作为总司令个人权威的发挥。第二，北伐前，广州地区严重“赤化”，蒋介石赞同迁都武汉是想让国民党的政权中心建立在民众运动基础较弱的两湖地区，限制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但是当北伐打到武汉后，武汉地区“赤化”的程度比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在武汉建立政治中心会进一步有利于国民党内的左派。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定都南京。

将北京改称北平

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了政治中心，但当时在武汉还有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另一个政治中心，稍后，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军阀政权尚未灭亡，中国当时实际上出现了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1927年9月，国民党内各方势力达成了初步妥协，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宣布成立。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了宁、汉、沪三个中央的局面。同年6月，蒋介石再次领导发动了北伐，直捣北京。接着，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全国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也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往北京，相反，为了淡化北京的传统政治中心概念，国民政府将北京改称北平。

建都南京的遗害

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历来的国防重地长城以北地区的防御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中国政治重心南移后，蒋介石对稳定和维持中心区域的统治给予了优先的考虑，导致政府与东南地区商民争利的现象严重，从而使中国经济步入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垄断的畸形状态。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国民党对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村越来越不重视，其结果是，国民党对农村的统治越来越虚化。

从国家的对外防御来看，政治中心的南移也决定了国民党在处理与列强间的关系中，重视与英、美的关系，而疏于对日本的防范。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形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把占有满蒙作为基本国策。蒋介石组织军事力量进行二次北伐的时候，日本力主蒋立足于长江流域，反对其北上，意在减缓中国走向统一的步伐。面对这样恶劣的国防形势，蒋介石把政治中心放在南京，北方的防御越来越弱，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在北方势力的发展，以至于在国民政府建立只有5年的时间，日本就出兵了东北，到1937年，日本便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解读北京的风水：龙脉天运与祸福吉凶

北京位于风水大师们所津津乐道的极佳之地，是方术大师和众多大臣们给后人留下的一处风水之都。

北京坐落在华北平原的北部，位于平原与山地奇绝的交会处和交通要冲，集山脉之险峻、河流之幽静、平原之肥沃于一身，以藏风蓄水之吉地形成古都。北京的西边是太行山山脉、西山拱卫，北边是太行山、军都山形成一处半圆形山湾，东北部就是著名的北龙燕山山脉构成的天然屏障。

太行山巍峨雄浑，自北向南，气势磅礴，奔腾而来。燕山莽莽苍苍，蜿蜒曲折，像两条巨龙守卫着京师。森林密布，山色青苍，如歌的山风在林海中激荡，雾气郁集，云蒸霞蔚。东边是潮白河、温榆河，西边是永定河、小清河，自西北向东南，绕城蜿蜒流淌。雄浑的桑干河夹杂着大量的黄土高原的泥沙呼啸而来，与来自蒙古草原的洋河汇合，在北京地区形成浩浩荡荡的永定河，一路奔腾澎湃，汹涌激荡，如入无人之境地穿梭在青山密林之间。在北京西部的三家店，永定河仿佛从天而降，呼啸着冲出山谷，冲向胸怀博大、幽静美丽的平原，这就是有小江南之称的北京小平原。其间，玉泉河、高梁河、湿余河等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滋润着这块土地，在蛛网般的河流之间，构成星罗棋布的湖海、水淀和河泊。

北京就建筑在这太行山和燕山两条山脉交会之地，永定河与潮白河之间的永定河冲积扇平原的顶端，跨越山麓和平原、丘陵之地，在沧海之畔的永定河古渡口之上，南临大河。这里是龙脉之地，是藏风蓄水、聚气蓄势的龙虎奔腾之都会，更是三大地理区域和文化区域的交汇之区。

华北大平原、东北大平原、蒙古高原，在北京地区交会。华北大平原是以农耕种植业为主，是中原农业经济文化区域。东北大平原是以林业和种植相结合，是北方型的经济文化区域。蒙古高原是以游牧业为主，是沙漠高原的经济文化区域。三种地理形态，三种经济类型，三种文化形式，在这里交会、融合、冲撞和吸收，将一座古渡口演化为一座文化古都，进而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巍然耸立数百年，依旧风华正茂。

由文化中心过渡到政治中心，是从辽代开始的。辽自建国到灭亡，前后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辽有五座都城：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上京临潢府是辽首都。南京析津府即今北京，是辽陪都。后来金迁都这里，定为中都。中都从此正式成为北部中国的首都，后来的元、明、清也是定都在这里。辽曾称这里为燕京。金初占燕京时，称这里为燕京析津府。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正式定都燕京，改称圣都。后来改称中都永安府，次年改中都大兴府。

后来元朝、明朝、清朝各个统一中原的王朝都选择北京作为首都。

元初名臣刘秉忠：北京城的第一总设计师

金中都被蒙古铁骑攻破，付之一炬，大火整整燃烧了一个月，昔日繁华之都，化成残垣断壁和一堆瓦砾。元世祖忽必烈率领强大的蒙古铁骑，纵横驰奔，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欧亚大陆、最后来到燕京。忽必烈感慨地说：“今天下已定，我要进奏主上成吉思汗，驻跸回鹘，仗兵息民。”随侍的蒙古贵族巴图鲁劝阻说：“幽燕是龙蟠虎踞之地，形势雄伟，地理险要，其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正是天子居中接受四方朝觐的理想帝都。大王如果经营天下，驻跸所在，非此不可。”忽必烈恍然大悟，即帝位后，定都燕京，称为大都。

