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一方——台儿庄

在水一方

引言
    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绵延千余公里，在台儿庄陡然东去，形成了“十里河湾”，明清时期台儿庄曾经商贾云集，据《峄县志》载：“台庄中专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因其城垣严整坚厚，易守难攻，被誉为山东南大门、徐州东北门户，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1938年春，李宗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城内外，与侵华日军血战半月，歼灭日军7000多人，打破了坂垣和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直下徐州的骄狂计划，台儿庄遂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名城，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饱受战争沧桑的台儿庄满目疮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的台儿庄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曾经称为“天下第一大庄”的台儿庄建成了齐鲁大地上的“小江南”。如今的台儿庄城街道宽广整洁，高楼林立，绿树草坪星罗棋布，悠悠越河水碧鱼肥，岸边杨柳劳劳依依，临街店铺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生机和活力。
    坐落于运河两岸的台儿庄区运河街道，近年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抢抓机遇，依托区驻地和黄金水道优势，大力招商引资，在不断调整农业结构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发展民营经济，积极扶持港航业，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使运河街道这颗粲灿的明珠牢牢地镶嵌在古运河畔。2003年全街道国内生产总值实现4.6亿元，财政总收入450万元，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838元。街道先后被评为“全国亿万农民健身先进乡镇”、“全省安全文明先进乡镇”、“枣庄市文明乡镇”。
    运河街道地处台儿庄区最南部，是山东南大门，京杭运河穿境而过，南北有枣徐线，水陆交通方便，街道下辖１３个社区居委会，面积１２.５平方公里，总人口5.2万人，土地6000亩，在这人均不足0.2亩地的土地上，运河街道党委、办事处在台儿庄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大胆解放思想，跳出农业抓农业，不断加大农业调整力度，从一味追求高产高效的农业生产模式，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完成了农业从单一单项种植到立体化开发，由不规范到标准化生产的转变。并培植了一大批种植养殖大户，使农民增收的亮点频现。截至去年底，运河街道已发展种养殖大户600余户，牛羊和生猪存栏量达3万余头（只）。
    从1954年提倡发展集体副业项目的进程中，运河街道几经周折，不断发展壮大乡镇企业和民族经济，打破了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经过企业改制，使一大批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并一度成为街道的支柱产业。为更好更快地发展民营经济，运河街道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提出的招商引资号召，并把招商引资作为富民强街的战略举措和突破口来抓，精心组织，构筑载体，优化环境，实现了借助外力促发展的目的。去年全街道共洽谈投资项目21个，签订招商引资合同16个，合同利用外资854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5600万元；新发展个体工商户218户，总户数达到1420户，新增民营企业23家，总户数达136家，民营经济实现税收400万元。去年运河街道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招商引资先进街道。
    运河街道在明清时期“漕粮数千艘”的历史遗韵中，借助黄金水道的优势，大力发展港航业，同时带动了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船，历经几十年的发展，载重量也由原来的几吨几十吨发展到现在的2000吨级船的制造，这其中不能不让人想起“鲁南船王”褚衍伦这个名字，他也成为街道港航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活化石”。目前，运河街道共有港口24个，年吞吐量达1000万吨，共发展造船厂11个。
     从战争的废墟中成长起来的运河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在全国上下齐心奔小康的大道上，统筹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城镇化进程，他们以发展生态旅游城市为目标，引进经营城市的理念，聚集社会各方资金加快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先后改建了台湾街、欧式一条街、繁荣街，同时加强了对文化路、和平路、商业街和农贸市场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重修了清真寺、望月楼等景点，使台儿庄这座带有浓厚民族特色和被浓厚历史文化沉积的新城赫然矗立在世人面前。
    纵观运河街道的发展历程，从人民公社发展到台儿庄镇，再到现在的运河街道办事处，单就名称的沿袭来说，已经实现了从农民到居民的转变。但依然眷恋着这片土地的运河人，经历了土地改革、分田到户和税费改革的三次飞跃之后，在奔小康的大道上，正尽情地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创造和建造着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在这里，我们仅从街道“三农”的发展历程和城镇化的进程，捕捉其发展轨迹，并有针对性地对过去予以扬弃，为全面实现小康铺平道路。
第一章 红色诱惑
古语云：以史为鉴，知兴衰明得失。
翻阅历史，在土改胜利的锣鼓声中，人们第一次真正挺起腰杆站立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并按照中国共产党描绘的蓝图，从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奏响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最强音，如一面面不倒的旗帜飘扬在历史的舞台上，运河街道也像中国大地上其他镇街一样，运河人在饱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甜蜜的同时，也在经受着诸如1958年“纸糊巨人”和“文革”神话的阵痛，使土地和人们的思想一起板结，在生产力呻吟的同时，台儿庄的城门也关闭了，但挡不住的是，仍有鲜活的思想和生命涌动着冲出“围城”。
春寒料峭的时节，我们走进运河街道，吮吸着又一个春天来临时春的气息，感受着古镇遗韵带给我们的浓厚的文化氛围，面对改革开放带给运河街道的勃勃生机，纵观其发展过程，总有一些令运河人骄傲的业绩和应该总结的经验和教训，采访中，我们还得知了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带有时代特色和特殊意味的故事。
曲折探索
1950年，台儿庄地区全面进行了土改复查工作，即第二次土地改革，并按照“土改法”全面核定了阶级成份。台儿庄地区共核定地主成份2015户，富农成份934户，中农成份6231户，贫雇农成份15253户。组织农民斗争了反攻倒算和作恶多端的反动地主和富农分子，认真清理了第一次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彻底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至1951年6月，全面结束了土改工作。据统计，境内近7万贫苦农民共分得土地30多万亩，粮食315万斤，房屋25762间，牲畜6096头，大型农具35481台件。
土改中，地主分得与贫雇农同等数量的土地、房屋和其他生产资料，劳动自食，接受改造。土改后，台儿庄地区人均占有土地5.27亩。翻身农民为了尽快发展农业生产，几家或十几家自愿联合起来成立起季节性的或全年性的生产互助组织，粮食产量较之个体生产时提高三成左右。实践证明，互助组解决了劳力、畜力、农具等互补余缺和互助互利问题，农民乐意参加。至1953年底，农民大都加入了互助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产量逐年提高。农民不仅生活得以提高，年年踊跃交售爱国粮，而且养成了互助友爱的精神。
自1953年1月，台儿庄出现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底，共成立385个初级农业社，农业社实行集体交售公余粮除集体留足种子、公积金、公益金外，并根据入社土地和劳动多少，按照“土4-6和劳6-4”的比例，实行社员个人所得分红。初级社在试办阶段，产量基本上保持在互助组时的水平上，尔后出现了合作社发展过猛和急躁冒进的倾向，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产量下降。据统计，1955至1956年，平均亩产仅在200斤左右，人均气分配口粮斤，现金分配不足10元。
1956年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至1957年底，台儿庄区的初级社全部联合，组建起87个高级社。社员以生产队为单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高级社集体交售公余粮留足种子、饲料、公积金、公益金外，把剩下的粮食分配给社员。据统计，高级社期间，农业生产较之初级社产量逐年有所下降，平均亩产分别在150斤左右，社员口粮分配在360斤左右，现金分配5元左右。
1958年9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台儿庄地区取消高级社，成立了台儿庄、涧头集、泥沟3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把生产队甚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大搞“一平二调”。一度组织农民“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吃饭集体化”，住宿在田间，吃饭不要钱，农户不冒烟。同时还大搞土法炼钢铁和不讲科学的深翻密植等，打乱了农村经济秩序，使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受到严重损失。1959至1961年，粮食平均亩产仅在100斤左右。社员生活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由于营养不足，水肿病人增多，台儿庄境内3年内死亡2000多人。1959年3月，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开始纠正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在公社内部实行三级管理，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0年12月，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的精神，分配给社员少量自留地，允许经营少量的副业生产。
1962年3月，按照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境内3处公社确立了三级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使生产和分配单位统一起来，从而维护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农业生产逐步恢复。经过一系列的整顿和调整，至1964年人民公社的体制基本稳定下来。它连同高级社在促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防御自然灾害，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推行机械化，促进种植改革，对鳏寡孤独、伤残困难农民的照顾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诸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人民公社和高级社一样，一轰而起，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在生产、分配、劳动组织和管理等方面，在未得到实践检验时，就集中经营、集中劳动和按工分分配，加之在人民公社内部长期实行“左”的政策，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左”的路线指导下，虽多经整顿，有所稳定，但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缓慢，从1959年至1978年，全区平均亩产仅246斤，人均占有粮食517.5斤，人均分配口粮仅321.4斤，人均分配现金只有5.3元。
追溯稻改
由于运河街道地处运河两岸，境内河道窄浅无堤，防洪能力差，农田水利设施极少，一届汛期，主水难于排出，客水易于倾入，境内汪洋一片，十年九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害。1958年、1962年冬天，共组织计10.5万民工参加施工，对台儿庄运河干流进行拓宽，清除阻物，并全线复堤。1963年至1965年冬春，先后进行了五期续建工程。在此基础上，国家还投资101万元于1965年7月，在台儿庄越河下游处建设了台儿庄排灌站，配装电机3台，总动力840千瓦。水泵3台，1000千伏安和750千伏安变压器2台，扬程5.3米，排涝面积达3.68万亩。
为了治理运河，解放后曾经对运河进行过三次改道，现在人们熟悉的运河已经是第三次改道后的新运河，古运河依然沉静地躺在那里，被台儿庄人改作了越河，并形成了城内的越河公园。1963年8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修建电力排灌站，并派朱子华来台儿庄确定建立电力排灌站的位置和韩庄通电问题，真正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1966年2月，台儿庄运河大桥开始施工，翌年4月竣工，结束了人们往来靠船渡的历史。现在台儿庄运河之所以能发挥出她的优势，当时的治理功不可没。
台儿庄周围没有山，在这几次大的治理中，为了取石头，得跑几十里外的江苏境内的花山子取石头，没有汽车，人们便用人力车，多少人手磨破了，磨出了茧子，多少人肩磨破了，还是忍着疼痛继续干，把一车车石头运过来……这不由使人想起愚公移山的故事，山不知开了多少座，但据说光开石头打的炮眼就能围地球转两圈。人们在欣慰现在的同时，不能不佩服当时人们的干劲。
同时，运河街道也相继开工修建了贯穿东西的大干沟，西起陈庄村，东至黄庄村，全长500米。直到这时，运河沿岸土地旱涝不保收的状况才得以缓解。
即便这样，当时的运河群众还是以种植耐旱农作物为主，后来，他们经过外出学习，并针对“十年九涝”的实际，才产生了种植水稻的想法。1964年，公社首先在马湾村的40亩地上搞试点。
从没种过水稻的马湾人对此非常不解，许多群众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的种植农作物的品种和方式，而且播种在人收获在天的意识早已在群众的思想里根深蒂固了。眼看席稻秧的时间到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头。就在这时候，时任副社长的张宝合向社里提出，主动要求下到马湾村蹲点进行稻改。
张宝合来到村里，和群众吃住在一起，他许下诺言，如果种稻没有种原来的农作物的收成好，他甘愿受罚，同时，他一边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边组织人员席稻秧、整地，并和他们在一起劳动。从插秧到田间管理再到收获，张宝合一直和马湾群众一起关注着，直到亩产高达300公斤的消息传遍全公社，人们才不得不相信种水稻比种别的粮食作物要优越得多。这时张宝合的心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马湾人从改种水稻的过程中，在综合分析了村里的优势的时候，马湾人总结出了这样的经验，这里的土地旱能浇涝能排，所以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就是水稻了。
第二年，其余各村看到尝到甜头的马湾人成功进行稻改，便纷纷效仿。自此运河人便形成了种水稻的传统，为现在发展“三水”农业、生态农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泡沫背后
1958年，在全国大炼钢铁的强烈氛围中，农业也在遭受着膨胀泡沫的撞击，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虽然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在那时候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1958年农业的大丰收毋宁说是个丰收年，倒不如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灾难降临的先兆，丰收的喜悦的确带给群众对未来莫大的希望，于是丰满的玉米没人收割，肥硕的地瓜再无人刨切，人们的热情早就不惜一切地熔化在炼钢铁的大熔炉里，在放射卫星光环的照耀下，砸锅砸铁，毫无顾及地扔进锅炉里。的确，还是“人民公社好”，吃喝再也不用自己的锅，耕种再也不用自己的犁，那一刻，钢铁的振兴无疑代表了国家的繁荣程度。而相对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农业来说，也在“大跃进”的氛围中膨胀起来。
董恩科老人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了追求更高的产量，为了配合工业的大跃进，兴龙人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下，掀起了大造土杂肥的热潮，做饭的锅拿去炼钢铁了，空留下被烧得砖一样坚硬的锅灶，于是再也不用自己做饭的人们开始砸烂锅灶，运出屋子当作能使粮食增产的土杂肥追到地里去。家里的土杂肥没有了，院子里的地皮也被剥了几层，兴奋的人们开始思索着“造”土杂肥。
他们把眼光放到已经贫瘠了的土地上，许多人为了思想上的进步，从地里取来大块大块的泥土堆砌在村头地头，中间留出孔隙，宛如一座座小山，像烧砖一样，然后塞进柴草点燃烧制起来，并美名其曰“大造土杂肥”。人们将这些烧制后的“土杂肥”一股脑地拥进地里去，算作给土地“增肥”。
在董恩科的记忆里，那时候，满眼看到的全是“土杂肥”，从村里延伸到村外，从路边延伸到地里，除了“土杂肥”就是“土杂肥”。由于受“大跃进”思想的影响，并且无度地追“土杂肥”，使土地板结，土壤养分遭到极大破坏，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从1958年至1961年造成了“不堪回首的三年”。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民公社，响应上级号召，逐步走上了“以副养农”的路子，各村都相继上了农副项目，兴龙村于1963年在台儿庄港建起了“渡口”，并先后成立了板车运输队，建起了砖窑、石灰窑。农副业项目的建立有效缓解了农业的溃乏，便有了集体、乡镇企业的雏形。
在台儿庄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叫“中央首长来台儿庄，张家狗肉老鳖汤”，由此可见，台儿庄狗肉的盛名，现在的台儿庄狗肉已成为台儿庄人的骄傲。我们在采访已经注册了“继法”牌狗肉的老板张继法，他说现在已拥有固定资产百万余元，当我们问及如何能有如此大的发展时，他向我们讲了这样一段往事。
当时还没有从“自然灾害”里走出来的人们便开始了“四清”运动，从上到下都不让个人做买卖，但张继法的父亲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便偷着煮狗肉卖。张继法说，他记得每一次都是夜里三点多钟，父亲便把他叫醒，背着口大锅，走几十里路去江苏的车夫山买狗，张继法就跟着父亲逮狗，还不敢回来煮，就在当地支锅煮狗，然后卖了再回来，每一次他们都是这样。也正因为这些萌动着的活力，才使现在的张家狗肉香飘大街小巷，同样那些埋在人们心中的种子，一旦在改革开放的温暖的环境下，便迅速萌生了。
荒唐的记忆
“辛辛苦苦忙一年，展眼回到解放前”，这句顺口溜成了当时的真实写照，但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之后，加上“以副养农”政策的扶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当历史的车轮驶向1966年时，一场浩劫也随之而来——“文革”在农业生产还没有稳固的情况下便发生了。
宋闻智原来是邳县水利部门的采购员，“文革”一开始就迁到淘沟桥村，“文革”期间，他又被借到区里做采购。为建设区里的煤矿，他到东北采购木材，后来靠着他的关系，几乎包揽了区里一些部门的采购任务，每一次他都能顺利完成采购，而且尽可能地少花公家一分钱。1973年，“文革”圣火悄然烧至他的头上。
