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太虚的佛家革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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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的佛家革命观
在进行改革佛教的实践的同时，太虚对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套革命理论。在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史上，太虚的革命观是非常特殊的，既不同于孙中山等人的革命观，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观。他对革命的理解既包含了近代西方的意义，也包含了中国古代的“革命”观念，而更多地是建立在佛家思想基础上的革命观（5）。佛法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其实酝酿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核心即是以菩萨的精神深入世间，拯救苦难的众生，“以心挽劫”。后来的章太炎一方面鼓吹以佛法的“依自不依他”的精神激励革命志士的“勇猛无畏之气”（6），一方面又基于佛教唯识学对于近代社会做了严肃的批判，提出他独树一帜的佛教无政府主义学说。太虚的思想受到章太炎很深的影响。
太虚革命观的出发点，是“汤武革命”意义上的革命。在他看来，古代意义上的革命本是世俗政权的变更，但这一变更的合理性却在于“天”，至少民意的内容要披上“天命”的外衣。所以革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它不仅是政权的更迭和最高统治者的易人，而且是整个政教、礼制的革故鼎新。太虚认为，革命的“命”有两个含义：一、生命之命，继续生存之谓命；二、命令之命，使令任用之谓命。革命亦有两个含义：一、命令之革命；二、生命之革命。前者只是新的最高统治者的更迭，而后者则是新的生存精神和新生命的诞生。这不仅适合于古代，近代革命亦然。革命之难，并不在于命令之革命，而在于生命之革命。太虚说：
必生命之革命成功，命令之革命乃为有效。盖命令革命由革命党发一露布，宣一政纲，即可谓之革命。但故君故宪之政教，已成为旧势力、旧习惯继续生存之生命，盘据深植，不易摧革除断；抗而未伏，伏而未断，皆未足为已革旧生命之命也。且新君新宪之新政虽已施行，而未能深入民心，畏威爱恩，习之而安，养成为继续生存之生命，则已革之旧生命犹有乘机复活之余地，亦未足为已竟革命之功也。虽然，使命令之革命，固深合乎天时地宜人和一致要求之天命民意，加以至诚不息之精进，勇猛无畏之努力，智足以及之，仁足以守之，则必能克奏生命革命之效。若违反天时地宜人和而凭私见为命令之革命，即必不能有成；即使其智勇过人，亦为扰乱于一时而已。（7）
这种革命观念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是简单化地看待革命，即不是仅从政治权力的变更上看待革命，而是赋予了革命以基础和本原的意义，把革命的成功建立在人的革命化之上。 本来，按照一般的理解，革命只是政治形态变革的一种形式，是社会的变态。太虚却进而在更广泛地非政治的意义上应用革命一词。
他说：凡事物之格去故而鼎取新者，皆可赋予革命之名。若所谓宗教革命、文学革命、经济革命、心理革命等。（8）
在此种意义上的革命可分两类：一是人事革命，这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法、生产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革命；二是自然革命，这是有情由不觉而正觉、由世间而出世间、由秽土而净土的革命。两类革命皆有“心”、“物”、“群”三方面的意义。思想革命即心的革命，经济革命即物的革命，政治革命即群的革命。人事革命以群的革命为宗主，自然革命以心的革命为宗主。人事革命未必涉及自然革命，自然革命则必包括人事革命。一般的革命都是假的或不彻底的，世间虽有种种政治革命、宗教革命、产业革命等，皆是于惑业苦中求，所以最终都堕于循环之因。“真正彻底之革命，除佛法以外无他事，惟佛法能真正彻底而革命也。”这是一种泛革命观，严格的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革命”。
太虚认为，佛的革命方法，是从心理革命开始的。由心理而生理，由生理而物理，以至于世界之改造，使恶浊的世界成为和平安乐的世界。佛法以为，无论是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都可以改变，而其改变的主要动力即是心力，故从心理革命入手。太虚说：“革命当从革心起”，“革命是果，革心是因”。这是因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阿赖耶识是整个宇宙人生的根本，即我法世界的根本，转变阿赖耶识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在太虚看来，真正彻底的革命只有大乘佛法。
他说：佛法之于众生，有因循者，人天乘是；有半因循半革命者，声闻、缘觉二乘是；而大乘则唯是革命而非因循。故大乘法，粗观之，似与世间政教学术诸善法相同；细按之，则大乘法乃经过重重革命，达于革命彻底之后－－谓大涅槃，乃建立为法界缘起，以彰事事无碍。其革命之工具，即“二空观”是也。（9）
大乘革命经历四个阶段，彻底地改变了众生的生命性质：一、革众生不定聚之命入正定聚；二、革众生异生之命入大乘圣位，三、革众生五乘之命入唯一大乘；四、革众生命入如来位。这是由发起菩提心，经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更起加行，入真见道，最终圆成大涅槃和大菩提的漫长的实践历程，用唯识学的术语说，是一个“转依”的过程。其最终的结果，是转识成智，是世界与人生的彻底净化，是真正彻底的自由。这是一切革命的终极境界。（10）
太虚并不否定政治革命，事实上，他曾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鼓吹革命思想，对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都给予同情。不过，在佛法智能的观照下，他充分认识到了世俗革命的局限性，即世俗革命往往忽略了在改变外部世界的同时注意改变人的生命世界，因而常常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相反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他试图以大乘佛学的智慧和精神为政治革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原则，为政治革命建立一个坚实的生命哲学的基础，以生命革命从其本源上改变世界的究竟立场为政治革命提供一个获得成功的可靠保障。外在的政治社会革命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政权的更迭，建立一套新的政治社会体制，却难以触动人心中的无始无明（11），这是只有佛法革命才可能做到的。
