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定都南京？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252 更新时间：2009-2-24 15:25:02
中华复兴网消息：
关于建都南京之谜

明朝以前，中国历代大一统帝国都毫不例外地定都在北方的关中或中原地区。那么大明帝国为什么定都南京？
朱元璋起自于南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将南京作为自己博弈天下的大本营，因此大明的定都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历史以往的大一统帝国，朱元璋当然首先会将眼光投在南京。但从大一统帝国的全方位角度来考虑定都南京确实也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其一是宿命论，有人说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短命，这魔鬼般的咒语一直缠绕着朱元璋及其大明的开国大臣们；其二是军事地理位置不利。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明显地比南方少数民族要好斗，带有更大的攻击性，他们常常“不安分”地从游牧区南下侵扰到农耕区，这就给农耕文明区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痛苦。相对而言，建都北方势必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重点投在了北方，这样可以迅速地就近调集军事力量来应对。而定都南京，一旦北方边关有事，常常会鞭长莫及；其三，没有险要的军事屏障。这一点至少说在冷兵器时代是相当重要的。既然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那为什么大明帝国最初还是将都城定在南京呢？
第一，从财政经济方面来看，宋元时中国经济中心和重心已经南移。史书记载：当时“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换言之，南京是当时东南与南方各省经济的枢纽，也是全国经济的重心，甚至可以说就是全国经济的中心，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为背景，南京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就绝不会有物质经济之忧，这是定都北方所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
第二，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宋元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也已经转移到南方来。元代时很多著名的文人画家、戏曲家、艺术家等等，大都出自南方。南京及其江南地区文化氛围浓厚，人杰地灵。
第三，大明帝国建立之初财力不足。大明刚刚开国，百废待举，如果要放弃南京折腾到别处建都，无疑要耗费很多的物力、财力，这对刚刚建立的大明帝国不啻一项沉重的负担。
第四，感情因素。朱元璋从攻占集庆到建立大明帝国，在南京前后已经呆了十二年。南京是朱元璋打天下的中心根据地和大本营，同时这块热土也见证了他一路的艰辛和丰功伟绩。因此说朱元璋对南京还是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
第五，应天根基。从攻占集庆那天起到考虑定都，朱元璋已经在南京城内外陆陆续续搞了很多城池建筑，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城市建设”，尤其是以1367年九月完工的新吴王宫即后来的明故宫为主体的明初南京城已经具备未来都城的雏形。如果要舍弃这些现成的建设到别的地方建都，节俭的朱元璋一下子还真不舍得。
第六，中坚反对。朱元璋身边的这些开国大臣们，大多来自淮右的凤阳、定远乡下，原来世代为农，他们来到南京，心理上已经觉得很不错了。而且这时他们的岁数大都在不惑之年，假若执意要到北方去，他们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吃也吃不习惯，住也住不习惯，搁谁谁愿意啊？总之在考虑迁都时，大臣们反对声一片。
第七，偶发因素。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事业的接班人太子朱标在考察未来迁都之地西安以后突然病逝，最后促使了犹豫不决的朱元璋还是把都城放在南京。
朱元璋死后，自称最类父亲朱元璋、自诩朱元璋最为喜爱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在朱元璋尸骨未寒之时就密谋造反，后发动战争，将他的亲侄儿朱允炆从皇位上赶了下来，自己当了皇帝，最终又将大明帝国的都城迁到了他的藩王大本营北平（后改名为北京）。
定都南京的意义与历史评价

1．第一次将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建在了南京，开创了大一统帝国南北中心的多重选择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多重中心开创立了历史先例。
2．建都南京，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中心合一，顺应自然地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的基本格局，解决了南粮北运带来的许多劳民苦众的社会大问题，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之争”之先河。