宋闻智说，那天，他被区里一个领导叫到办公室，说他在采购过程中搞投机倒把，他当时一愣，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想想这么多年来一直尽心尽力地做采购工作，心里没有一点儿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集体，于是一气之下掀翻了领导的办公桌，一巴掌打在这位领导的脸上，然后扬长而去。
解了一口气的宋闻智怎么也没想到，回到家后，民兵们便把他拉到指挥部，从那时起，天天挂着“投机倒把”的牌子游街，一天游街三次，一直持续了78天，他也一直忍受了78天，过后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张15年的判决书，宋闻智见“木已成舟”，便在上面签了字，但他心里一直有个信念：他相信共产党。直到1979年宋闻智才得以平反。平反后的他搞起了运输业，靠着自己的努力走上了致富之路，采访结束时，他含着泪说，往事不堪回首。“文革”给像宋闻智这样的人带来了永远的伤害，又同时扭曲了多少人的灵魂！
十年浩劫不仅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而且在一代伟人倡导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想影响下，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在内的都遭受到严重破坏，清真寺也未能在这场浩劫中幸免于难。
“文革”时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加之“村村都上农副项目”的大趋势下，望月楼不但被列为“四旧”对象，予以拆除，并荒唐地放言：要拆了清真寺盖猪圈。
但因回民的习俗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最后，当时的村书记一声令下，发出50块钱生死令，即拿出200元钱，奖励四个拆除望月楼的回族群众，就是这200元钱使这座标志性建筑在一瞬间倒塌了，望月楼成了回族群众的一个遥远的记忆，就像运河人在回忆当年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许许多多的故事一样，留下的是欣慰和掺杂着苦涩的怅惘……
第二章 绿色畅想
我国在对“三农”问题的不断探索历程中，土改是建国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使农民在所有权明晰的基础上真正对土地实行了自主权。但在26年的艰难探索中，走过了许许多多曲折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一股春风遍吹大江南北，使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的农民沐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里，顿然冲出思想的“牢笼”，再次获得“解放”，使“三农”跨上了第二次质的飞跃。
1979年春，台儿庄区委贯彻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部分社队试行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受罚的办法。当年全区953个生产队中，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782个。1980年，区委根据中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要求各社队，对农、林、牧、副、渔业，都要逐步实行联产到组、到户，当年全区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1981年，由联产到组、到户，发展到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风”吹村书记
在采访原在台儿庄镇工作过的王富国时，他回顾了1978年实行包产到户时的情景，他说，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一时难以实施，但对相对困难的地方村来说，接受“大包干”的程度要快得多。为了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他们组织人员到聊城等地进行考察，发现那里实行包产到户的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分到土地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回来后他们便开始了对土地进行分田到户的改革。
台儿庄区有些地方落实土地“大包干”政策参差不齐，原因是这些地方长期受吃“大锅饭”思想的影响太深，一些村干部持观望等待态度较重。当年，因受创造了历史新开端的小岗村的影响，安徽凤阳发疯般发生了一连串的“私自分田”事件，而有个村子，全村人都愿意分田单干，但公社通知不让分。可聪明的农民自发了一场“群众革命”，让村支书到别处躲几天，等到回来，已结束了“分田分地真忙”。而当时台儿庄区有一个村书记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中央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政策非常不理解，他对分土地的事始终想不通，总认为这样一来，就像解放前一样，只有地主才有土地，于是接到上级下发的通知后，受了惊吓似的跑到了安徽，在安徽过了几个月，亲眼目睹了那里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分到农民手中发生巨变的事实，于是才心里踏实地回到了村里，到村里才知，别的村都以这种形式，分了土地，他便召集村干部，和他们一起，全面实行了土地家庭联产责任制。当然，台儿庄这位村支书与凤阳那位村支书，也是属于“殊途同归”。
1982年全区基本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革除了“大锅饭”的弊病，促进了农业的迅猛发展。1983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9325万元，跃居全国农业翻番县的行列。1985年，粮食亩产达到1036斤。地还是这些地，人还是这些人。地和人的关系简单地变换了一下，懒汉勤快了，磨洋工的没有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成为整个中国现代经济生活变革的理论出发点。具体地说，农民爱土地，但爱的是首先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是勤劳的，但首先乐于为属于自己的果实挥汗如雨。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件事，1983年，天气大旱，秋收以后，一直没有下雨，运河水位也急剧下降，也许是为了“抢种”，也许还没从“左”的思想里走出来的缘故，台儿庄镇一位主要领导提出，一定要群众抢种，村支部书记说没有水没法抢种，那位领导则说，没有水也要种。这可难坏了各村的支部书记，他们回村后不敢面对群众，谁都知道即使这样“抢种”，种子种到地里去也不会发芽。实在没有办法，9个村支书8人向镇里写了辞职书。后来直到下了一场雨，农民才进行了秋种。这件事虽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却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它时刻警醒着人们，对农业生产来说，一定要从农民的利益出发，要深入地调查研究，才不致于偏离正常的轨道。
酸涩的山楂
刚刚恢复了底气的农业，在台儿庄大地上便绽开了丰硕的果实，不但亩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总产达到了3.1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也达到了1371斤，并向国家贡献8393万斤，农业总产值正达到1.22亿元，人均现金分配也达到了494元。
这其间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好政策为后盾，土地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土地最大限度的增值，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倾注了所有的精力，使向土地要效益，在土地上致富的理念深深烙印在农民心里。不仅摆脱了吃“大锅饭”严重挫伤农民积极的现象，而且彻底让农民从“早晨就上工，中午磨洋工，天黑就收工”的惰性思想禁锢中走了出来。
农民手里有了余粮，解决了生产生活中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但对农民来说，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更好地穿住行以及更高层次的要求，这是农民也包括所有人都不可否认的事实，于是他们的愿望，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上级领导的决策。为更快地加大农业经济发展的力度，在1988年前后，台儿庄区提出了“全区人民要致富，满地全是山楂树”的口号，由村里出钱提供树苗，全区各村都掀起了种植山楂的高潮，经过几年的发展，苗长成树，枝头硕果累累，收获时节，一筐一筐的山楂，几分钱一斤无人问津，最后只得将已经收获的山楂堆积在家里，烂在屋子里，大量没有收获，依然垂吊在枝头上的山楂随着冬季的来临任其飘摇。
看着满屋子的山楂，开始时，农民还在饭前用以充饥，但山楂毕竟不能当饭吃，直到许多人吃得胃里泛酸，看见山楂都倒牙为止，于是有些农民扛起镢头走进地里，将一棵棵山楂树砍除，晒干后当柴烧，加上收获后贮存在家里的山楂一起烧掉。采访时有上了年纪的人开玩笑说，就是用它们烧火做饭，即便做出来的饭吃在嘴里也酸涩涩的。
当然玩笑归玩笑，它的确应该引起人们尤其是决策者的注意，从辩证的观点来说，每当决策者推出一项重大举措的时候，首先应该在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农民去发展。
“三水”之路
台儿庄区境内河流纵横，水资源丰富，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方便，但沿河两岸地势低洼，农田水利设施极少，一届汛期，主水难于排出，客水易于倾入，境内外内汪洋一片。新中国成立后，为根治水患，从1956年至1985年，国家向台儿庄地区河道治理和各项水利建设工程共投资1亿多元，区内自辞行投资1500万元，涝洼地综合治理29万亩，其中开挖干支排水沟134条，长314公里。1985年底，全区排灌机械总拥有量1000余台，近3万马力，水利工程设施已初步达到防洪、除涝、灌溉综合配套，水利体系基本健全。
台儿庄区水利建设的发展，不仅使航运事业复苏兴旺，区乡工副业生产得以发展，而且作用于农业的经济效益日益明显，自1965年以来，已达1.6亿元，占全区农业产值的五分之一。全区粮食亩产已由新中国初期的几十斤提高到1000斤以上，农业人口平均占有粮食已由建区时的300斤增加到1371斤。1983年已跃为全国农业翻番县（区）之一。
水是农业的命脉，运河街道境内旧河道、低洼地较多，有些已多年荒废。1989年以来，他们立足“水”字，充分利用水资源，把水产业作为兴镇富民的主导产业来抓，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开发生产模式。小新河是横贯该街道的一条枯河，街道鼓励沿河北岸的5个居委会个人、集体一起上，让小新河焕发生机，在河内外大规模挖鱼塘养鱼。如今站在这里极目远望，100多处鱼塘、近500亩水面连绵10余里，十分壮观。黄庄居居民赵恒信1992年看准了养鱼这条致富路，他辞掉了煤矿上的舒适工作，毅然回到农村，投资1万多元，在涝洼地上边开挖了9个连片鱼塘，放养面积达42亩，从此他把家安到了鱼塘边，除了养鱼，他还养鸭养鸡种菜，效益十分可观。同时运河街道还鼓励居民充分利用废弃坑塘改造成鱼塘，现在居民房前屋后的坑塘沟渠全被利用起来，养鱼面积达400余亩。北关居委会养鱼户吕敬顺1990年全家奋战一个冬天，把门前废坑塘开发成鱼塘，放养罗非鱼、白鲳、罗氏沼虾等名优鱼种，每年收入2万元，儿子吕明辉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星火带头人。
精明的运河街道居民不仅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养鱼，还把鱼池搬到了庭院、室内。1994年，张庄居民邱连仲望着房前屋后、屋里屋外只要能利用的地方全都被居民们利用起来了，当他看到自家楼顶时突发奇想，于是产生了在楼顶建鱼塘的想法，他说干就干，在自家84平方米的楼顶建池放养500只甲鱼，一年后卖掉甲鱼300只，收入3万元。新华社对此事报道后，全国20多个省市群众纷纷来人来信取经，仅技术资料转让费他就赚了数千元，1996年他被评为“全省水产养殖大户”称号。如今，运河街道利用庭院建养鱼池的养殖户已达300余户。
为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运河街道不断在“水”字上做文章，在经过学习考察的基础上，他们理出了稻田养蟹、稻田养虾、稻田养鱼、立体种养的思路，1996年，运河街道在10个社区居委会建起100亩试验田，每亩放养400只中华鳌蟹，到中秋节上市时，每斤可卖到80至100元，亩收入达6000元。黄庄社区居委会居民张连之承包了10亩稻田蟹，他介绍说：“天一黑，小东西就爬出来觅食，满稻田横行，黑压压一片，真是喜人”。
为使水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高层次发展，运河街道在政策、资金、技术、信息等多方面给养殖户提供帮助，一是采取干部包户制度。街道每月召开一次水产调度会。二是实行奖励机制。一年召开一次水产品展评会，对获奖前3名的养殖户给予重奖。同时，每增加1亩水面奖农户500元，养1亩稻田蟹、罗氏沼虾，街道、居委会分别补贴现金300元。四是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外地人特别是养殖技术人员来传授技术或入股养殖。他们还积极引导扶持居民，过去居民对发展名优稀特水产品顾虑重重，镇里先后组织干部、群众1000多人次，到邳州、鱼台、洪泽湖等地参观学习外地养鱼经验，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街道领导还实行包村包户制度，技术员深入塘边地头指导生产，聘请市、区水产专家为顾问，每年都举办养殖培训班10余期，对居民进行培训，每月还召开一次水产调度会，及时解决生产中的难题。
1999年，运河街道以结构调整为重点，适应市场，突出特点，发挥优势，“三水”农业、大棚建设、畜牧养殖实现新突破，全街道新建高标准冬暖大棚30余个，大拱棚120个，形成了以后张庄为中心的蔬菜生产基地，稻田藕面积完成830亩，瓜菜面积达到100亩。大力推广实用技术，在科技兴农上有了新进展，涌现出后张庄美蛙养殖，福利院胡子鲇繁育，北关良种鸡饲养，西关奶牛繁育等具有较高推广价值的实用技术，新开发了稻田黄鳝、稻田泥鳅、秋田西瓜等种养新模式，新开发黄庄饲养小区1处，完成了科技示范园的一期工程。同时加大了农业投入强根固本，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上有了新进展。先后投资20万元规划实施了顺河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北苇沟清淤护坡工程，开展了运南5个居委会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和改善了灌溉面积。1999年全街道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7800万元，居民人均收达3650元。
季广业——“我是农民”
2001年，运河街道坚持以调整增效为主线，狠抓了规模扩张、典型带动和效益驱动。他们以“三水”农业、畜牧养殖、万户示范工程为重点，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顺河建成占地200亩，80个藕鱼棚池的“三水”农业立体开发示范基地。抓好典型扶持，推进万户示范工程的实施，培植各类示范户436户。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实现2.95亿元，居民人均收入达3000元。
随着水产业的逐步发展壮大，运河街道把农业高速发展的重点放在改造涝洼地向科技要效益上。水给运河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但作为洪水走廊的运河街道，也同时给运河人留下了太多的涝洼地。据统计，运河街道共有涝洼地2000亩。
从1996年开始，如何在涝洼地上做文章，使涝洼地也能发挥出它的经济效益，这个问题严正地摆到了运河街道党委、办事处的面前。
要治理涝洼地，最急需的是资金，为了尽快使居民富起来，让涝洼地变废为宝，运河街道决定采取向上级争取资金的办法，鼓励居民积极开发改造涝洼地，以获取土地利用的最大化。这个重担落在了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季广业的身上。农民出身的季广业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他决定亲赴市里、省里，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他说，只要能争取到资金，让他做什么都行。
在采访中他向笔者吐露出自己在乡镇已干了18年的副科级，而且始终分管着农业，对农业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即使是现在，他也没把自己看成一个干部，而是农民中的一员，况且家住邳庄的他，家里还有3亩地，每次回家都帮着妻子下地干活，正是他对土地的执著，才使得季广业深深理解农民想要做什么，农民想怎么做，应该怎么做。终于经过努力，他从上边争取到了30万元治理涝洼地的专项资金。
钱争取来后，由于街道对此项专用资金认识不到位，想将资金挪作它用，季广业得知这一信息后，据理力争，并明确表示，这是专用作治理涝洼地的资金，谁都没有权力挪用，如果真想用作别处，他愿意将辛辛苦苦争取来的30万元资金再原封不动地转回给上级。后来，在他多次做工作的基础上，这30万元资金全部用在涝洼地的治理上。通过这项资金改造过的涝洼地共1000亩，近几年共产生经济效益10万元，使800户居民受益。
2002年，季广业还在台儿庄区电力农网改造二期工程中，积极通过区供电部门争取40余万元对辖区农电网进行改造，使改造后的农用电价大大降低，由原来的每度电0.87元，降到现在的每度0.52元。仅此一项，每年可减轻全街道居民负担10万元。
2002年金秋10月，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化，运河街道也加大了在“水”字上做文章的力度，他们经过多方考察论证，并针对运河实际，依托水资源，明确提出了发展“三水”农业的思路，而街道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顺河社区居委会，农业调整的关键也在顺河社区居委会，季广业看到了这一点，他主动要求下到顺河社区居委会进行农业调整。习惯种植小麦的居民们，开始不理解调整，一些人担心搞“三水”农业不如种小麦、水稻收入高，顾虑重重。在季广业苦口婆心地做居民工作之后，依然没有人愿意调整，后来顺河居民为了抵制调整，20余名居民开始围攻季广业达两个多小时，季广业望着固执的居民说，“我也是农民，我家里也有地，城里没房子，如果调整得不到利益，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赔偿你们的损失！”
居民们听他这么一说，也就放心调整了土地，当年在季广业的努力下，顺河社区居委会共调整土地面积200余亩。第二年，经过调整发展“三水”农业的土地亩均纯收入比调整前高500元。
采访结束后我们在顺河社区居委会，看到数百名干部群众正往稻田地里拉运沙石料物，挖建砌垒藕鱼大棚池。集体无偿把路渠修到田间，把水电送到地头，并提供信贷和奖励政策，激发了居民积极性，现在建棚户已达200多家，面积300余亩。32岁的顺河居民刘全明2000年一个棚秋季卖藕3000元，冬季卖泥鳅1500元，一年就收回了投资，2002年他又建了一个棚，连在城里承揽的装修业务都停了，夫妻俩人一天到晚地在地里忙活着。在运河南岸的陈庄社区居委会，机声隆隆，村党支部书记陈仲团正指挥着挖掘机开挖鱼塘。这里从东到西形成了5公里的养鱼带，养鱼户100家，盛产鲤鱼、甲鱼、胡子鲇、罗氏沼虾等优质水产品。张庄社区居委会被市政府授予“渔业专业村”称号。
“回头浪子”金文明
在顺河社区居委会我们从侧面了解了这样一个种粮大户，他的名字叫金文明。
今年54岁的金文明年轻的时候争强好斗，人们常把这种人称作“不务正业”的痞子，后来在“严打”时被判刑，在监狱里改造了几年的金文明，在村干部王召科的帮助下，于1988年借了400元钱买了一头驴，开始搞运输，虽然运量很少，但一天下来也能撇下几个钱。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创业之路。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顺河人也时刻关注着金文明这个“浪子”。
1989年，金文明利用搞运输赚来的3000钱，以每亩60元的价格，承包了该居50亩涝洼河滩地，并在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发展棉花种植，同时在地边种植树木。1990年，他一跃成为全街道响当当的种棉花大户。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他现在家里买了两部拖拉机，盖了两处房子，拥有固定资产几十万元。
现在的金文明无论走到哪里，就是到监狱里去讲课现身说法，他都赞不绝口地说，是党的好政策和顺河人的帮助扶持才使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情感“三农”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运河街道“三农”的发展历程，我们在一个下午的五点左右，采访了台儿庄区分管农业的副区长孙步海，他从全区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发展思路。他针对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大农业”的概念。如何使“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加服”全面发展，其内含是立足实际，形成优势产业，积极培植闪光点，作为发展生态农业、市场农业，就要在市场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寻求其支撑点，以求适应市场风云的变幻。