元世祖忽必烈满怀统一天下的雄心，经营北京。金中都已成废墟，中都郊外高梁河畔的离宫却依然保存完好，通晓地理和风水的刘秉忠建议将新的都城从中都的莲花水系，迁移到北方高梁河水系。

元世祖便命令刘秉忠和他的弟子郭守敬、赵秉温等负责整个城市和宫城的规划、设计和建造。刘秉忠、郭守敬、赵秉温多次勘察地形，研究形胜，探讨地理和风水。要解决大都城水源和城市供水系统问题，并彻底根治永定河水患，决定放弃金中都，新都北移，利用高梁河水系，将新都建筑在中都东北郊外。人工开凿一条河道，将北京西北部玉泉山泉水，经太平桥大街南行折而向东，流经西四南大街之泔水桥，到达中海、南海之间的太液池南岸，注入大内正门崇天门前的周桥，经过南、北河沿流入通惠河。在五行方位之中，这条河位于西方，属金，由西北流入大内，人称金水河，又叫御河。这条河，不准百姓饮用，不许饮马，不准洗漱。

玉泉水自昆明湖流入高梁河入城，从海子桥流出，经南、北河沿，出文明门水关，通向通州张家湾，连通大运河。这就是通惠河，这是连接北京与江南的交通大动脉，是京师之地的经济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赵文昭公（秉温）行状》称：“公与太保刘公（刘秉忠）同相宅，公因图上山川形势、城郭经纬与夫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图赴功。”

《析津志》记载：“世皇（元世祖）经都之初，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方以对。上制：可！……（大都）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先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

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到丽正门的一条直线，就是大都城的中央子午线。这里是真正的龙脉吉地，因而这里就成为皇帝专用御道和御用宫殿的所在地。从秦汉到唐宋，历代的天文、地理大师们都把京城子午线作为中央子午线。将中央子午线与京城中轴线从规划到设计到建筑，合而为一，则是元大都的创举。刘秉忠、郭守敬、刘秉温都是天才的天文、地理学者，也是一代博学的风水大师，他们在中央子午线上建筑了王朝正殿的大明殿，设计了最为珍贵的七宝灯漏作为大明殿的装饰和照明。

燕京作为元帝国的都城，自公元1264年定都，到公元1368年覆亡，前后经历了104年，共有十个皇帝生活在这里。元帝国刚刚定都燕京时，京城还是辽的旧城，残破不堪。元名其为中都大兴府，开始大规模兴建。四年后，动工建造新城。再过四年，燕京初具规模，忽必烈正式定国名为元，次年名燕京为大都。上都开平府从此成为元帝国的陪都。

元大都新城的营建，前后经过了整整十年。然后，又用八年的时间用于内城的完善和装修。元大都的主要设计人是汉人刘秉忠、赵秉温、张柔、张弘、殷天祐；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觽；色目人也黑迭儿。大都在今北京城偏北，呈长方形，东西与今北京的内城一致，南到今东西长安街，北到德胜门、安定门外五里，俗称土城。

元大都城垣遗址大都城垣是夯土筑成的，四周有十一个门。东为齐化门、崇仁门、光熙门；西为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北为安贞门、健德门；南为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哪吒震四海，据说是有三头、六臂、两脚，因此大都的主要设计者将十一个吉利的数字用于安排大都城门，同样表示着威震天下。

大都包括外城、皇城、宫城三个部分。皇城、宫城是在金中都原万宁宫的基础上建筑而成。负责宫城修建的是提点宫城所，先建正殿大明殿。再建寝殿、香阁以及周庑两室。最后建东宫。东宫临近太液池，称为隆福宫。元中叶时，又兴建兴圣宫。

元代大都的皇宫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太液池同时又将宫室分成三个自成体系的部分，即大内、隆福宫、兴圣宫。皇城城墙称为萧墙、阑马墙。墙外古木参天。皇城的正门是南门灵星门，正对都城正门丽正门。灵星门又叫红门，门前有宽阔的广场，西侧是千步廓，门内是一条内河。内河河上建有三座白石桥，叫做周桥。桥上雕琢龙凤祥云，石质晶莹如玉。桥下有四条白色石龙。

宫城地处皇城东部，呈长方形，周迴约九里。宫城的城墙全部是由砖砌成的。宫城南有崇天门、拱星门、云从门；北有厚载门；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宫城四角都是十字形角楼，角楼上下三层覆盖琉璃瓦顶。崇天门是宫城正门，门两边有两观，门上有楼，两观上筑有角楼，下列五门，显得气势雄伟。崇天门前有一条水渠流过，门内是大明门，大明门内便是宫城的正殿大明殿。

宫城中的宫室由南北两个部分组成。南面是处理政务的所在，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是帝后休息的地方，以延春阁为主体。大明殿和延春阁都坐落在皇城、宫城的中轴线上。

大明殿又叫长朝殿，至元十年建成，东西达二百丈，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举凡重大节日、庆典、大朝会等礼仪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大殿台阶三组，周围绕以龙凤玉石勾栏。殿楹四向都是方柱，饰以起花金龙云的白石龙云。楹上有鹿顶斗拱，攒顶有黄金双龙。琐窗帖金铺，中设山字玲珑金红屏台。台上设金龙床，两边是毛皮伏虎。殿内设有皇帝、皇后的宝座，元代制度规定，帝、后并坐临朝，共理天下。大明殿台基上还有一种惹人注目的莎草，是特地从北漠中移植过来的叫做誓俭草，是世祖忽必烈想让子孙不忘祖辈的创业艰危。柯九思有首《宫词》对此作了生动地描述：

黑河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艰。

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