宋元之际，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大一统帝国定都北方，由此带来了极为头疼的经济问题——北方政治中心及其政治性的高密度人口所亟需南方粮食等经济物质支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一统帝国政府采取了南粮北运的措施与国策，具体的做法是漕运与海运。但漕运与海运这两根大一统帝国政治中心的经济生命“输氧管”却极为脆弱。一旦发生什么变故，整个大一统帝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打乱，甚至陷入瘫痪，元末就是这种状况。这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相背离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严重后果之二，大一统帝国实行了南粮北运，其支付的经济成本是相当之昂贵。明清时期官方人士对南粮北运的损耗率进行了比较乐观的估测，大约20%，但好多学者认为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如此沉重的经济损失由谁来埋单？只有大一统帝国南方的广大臣民，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明清开始苏松地区的赋税特别重，是其他地方的几十倍甚至是百倍，这里面不排除朱元璋政治报复的因素——苏松地区人民曾经拥护张士诚，朱元璋立国后就加重对这里的赋税征收，但更主要的“南粮北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必然的灾祸，这就加重江南地区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严重后果之三，社会成本无限加大。从大一统政治出发，树立“漕本思想”，畅通“南粮北运”，由此带来大运河沿岸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病态的”繁荣，垄断运河运输线和运河水利功能，垄断粮食流通，因此也抑制了运河水运网络潜能的发挥，最终导致了对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抑制。
而建都南京，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中心合一，这就顺应自然地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的基本格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解决了南粮北运所带来的诸如劳民苦众、社会成本无限加大等一系列社会大问题，同时它又能与宋元时期已经开启南移的中国文化中心相重合，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的角度都是属于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然而它也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又十分严峻的问题——对付剽悍、好斗的北方少数民族时常南下。所以明代第三代皇帝朱棣当政后就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直到清亡，共计500余年，中国的都城一直在北方。近代中华民国初年又将都城建在了南京，近600年中国人关于南北都城之争几乎一直也没有中断过，而这一切都由朱元璋建都南京开启其历史之先河。
3．奠定了南京600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确立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与重心地位，提升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地位甚至国际名望。
第一，朱元璋在明朝开国之前就着手进行南京城的建设，由此建成了明朝南京城，奠定了南京城市600年发展的基本格局。
第二，明朝定都南京，确立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与重心地位，也扩大了南京的国际名望。从明朝初年起，南京一直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重心。明初南京城的居民人口约47万人，加上驻扎在南京的卫戍部队20万人，所以说当时南京城总人口数大约在70万人左右，是全国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与同时期西欧的“大”城市法国的巴黎与英国的伦敦相比，中国南京的人口是它们的十几倍，简直是超级大城市。难怪明代中叶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极其惊叹地写道：“……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然而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以上是明代中后期西方人对南京这座世界级大都市的真实描述，事实上南京的国际名望的赢得是在明朝的初年。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东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家纷纷遣使到南京来向明王朝朝贡。这时东南亚国家知道了南京，并且知道她是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都城。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将南京作为最初的出发点，由此南京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第三，南京文化教育方面在明清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具有大一统帝国的重心和中心地位。从明朝初年起，整个明清500余年的历史中，科举考中者包括状元，南京及其周围苏松地区出身的占压倒性优势；明清时期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能工巧匠等等也是南京及其周围的苏松地区出身的占了绝对的优势。