如何使农业走向市场，最重要的是抓住“市场”这个牛鼻子，在土地上搞调整。为改变小农经济，加强和改进传统农业，区里确立了“三水农业、畜牧、林果、桑蚕、瓜菜等五大主导产业，重点培植了“三水”、桑蚕和林果产业。全区围绕主导产业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培植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先后帮助和引导区丝绸公司、枣庄翔宇和超越玉米淀粉、枣庄馋神食品有限公司等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快发展，使其上档次、膨规模、增实力，龙头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围绕市场发展农业的进程中，台儿庄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农业产业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市场+龙头+基地+农户”的运作过程，其重要标志就是龙头企业的形成，它既是市场的“传声筒”，又是进行农业生产的调节器，政府在不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农民调整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农业龙头企业这一调节器，使农民从“要我调”逐步转化为“我要调”的思想理念。为此，台儿庄区加大了对“龙头企业”的培植力度。一是利用现有的玉米淀粉厂，通过招商引资打造玉米的生产与加工产业链。玉米淀粉厂也抓住获得2001年国际农业博览会优质名牌产品的契机，在抓好名牌宣传的同时，对无公害淀粉食品的申报认证。二是以“三水”农业为依托，并利用2001年“台庄稻米”取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优势，积极筹建以水稻、水田藕和水产养殖的生产、加工、销售、运输于一体的“三水”农业产业链。三是以食用菌生产基地为依托，建成食用菌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为一体的食用菌生产、加工、销售、运输产业链。四是以台儿庄区原冷藏厂改制后的馋神食品有限公司为依托，鼓励和扶持农户养鹅、养鸡、养兔，形成养鹅、养鸡、养兔与加工、销售产业链，并签订合同实行订单农业。枣庄馋神食品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扬州的一家大型民营企业，2002年5月台儿庄区建成后，使全区鹅、鸡、兔的价格远远高于从前，使辖区养殖户从中得到了实惠，带动了一大批养殖户的发展。五是以现有的桑蚕基地为依托，改制了缫丝厂、丝绸公司，形成植桑、养蚕、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桑蚕产业链。
针对产业链的形成，台儿庄区加大了对标准化生产的力度，为使农产品及其相关产业产品更好地走向市场，走出国门，他们不断加强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从“农”字根基出发，在生产上下功夫，并先后注册了8个无公害农产品，其中大白菜、大米和水田藕成为免检品牌直接进入各大城市超市。
针对农业走规模化的道路，孙步海谈了自己的看法，规模化发展农业不能盲目，一些农产品可以进行规模化发展，比如“三水”农业，另一种农产品应该走名优稀特发展的路子。运河街道目前已逐步形成了以特色农业和郊区农业为主攻方向的农业经济发展格局。他们围绕“三水”农业和蔬菜生产等主导产业，不断扩大规模，提高科技含量。在完成6000亩水稻、1500亩水田藕种植任务的同时，大力发展水田立体养殖。现在全区共发展“三水”农业3万余亩。
孙步海认为，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农业项目上。所以，他很早就提出“资金带项目，人跟项目跑”的口号。1998年，全区农业部门开会筛选项目，10月底开始定项目，当时全区都在抗旱，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下属局委提供宽松政策，只要跑到项目，什么责任都由自己担着。为进行涝洼地改造，2001年，他亲赴华东国土资源公司，转而向上跑项目，经过他的努力，终于争取到了3700万元的项目资金。为了跑项目，他把北京、济南、淮委比作“三点一线”，就在这“三点一线”中来回穿梭的他，路过许多名山大川，但他连顺路最近的泰山也没去过，从事农业工作的他，没出过国，没爬过名山大川，甚至没休过一个像样的星期天。到现在他已为台儿庄区争取到20多项项目资金，金额达近亿万元。
农业一直被视为弱势产业，在谈到制约农业发展的原因时，一直从事农业工作多年的孙步海深有感触地说，传统观念和小农经济意识一直是一大阻力。如何改变农民的传统种植观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一样，他一直不欢迎领导干部以政府干预的行为去搞调整，经常下到基层的他，最了解群众的心声，有时候即使是政府干预调整后，农民得到了实惠，但他们还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埋怨，他从来不说调整后能使群众得到多少多少实惠，而是让群众自己在心里算一笔账，让群众自己解开心里的疙瘩。所以，直到现在，许多经他走访过的农户都喜欢在他面前算算土地的账。这么简单的道理一下便破解了传统观念的桎梏。后来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比较效益”，并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在农业工作中不能和农民说大话假话空话，这也成为他从事农业工作的信条。
同时在广大农村缺少一个健全的信息平台，这对推动农业持续快速发展起到相当大的影响。农业信息化不仅渗透到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还牵涉到政府服务职能的转变，目前市场、信息、技术三项服务满足不了农业的发展，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不健全，受自然灾害、人为因素和市场的制约，以及对农业的投入不足等原因，使农业不能快速发展。在水、电、路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他提出一不插红旗，二不搞人海战术的策略，对此他体会较深，大多数大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都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近年来都是搞修补，因资金短缺而使新开发建设的设施少，这也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一个原因。
他讲了一件感受最深的事，在一次秋种检查中，乡镇干部为了制造现场，要求群众提前两小时浇地，这时正好他们到达现场，他清楚地听到几个乡镇干部朝农民喊“快种快种”，但群众就是不种，这件事给了他深深的触动，经过再三思索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农民不是为迎接检查而做，所以发展农业不能搞面子工程，不能有政绩观念，更不能好高骛远。对一个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去开展工作。
说到从事农业工作的辛苦，孙步海的眼睛湿润了，一心扑在农业上的他，最感到内疚的就是很少顾及家里人。1998年天气大旱，恰逢孩子孙瑞高考，孙瑞到三中借读的一年时间里，他一次也没去过，至于孙瑞的功课他也很少过问，但孙瑞的成绩一直很好。孙瑞回到二中高考的第一天，一回到家便跟他说考得不好，在他妻子的一再追问下，孙瑞才说出了原因：监考老师一直站在他面前，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他感到深深的愧疚，于是第二天，一直奋战在抗旱现场的他突然想起孙瑞的高考时，才急匆匆地赶到二中，见校门口围着许许多多的家长，一个同事见他穿着满是泥的球鞋，开玩笑说他抗旱抗到考场来了，他没有说什么扭头便走。后来孙瑞考到了西安民族大学，直到现在他一直觉得有愧于孙瑞，假如他考前抽些时间鼓励孙瑞，孙瑞至少不会那么紧张，但他一直忙碌在田间地头。
1999年冬季大旱，直到年三十才买来水，为了不至于使花钱买来的水浪费，让全区的小麦都能浇上水，他带着农委主任一路从韩庄跟着水到胜利渠，水到胜利渠时已是大年初一了。为了庆祝春节和来水的喜悦，他们在三面闸放了一挂鞭炮。提起此事，孙步海便说，那一年过得最有意义。
2002年，孙步海的一个哥哥去逝，他谁也没给说，区里几次打电话要求他参加一个例会，他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是新一届区政府的工作分配会议，但他没解释也没去，直到处理完哥哥的后事，他才回到区里向他们解释，同志们在理解他的同时也不时地埋怨他没将此事告知他们。这一年雨水成灾，台儿庄作为全市防汛的重中之重，他一刻也不敢放松，汛期高峰时，台儿庄闸以每秒1800立方米的流量泄洪，一个汛期下来，共排水30亿立方米，辖区没有出现一起事故。为了防汛，4个月的时间里，他患上了高血压病，但台儿庄安全渡过汛期，他那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
那一年的春季，雨水较多，但台儿庄一直很少下雨，肩负着排灌重任的三面闸一直开闸放水，以减少上游的汛情。孙步海凭着多年的经验，认为春季雨水多，夏季干旱的可能性很大，他想得更多的是天旱时买水的难处不说，还要花费大量的资金，看着现在的水白白流走，他决定去找防汛办的领导，领导听了他的分析，也觉得在理，但因责任重大，对谁来说都担着一定的风险，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并说如果出事他一个人负责。于是领导答应他半小时后，下闸蓄水，回去后他便赶到三面闸，在雨中等了半小时后，仍不见下闸，他再次打电话催问。这位领导被他的精神感动，立即赶到三面闸下闸蓄水。正如他分析的一样，夏天大旱，于是台儿庄区用春季蓄的水进行抗旱，为全区节省资金300万元。
党管农业
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意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突出强调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台儿庄区农业有许多优势：土地面积大，农业基础好，基础设施条件好。同时在水资源、省界以及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优势。针对中央对农业的关注，结合台儿庄的实际，在王广部的办公室，我们采访了这位年轻的分管农业的副书记。
他说，22年前的“一号文件”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22年之后的这个“一号文件”的公布，体现了党中央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台儿庄区近年来在执行党的政策上不遗余力，立足实际，出台了适应台儿庄农业发展的举措，使“三农”问题得以不断提升。台儿庄通过发展支柱产业，使区域化布局逐步趋于合理，形成了“一区一品、一乡一特”的格局；规模产业不断膨胀，产业化经营起步较晚，但势头强劲，培植了一大批龙头企业；标准化生产拓展了农产品市场，农民质量安全意识有所提高。同时，台儿庄在改进农业生产条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台儿庄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土地延包、农村税费改革、福利公益事业等政策，全区经过农村税费改革，使人均减负达40余元。同时台儿庄区近年来投入大量的财力，大力扶持农村发展经济，并在植桑养蚕方面，制订了以补代奖的优惠政策。
在谈到从事“三农”工作的体会时，王广部说，农业工作难抓，关键在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上，在台儿庄区，真正完全靠市场抓调整还有一定的难度，有时候还必须靠市场引导和行政推动，但这要建立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并多为农民提供信息平台，同时最要紧的是要靠党的政策落实以及利益的驱动上；从目前来看，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一些大的水利设施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由于投入不足，有些设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党群干群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有些地方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农民对干部的抵触情绪，这方面应当加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干部要扑下身子，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些基层班子尚待完善；现在对农业关注的力度还不够，出台的文件多，落实得少，总之一点，就是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必经之路，就是要在农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党管家业，关键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实现了党管农业的根本。
第三章 橙色圆舞
1956年初，台儿庄地区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3月，由公方代表，业户经理和职工代表组成清资估产小组，由业户自清自估，小组以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评议。合营企业由政府派公方代表任经理，对13名私方人员量才录用，妥善地进行人事安排。4初，开始建立新制度，转入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产量，降低成本为重点的正常生产经营。到8月底，6家私营工业有5家公私合营，1家并入国营企业。127家个体手工业有43家合并为7家联合经营，其余转入生产合作社（组）。资本额在500元发下者，除入股部分外余者发还给业户，500元以上者，按私股资金的5%或4%定息支付给私方人员。1966年10月，定息停发，原公私合营企业转为国营，合作社企业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工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适应能力有经济成分缩小。1956年底同1949年相比，私营工业及个体手工业户数由91户减少到13户，总产值由34.8万元减少到2.3万元，固定资产原值仅6000元。到1958年，仅存的9家21名个体手工业者也加入了同行业的合作组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手工业逐年增多。1985年，全区从事建筑、建材、榨油、成衣、饮食业的个体专业户有267家，从业人员829人，占全区国营集体企业比重的7.4%。
社会发展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人类发展史，就是不断获得解放的历史。人的解放，首先是经济的解放。对此，运河人有着深刻的体会：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
改革来了！
运河人踩着改革的鼓点，倾城而出，那些老生意人，把“老字号”挂起来，把摊点开起来，运河人在改革初期就做好了私营经济这篇大文章，他们以“领导推动、政策引动、优势牵动、城建带动、管理促动”为引擎，大力发展个体么营经济，并迅速形成了以商业、饮食、加工、港航、建筑、运输、旅游、技术信息咨询为主的八大重点行业。10年以后，经过对企业的改制，使一些企业迅速转轨为民营企业，通过招商引资，使民营经济迅速膨胀。
现在，走在运河街道的商业街上，店铺相连，生意兴隆；运河两岸聚集着红红火火的民营企业，一座座塔吊正紧张地施工，一片片厂房内机声隆隆。在被喻为“台儿庄第一村”的西关社区居委会，他们超常规地发展，不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并将民营企业发展到街道辖区以外，这些繁荣的景象构成了运河街道民营经济大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运河街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主题，大力实施“工业强街、商贸富街、依城兴街、党建稳街”四大经济战略，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活力之源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以企业改制和招商引资为突破口，规划整合了民营经济小区，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使民营经济发展运营水平不断提高。几年来，街居两级57家集体企业全部实行拍卖、转让的方式改制为民营企业，盘活集体资产5000多万元。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广泛招商引资，吸引外来资金、人才和技术，先后规划建设占地5000多亩的运南、运北两个高标准的民营经济小区，小区内全部实现“四通一平”，先后引资3.8亿元，建成金园纸业有限公司、昆山约克斯服饰公司、枣庄唤友水泥集团台儿庄粉磨总公司、徐州盛旺彩印厂、腾达造船厂、轧钢厂、制氧厂、石辊厂等民营企业100多家。
他们还以旧城改造为重点，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通过市场化经营，建成文化路、康宁路、欧式箭道街、金光市场等“七大商业街、三大市场”，发展个体工商户800多家，增加了就业岗位，培植了税源，其中文化路农贸市场被评为省级亿元市场。
运河岸边第一村——西关
纵览运河街道民营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提起西关社区居委会。被评为省级“安全文明村”、市级“亿元明星村”的西关社区居委会拥有全市百强企业之一的台港发达集团公司，有拔地而起的现代办公娱乐大厦。看到这里一幢幢整齐漂亮的小康楼，一座座生产红火、生机勃勃的村办工厂和民营企业，笔者如沐春风，仿佛触摸到了西关社区居委会经济跳跃发展的脉搏。
西关社区居委会濒河靠城，共有土地220亩，人均不足0.06亩，近两年，台儿庄区新城建设大部分都在西关境内，地理位置优越，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优势，居委会抓住时机，积极开发房地产业，并带动其他各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建港口，上船队，成立建筑公司，以滚雪球的方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由于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市场从短缺扩张向过剩瘦身转变。西关人以变应变，又开始了“二次创业”。他们采取巩固提高的手段，对原有的建筑公司、船队、船厂、港口等8家集体企业一律实行招标租赁、承包经营，既避免了原有管理体制下的粗放经营，又防止了集体资产的流失，实现了保值增值双赢的目的。目前，居委会所属的建筑公司共有施工队8个，技术设计人员达20余人，工人近千人，通过近年发展，已由过去的“土八路”变成了“正规军”，每年的工程业务都在1000万元以上，利税100多万元。西关社区居委会还先后投资600多万元在新城区黄金地段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楼房，大部分租给个体经营户、国家和集体商业部门，仅租赁费年收入就达57万元。
经济发展的后劲在哪里？西关人以他们的行动告诉世人：在招商引资、在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他们通过招商引资，上海住乐公司山东分公司看好台儿庄房地产开发，投资400万元在西关辖区建起了一座商贸住宅楼。过去老城区车站街、小西门等地，房舍陈旧，存在脏乱差现象，治理难度大。西关居委会与运河街道采取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投资800万元，开发改造，使焕然一新的车站商贸街、康宁路商贸街和金光市场相继告竣，吸纳社会资金5000多万元，新建面积5万平方米，安排商贸经营户300家。
2003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号召招商引资和“四强”竞赛精神的鼓舞下，西关社区居委会共完成招商引资项目6个，总投资4680万元，年内新开业的枣庄约克斯服饰有限公司年度完成产值600万元，创汇10万美元，安排就业岗位650人，平均工资400元以上，上缴税金20万元。西关社区居委会还依靠城区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目前，服务楼、商业批发市场、旅馆、饭店、畜牧产品加工等8个商业型企业，有各类个体经营户600多家，摊点1400多个，年经营额1600多万元，创利税200万元。