太虚说：生死故，流转业系苦海中，旅进旅退，漂泊无归常主故，超出苦海流转——苦海流转即世间义及生死义——外，随缘任运，应现自在。而世间虽有种种政治革命、宗教革命、产业革命等，以求之惑业苦中故，无二空观之彻底革命，故仍堕循环之因。故修学大乘者，必有二空观之革命精神以贯彻之，不能苟安图便，妄想从众生界横达佛界。（12）
太虚曾经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运动之手段的偏谬有四条：（1）“见环境忘本身”。社会主义运动所注重的，仅只在改造环境，改造社会，而不是改造人的生命本身。这正如儒家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身不修则家不齐，国不治，而社会亦无法平等。（2）“专物产而遗心德”。社会主义者以为环境之坏，是由于物产分配的不平等，遂专从物产制度上改变，而不知物产上之有阶级，也是由心上知识欲望等发达变化而来。（3）“齐现果而昧业因”。
社会上之所以有各个不同的阶级，也是由先业为因所招感的，业因不同，报亦不同。如果只知从现果铲平，而不知从业因上改造，阶级分化是无法取消的。“如取消专制阶级，资本阶级，其意固善，但恶果既去，而未种善因，不转瞬间，而军阀专横，暴民专横，则亦等于换汤不换药，乌有济事哉！”（13）（4）“除我所而存我执”。社会主义者主张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私有财产，所以能忘其“我所有法”，但是他们的私意，是在由此可纵情享用，所以其我执之心更甚。“然我所由我执而有，我执不去，我所何可忘？结果或好逸恶劳，但用不作，百业废而仍渐复其旧”（14）。
太虚针对此提出了四条补救措施：
（1）改造本身。
人人皆持五戒，行十善，则社会之分子既良，而社会之阶级可平。佛云：平其心地，则世界平；儒云：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也。
（2）究源心德。
物产之变迁，推究亦由心力为源。唯识云：彼能变唯三。谓第八第七及与前六识。故知凡变化皆由人之思想知识愿望，如前之工作用手工，而近变为机器，亦由知识欲望发达而来也。如美恶好丑，大都由于心理之变现也。
（3）进善业因。
善因得善果，恶业受恶报，彼不知业因，故为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结果则病遍全体，而反怪药之不良。故欲治乱，必须施以五戒十善定慧之方，裕以慈悲喜舍之德，而使之正本清源，则支流自清也。
（4）伏断我执。
我所之不能除，以有我执，我执既甚，则争夺之事兴，利己损他之见，决不能除。（15）
结语：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中国人是否需要“告别革命”，端在于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革命，赋予革命以何种内涵。一切暴力的、恐怖主义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必须终止；期望一次性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社会革命必须终止。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渐进式的改良实实在在的成果，通过耐心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建设有成效的、符合现代潮流的制度，同时通过宗教的、教育的、艺术的手段净化人心，如此才能期望获得真正的进步。太虚是中国佛教界最早对革命进行反思的人之一（16）。二十世纪的汉语思想界对革命充满了溢美之辞。太虚尽管也是革命思潮的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但佛家智慧使他充分地看到了外在的、急功近利式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和虚妄性，他期望的是生命的净化和自由，因为污浊的生命不可能使政治革命带来美好的社会，依靠历史的政治行动来建立最终理想社会的企图是注定要破产的，真正的革命要建立在真正的信仰基础上。“世界人类之所作所行，其希望皆是求善，虽有此望，而所作所行不能恰当，甚或倒行逆施，以致一着手去做，所得反较更坏。”（17）但二十世纪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在摧毁信仰，这使他的革命思想显得不合时宜。在今天看来，他的革命思想却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我以为在此基础上可以创建一套新的政治佛学，即建立一套系统的佛教政治理论，说明佛教对现实社会政治形态的理解，以及佛教信众参与政治的规范与限制。比如，佛教徒的政治权利的维护，严格的非暴力主义，菩萨的政治观等等。
注释：
（1）刘小枫：《不抱幻想，也不绝望》，《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4月版。
（2）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集》第410页。
（3）同上，第415——416页。
（4）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集》第420页。
（5）苏曼殊也曾表达过建立于佛家思想基础上的革命观。他说：“世人学佛，注重经典文字。究其实际，即心即佛。我辈读经，祈求增长智能。若贪读佛经，不行佛心，只会得到盲识，并非正慧。……我佛本来无相，看是看不见的，想通过形象来认识佛，那是办不到的。‘色’即是‘空’，‘空’亦无有。惟其能空，故对任何事物均无执着。能无执着心而后心无所恋。这就是佛经上说的：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一番道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可以谈到革命。”转引自李蔚《苏曼殊评传》，第115页。
（6）见《答铁铮》一文。
（7）太虚：《说革命》，《太虚大师全书》第44册，第1270页。
（8）同上，第1273页。
（9）太虚：《大乘之革命》，《太虚集》第79页。
（10）据此，佛陀被描绘成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康寄遥说：“故知佛教教主，是反帝国，反封建，打破阶级，解脱家狱，倡导真正自由，究竟平等的伟大革命家。”《寂园答客问》，《弘化月刊》第102期。
（11）基督教思想家R·尼布尔也认为，基督教的长处在于，它对政治领域从不抱幻想，政治领域的不平等、不公正、冲突以及强制性措施，都是人类罪孽深重的体现，任何政治秩序都不可能代表最高社会理想。刘小枫书211页。
（12）同上，第80页。
（13）太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太虚法师文钞》初集第二编，中华书局民国十六年版。
（14）同上。
（15）同上。
（16）欧阳竟无曾说“革命之义出乎《公羊》”，又说“研学必革命”，惜乎所说过于简略，难知其确切含义。
（17）同上。
（18）郑颂英：《净意室随笔》，《弘化月刊》第1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