4．基本确立了南京地方文化。明朝时，南京作为文化中心，确立了以徽州文化为主体，江南文化与苏北文化为辅的混合型文化。由此也改变了南京人的生活方式。
关于明太祖在南京奠定明清500余年政治文化根基

 
（一）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皇帝直接统领六部
大明开国后，朱元璋煞费苦心要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大明帝国。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口宰相“胡惟庸谋反”事件，一举废掉了沿袭1500年的宰相制，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专制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从此以后，明清500多年的帝国政治中再也没有宰相了。
（二）废元地方四级制，改为省、州（府）、县三级制及地方三司分权
明初朱元璋将元朝的地方行政四级制改为三级制，并实行地方分权。在最高地方建制——省级，设布政使(相当于省长)、提刑按察使 (相当于省高等法院院长)、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实行“三权分立”。这种体制使得地方官相互牵制，确保了大明帝国机制的有效运转，同时也对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和官吏腐败起到了制约作用。
（三）建立五军都督府，确立军事权力的相互牵制
明朝建立前后曾沿用元朝的大都督府制总掌所有军事，但后来朱元璋发现它的军事权力太大了，于是将它一分为五：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这样就分散了原先大都督府的权力了。五军都督府本身相互牵制，一个造反了，还有四个可以用。五军都督府只管理军籍权，军政权归兵部，调兵权归皇帝，军事“三权”相互制约，确保皇权专制统治。
（四）严厉治贪，整顿吏治
明初朱元璋通过“空印案”、“郭桓案”等大案要案，严惩贪官，肃清官场腐败，并采用“剥皮实草、刷洗、秤竿、抽肠、锡蛇游”等酷刑，从严治贪。朱元璋规定，贪污60两银子以上的就要被处死，据南京民间有一种说法：有一阵子南京犁头巷一带有好多贪官要被杀头，因为刽子手人手不够，就用犁头铲死贪官，犁头巷由此得名。虽然朱元璋治贪手段很残酷，但最终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明史·循吏传》中列举的循吏（大致相当于“清官”的意思）有2∕3出在洪武年间。
（五）翦灭开国元勋将臣，消除潜在“政治危险”
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发起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被杀，朱元璋制造了滥杀功臣的第一波高峰，这就是明史上的“胡党之狱”；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二月“蓝玉案”发，朱元璋就开始了第二波的大杀功臣的高潮。我们将“胡党之狱”和“蓝玉党案”等几个大案全部加在一起通算，明初朱元璋总共杀戮功臣不下100000人。大杀功臣果然能消除潜在的政治与军事危险，但同时也造成了后来的大明帝国军事人才后继乏人的不利局面，在朱元璋死后没多久，他的四子朱棣在北平发动叛乱，承继大明帝国大统的朱允炆居然到了无将可派的地步，这恐怕是朱元璋不曾料想到的吧。
（六）建立廷杖制度，开创特务统治，加强极端皇权
朱元璋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还有一大“绝活”就是建立“廷杖”制度，从此开了一个极坏的恶例，以后明代的君主只要不顺自己的心，就可以拿大臣去撒气。廷杖制度不仅使“忤逆”皇帝的大臣的肉体上遭受巨大的创伤，而且在心理上足够摧毁大臣的人格尊严，进一步确立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淫威。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创造性”地设置了特务机构——锦衣卫，这些锦衣卫直接归皇帝领导，到处刺探臣僚的言行，充当皇帝的犬鹰。这一制度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明清帝国，永乐以后的皇帝们对祖宗的一片“苦心”心领神会，“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架床叠屋，君主专制主义进一步地强化。
（七）编定《大明律》、《大诰》等法律法规——清代沿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文明呈现出这样的发展曲线，从先秦的重刑，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逐渐减轻，到唐朝时达到最为宽平，从朱元璋起，整个明清时期中国刑罚又“回归”于严酷。朱元璋的重刑主义反应在法律应用范围上，既有《大明律》规定的法内刑，又有《大诰》系列的法外刑。朱元璋还大搞“普法”活动，培育出无数的顺民与愚民。朱元璋曾下令将《御制大诰》颁发到全国各地，要求人人都学习，并规定以此来作为学校与科举考试的依据，他还鼓励人们到南京来交流学习《大诰》的心得，就洪武三十年五月的一天，来到南京汇报学习朱元璋《大诰》精神心得的师生达到了近20万人，整个南京成为学习“领袖语录”的海洋了。明鼎清革，顺治帝时几乎全盘抄袭了《大明律例》，汇编成《大清律例》。 (作者在江苏讲坛上的演讲  姜圣瑜 组稿编辑  图片由马渭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