原西关社区居委会主任张善国说，西关现在80%的户都经商。从前不让搞，也有偷偷搞的，抓起来，放出去，还要搞，民以食为天嘛，居委会有个居民，办假证明到广交会上谈生意。那是逼的。如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我们这里不存在放不放、限不限的事，而是如何做好服务。有个居民，仍是“穷骄傲穷自满穷自由”。油瓶倒了也不扶。我们多次登门讲政策，做工作，从前不让做生意，现在让你放胆搞，你怎么不干？他说手头紧。好办，扶持你资金。没有场地，好说，给你提供摊位。我们终于“赶鸭子上架”了。这位村民现在富了，逢人就说自己赶上了个好时代。
西关社区居委会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先后投资200多万元建起了幼儿园、学校和教职工宿舍，改善了孩子入托、入学和教职工的居住条件；并投资100多万元为青年、妇女、民兵建成了高标准的“家”，添置了文体用品和书籍报刊。2003年，西关社区居委会还依托自有的台仙大酒店又吸引客商投资180万元，建设集吃、住、娱乐为一体的娱乐城；引进徐州客商投资460万元开办了康宁医院，并每年两次为全居委会60岁以上老人健康查体。西关社区居委会，跑步完成或正在完成着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所揭示的文化内容，让人再三口味。或许有人说，西关人会“弄钱”，会弄资金。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资金是个好东西，可好东西到了不会摆弄的人手里，便是沉重的负担，要是到了贪污腐败分子手里，对他自己对人民都是个灾难。就像有些地方的人也招来了资金，结果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法才圆了“发财梦”
说起西关社区居委会的沧桑巨变，在西关人的眼里，与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孙法才的“发财梦”不无关系，正是他带着西关人一步步将西关建设成为台儿庄第一个亿元村，这正是那些专家研究的“能人效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西关有四大特点，即老年沿街讨饭，青年调皮捣乱，少年拦截过往车辆哄抢进港煤炭，党员干部忙着“大批判”，是个忙坏公安、愁坏法院、外来人避之不及的“乱子窝”。别人“乱”，那时正值青年的孙法才却与众不同地做着勤劳致富的“发财梦”——上山采石头，一天曾抬断4根槐木杠子；往枣庄贩大米，一天就奔波100多公里。年纪轻轻，拼着命地搞“资本主义”，在当时“大批判”开路、“割尾巴”盛行的年代里，他自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和反面典型，批归批，干归干，有人搁锅断炊等救济，他却成了戴上手表又存钱的“暴发户”。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孙法才相继被推上了生产队长、居委会副主任、主任的岗位。他带领着西关人又做起集体致富的“发财梦”来——
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加快了鲁南古镇台儿庄的城市建设步伐。就在西关的辖区里，到处都在奠基搞建设。然而，在众多的建筑大军中，有苏北的、临沂的、滕州的、薛城的，唯独没有西关的。偶尔露露脸，也多是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建个民房宿舍而已。对此，孙法才成立了建筑公司，很快占领了台儿庄的建筑市场，并且成为年工程量过千万元的“三级企业”，每年利税都在100万元以上。
建筑业的崛起，为孙法才靠城吃城的“发财梦”开拓了思路。于是，房地产开发业便应运而生。经过统一规划，他们用自己的建筑队，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钱、自产的料物，相继建起了8栋总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商品楼房和一座大型封闭式农贸批发市场，全部对外出租。仅此一项，集体年纯收入近百万元。
以此为依托，孙法才带领西关社区居委会一班人内引外联，大小并举，接二连三地上项目，先后兴办了汽车大修厂、造船厂、塑料制品厂、煤球加工厂、台仙大酒店、仙泉康浴城等总投资额达2000多万元。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成立了“枣庄市台港发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孙法才为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为引来外资，在酷热的夏季，孙法才背“公费旅游”的“黑锅”和各种误解，带上12000元钱，奔南京、赴上海、进北京、闯广州，跟着港商的屁股转，终于以一片诚心和“粘”劲打动了投资者的心。当双方达成协议并在合同书上签字的时候，他已奔波了上万公里路，住了20多天的“大通铺”，最后困在上海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连买两个馒头的钱都掏不出来了。
虽然呕心沥血，甘苦几多，可孙法才依然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西关社区居委会不光民营经济日新月异，个体经济也如火如荼。作为西关人，都切身体会到他的“发财梦”带来的实惠：辖区所有路面都得到硬化，安装了自来水，架设了路灯，农业实行统一供种、统一耕种、统一管理，居民们只等到收获的时节开车去拉粮食，并且所有费用都没向群众提留一分钱。
随着农村畜牧业的发展，为增加民营企业的科技含量，大力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形成，2003年，由孙法才拍板，花13万元盘活了原彭楼兽药厂，并重新登记注册，成立了枣庄市兴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从天津引来资金1500万元，建成厂房1800平方米，机器设备已经到位，2004年可望投入试生产，现在已对从外地招聘来的职工40余人进行了培训。公司投入生产后，不仅可以缓解台儿庄区的农药用药紧张的问题，还给居委会年创利税百余万元。
笔者在兴牧公司的旁边，还看到了正在上马的机械厂，据介绍，这个厂占地30亩，总投资500万元，2004年上半年即可投产。年内还有3个民营企业项目投产，总投资额达三四千万元。当笔者问道，何以使西关社区居委会成为外来客商投资的热土时，孙法才感慨万千，他说，无论什么时候企业有事，我们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向笔者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拥有360余职工的昆山约克斯服饰公司一职工，因从厂里偷线被门卫发现开除后，其家里人到公司闹事，孙法才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到公司，从优化治理经济环境的观点，对其家人进行说服教育，最终使这件事得到了平息。当大树上苦果和甜果并挂枝头时，我们却不得不伸手一同摘取。利益和思想不断地互相妥协、亲和，这是社会转型期能够给予我们的美好前景。
短暂的采访结束了，就在这不足两小时的采访过程中，笔者看到进出孙法才办公室的人来往不断，他抱歉地向我们说，从早上八点上班一直忙到现在。其中有两位设计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们手里拿着兴牧公司建成后的效果图，图上除了厂房、停车厂等地方之外，遍地皆绿，笔者不禁感叹，有孙法才这样一位致富带头人，在这绿色的希望中，一定能结出民营经济大发展的黄橙橙的果实，虽然变革途中充满艰难。
规模经营之路
自1995年开始，运河街道下大决心和力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旧城改造和市场开发会战。历时数载，发动千家万户，耗费千万资财，吃尽千辛万苦，终于把吐纳辐射一方的大市场建立起来了，广大干部群众心中松下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微笑。是一建了之，让其自由松散经营，还是统一经营思路，让市场资源发挥出最佳效益？运河人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弯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有城无市、有场无市现象。台湾街建成后，靠近新城的西半部生意红火，东半部却冷冷清清；箭道街靠近市场的北半部人来人往，南半部却门可罗雀；更有甚者，偏居一隅的小型华兴市场建好后已两年，未营业的竟有一半还多。人们又陷入了困惑。固然，这与社会经济大环境走势不旺、社会消费购买多元化有关，但这些不利因素能否靠后天的主观积极性去改造克服呢？街道党政一班人苦苦寻求让市场活起来的回春妙药，而同处老城区的繁荣街的独特现象引起了特别注意：繁荣街本是一条数十年的老街，这里却自发聚集了几十家学生文具和粮油副食批发部，每天天一亮就挤满了苏鲁周边乡镇前来购货的商贩车辆，它的繁闹与别处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分析研究、外出参观，他们认识到，之所以会出现义乌现象、常熟现象、白沟现象、临沂现象，甚至繁荣街现象，那是因为这些市场无不以专业商品的规模特色取胜。
找到病根便对症下药，他们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专业为主、多业为辅”的市场经营方向，开始逐步引导实施。台湾街西半部成衣店较多，并有两家制衣厂，街道便通过广播电视广泛宣传招商，扩大影响，培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服装市场。这条街东半部相对偏远，几年来一直毫无生机，街道便决定开辟一处家具专业市场，目前已有50余个家具商前来，实现了管理者、市场投资者、客商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皆大欢喜的局面。
笔者在采访街道办事处主任张礼春时，他介绍说，有了市场经营空间，有了独具魅力的经营特色，还不等于大功告成，再有灵活的管理机制才构成“市场三要素”。1992年建设台湾街时，办事处出台了土地廉价转让、减免5年税费的优惠政策，从当时看这是个漫长的等待期，但现在已全面进入收获阶段。2003年，实现个体税100万元。他深有体会地说，在经营初期，必须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真正像宣传口号那样“谁破坏经营环境谁就是我们发展的敌人”，做到“你经营我铺路，你发财我服务，先开业后办证，先发展后规范”，而不急于求成，杀鸡取卵。
运河街道为保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重在规范管理、热情服务上，他们协调工商、税务、公安、城管等部门，严厉打击欺行霸市行为，并对重点民营企业和经营大户实行挂牌保护，杜绝了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三乱”行为。
民族之花
来到中日台儿庄大战遗址清真古寺旅游观光的中外游客，无不为这里的巨大变化感到惊奇，在昔日的废墟焦土之上已崛起一片现代城区。北关社区居委会现在共有11782人，其中回民2395人。20年前的北关人多地少，工业项目一片空白，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一派荒凉景象。改革开放后，回族群众迎来了振兴民族经济的春天。
运河街道针对回民自古有经商习俗和位于台儿庄区驻地的优势，积极引导回族群众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在信息、资金、场地上给予大力扶持。回族老汉马召全因害怕政策多变，身怀烧制牛肉的祖传绝技而宁愿受穷，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并组织他外出参观，帮助他办起了牛肉加工作坊，年收入达10多万元，如今马家牛肉和清真糁汤、黄花牛肉面、清真羊肉汤成了苏鲁交界地的地方名吃，连中外游客也都一尝为快，餐饮茶食加工业已成为回族居民的一大传统特色产业。
为了让更多的回民过上好日子，1991运河街道在城区规划了34亩土地，兴建了城区唯一的大型文化路商贸市场，为群众提供摊位2040个，日客流量上万人次，年交易额过亿元，成为鲁南苏北较大的商品集散地和省级亿元市场。同时，居委会不断加快民族经济的集体积累，想方设法引进项目、人才、资金，先后办起了汽车队、加油站、民族饭店，建筑公司、织袋厂等11家集体企业，固定资产1000多万元，年产值5000万元，利税400万元。现在个体工商户已达300余家，民营企业20余家，人均年纯收入达5000元。2003年北关社区居委会被省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奔小康先进集体”称号，近年来，该居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北关社区居委会回族党支部书记吕敬友十几年如一日带领群众致富，积极维护民族团结，1997年被选为市人大代表。笔者在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说，我们要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小康，首先得实现农民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说起北关居委会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他认为，这是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好景象。
北关社区居委会自从1985年鼓励大搞工副业，上了油坊、回民饭店、煤球厂、予制厂等集体项目之后，又建起了农贸市场，使集体经济迅速膨胀。后来由于疏于管理，一些企业经营不善，欠贷40万元。1997年，经过8次开支部大会，党员发言，最后形成共识，并于12月30日以拍卖房产的形式，将1990年投资250万元建成占地30亩拥有商品用房100间的陵园商场商业用房进行拍卖，用以盘活资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竞争，1—25号共90间商品房全部拍卖完毕，拍卖额达150万元。这清脆的“一槌定音”，敲出了北关人的思想飞跃，也敲出了北关人搏击市场经济的风采。不仅40万元贷款还清，北关社区居委会从此后再也没有外债。后来他们将集体企业以承包、租赁等形式，全部转为私人经营，居委会每年仅租金收入就达30余万元。
近几年，北关社区居委会发展民营经济促进了居办企业的发展，使民族区域经济活跃起来。屠宰业已形成规模，发展屠宰户近百户，屠宰业的发展推动了肉食品加工业的发展。马家的烧牛肉、赵家的烧鸡闻名四方。民族区域经济已发展工商户近千户。1997年，他们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盘活资产，发挥效益”的思路，对现有的民族塑编厂、民族饭店、养鸡场、加油站、车队等骨干企业租赁给民营业主。其中民族塑编厂就租赁给温州老板周德新，每年收租金10万元。
刘尧俊是外地人，他有丰富的养鸡经验，来到运河街道时，因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房子。北关社区居委会很快为他安家落户，并为他物色了一块场地。资金短缺，居委会的同志就为他跑银行，做担保，还为他提供优惠政策。刘尧俊的养鸡场很快办起来了，越办越红火，1997年，刘尧俊要扩大生产规模，需要扩充场地。居委会的同志又为他跑上跑下，短短几天，为他审批了10亩土地。刘尧俊购置了设备，实现了现代化养殖的夙愿。这位拥有固定资产达百万元的养鸡大王说，没有居委会同志的帮助，我刘尧俊别说办养鸡场，就连自己和家人也养活不起。
在此基础上，居委会还对闲置的厂区进行重新规划布局，以地以房招商，2003年，他们引进了盛世彩印、高分子聚乙烯板厂等项目，并对来此兴办的民营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帮助他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该居委会共发展民营企业20余家，年利税达60余万元。集体经济壮大了，居委会才有了钱大搞社会公益设施建设，投资盖回民小学教学楼，并对学校实行“三园三化”的标准化验收，2002年，他们针对辖区内脏乱差的公共厕所进行整修，现在全居公共厕所设施已达10处；北关社区居委会的居民富裕了，据吕敬友介绍，全居群众近20年没出一分钱的提留。
举业乡土
我们在采访原任运河街道党委书记的杨连伍时，他说，运河街道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追溯到八十年代末期，现在民营企业的雏形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后来逐步发展壮大，随着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一度成为运河街道的经济支柱。但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和企业的改制，又使一些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一度受挫，现在随着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民营经济也迅速成长起来。
说到这里，他给我们说起发生在运河街道轧钢厂的一件事。1997年，为了发展经济，杨连伍和运河街道党政一班人经过考察论证，决定在原有小型轧钢厂的基础上，再上一条生产线，但需要62万元的资金，街道一时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尽管街道东凑西凑，但仍有一部分资金缺口，他心急如焚，这时有人提议搞集资，当时集资的事情很普遍，但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原因是集资后清还集资款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杨连伍也曾想过集资，但他深知群众的疾苦，不愿意让群众出钱，后来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他一咬牙集资，但年底必须清还。于是剩下的20万元的集资款几天功夫便到位了。轧钢厂有了资金，很快上了生产线，产出的钢材销路看好，到年底，运河街道连本带息清还了所有的集资款。群众心里亮堂了，干部了却了一桩心事，不但清还了集资，还使轧钢厂壮大了规模。
提起顺河社区居委会的情况时，杨连伍说，顺河居委会的“三水”农业撑起了运河街道的“半辟江山”，但在具体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顺河社区居委会的民营经济也在街道占有一席之地。
顺河社区居委会为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壮大集体经济，使群众尽快致富，居委会几次召开干部会议，决定立足实际，对原来的集体企业进行改制经营，重新启动。他们对大小6个闲置的港口和1个砖厂全部租赁给私人经营，尽管每个港口的承包金一年1万余元，总租金达10余万元。同时他们在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上做文章，当听说台儿庄区建设银行一位朋友的亲戚准备来台儿庄投资时，便多次上门邀请到顺河参观考察，加深了解，最后集体研究决定，无偿提供18亩土地，使扬州机床厂的客商很快投资100万元在这里建成铸造厂。他们又从临沂引进建筑老板王延亭，依靠他的技术设备，新成立了居委会建筑公司，已承建了枣庄二中教学楼等工程。后来又相继引进建成了草片厂、板材厂、预制厂、煤球厂等6家民营企业，投资额达300余万元。2003年，顺河社区居委会又引来焕友集团，投资3000万元在东郊建成60万吨粉磨生产线，并成立了枣庄焕友水泥集团台儿庄粉磨总公司。该项目投产后，年利税可达2000万元。现在，顺河社区居委会已在城郊东部规划形成了一个工业生产小区，并对小区内进行了“四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让来小区内发展的民营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基建成本，现在工业生产小区已成为顺河社区居委会新的经济增长点。2003年全居工农业总产值达10100万元，居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800元。
制衣路上俩姐妹
在台儿庄服装业，人们常把“华阳制衣”这样一个名字挂在嘴边，现在华阳制衣厂已成为台儿庄区首屈一指的集制衣、培训于一体的企业。这个厂所生产的“红丹”牌系列服装畅销苏北、鲁南地区。华阳制衣的经理张霞也成为运河街道乃至台儿庄区的巾帼致富带头人。她先后被市妇联、区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先进个人、“巾帼立功十佳女状元、”枣庄市优秀服装设计师等荣誉称号，并被推选为区人大代表。
在张霞的制衣厂，我们见到了这位曾经白手起家不畏艰难、勇闯富路的巾帼豪杰。她向我们倾诉着她走过的曲折道路。
张霞的爱人李士成退伍后被安排到西关居委会，他们结婚后分到土地不到1亩，日子过得很紧巴，一次孩子看到别的小孩吃饼干，便哭着问张霞要，但家里穷得丁当响，就连一个月交5毛钱的电费都交不起，跟别人借了几次都没借来，更别说给孩子买饼干吃了。
分家后，三口人水也没法吃，跟别人借了一个水桶，还天天到人家里提水，即便人家不说，张霞也能从人家的目光里看出什么来，也就在那时，她在心里默默地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摆脱贫穷！
张霞围着台儿庄转了一整天，因为在娘家时她便学得一手裁剪的好技术，一直想开个缝纫店，她发现街上理发铺不少，但没有缝纫店，在当时市场经济刚刚放开，人们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里走出来，张霞回到家里便把想法告诉李士成，李士成非常赞同张霞的想法。但开办缝纫店需要购买设备、原料，当时没有资金不说，对进货渠道也不熟悉，害怕上当受骗。干与不干的思想斗争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经过一番思索后，她决定先从考察南方市场开始，在对区内服装加工业进行一番细致考察后，张霞发现大多数缝纫店铺小，没有形成规模，服装款式种类单一，而且制衣工期长，制作工艺差，开一家规模大、做工考究的缝纫店的设想在她心中萌生了。她把一岁多的孩子送给婆婆照管，借了1000多元钱到苏州、常熟等地学习各种服装的设计、裁剪和制作技术。她学成回来后，便和李士成开始筹划开办服装厂，准备资金和场地。
1986年，张霞又多次南下杭州、宁波等地，对服装市场进行考察，开拓了视野，增加了信心。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很多人不理解，说什么的都有，但张霞和李士成顶着重重压力，多方筹集资金7000余元，购买了小型服装加工设备，带着几位姐妹做起了服装加工业务。去常熟进布料时，李士成和张霞怕钱被偷，将5000元钱包进煎饼里，终于安全到了常熟进了货回来。靠着这7000元钱，一个规模较小的家庭式服装加工店便开了起来，第一年就收回了成本。1989年，张霞又正式建起了服装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的华阳制衣已初具规模，现有成品加工车间两个，加上门市房、教室、宿舍等，面积总计1000多平方米，职工49人。同时还为多家高档西装面料生产厂家代理布料。现在华阳制衣厂年生产加工销售服装能力达1万余套（件），产值80万元，每年纯收入8万元。
在经营过程中，张霞逐渐意识到开发自己的品牌重要性，于是和厂部人员一起精心研究设计，推出了“红丹”系列产品，该品牌一投放市场，就以其优良的做工和适当的价位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红丹”牌系列产品还在由枣庄市总工会、市工商局、枣庄电视台等部门联合举办的枣庄市第二届服装节上荣获优秀产品奖。
在华阳制衣厂不断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张霞没有忘记那些下岗职工、残疾人和待业青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李士成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决定以华阳制衣厂下属的华阳服装学校为基地，给贫困群众提供学习一技之长的致富门路，让他们尽快走上致富之路。华阳服装学校自1999年创办以来，先后培训学员1000多人次，并都学有所成。残疾青年胡宾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这里参加服装设计学习，张霞首先给他安排住下，并和爱人一起在生活上热情照顾，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辅导他学习新式裁剪技术，他学习很刻苦，不到两个月就学会了基本的服装设计制作技能。后来没等他学习结束，张霞和爱人便把他留在服装厂工作，现在胡宾月工资600余元。
在我们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听张霞的爱人李士成说，他们投资40万元新购买的机器设备第二天到货，我们才了解到，华阳制衣厂新近又要上两条生产线，并在台儿庄台仙大酒店租赁了场地，准备做对外订单贸易。因时间紧需求量大，她和同在台儿庄的弟弟张延路、弟媳刘兰芝一起做订单生意。
随后我们便采访了红豆制衣厂经理刘兰芝。
1986年刘兰芝高中毕业后，没能继续上学，便求邻居和嫂子张霞帮她学习服装加工，后来她又自费到枣庄服装学校学习，1991年她投资3000元购置了一台缝纫机和布料，在繁荣街搞起了服装加工。正在她准备大干一场时，两岁的女儿不慎将腿摔断，动了两次手术，经济陷入困境，待孩子的腿好转后，她又东拼西凑了5000元钱到温州一带学习，到1992年她才打了一个翻身仗。
1994年，刘兰芝在台湾街租了20间房子，投资2.8万元购买了布料，新上了机器设备，专门从事服装加工。经过几年的运作，到2001年，她又在台湾街建起了一处面积1000平方米的红豆制衣大楼，投资达30余万元。现在红豆制衣厂已拥有固定资产200万元。她还创办了服装学校，目前，共培训学员2000余人，经刘兰芝培训的学员毕业后到青岛、苏州、上海等地打工，并且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2003年毕业的陈静、张晨等学员到苏州服装厂打工，从事婚纱制作，月薪达1500元。
走上富裕之路的刘兰芝热衷于公益事业，她每年都向社会捐款2000余元。2002年冬天，她得知福利院老人有一批布料需要加工，便主动和福利院联系，免费为老人加工服装。她还积极响应市委、市妇联的号召投身到“巾帼扶贫”活动中，几年来，她共安置下岗职工20余名，待业青年30余名，结对扶贫10名特困女青年，使这些女青年都走上了致富之路。
在2003年的“代理妈妈”活动中，刘兰芝主动做了邳庄镇刘桥村陈莉的“代理妈妈”。陈莉从小失去妈妈，和父亲相依为命，刘兰芝代理陈莉的“妈妈”后，首先替她交了学费，还给她买了衣服、书包等生活和学习用品。她还多次到陈莉家中看望她，鼓励陈莉好好学习，现在，陈莉在刘兰芝的帮助和鼓励下，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2003年，最让刘兰芝激动的就是她当选为市人大代表。说起今后的打算时，她说，她和爱人张延路也都是下岗职工，最能理解下岗职工的难处，现在在党的好政策的引导下，抓住服装加工业由南方向北转移的机遇，再上新机器，不断壮大企业规模，最大限度地安置下岗职工。现在，投资50万元的新设备也和华阳制衣的设备一起抵达。在以后的道路上，她的红豆制衣既要和张霞的华阳制衣竞争，也要和华阳制衣联合做订单，共同打造台儿庄的制衣品牌。
台湾街上的风景
在台湾街涌动着由台属台胞投资兴建的民营企业，由台属尤可兴办的台湾宝岛婚纱摄影楼就是一家典型的民营企业。尤可历经16年的苦心经营，从一架照相机、一辆自行车流动作业起步，到目前拥有固定资产逾百万元，并且在全区8家摄影楼中，他独占4家，已成为台儿庄区摄影业的龙头老大。尤可也被推选台儿庄区政协委员、台儿庄区侨联协会副会长。
1978年，运河中学放飞了一群“小鸟”，尤可便是其中之一。只因其外祖父、二伯均在全国解放前夕迁居台湾，尤可失去了升学的机会。他失学后，只好用上学时的兴趣爱好来填充自己成年之前的生活，学电器修理，学木工手艺，还学汽车维修，没有目标，也没有目的，充其量只是爱好而已。1982年，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尤可要当个体运输专业户，买了一台拖拉机，跑了一年，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只好撒把。
那时候，台儿庄刚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富而思文的城里人、乡下人，悄然兴起了照相热。于是，尤可买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到枣庄学习了两个月的照相技术，便走乡串户，当起了流动摄影师，一天下来，行程几十里，收入10多元，风尘仆仆之中倒也有许多潇洒。流动作业3年，技艺在流动中长进，收入在流动中增加，于是，繁荣街老剧院旁边，便出现了一座兴华照相馆。
兴华照相馆的出现，使尤可有了创业的阵地。此间，他多方拜师提高技艺，又让新婚妻子从邮电局话务员岗位上退职担任助手，加上妹妹和表弟，经营日渐红火，成了城区照相业中的佼佼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东风，再次吹绿了台儿庄改革开放的一池春水。运河街道决定开发老城区黄金地带，吸引台资兴建台湾商业一条街。消息传开，尤可以他极大的热情闯进台湾街。旅居台湾的亲人们给他鼎力相助，200多平方米的兴华影楼当年便竣工投入使用了。当时，台儿庄驻地尚无彩照扩印设备，为冲扩彩照，尤可成天奔徐州，跑枣庄，效率不高，效益更低。后来，有了远通照相器材公司，到那里冲扩彩照，还是受制于人，难于扬自己独家之长，许多优势因此变为劣势。处于劣势中的经营，自然就少有竞争力了。尤可为此苦恼。好在旅居台湾的亲人回乡探亲时，主动资助，使他有能力买来了日本产名牌彩扩机，后来又陆续增添了放大、灯光、电脑图像制作、复印打字、屏幕打印设备及高档相机，形成了一条龙作业的规模化经营体系，还买了一台彩色“老爷车”，开办了婚纱摄影业务，总资产突破了百万元大关。
回首这些经历，尤可说，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我不会有这么好、这么多的机遇，说到金钱，他说挣钱是经营者的目的，但我追求的是自己的爱好与兴趣。我走的是负债经营之路，这就需要亲情、友情的相助。谈到竞争，尤可说，我应该感谢竞争对手，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他们的竞争，我的摄影事业也不会有如此快的发展。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的决心和信心。我这几年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既是摄影业的需要，更是在竞争中逼出来的选择。
是的，别无选择。时代是我们共同的列车，前方，是共同的目标。
据统计，目前，在台儿庄从事个体民营经济的台属企业已达13个，年上交利税达10万元。
采访结束后我们又走访了运河街道办事处主任张礼春，谈起民营经济今后的发展，他说，运河街道将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不断拓展招商领域和渠道，搞好项目的跟踪调度，增强招商实效。一是大力做好企业招商，加快现有外商投资企业规模膨胀。一方面积极引导现在外商企业增资扩股；另一方面引进大型企业在办事处兴办为其配套的项目，延长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链条；实现“引进一个带来一片”的良性循环。二是切实提高项目签约率、资金到位率和投产开工率，使引资成果尽快体现在财政增长上。三是突出抓好投资环境建设。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工作环境，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设施完备、服务优质高效的投资环境和稳定祥和、文明进步的生活环境。
同时积极实施民营化规模化发展的“四项”战略。一是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引导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易与外资接轨的优势，积极参加各种招商会、洽谈会，加强与外商合资合作。二是实施市场化战略。引导民营企业强化市场意识，深入扎实地搞好市场调研，从市场收集信息，向市场找项目。三是实施资金运营战略。加强民营企业与金融部门的联系，及时向金融部门推介信用高、效益好的民营企业，促进银企联手。四是实施规范化战略。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运行机制，使其由家族式、手工作坊式企业改造为规范的公司制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四章 黄金水道
在由枣庄市航运管理局兴建的运河展馆里，我们看到了运河自古至今的沿袭过程，其中展示最多的就是古老的大运河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益展现出更为强大和旺盛的生命力。
枣庄段运河的漕运开始于明朝，台儿庄地处京杭运河苏鲁交界处，江浙、湖广一带的漕船每年三到五月抵达台儿庄过闸，然后连樯北上，第年经过漕船约7700余艘，所运漕粮最高达到450万石。如此长达300年之久。漕运的兴盛使运河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大批商船穿流京津和江淮之间，古镇台儿庄随之形成水陆商品的集散市场和名躁一时的“水旱码头”，主要输出本地盛产的山果、杂粮运入南方的竹、木、陶瓷及什货。并出现了骆家码头、四十万码头郁家码头、双巷码头等10余处漕运码头，至光绪二十八年漕运停止后，仍为南方商业贸易的重要港口。
解放后，韩庄运河不适宜大吨位船舶的运输，1953年，在台儿庄参加运输的木帆船，最大载重仅40吨，小船载重2.5吨。共有粮划、对漕、三切杆等各类船舶174只。1958年12月，台儿庄港建造85吨级“解放式”木质帆船两艘，1961年建造60马力木质拖轮1艘，可拖带300个吨位，是台儿庄地区机动运输工具之始。1972年，伊运河恢复通航，为适应机动船拖带的需要，逐步淘汰20吨以下的木质帆船，至1975年底结束了木帆船运输的历史。1975至1978年，台儿庄航运社自造100吨级钢质骨架水泥船5只。1980年后，逐步由水泥、木质船向钢质驳船更新。1985年专业运输使用的驳船已达373只，均可载重100吨，吨位28094；拖轮53艘，6642马力；挂桨机船292只，吨位达10904。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把交通运输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了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针，明确了水运在我国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京杭运河的建设真正驶入了快车道。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船舶动力的不断增加，作为五级标准的台儿庄船闸，年通过能力只有250万吨，已呈超负荷运转状态。另外，因缺少专用煤港，码头散乱无序，船只相互拥挤，严重影响港口的吞吐能力，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1988年7月24日，在台儿庄下游15公里处发生了重大沉船事故，造成98条船只沉没，直接经济损失达700余万元。1995年，国家投资修建了台儿庄二线船闸，可通航2000吨级驳船，年通过能力达2500万吨。
运力的增加，带动了造船工业的发展，九十年代中后期，先后有台儿庄镇造船厂、台儿庄西关造船厂、台儿庄顺达造船厂等9家修造企业建成并形成生产能力，年建造各类船只150余艘。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具有“鲁南船王”美誉的褚衍伦就见证了台儿庄港航业发展的全过程。
百舸争流正逢时
运河人称大运河为母亲河。一位个体私营运输大户说：“喊大运河为娘，一点也不过份。”运河人在大运河的滋养下，谱出了一曲曲风流歌。现在在大运河流经的运河街道境内，就有港口100多个，个体民营运输户达2000家，形成了一幅真正的“百舸争流，浪遏飞舟”图。
先回顾一下，沐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个体私营运输专业户郭双林。
1983年，郭双林东拼西凑买了条水泥驳船，开始了水上生涯。当时只想养家糊口的他，没想到在党的好政策下，紧抓机遇，很快便富了起来，从1983年到1989年，郭双林手中有了积蓄，可他没有扩大经营。精明的郭双林认为，有高潮，也有低谷。果然没几年，国家进行经济调整，运输业陷入低谷。党的十四大召开后，确立了市场经济。郭双林不失时机地把原来的水泥驳船全部更新为钢质驳船。到1997年，他共投入资金200万元，3条船队实现货运量4万吨，船舶周转次数11次，比全区的8.1次高出近3个周转次数。货物周转量1300万吨公里，实现运输收入近300万元。郭双林不但善于抓住机遇，做到关键时刻“大船好调头”，而且善于管理，精于经营。郭双林说，没有镇党委、政府的支持，我的企业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在困难的时候，镇领导说：“老板，你大胆往前走！”采访中，我们深深体味到镇领导一班人的大海襟怀。
据介绍，1980年，运河里只有几家小水泥船。从1983年起，运河街道采取集体、个体、联合体一齐上的形式，扩大了运输能力，但真正“乘上快艇”是九十年代末期，由小驳轮到大驳轮。水上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修理、加油、饮食等服务行业的发展。“黄金水道”已成为运河街道的“半壁江山”。
运河街道为做大做强水上运输文章，采取从政策上保障，从服务上跟上，从政治上同样的措施，他们在水上工商所成立了水上个体私营运输党支部，对优秀的私营运输者，吸收入党，将党组织建立在水上个体私营运输专业上，这不能不说是个创举。
目前，运河街道已发展个体、民营运输企业800余户，港口30多个。
鲁南“船王”褚衍伦
我们在台儿庄宾馆采访了昔日的鲁南“船王”褚衍伦。虽然现在的造船厂已经过改制成为民营企业，但从它的兴建、成长到辉煌，褚衍伦的名字却深深地留在台儿庄人的记忆里。
今年76岁的褚衍伦一头雪白的头发，岁月的沧桑在他脸上刻下了密密麻麻的皱纹。初见他时，就觉得他是个纯朴敦厚的庄户人，地地道道的“泥腿子”。
谁能知道，通向这充满五彩光环的“船王”盛名的，却是一条洒满汗水和艰辛的创业之路。褚衍伦原是台儿庄镇水泥船厂的创始人。1980年，船厂因产品无销路，建成不到一年便倒闭了。留下8名老弱病残在那里守摊子、补破船。褚衍伦便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他的耻辱，同时也是他奋起创业的转折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褚衍伦到江苏省邳县姐姐家走亲戚，发现那里的造船厂正在造铁船，原来造木船的他后来又修造水泥船，但却从未见过造铁船，一直以为铁船一进水就会沉的，他惊讶之于，回来后便和看船厂的几个人商量，也想试着造铁船。
1982年春节的饺子刚刚吃过，7名衣衫不整的庄户人悄悄地溜进了江苏省邳县造船厂的大门。褚衍伦和同伴们以买船看货为名来这里偷艺。一连半个月，他们白天在厂里转悠，夜晚宿在澡塘里，吃的是白开水啃瓜干煎饼。回家后，褚衍伦终于下定决心：“东山再起，办一个钢质驳船制造厂！”
这个想法刚一出口，风言风语便蜂拥而至，甚至有人说你要能造出铁船来，太阳得打西边出来。褚衍伦憋着一肚子气，并暗下决心一定要自己造出铁船来给他们看看。于是几个人一致推举他到镇里，去找领导说说。褚衍伦来到镇政府，党委书记顿亚彤办公室的门半掩着，他徘徊了一会儿，没有走进去，这时顿亚彤发现了他，便把他叫进去，他把想法向顿亚彤一说，顿亚彤当时就说是好事，鼓励他去做的同时，脸上露出了难言之色。褚衍伦看出了他的心思，胸脯一拍，话语掷地有声：“赔了，记在我姓褚的账上；赚了，全是镇上的！”
当时顶着社会、家庭和亲属各方面的压力，但褚衍伦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凭着多年补船行当中的交往，他跑鄄城、上梁山、下江都、走沛县，七拼八凑，4万元资金借到手，从江都请来了张宏安等9位技师，然后建起两座船台，赊来了原料、配件和工具。1982年8月，“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造船厂”的牌子挂了起来。当年，他们造了6条60吨级的钢质驳船，实现产值25.2万元，创利税5万余。
初战告捷，上下左右一片惊叹和赞羡。但褚衍伦却心急如焚。旺盛的创业之志和职工劳动纪律涣散、原材料浪费严重的现实，构成了不合谐的格局。他是个“大老粗”，他骂人，有时急了还动手，结果，人人怕他，也有人骂他。他后悔，同时又觉得十分冤枉。
到1984年，在褚衍伦的带领下，他们已建船台20多个，因前来订做驳船得太多，他开始策划着造船二厂的建设，于是开始制造350吨的钢质驳船。
1985年底，台儿庄镇在镇办企业中全面推行厂长承包经营责任制，他在“年产值100万元，利润15万元”的合同书上画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件事使他顿开茅塞：“我何不照着葫芦画个瓢呢？”
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实践，台儿庄造船厂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出台了：全厂21个船台分为21个承包小组，组长牵头，集体承包，定标准工期，定产品质量，定成本指标，实行工资计件制。上下班点名考勤。责任制的实施，使百吨驳船制造工期很快由原来的90天以上降到了45天左右；单位成本下降4000多元。到年底，全厂就实现产值250万元，创利税27万元超额完成了承包计划。1987年，造船厂又实现产值730万元，利税54万元，企业的固定资产增加到80多万元。在市船检部门历次检验中，他们的产品合格率均达到100%。
褚衍伦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创业的实践使他充分认识到，企业要振兴，要发展，必须有一支技术过硬的职工队伍。他一直把提高员工的技术素质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从江都和高邮请来的技师，成了他抓技术培训的得力教员。他还在全地区率先实行厂校挂钩，与镇农技学校联合开办了造船专业培训班，为自己培训职工。同时，他还选派职工到省船检处培训。凭着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台儿庄造船厂在褚衍伦带领下，滚雪球一样，一年年不断壮大。1992年改革开放的热潮壮大了用船户的胆魄，买大船形成气候。为适应这一市场，他们仅用25天，便设计出200吨、250吨和300吨三种规格的大船图纸，经省里验批后马上投产。为了扩大生产，他们又上了修船车间和有10座船台的造船分厂，同时还发展2条船队，运载量达2500吨。
到1994年，台儿庄镇造船厂经过3年的发展，使规模效益增加了10余倍，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兴建起有千吨级船舶承修能力的修理厂，组建了3条装载量在2000吨以上的船队，同时扩建厂房3000平方米，增设300吨级以上的大型船台30个，造船规模达到年产200艘以上，固定资产总值突破2000万元。并以台儿庄镇造船厂为依托组建了鲁南船业（集团）总公司。
鲁南船业（集团）总公司建立了优势互补、协调一致、高效运转的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然后大搞股份合作租赁经营，扩大生产规模。他们组建的3条船厂队中，就有50多家个体船厂户入股联营，即由船厂户投入50%的资金购买船只使用权，企业以实物折股并暂时拥有产权，按股分红收回成本后，产权移交船户，全作经营互惠互利。依照这一模式，他们吸引台儿庄镇兴隆办事处和黄庄村以地皮作价入股，先后扩建起拥有25个船台的造船分厂和年吞吐量达50万吨的装卸港口，从而使企业规模效益达到年产值过亿元、利税过千万元，并且每年还向台儿庄镇上交100多万元资金，最多时向镇上上交200万元，既支持了全镇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镇上各项支出。
1998年，随着造船厂规模的不断扩大，用电量也随之增加，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所用的韩庄发电厂的电因负荷不足，时常被拉闸停电现象困扰，敢为人先的褚衍伦，心里总有一种不服输的“犟”劲，于是他决定不再受别人的限制，自己建电厂！规划设计完毕后，公司在运南陈庄村划好了地，投入20万元在济南订了2个机组，一切都准备就绪，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陈庄村村民大加阻挠，甚至有些村民到褚衍伦的家里大骂不止，并且拔掉了早已在地里规划好了的桩子，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土地，因此，电厂没建成，交的20万元订金也损失在外。谈及此事，褚衍伦老人只以一声叹息作结。因为在他心里一直埋藏着这样一个解不开的结……
1998年，褚衍伦正式退休，运河街道为表彰他为台儿庄镇造船厂所做的贡献，奖励了他4艘200吨级的驳船和一辆奥迪轿车。
对运河有着深厚情感的褚衍伦，退休后一直离不开滋养着他的运河，他用这4艘舶船继续搞水上运输。两年后，又将船卖掉，换成了两艘600吨的驳船，直到现在他已拥有3艘800吨级的驳船。
当我们问及有关造船厂改制的情况时，他一直缄默不语。
重温改制
在“解放思想，振兴枣庄”的口号不断叫响的1999年，全市上下以解放思想为契机，对企业进行了全面彻底改制。
1995年5月25日，市委书记张传林来到这个厂调查研究时，对该厂过去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对这个厂的改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造船厂要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克服小富即安的思想，在转换经营机制上做文章，促其发展壮大，敢当全市的龙头企业。
台儿庄镇造船厂实行改制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台儿庄镇党委镇政府组织开展了“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使全镇上下逐步认识到只有转换经营机制，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把企业、法人和职工三者的责权利统一起来，企业才能焕发生机。在搞好思想发动的基础上，造船厂把依法确认的资产转变成股金，由职工自愿认购，实现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重新组建了“枣庄市鲁南船业有限公司”，职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和受益者。让职工参股的企业改制，使企业内部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过改制员工们普遍产生了危机感，纷纷献计献策，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后劲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公司新机制运行后利用股金抢购了一家法院拍卖的造船厂，筹建造船分厂，仅用12万元投资就迅速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在生产管理中他们严格落实责任制，实行倒逼成本法，切实提高经济效益。在经营思路上，他们积极扩大市场空间，实行产业一体化经营，尽力为新老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造船厂自行研制生产500吨级的钢质驳船，被列为省级星火计划，自行研制的250马力拖轮在鲁南苏北一带独此一家。1999年8月31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一艘艘庞大崭新的500吨级钢质驳船缓缓离开船台，驶向滔滔的大运河之中。这是台儿庄镇造船厂改制后生产的第一批船舶交付使用。改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生产“运达”牌驳船20多艘。
2000年5月，全市上下再次解放思想，市主要领导再次亲临造船厂，为彻底使企业改制，便坐阵指挥，并要求将造船厂卖掉，职工们为阻止造船厂被卖掉，便打出“亏损六千有我一千，盈利六万有我一万”的口号，但在强大的领导干预的情况下，最终将造船厂以380万元的价钱卖掉。
在采访褚衍伦时，提到这一细节，他曾流下了热泪，想着自己辛辛苦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苦心经营起来的造船厂就在领导的一句话后化为私有。
我们不能武断下定义，“哪种经营方式好，哪种不好”。但有一条，要实事求事，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
改制前：固定资产为700余万元，年产值2000余万元，上交利税100万元。
改制后：以380余万元卖掉变为私有，年产值1000余万元，上交利税10万元。
数字是枯燥的，但从这些数字的背后不难看出资产的流失，对国家和集体的贡献孰大孰小？职工们能看出，运河人能看出，领导们也能看得出……
台港发达集团
在运河街道办事处的西侧，坐落着一个声名显赫的企业，这就是西关社区居委会所属的台港发达集团。运河街道自1981年建港口，几乎所有的装卸工作都由西关人做，那时候全靠人力装卸，肩挑背扛，地排车拉，港口一年10余吨的吞吐量，而且每吨的装卸费仅0.7元，但西关人靠着装卸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1985年，他们成立了航运公司，没房子，就借房子办公，船只也只有一条60吨的水泥船。靠着这一条船，到年底他们盖了5间办公室，后来建了自己的港口，并且上了一条船队，到1986年发展船队6个。现在的台港发达集团拥有固定资产总额达8959.1万元，比上年增长8%，年实现产值6980万元，利税600万元。
采访西关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孙法才时，谈及居委会发展的历史时，他流出了热泪。我们能深深体会到，在成绩的背后，是他和西关人无悔的付出。
孙法才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一年，他大胆启用了张善国作为西关社区居委会的代理主任，经过一年的工作，居委会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第二年的换届选举中，张善国被一致推选为社区居委会主任。
在孙法才的记忆里永远抹弃不掉的是1993年，尤其另他感激的是张善国，西关人用了18天的时间建了一个造船厂，张善国就在造船厂一直蹲了18天，那时候，他们从济南请来了一个技术员和一个会计师，并且自造了压板机，规模为制造200吨级钢质驳船。这在当时来说，犹如一声春雷激荡着每个西关人的心。1994年以后，他们以建筑为依托，建成了台仙大酒店和商场等企业，并以建筑公司为核心，组建集建筑、航运、医药、医疗、加工及娱乐为一体的跨行业跨所有制的集团总公司——枣庄市台港发达集团公司。
近年来，台港发达集团公司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四强”竞赛精神，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各企业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将“四强”竞赛目标分解到各企业、各车间、各班组。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铸就“航母”闯市场，实现了集团公司整体效益的发展。他们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入手，彻底改变集团公司原来粗放的管理模式，不断发掘企业和干部职工的潜力，使集团经济效益再上新台阶。集团公司所属的造船厂，立足实际，通过强化人本管理、成本管理、降低了内耗，并根据国家企业改制政策，采取承包经营方式，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得到了大跨度发展。2003年完成修造船舶48条，产值860万元，利税90万元，被农业部授予“中型二档企业”。该集团已连续两年获市“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内河第一港
台儿庄港是市委、市政府2001年明确提出重点开发建设的全市三大沿运港口之一。
2001年以来，运河街道办事处严格遵循市区沿运经济带开发的工作要求和部署，始终把台儿庄港建设作为富民强办、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来抓，紧紧围绕建成“山东内河第一港”的目标，多方筹资，加大投资，强化措施，加强管理，按照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开发建设台儿庄港。
台儿庄港是整个开发区建设的龙头项目，运河街道成立了分管书记任组长、分管主任任副组长，城建、财政、综治、司法、开发办、民经委、宣传等部门为成员的台儿庄港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实行项目建设责任制，在编制规划、绘制图表、制定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分工。
根据市区沿运经济带开发的总体要求和《枣庄市台儿庄港经济开发区发展规划》，结合实际，编制形成了《台儿庄港建设规划》，即建成基础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管理一流的集运输、商贸、旅游为一体的“山东内河第一港”，运河街道办事处多渠道筹集资金，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的原则，加大投入，加强管理，加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努力提高港口吞吐能力，在港口绿化、美化上下大力气，树立新形象，一期建设工程投入500万元，新建跨路钢架门头2座，硬化进港道路3公里，新建800米金属透墙，硬化货场15000平方米，整修了4座千吨级深水码头，深挖了500米引航道和港池，购进两台电子磅、三部装载机和8台自卸汽车。通过招商引资投入150万元新上水煤浆中转站1处，投入200万元新建水泥专用码头2座。与市航管局合作投资750万元完成了新老大桥之间的石坡护岸、绿化美化工程，建成了长达1500米的样板航道。目前，台儿庄港年吞能力已达300万吨。
同时，他们还在加强管理、优化服务、组织货源上下功夫。为规范经营，台儿庄港建立了货主经营档案和联谊制度，设立专门档案管理，将货主联系电话、通讯地址、供销需求登记在册，赢得了客户的好评。对于长期驻港客户由港口出资在附近租住民房，子女上学、办理证照、找船找货全由港口代办，他们还在生产管理上，做到不压货、不拖时间，确保客户满意。台儿庄港良好的信誉吸引了枣庄、微山、滕州、峄城等周边地区的货主来港运转货物，货场利用率达90%，2002年吞吐量列全市前茅。目前台儿庄港已成为全市屈指可数的大型内河港口之一。
王秀金的担忧
在运河两岸，一列排开几十家个体私营港口，其中最显眼生意最红火的要数鲁沪港口了。该港口也成为台儿庄境内唯一一个获区级文明单位称号的港口，老板王秀金如约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今年41岁的王秀金从18岁开始组建了一个船队，在计工分的年代，他也曾背着“为人民服务”的包在港口上挣工分，后来学会了驾驶技术，成为优秀的驾驶员，改革开放以后，他便买了拖船船头搞运输，从一个运输个体户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到1990年，当时的彭楼港因经营管理不善，被迫停办了，闲置了近两年，王秀金就在这时候，被聘请为港口经理，他到任后，经过半年时间的全面启动，使港口当年上交税金15万元。
有了经营管理港口经验的王秀金，一直想为运河街道当地的经济服务，1995年，他辞去了彭楼港经理的职务，在运河岸边建起了鲁沪港口，设备总投资达300万元，年吞吐能力达100万吨，一跃成为全区三大港口之一。现在港口年上交税金15万元，经济总收入达150万元。
现在经营鲁沪港口的王秀金以仓储保管、货物运输等业务为主，他对市场有着自已的看法，他认为对生意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认真做事、诚实做人。
说至此，他给我们讲了他做运输业的一个小故事，运输业有冷有热，每一次生意都是对他的一次考验，无论运输货物的多少，他都认真对待。随着运输业竞争的日趋激烈，王秀金从抓服务上下功夫，从一点一滴做起，真诚为客户服务。在为货主装卸货物时，他都要求职工将车船底部的货物清扫干净，做到不留货源，每年可清扫货物达千吨，不仅受到客户的广泛赞誉，也为他赢得了客户。
现在正值发展航运业的黄金时节，也是王秀金第二次创业的大好时机，对他的创业之路，王秀金很少提及，但作为台儿庄区政协委员的他和我们谈起目前港口发展的现状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他在台儿庄政协会议上以提案的形式将鲁沪港和紧靠一起的江苏花山港作一对比，现在许多货源和客户从枣庄港口流失，许多原先的客户都集中到了江苏港，为此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最重要的是山东港航业政策的板结，已成为禁锢港航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与鲁沪港相毗临的花山港属江苏所辖，其政策是一次性收费，而山东所辖港口则是装一次交一次费，而且有些环节还或多或少地出现“吃拿卡要”等现象，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客户大量外流到花山港口。其次是货源的因素，我市原来盛产的煤炭，由于煤矿的西移，大量的煤炭运输所经港口也随之西移，现在所能运输的只是水泥、石膏等货物。同时还存在着政府对小港口的规范治理上，应该对那些设施不全、经营能力差的小港口予以清理。只有这样，台儿庄的港航业才能长足发展。
运河潮涌
在全长753米横跨苏鲁的运河大桥上极目四望，但见一条条巨龙般的船队穿桥过闸，汽笛声声；岸边船台上焊花飞溅，港口装卸货物的工人们忙个不停……新一轮经济开发热已在这里悄然兴起。
九五期间，仅枣庄段运河就投资7亿元，逐步建成了先进完善的桥闸涵泵渠等水利设施，航道标准也由六级提高到三级，从而带动了航运业的兴起壮大。鲁南丰富的煤炭、水泥、石膏、粮食等农矿产品主要销往江苏浙江等地，水运已成为主要的运输渠道。在运河街道境内，已建成了十里港湾，拥有大小港口24处，船舶修造厂11家，船只1000多艘，总运力达20万吨，产业工人1万多人。
京杭大运河丰富的水资源已越来越显示出宝贵的经济优势，随着国家对运河不断加大治理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又使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998年，枣庄市在台儿庄召开了发展沿运经济专题座谈会，初步提出了利用运河黄金水道发展地方经济的战略构想，2001年确定了全市沿运经济带开发以港口建设为依托，以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充分发挥京杭运河黄金水道优势，推进三次产业快速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带。这标志着全市沿运经济带开发建设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运河街道被列为全市三大沿运开发区之一，成立了台儿庄港经济开发区，他们及时成立了台儿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把大中港口合并开发成立了“枣庄市台儿庄港”，建成港业集团，投资300万元新建了专用码头，购置了电子磅、运输事、装载机，硬化1.5万平方米货场，建成一个年吞吐量500万吨的现代化标准港口，扩大造船、道路建设规模，10年内总运力达到千万吨，建成“山东内河第一港”。
针对沿运经济带开发建设的问题，我们采访了运河街道党委书记赵学文。他说，我市确立了沿运经济带的开发，运河街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运河街道三次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依据运河资源积极进行结构调整，“三水农业”、瓜菜、林果、畜牧、农副产品加工等已形成基地，并初步形成了以大战文化、运河观光农业为主题的旅游格局，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区建设花木、水果、水产等几大商贸市场，招商引资兴办了一批高科技工业项目，民营企业增加到260家。
为更好地发展沿运经济，运河街道出台了减税、土地、水电路一系列优惠政策，广泛招商引资，筹集开发基金。目前已投资上百万元安装了“枣庄市台儿庄港”钢架灯箱门头，改建码头3座，硬化进港路3000米，同时他们协调市航管局，引资400万元对船闸引航道两岸砌厂护坡2.5公里，坡岸上建起了5米宽的花坛绿地。2002年，运河街道投入资金30余万元，对沿运经济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开发建设，重新整修了万通路，为更好地服务经济，运河街道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廉政高效意识，在政府提速和简政放权上下功夫，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针对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中存在的“三乱”、“四难”和吃拿卡要现象，专门成立了经济环境投诉中心和机关效能监察中心，对破坏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给以严厉打击。同时他们还组织公安部门对欺行霸市、强装强卸等不法行为进行坚决治理。2003年4月，他们对万通路上的拦车扒煤现象进行了集中整治，治安拘留8人，罚款12人。
自2000年受大环境的影响，运河街道一度出现经济不景气乃至经济下滑，现在，经过运河上下“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大讨论的洗礼，运河街道的经济已经从低谷中走出来，正像农民刚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一样，经历了彷徨的阵痛之后，更多地是坚定了发展的信心……
第五章　蓝色文明　
假设有架在太阳或月亮上拍摄的摄像机，我们将会欣喜 ：中华两大奇迹，万里长城和大运河昂扬生命在龙的大地上，从北京到杭州的沿运城市，恰如一串夺目的明珠；倘若走运河，我们将会看到：沿运每一栋楼房都依傍着大运河长大，每一座城市都吮吸着大运河的乳汁发育形成；如果走近大运河的血亲子孙，你将会听到：他们发自肺腑的称大运河为母亲河。
大运河是一个巨大的物质文化思想之库，既承载满河的优秀传统，也顺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流淌乾隆的自鸣得意之作，也有运河汉子的引亢高歌；既有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也有劳苦大众的水深火热；既有崛起的城市，也有一片废墟；既有两岸的金色收获，也有背井离乡别运河；既有顿失滔滔，也有百折高潮……把大运河以及运河街道，作为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社会本体和生命载体，探讨和展现它们之间的文明冲突、融合的规律性，理清一个变革或文明交织的立体过程，这是一个平静中翻腾着大江大河的过程。
再次阅读台儿庄。
童话世界
这是一片与民族遭遇血肉相连、知冷知热的土地。这是一片中华民族的扬威之地。这是一片人杰地灵的神奇土地。我们暂且穿过血雨腥风的台儿庄大战，打开那扇记忆的门窗，到一个“童话世界”去，或许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源头。
今年冬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鲁南书城，遇到位要购郁化清书的少女。交谈中，她给我们背诵了郁化清那首被选入台中师院教科书的《微笑》：当微笑挂在脸上/脸就显得特别漂亮/好像花朵/开在春天里/当微笑藏在心里/心里就充满了快乐/好像春天/开满了花朵。
阳春三月，我们来到了郁化清的故乡台儿庄采访。在台儿庄的老城墙下，在顺河街，在运河大堤望着悠悠运河水，我们感受到郁化清的童话世界。郁化清16岁离开故乡，回到故乡已是近半个世纪了，真是相见不相识呵。可故乡是他永远的牵挂，永远的童话，他的心中涓涓流淌着大运河光明的歌，希望的歌，美的歌。那长满诗词的大运河，那“扯情拉魂”的柳琴戏，那布满故事的台儿庄大街小巷，那纯朴如红高梁的父老乡亲，谁能说不是郁化清的“童话世界”呢。采访中我们知道，郁化清是为躲避战火，于1948年10月16日这个心痛的日子，带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大运河的牵挂，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故乡。他在台湾教育界服务近30年，年近花甲退休，1973年开始进入童话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从童年到少年的积累，是终生取之不尽的素材。郁化清奉献的近20部童话集，向我们展示了夕阳无限好的纯真的精神世界，就像那沁人心腑的运河水，滋润着大地，也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我们接触的许多台儿庄籍、特别是台儿庄街的海外人士中，随便找一个不识字的老者，他会从三皇五帝讲到慈禧太后，从大运河的开掘讲到台儿庄老街的砖砖瓦瓦，而且是头头是道。我们同“台儿庄人”探讨其原因，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解释，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许该称之为渊博、宽阔的容纳、学识和创造力。代表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具体地讲到台儿庄运河街道办，应首推渊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的熏陶。不论你飘泊在什么地方，不论你距离生你养你的土地有多远，不论你以为你今天的生活已经多么“现代化”，在精神的血脉中，你都无法将自己与那方水土上的父老乡亲绝缘。那是一脉切不断也不该切断的脐带。我们越是真诚地打量我们自己，越是真诚地打量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越会弥足珍贵自己生命的根，我们越会敬重这脉悠久绵长、情深意重的血缘关系。地老天荒，我们将永远是他们的孝子贤孙。听，郁化清笔下的大陆蚁王在欢迎台湾蚂蚁的晚会上，即兴朗诵的诗歌：亲爱的台湾蚁胞/欢迎你的来到/愿两岸早日架起友谊的桥/你来我往，对大家都好/亲爱的台湾蚁胞/团结最重要/只要坦诚相对/成见自然消/两岸未来，一定会更好……
灵魂家园
由于历史和传统等诸多因素，我国一直存在着城乡结构不平衡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在制度和管理上，将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逐渐打破城乡分割局面，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种种现象。因“城乡结构”的不平衡性，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制约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妨碍着全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阻碍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用现在的话说，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发展观。按国际一般规律，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应当相互适应。以此标准衡量，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15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每年城市化进展按一个百分点计算，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则落后15年左右。
人间沧桑，运河街办也是几经荣辱和兴衰。让我们撩开她历史上辉煌的一幕，去洞察历史和现实。在台儿庄运河全线畅通的第二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台儿庄即设巡检司，领韩庄至邳州运河段130余公里之河务，兼理地方治安。继之又设县丞、守备、参将等署，人口多达五、六万，成为峄县40多个集镇之首。那时是“商贾迤丽。入夜，一河渔长，歌声十里，夜不罢市。”清康熙、乾隆皇帝数下江南，曾多次驻跸台儿庄。从那时距今已近400年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如此缓慢，怎不让人心动和汗颜。
一位“老台儿庄人”、北关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市人大代表吕敬先说，由于悠久历史和地理位置，台儿庄人有经商的天赋和才能。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要夹起尾巴。不藏的，轻则游街、罚款，重则批斗进班房。外地人更不敢来台儿庄做生意。就这样一天天地捱，运河水如泣如诉。地理优势、历史优势、经商才能、黄金水道……成为“美丽的陈设”。台儿庄人身处物华天宝，仍苦读着“以农为本”、“身居茅屋，放眼天下”的荒唐字典，在“围城”里若盼有朝一日，放下古城前那高高的吊桥。
台儿庄人迎来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和台儿庄人一拍即合，不像有些地方的人视改革开放如洪水猛兽，惊惶失措。当初台儿庄人真是倾城而出。那些老生意人，把“老字号”挂起来，把摊点开起来，久违的声音回响在大街小巷。台儿庄的城门向四方洞开，吊桥已放下，大家可以自由地进出。当台儿庄再次面对世界的时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整个台儿庄立体的包容在这个汹涌澎湃的潮流中了，台儿庄运河又欢笑起来！
大运河上百舸争流，台儿庄街上人头攒动。台儿庄拥挤了，台儿庄应当旧貌换新颜了。当“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台儿庄应敞开她巨大的胸怀，拥抱这个伟大的时代！台儿庄的决策者们与时俱进：再造一个台儿庄！台儿庄街办历届党政班子，人民群众，都在为这个“世纪工程”励精图治，挥汗如雨，将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而他们面临的城市化进程是具体的。对城镇的改造、发展、建设、以及无时不在的运行调节，是实实在在、具象、感性的，又应是高瞻远瞩、抽象、理性的。当他们面对境内外的城镇以不同的方式打出自己的“城旗”，举起自己的品牌时，“台儿庄人”紧紧抓住执牛耳，树立“舍我其谁”的理念。一位建筑学家在参观台儿庄后说，台儿庄建设，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不是温州，也不是临沂，是“台儿庄模式”。台儿庄就是台儿庄。此刻，我们的案头，放着运河街办党委关于《2004年城市建设与管理意见》的文件，让我们沿着城市化进程，去领略“河港商贸旅游城”目标的风彩，但我们无法划出一个地段告诉你，这就是台儿庄；也不能指点着任何一个人群说，这就是“台儿庄人”，但你可以看到运河街办在城市化进程中，建构的基本走向。
站在运河大堤上，远眺蓝天碧水，近观河畔垂柳依依，给人一种生机和灵气。入夜，流光溢彩的台湾街上人群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
台湾街坐落在台儿庄老城区北部，称为后大路。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土屋草棚的农贸市场，道路泥泞。由于历史原因，台儿庄籍的台胞很多。1992年，台儿庄镇在这块黄金地段建立“台湾街”，在此居住经商的台胞达13家。其中，被枣庄市委、市政府评为十佳台属企业的“陈万祥商号”，格外醒目，台胞马立元斥巨资兴建的商业楼，生意兴隆，电视片《台湾一条街海峡两岸情》就是以此为素材，此片在中央台播出后，反响强烈。划分为3个商业区的台湾一条街，建筑各异，店铺树立，可以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区政协常委、省、市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台属朱尧成，致富不忘国家和弱势群体，十多年来，仅上缴国家税费就达5万元。侨属王慧致富无门，朱尧成就帮她开了个小型棉花加工厂，当年获利5000多元。台属尤可当年生活困窘，朱尧成就借钱给他买船搞运输。当时，尤可在台湾街投资百万元，开办了个照相馆，现在他的枣庄宝岛摄影有限公司，在境内外闻名遐迩。当年，朱尧成的华联茶庄，经常满座，大家喜欢到这里品茶聊天，交流思想。朱尧成为台胞投资牵线搭桥，为困难者寻找致富门路，为政府反馈群众呼声。台儿庄人说，老朱的茶庄，是无形的投资，很难估量它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当初，有人说，怎么在共产党的地盘，搞个国民党人的大街。可见，放下吊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出“围城”。台湾街的今天，改变了这些人的“思维定势”。他们之中有的人，找台胞台属通融，请多关照，以求“互通有　”。从这个角度讲，台湾街价值连城。
文化市场，是北关回民办事处1990年投资250万元建成的。市场占地30亩，市场四周有商品用房100间，日交易额10万元。1997年12月30日，北关回民办事处决定将商业用房拍卖，用以盘活资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2个多小时的竞争，1—25号共90间商品用房拍卖完毕，拍卖额达150万元。且不要小看这“一锣定音”，这一锣敲出了台儿庄人的思想飞跃，敲出了台儿庄人搏击市场经济的风采。要是在前些年，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市场经济重新塑造人，改变了诸多“永恒”和“一成不变”。
倘若文化市场属“该出手时就出手”，欧式一条街，就是风风火火闯世界了。欧式一条街，南北长960米。一位欧洲人说，要不是置身台儿庄镇，我就是站在自己的城市了。据了解，仅欧式一条街的设计，运河街办就多次派出员出去考察，聘请专家，几次易稿。欧式一条街是个经济增长点，也是个亮点。欧式一条街的房主们，清一色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市场经济，确切地说，城镇建设的市场化运作，富有真正的“五湖四海”的特征。有时不需要调令和图章、需求和利益关系，便很快地把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人吸纳组合到一个新开辟的城市或一处处女地，现在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企业、店铺或街道如雨后春笋，不管谁乐意不乐意。招商引资，和多种渠道筹资，是诸多城市化进程的“自然规律”。而台儿庄在这一艰苦卓绝的再造中，众多人表现出空前的激情，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哪个被拆迁的居民不是舍小家顾大家呢，哪个干部没有掏出刚领的工资，用来继往开来的道路延伸和高楼大厦平地起呢……一夜建造一个花园，听来或许是个神话，但那挑灯夜战不是休闲，镇政府办公楼几次搬迁，不管外人持何眼光，但同当年青岛市出卖市委、市政府大楼无独有偶。应当说，这是盘活资产，是个现代化的思维公式，并不是“把党给卖了”。不少地方以城市和工厂来消灭田野、消灭村庄、消灭千年的银杏树，而运河街办开发，提出不离老城区，不离老运河，不离老居民，这不能不说是充满感情的“守土情结”。众多的乡镇干部拿着微薄的工资，率领群众，高呼重振古镇雄风，再现古镇辉煌的“城市宣言”，艰难地向“河港商贸旅游城”的目标推进，这可以说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台儿庄大战”。面对“对照过去认不出你，古镇台儿庄换新衣”的崭新，怎能不让人对台儿庄的建设者们肃然起敬呢，除非他是个冷血动物。
众所周知，城市是个有机体，它的本质是聚集。交通是城市的循环系统；能源是动力系统；水是消化系统；通信是神经系统，环境是生态系统，经济是城市运行的动力。这些都是城市决策者和建设者面对的别无选择的课题。领导的角色的较变、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楼房里“孤独的灵魂”、“城市里的村庄”、“网络枪手”、“平安台儿庄”……这些城市的“层出不穷”，也让他们无法回避。城镇化并不完全是个愉快过程。但不管怎么说，城镇化进程使许多人梦想成真，日新月异的变化，使许多“老市民”进入了“梦想的季节”。
那么新市民呢？
台儿庄诗人宋安强，过去被人冠之为“农民诗人”，其实他的不少诗都不是写“三农”的，写的是一个辽阔的生存空间，或者说是个人性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男人和女人，城镇和乡村等等大千世界。他的那组吟诵《台儿庄抒情》的诗，其码说是“台儿庄世界”，因为他是黄丘山套的“山地汉子”，他就被称为农民诗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用贴标签固定一种事物或人更让人恐怖的了。
因为诗，因为贫穷，或者别的什么，他只有“像一片云继续流浪”。市场经济亲近他了，厚爱他了，使他这个痴心拥抱缪斯的人也“下海”了，宋安强进城了，抑或只是晚了点，但这不是末班车。几年前，一位作家谈到宋安强的情况时，叹了口气说，谁叫你是搞这个的，接着又补充说，谁叫你只会搞这个。这话充满深沉和幽默。如今的宋安强也会搞“那个”。“那个”就是经商。文人下海是个陈芝麻的话题，当年张贤亮率先在西部造个“影视城”。只是诗很难写，可经商也不是那么容易。在需要跑步完成着一个过程的今天，举手投足之间，社会要留神，个人更需要留神。因为现代秩序和规则的建立与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何况社会流行的“潜规则”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带来风险呢。当到处是“潜规则”、是“灰色地带”时，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人手中，官场上如此，商场上也如此。在急流中游泳，有时不但会伤着自己，也会伤着别人。
宋安强是计划内的采访对象，我们原来都是相知的朋友。途中，一位同行者指了在路旁一所低矮的房屋说，这过去是宋安强经商的商店。现在宋安强经营的门面，是坐落在欧式一条街黄金地段上的上下两层楼，一楼是门市，二楼是起居室。他专销和批发“兰陵散酒”，闻到酒就想到诗。他的爱人在门市忙着，孩子在“新世纪”学校读“寄宿制”。宋安强引我们到二楼参观。说实在的，对于居住在斗室里的“工薪族”的我们真是有些妒嫉了，就是京城那些部长们，也要“望楼兴叹”。宋安强为我们签名赠书，他正在准备再出一本诗集。看来，他的确是“双赢”了。
四年前，省作协一位同志在给安强的信中说：“按你现在的成绩，要在十年前，早就转正提干了，你错过了好时机，连末班车都没赶上，你真亏!”应当给他的而没有给他，市场经济给他了，“兰陵散酒”馈赠了；他多年颠沛流离，是城市化进程使他安居落业。通俗地说，他用金钱购取城市的生存权，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小城镇与传统城市在体制和制度上的本质区别。他所享受的是社会经济生活更广泛、更本质变革的果实。不过，有天晚上在畅谈中，他告诉我们再经过几年有了积累后，他还要外出闯荡世界，他说这地方还有点小，还有些闭塞。
在座有的人感到茫然。因为现在传媒业飞速发展，即使深锁山沟的农民，几乎在与北京大学的教授领受着同一的关于中国、关于世界的公开信息。是的，传媒业可能按照市场经济推销诗，但它不生产诗。如宋安强同样要再出走的人很多，包括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一些人，称为“出走族”，城市的氛围是易变的，城市的灵魂动荡不安。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标准。但有一条，正如法国地理学家潘什梅尔曾感叹的，城市“更具体地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在哲人眼里，肉体是灵魂的居所，而灵魂是精神的居所。
制造城市
加快城镇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是运河街道提供的新鲜经验，“河港商贸旅游城”是目标，“科学规划，合理定位、超常运作，依法建设、规范管理”，是建城原则。以法规政策引导，宏观调控，把城镇建设推向市场，让社会来造城，让民间资本投资城镇建设，做大做强主题产业，形成相应的产业群，形成可以自我循环、充满活力，具有吸引力的运河区域经济板块，形成磁场效应，汇聚成劳力流、智力流、产品物资流、消费物资流、流通物资流、信息流，各种力铸造了台儿庄镇，汇成滔滔的大河，这是为有源头的活水。
采访期间，正赶上重建清真寺的望月楼峻工。在台儿庄老城区东北隅、中正门里的这座清真寺，可以说是很有名气，引得海内外游客争相光顾，望月楼是它的标志建筑。
明万历年间，台儿庄运河修通后，外地回族群众开始来台儿庄经商，他们在台儿庄东门里修建了一座小型的清真寺。至清乾隆年间，因朝拜需要，阿訇李中和决心重修清真寺。重修后的清真寺，占地38亩，寺院前大门向东，后大门向西，门楼两旁有大理石紫花石鼓一对，光彩照人。寺内共有讲堂等近50间，院内古柏翠竹，花香草绿。清朝末年，又将南讲堂改建成大门楼，大门改向南，“清真古寺”的门额也换成了“回教堂”。民国初年，又经阿訇陈性真和长老马振堂等两次修缮后，更是蔚为壮观，蜚声鲁南苏北。台儿庄大战中，清真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原伤痕累累的西小讲堂已于1988年10月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移去陈列。
台儿庄大战结束后，乡老马振堂向台儿庄几十家银行募捐，于1942年重修了清真寺，新建了一座高28米的望月楼，成为当时台儿庄的最高建筑。文革中，清真寺又遭浩劫，富丽堂皇的大殿被拆除，望月楼被打倒，门前两个石狮子也是面目全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真寺得到几次修复，焕发了青春。现在由运河人多方筹资60万元重建的望月楼，是开发运河古镇旅游项目之一。清真寺是古镇台儿庄的一个写照，多少人为她作歌赋诗，有人动情地说她是汇集中外诗人的台儿庄的“诗刊”。清真寺同古运河岸边保存的明清建筑、古运码头、关帝庙、中和药堂栈、文昌阁后楼、泰山庙以及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贺敬之文学馆、越河公园、台儿庄护城河等等，是台儿庄永恒灿烂的文化辉煌，是台儿庄永远取之不尽的财富，是一部永远不应尘埃落定的经典之作！试想，一个区区几万人的小镇，有如此光辉灿烂、震动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罕见，仅就壮我中华的台儿庄大战，驰骋鲁南的运河支队，威镇敌胆的回民排，就足够研究的了！2000年5月，山东旅游规划专家组负责人、丹麦旅游专家彼德森先生率团到台儿庄考察运河，当他看到古运河畔那傍水而建的清代街道，看到越河，激动地说：“我一直想看看梦寐以求的中国大运河，今天我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不知彼德森先生是否知道，大运河的走向就像在中华大地上凸现的一个大“人”字，大运河整体呈南北走势，进入台儿庄时，却是明显的东西走向；不知彼德森先生是否了解，明、清时期，台儿庄的宗教十分发达，形成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四分天下之势，有众多宗教设施72处；不知彼德森先生是否听说，当年台儿庄人“三句不离戏”的京剧热、独树一帜的回族武术、勾人魂魄的“拉魂腔”、沾有水韵的唢呐声、享誉一方的刘家吊窑、饮誉四方的顺河街人、戏曲导演艺术家郑亦秋、历代住北关老鱼街的台湾大画家金哲夫、爱国名医官乃民；不知彼德森先生是否品尝过张家狗肉、马家牛肉、赵家烤鸡、台儿庄老鳖汤；不知彼德森先生是否饮过“忠仁酒”，有过“诗乡梦乡到故乡”的温馨；彼德森先生是否深知台儿庄人的谚语，如餐桌上将鱼翻过来，不能说是“翻”而说“抬”……台儿庄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同样博大精深。捡一块台儿庄古砖，就是一部历史；以手掬起一抔运河水，就是一首欢快的歌。当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参观秦俑馆时，在留言簿上写道：“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来一百次，也不能对它全面了解。”恐怕他来台儿庄，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可现在，许多中国人正处于心神不定的状态，这与不了解中国文化有关。
人是文化的存在。马克思称人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世界历史过程的总和”，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精神。城市是人性的产物。每当万家灯火，台儿庄镇的夜晚更美丽，风儿湿润润的，一股股灵气扑面而来，总让人感到，这“鲁南江南”，人与自然多么地和谐，多么地富有人情味。不像有些“雄壮的建筑，冷峻的城市”。冷峻的城市没有活力。每当我们漫步在台儿庄的大街小巷，欣赏那既有北方厚重，又有南方灵巧的建筑，我们对那些建筑设计师和建设者们，都心怀一种景仰之情。
那天，我们去采访老建筑老人吴化林，听说他身体欠佳，见到他时他正在挂吊针。他说他干了一辈子建筑，现退休在家。临街开了爿小百货店，店铺很窄狭。联想到当年枣庄的东方红旅馆、市招待所等诸多都是他参与建设的，心中不免凄凉。他对台儿庄的大街小巷，每座建筑都了如指掌，对他的同行深表敬意。我们不忍和他多谈，便告辞了，愿他早日恢复健康。
他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这些台儿庄的建设者们，特别是那些积劳成疾而过早辞世的人。
每当台儿庄人提起朱福启，都说他是个好人，是个能人。人辞世了，大家都从内心这样评价，朱福启这生很值。
当时朱福启的台儿庄区建筑有限公司，在当地建筑行业素有“半壁河山”之称。这家私营企业主朱福启，也是当地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
朱福启弟兄两个，父亲曾做过李宗仁的秘书。解放前夕，他的父亲和哥哥离家出走。直到1988年，哥哥从台湾探亲回乡，兄弟俩抱头热泪，父亲至今仍无音讯。
他从小与母亲和患哮喘病的叔叔相依为命。贫困逼得他小学中途辍学，挑起家庭重担。父老乡亲厚待他，让他在生产队做记工员。他的母亲心灵手巧，街坊邻舍请她裁剪衣服，做很好看的鞋。可因叔叔的病，家中是四壁皆空。
朱福启说，他居住的顺河街有“建筑之乡”的美称。改革开放后，他组织十几个人，成立建筑队，挂靠镇建筑公司。当“戴红帽子”的个体户。用他的话说，他就是靠人格的力量，信誉至上，质量为本这套“看家本领”，白手起家，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到今天拥有固定资产500多万元，从业人员230多人，20多名职工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具备承担10层以上楼房和大跨度建筑能力的企业。
朱福启的公司所承建的工程，合格率达百分之百。只要合同规定的义务，就要百分之百的履行。建镇中学教学楼，必须在暑假结束后投入使用。当时正是麦收，有些施工人员要回乡抢收抢种。朱福启就吃住在工地，调动人马，镇中学率先在全市达到“双基达标”。他的企业连续多年被市工商局命名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这在全市私营企业是独占鳌头。
朱福启讲他文化不高，全靠“死学”。当时年过半百，仍忙里偷闲“死啃”《建筑学》。他不搞短期行为，急功近利。这几年，他选送10余名职工到大专院校深造，工资照发，仅这项投资就达11万元之多。
朱福启富裕了以后，把爱心倾住在扶困济弱上。这些年他仅捐资就有48万元。村民金文明，刑满释放回家，有人不敢“沾”，朱福启主动登门谈心，启发他勤劳致富，做守法的公民。几天后，金文明找到朱福启，说想买辆拖拉机搞运输，手头没钱。朱福启拿出3000多元钱，并说，你运的料都送我工地去，后来，金文明每运一车料，朱福启都及时付款。金文明有了积蓄后，又购置一部拖拉机，还承包了村里40亩土地，每年光上缴公粮就有1万多斤。金文明很快富起来了，盖起了5间大瓦房，儿子闺女都考取了中专。金文明说，没有福启，哪有我今天！
王明友想买个煤球机，找到朱福启。朱福启二话没说，一把掏给2000元钱。现在，王明友几年滚雪球，煤球厂年产值200多万元。
王明艳1957年闯关东，花甲之年携家归根。为生计，想开个饭店，苦于无资金。朱福启听说后，“雪中送炭”，王艳明的饭店很红火。
郭建华夫妇双双下岗，生活有困难，朱福启主动接纳他们。郭建华说，多亏老朱，要不俺连孩子上学钱都没有了，在用工人员富余的情况下，朱福启还安排了20多名下岗工人，今年准备接收一批毕业的大学生。
还有希望工程、残疾福利、敬老院、抗旱救灾……朱福启自己也记不清了。许多捐助，不是在号召、倡议下做的，是自愿的，主动的，有的是他发起的。那年抗旱，他动员个体私营者，捐款2万余元……不少人对我们说，朱福启是个能干的人，是个老实人，大好人，并数着，哪座楼是老朱盖的，哪条路是老朱捐资铺的，哪个人是老朱扶持致富的……　　
“经济是城市运行的动力”，这是真理，不容置疑，是否还有其它动力呢。三个文明内涵丰富，如果城市失去另外一种动力，就像缺一个轮子的跑车。
在采访台儿庄区人大副主任杨连伍时，他对当年任区委常委、运河镇党委书记期间，大唱“三爱”歌曲，即“爱党爱国爱家乡”，颇有“怀旧情结”。　
杨连伍不是流行歌手，可他周围有数以万计的“追星族”，“追星族”们亲切地称他为“歌首”。
记得当时我们是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中采访杨连伍的。未采访他之前，我们就闻听台儿庄镇大唱“革命歌曲”的事。一人领唱万人和，整个台儿庄区成为歌海。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男女老少，区委书记，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保留节目”。奏起“主旋律”的，是朴朴实实的杨连伍。区委宣传部的同志这样告诉我们。
杨连伍和共和国是同龄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人们称他为“务实派”，“实干家”。那年，他任峄城区一个乡的团委书记。北风吹，雪花飘，他率领全乡团员青年开挖一条引水河。上工前，收工时，他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劳动时，歌唱队巡回演唱，这组唱，那组和，热气腾腾。许多民工不愿收工，要再唱一首，再挖几米。一个月工程20天完成。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歌儿提劲。杨连伍回忆这件往事时，很兴奋。
歌曲是催人上进的，体现人的精神面貌，展示时代风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流行什么样的歌曲，就看出听出这个国家、地区的精神文明的程度。当前不少歌曲，越唱越没劲，越听越没味。身子骨散了，精神垮了，跟着感觉走了，都进“九月九”了，“小妹站船头”了……其实呀，“咱们的大中国，好大的一个家……”从杨连伍的幽默之中，看出他内心的忧患。
杨连伍一次到学校检查工作中，听娃娃们唱“爱你没个够”。这种现象很可怕。有些干部，白天握话筒讲政治，晚上持着麦克风“爱你去”，这不是个别现象。群众批评我们的一些干部，“酒杯不离手，浪调不离口，‘说句心里话’国歌脑后丢”。现在的一些歌舞厅，大家心里明白。常此下去，真要“国将不国”了。这话不是耸人听闻。古战场用歌胜敌的例子很多。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之树，要靠美好的乐土培植。鼓舞斗志重振台儿庄雄风，向四化进军，要一路战歌。在庆祝建党75周年，杨连伍他们组织了“爱党爱国爱家乡”歌咏大赛。《我的家乡台儿庄》、《台儿庄小唱》是必唱歌曲。我们组织了800人的合唱团。台上台下，众志成城，热泪满面。我们不反对唱娱乐性的歌曲，但不能离开主旋律。大唱革命歌曲不是复古，优良的革命传统不可丢。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有支“老年合唱队”，唱响运河两岸。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说，越唱越年轻，越唱越有奔头。他自告奋勇担当几所小学的课外辅导员，领着小学生送歌上门，许多赌鬼被唱得摔了赌具……今年正月初六，区里举办广场艺术比赛，我们镇每个办事处，每个村都组织了代表队，报名参赛的上万人。都说建设四化需要一个好的环境，用优秀歌曲占领农村阵地，这个口号并不过时……
运河街办在“制造城市”中，不但树立典型的经济发展大户，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更注重树立“精神效应”，以推动“心灵建设”，以此标志着运河街道或社会生活的注意力和主观方向，简单地说，树起一面面旗帜。
让我们从众多的“典型”中，去认识一位普通的个体户，她既不是“亿万富婆”，也不能称得起一般意义的“巾帼英雄”，但她是运河街办改革开放的“证人证言”。
她叫朱怀兰，是一届至五届区政协委员,她经营的百货批发经营门市部在欧式一条街上，见到我们到来，正在忙活的朱怀兰对她女儿说，把我的那件外衣拿过来，在你叔叔们面前，这样的穿戴多不好意思。其实她的打扮十分得体，长相和实际年龄相差甚远。她说从小就爱打扮、爱美。她快人快语。当年，她正值青春年华，在亲人的不理解中，只身到大东北同军人王昌成结了婚。1979年，他同已转业的丈夫回到了山东，是想生个男孩呢。当时那个穷呀，吃没吃，住没地方住。生产队分组，人家看她家上有老，下有四个小女孩，都不愿接受她入组。争强好胜的她，心在饮泣，最后，总算有人接纳了她们入了组。她家里田里，里里外外一把手，父老乡亲赞不绝口。就是这样生活贫困，她仍然爱美，穿得干干净净，有精气神，没那副穷相。
那年麦收，朱怀兰将储面的罐子底朝天，也只有斤把面。她同丈夫在田里割麦，晌午了，俩人都累、饿得直不起腰。她回家去做饭，放下鏊子，只能烙一张煎饼，她流着泪烙好这张煎饼。到了麦地，她让丈夫吃，丈夫让她吃。她说，我吃饱了，还哄你。丈夫知道自家罐子里有多少米，一下子把煎饼掰成两半，他俩抱着头哭，噙着泪吃完这张煎饼。
运河悠悠，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呀。捱到八十年代初，朱怀兰到上海走亲戚，上海是个大世界呀，亲戚们建议她做生意。朱怀兰回家同家人商量，她就到上海背衣裳回来卖。开始，一张小桌上摆三条裤子，见熟人不敢抬头，三天不发市。家中没吃的，就将一条不足10斤的小狗卖了，买狗的来了，小狗通人性，一个劲地对着朱怀兰直磕头。说到此处朱怀兰泣不成声。朱怀兰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泪水伴着她。头生是个女孩，用她的话说，从“老二哭到老四”，四个千金。有次流产倒是个男孩，朱怀兰的泪没少流。后来，她的生意越做越大，经历同千百万进城富裕起来的农民大同小异。朱怀兰等“先富起来的”的表明：几十年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首先进入市场的，却是在精神、经验以至地域上都距离市场最为遥远的农民。
富裕起来的朱怀兰，更加爱打扮起来，只要她看中喜欢的衣服，她都舍得花钱。她人到那儿，就是个时尚的“服装模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们的目光“寄存处”。
说朱怀兰从穿戴到内心都是美丽的，一点儿也不过份。她是台儿庄最早一批“代理妈妈”，几个贫困和失去亲人的孤儿，在她慈母般的光照下，健康成长。不但使她们吃饱穿暖，更重要是供他们读书。朱怀兰说，只有不惜代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文化的人，长大后能报效国家的人，这样才算称职的“代理妈妈”。我们在台儿庄街道采访发现，许多富裕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者，像朱怀兰那样，钱开始流向社会和文明期望的方向。她们建校铺路，捐资助教，救济灾区，扶助弱势群体。朱怀兰不但做“代理妈妈”，而且是镇敬老院那些孤寡老人们的“好女儿”，她在区政协会上建言献策，主题大都是为民办实事，她的许多无私奉献的故事，就像那大运河水，涓涓地流着。她说，人活着总要有个信念，大家都幸福，才算是幸福。在这个物欲膨胀的时代，有人为理念生活着，这是令人尊敬，也令人类安慰的所在。有人说，我们所要改变的整个精神系统，都是由漫长的农家生活方式酿造的。但我们说，改革开放如浩荡的春风，心灵无狱。不管你接不接受，欢迎不欢迎，许多先进的新理念在热情地拥抱这个时代，塑造着不同的人。朱怀兰说她的宝贵财富是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好丈夫。这是一个从执著要个男孩的母亲口中吐出来的金玉良言。这是朱怀兰在社会大变革中，经过阵痛和蜕变后的切身体会。她的四个女儿已有3个成家立业，小女儿今年从省公安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枣西公安分局工作。朱怀兰说，儿子是“奖牌”，女儿是“奖金”。说这话时，她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就像那激动的大运河泛起的朵朵浪花……
我们知道，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教育。怀着对教育的热心，在春分的前一天，我们走进了运河街道办事处中学，简称运河中学，其前身为台儿庄镇中学，创建于1974年，占地面积25000余平方米，在职教职工82人，学历达标率100%，有教学班18个，在校学生820人，是运河街道办事处的最高学府。
年富力强的校长刘西存，是去年新学年，运办调整学校领导班子到岗的，是从乡镇中学校长位置进城的。他干练沉稳，谈吐中充满忧患意识，充满强烈地责任感，充满再创运中辉煌的信念。
“运中”曾被评为市级规范化学校，团市委命名的“五四红旗团委”，学校男女篮球队在全市中小学比赛中荣获第三、第一名……过去，哪个学生被运河中学录取了，就引以为自豪，哪个教职工能调入运河中学，就被人视为“上等人”，特别是从乡镇调过来的，运河中学毕竟是在区驻地，在城里。当然，过去也不是一枝独秀，她面对的是区直实力雄厚的39中和二中，近年又崛起了几个可以跟她比肩的“异姓兄弟”，民办胜利中学和新世纪学校。由于管理等诸多因素，运河中学有些“退步”，不像以往那么响亮了。仅去年开学后，在录取的学生中，转出的竟有200名学生，这是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现在教育也不分天南地北，学生和家长有选择学校的权利，何况有市场经济和升学率这两只大手呢。毕竟有更多的学生没有转走，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里仍然是集中了运河街道办最优秀的子弟，仍然是苦读精神的典范,仍然是少男少女人生理想的彩色摇篮，尽管这个梦多姿多彩。它的背后，是无所不在的市场；是学生背后人生观念的变迁，是“天下可怜父母心”的亘古不变。
无疑，运河中学是公办学校，学校的投资，教职工的工资，都依靠运河街道办事处，当然，它也不拒绝社会投资。但社会投资越来越少,原因是有些私营企业主或“大款”将目光关注在投资的“回报”上，这无可非议。目前一些乡镇经济困难司空见惯，全靠捉襟见肘的财政投资，往往是杯水车薪。“私立中学”融资多元化，又有灵活的用人方针，靠灵活多变，与时俱进日益壮大。现在，即使是初中，求学方往往看重的是“一流的设施，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成绩”，发展才是不折不扣的硬道理，是实实在在的“第一要素”。交谈中，刘西存多次讲到“经济紧张”，看来，钱一直是制约运中的瓶颈，不打破这个瓶颈，运中就难以再度辉煌。
刘西存校长很冷静也很有信心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凝聚人心，扭转局面；第二步，强化管理，树立正气，建立良好的校风，教育教学质量全部“上台阶”；第三步，建规范加特色学校，培育合格加特长学生，固源求效益，争创全区上游，并制定出了踏实的“三步走”措施。刘西存校长说，近年来，运河街办在资金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投资300余多万元，兴建了综合实验楼，教职工宿舍楼。实验楼主体工程已完工，教工宿舍楼已交付使用。刘西存说，办事处张礼春主任百忙之中来学校多次，表示要千方百计加大投资力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要尽快使运中成为全区的一流学校。
江河竞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教育滞后，是很难实现城镇化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目前，诸多乡镇中学面临机遇和挑战。我们曾经看到许多专家为镇办中学列出的“药方”：股份制办学、特色学校（如运河中学体育在全市有地位）、职业中学、亦工亦农、亦职亦读（职业和升学并举）、脱离“公字”（实际上是将学校卖掉）等等等等。但这些“药方”不能说都“对症下药”了，“一个药方”难治百人的病。采访中，运河中学还用书面向我们提供了两个辍学者重返校园的典型。书面材料中说“目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学生辍学率的日益增加，已成为严重的问题。”一是“由于家庭相当困难而辍学”；二是“由于成绩差，‘厌学’而辍学”，这大概是运河中学的实际，从大的方面看，原因不仅仅是这些，它有更深层的原因。
离开运河中学时，正是下课的时间，我们看到了青春活泼的孩子，听到了他们的歌声和笑声，心中的云顿时散去。孩子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国家和社会、家长们，都空前格外重视和关注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教育是人对自身的一种永远的关怀，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向导。按国际惯例，衡量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要看这个城市的教育水平，而主要指标之一是看这座城市有多少所学校，特别是饮誉国内外的名牌学校，而运中，原本就是台儿庄的名牌。
我们有理由相信，运河中学的明天更美好。
尾声
台儿庄是区驻地，大运河“黄金水道”上的重镇，山东“南大门”，在国内外名声很响，可它依然距离概念上的城市很遥远。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城镇化进程中，“台儿庄人”铸造的城市雏形，建构的新的生存环境的基本走向。
曾主持过多年城建工作的现街道党委书记赵学文，在向我们描绘运河街办未来蓝图时说，加快城镇化进程，关键还是人。这话掷地有声，高屋建瓴。
城市，在“地球村”上，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欠发达的，都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改造，摩天大楼林立已不再是城镇现代化的唯一标准。21世纪的城镇应当是提高人的能力、产生活力的场所，是自然和文化协调的城市。简言之，城市是人性的产物。纵然城市到处是“受机械规律制约的笨重的物质堆”，但在黑格尔眼中，却是“心灵结成了血肉的联系”。所谓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是以人为本，人是城镇的建设者、主宰者。“人”怎样，城镇便也怎样，“人”的素质越高，城镇也就更具凝聚力，“人”的心灵越美，城镇也就越美丽，人越是精英，城镇也就更经典，人越生态，城镇也就越有灵气。“人”气越旺，城镇也就青春永驻，与日月同辉。
“河港商贸旅游城”，是运河街办的大手笔，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也是运河街办现在和将来的图谱。
我们理出城镇化进程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试图从个性中见到“共性”。
这些年来，我们的政策研究者和城建学者，在热浪滚滚的大地上收获颇丰。什么“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昆山之路”等等，都在热闹或曾经辉煌，这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一些“拿来主义”者那里，只会照搬照套，成为千人一面。现在，众多“一轰而起”的小城镇，粗制滥造，没有特色，只是个“人”住的“铁壳”，一个能“喘气的肉体”。说不定它的诞生就是它的死亡。许多现成的模式，有时会使我们的思想简单化，忘记自己，有意无意地脱离我们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安泰离开了大地。更可怕的是，这个“模式”还没有克隆成功，又心血来潮地拿来又一个模式，将城镇化进程成了追风与时尚，还美名其曰“前卫”。文明创建的丰富营养当然要吸收，但更重要的是要“舍我其谁”。
我们经常在枣庄的大街上，或境外的一些城镇看到一些葬礼：西洋来的钢管乐队，土生土长的唢呐笙箫；引进来的白花黑纱，继承下来的披麻戴孝，年轻女人的“胸裸露”，僧人道士的黄袍袈纱……；我们还会看到，那些刚刚涌进城市，住在“商品房”里的人，仍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特别恐惧“夜生活”；我们还会看到，那住在高楼上的农村老大娘，天天泪流满面地嚷着要“回家看看”；我们还会看到，有时一栋楼房竟住着一个宗族，正墙上，各路神仙和帅男酷女共舞；我们还会看到，那些卖掉乡村“大宅门”的人，“躲进小楼成一统”；我们还会看到，昨天刚脱掉大裆裤，今天西装革履的“乡巴佬”，开着最新型的轿车，怀里搂着个“小蜜”；我们还会看到，有些新市民，用口水点着钞票，又将它小心翼翼地放进罐子里；我们还会看到，有人将幼小的孩子当作劳工，就像当年父辈赶他们下田一样；我们还会看到……这一切都告诉现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社会，要立体地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那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别以为住进大楼别墅，生活在灯红酒绿，就是完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进程了。
运河街办的一位坦诚的同志充满忧患意识地告诉我们，台儿庄的垃圾“围城”。或许我们司空见惯了，没有表现出格外的关注。当我们开着车城里城外地转了一圈，着实让我们心惊肉跳，这些垃圾“围城”，和这素有鲁南“小江南”之称的美名多么地不协调呵。在商品经济所驾驭的城镇化进程中，在许多市民还没有走进“城市秩序”之际，在有些地方的经济还处在低谷之中，在我们还没有把环保提到议事日程之上，环境污染，已经使这一伟大的经济形式生存样式满脸病容。在有些人眼里，小炼焦土炉的焰火，便是美丽的好风景；臭气熏天的污水流，便是茂盛的财源；至于那高高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则是吉祥高照了。这不仅仅是以牺牲人们的生存环境为代价了，而是不惜用人的健康与生命作赌注。当把我们的大地和天空都变成了污染源，当大家都成了潜在的或已经百病缠身，当人们都已习惯于“非生命化”，我们还要这个城镇化干什么。说得恶毒些，这不是自掘坟墓吗？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那么多的历史东西都化为灰尽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还是那位同志告诉我们，台儿庄垃圾处理厂即将开工，谢天谢地。
那天的阳光和天空真好，我们在枣庄市区一个很美丽的小区，看到十几个年轻的妇女或领或抱着孩子，晒太阳，说闲话，逗“宝贝”。攀谈才知，他们都是孩子的妈妈，也都是近几年将前半生的积蓄或东拼西凑，舍弃田园生活来城安家落户，因没有工作，都成了家庭保姆。据调查，从农村来的数字惊人的一批农民，由于诸多因素，成了城镇“多余的人”，成了富婆大款们的“陪衬人”，她们大都为进城购房、为子女求学或赶点时尚，大都欠了一屁股债，生活只能属温饱，更谈不上同别人比生活质量了。制造一座座新城镇，加快城镇化进程，是为了破解“三农”问题，进城的农民都加入了“失业族”，还不如把用来筑城的资金“广积粮”呢。
我们在许多城镇看到铺天盖地的美容院、歌舞厅、足疗室和林林总总的饭店，似乎这个城镇的人都患了脚病和饥饿病了。民以食为天，人以娱为乐，无可非议，但都用抽象的金钱换取具体的娱乐，用艺术来糊口，让人感到“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从另一方而讲，不注重占有而是快乐地生存，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个染缸，它将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形态，思想观念纳于一体，互相渗透，互相牵动。城市有时又是相熟不相识，使生活具有一种浅表、冒险的性质。基于此，许多城镇将造城工程和造人工程一并实施，用来改变城市重理性，不重人情，重金钱、物质，不重精神的这个原本，让每座房屋都有灵魂，让新的城市更富有人情味，让每个城镇人，真正像美国城市诗人桑德堡赞美的那样，让钢铁祷告－－“把我放在一块铁砧上”，“敲打我，把我锤成一颗钢钉。/把我揳入那些支撑着摩天大楼的大梁！”
台儿庄，我们所洞悉的台儿庄，你必将是充满鲜活创造力的城镇，虽然仍旧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