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管区的新生活运动（四）

　　码头工人的不愿意卸烟原因是公司（永泰和）扣除他们的工资。此事有县码头工会林清根（译音）之呈文以及运输业工会代表余联庆（译音）的谈话记录可以证明。从这一点可以明白看出，颐中烟公司所称恐赫的店不许出售外烟及干涉工人卸货等事均属无法证明。

　　领事函对在温州被强取焚毁之烟件要求赔偿88225元。查本案原告温州永泰和经理鲍庭葆（译音）已将控诉撤回，因此永泰地方法院已判决声明本案不受理（即不追诉焚烟事），因此不能归咎当地政府人员，殊难令负赔偿之责。

　　泗安提倡国货会是由各公众团体联合组织于5月30日举行中外各货大检查一次，当时并无任何排外活动。崇德方面，崇德县县长报告说，在检查香烟之前，有密报说方荣瑞（译音）在兜售香烟之藉口下，秘密出卖红丸麻醉品。奉令进行检查之警察，在拆开十条香烟之后，报告并无红丸或麻醉品发现。以后本人即命停止进行。既无再次或多次的复查，则首次的检查即不能认为故意实施压迫政策。况当时检查的目的是防止偷售麻醉品，自始即未考虑被查烟件是否国货亦不问该货属于何公司。不幸所搜之香烟是英商颐中公司之出品并由此而产生误会。此事纯属偶然发生，绝无意引起颐中公司直接损失。其他如余杭、临安、及临海方面，各县县长报告为本县等市民自动停止吸用纸烟，动机纯系出于节约，与排斥外货绝无关系。境内并无对外商有何纠纷事件。上述报告各项，经本省政府调查属实。关于行政方面，各地当局已尽保护之责，自不能再令负赔偿责任。  

　　在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惊动了国民政府最高层。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又要贯彻新生活运动的旨要，曾出面召集财政部等三部审议，决定"对吸食卷烟，暂缓禁止"，但对于未成年人禁烟和限制公务员于办公时间内吸食卷烟，以及禁止机关团体以卷烟供客，作出明令禁止。孔祥熙以三部一致的决议，上报行政院，请批准以训令下达各地执行。1934年10月5日，行政院训令批发后，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即签署文件，转达行政院训令，并令部属各机关知照遵守。

　　行政院第五一九○号训令说：

　　"前据浙江省政府呈请实行全国禁吸卷烟一案，经交该部及内政实业两部研究。旋据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代表以浙江省政府呈请禁吸卷烟，厂商闻讯惶骇，请勿予采纳等情，复经交该三部并案研究。嗣据该部以浙省既有提倡禁吸卷烟之议，各地方党政机关，竟多擅定罚则，实行禁止人民及商贩吸售卷烟，商业税收，均受影响，请令饬该省政府，在中央既征卷烟统税，未经明令禁吸以前，不得一省独倡禁吸等情；又经密令浙江省政府查明详情具报，仍一面依照该部所请办理，并据该省政府查明呈复各在案。

　　兹据该三部先后研究具复前来，经详加察核，该部以我国卷烟，已办统税，迭次增加税率，即属寓禁于征。现在此项卷烟统税，已为国库大宗收入，军政各费，均赖挹注，在未抵筹补以前，该省政府请将卷烟由中央命令禁吸，碍难照准。实业部以我国各省，向产烟叶颇多，制烟工业，近渐发展，每年杜塞漏卮，为数颇巨，若骤予禁止，则赖以生活之种烟制烟之农工商民，均将有失业之虞，在对于因禁吸卷烟而致失业民众，未能预先筹有救济办法以前，该省政府请将卷烟由中央命令禁吸一节，未便照办，与内政部主张，在鸦片红丸等毒物，尚未澈底禁绝之前，对于吸食卷烟，暂缓禁止，均系为顾全事实及权衡轻重起见。鸦片红丸白面等烟毒之祸，十百倍于卷烟，国家现在聚精会神于烟毒之厉禁，各省宜先期烟毒之禁绝，然后再推及于卷烟之吸售。该三部所议，尚无不合，应准照办。又限制公务员于办公时间内吸食卷烟，已列为新生活运动规律之一；其未成年人不得吸食卷烟，业于禁止未成年者吸纸烟饮酒规则中，明白规定，并早经内政部通行在案。现内政部主张，由政府行文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禁止以卷烟供客，并限制公务员于办公时间内吸食，暨严禁未成年人不得吸食卷烟各节，均应准予照办。除令饬浙江省政府遵照，并分令内政实业两部知照外，合亟令仰该部知照。"

　　显然，当时的行政院"因正聚精会神于烟毒（鸦片）之厉禁"，并为维护卷烟统税，对吸食卷烟仍"暂缓禁止"。但在行政院训令之后，各地为推行新生活运动虽仍发生一些禁烟余波。1935年5月，安徽蚌埠等地仍发生"浴室、饭馆、民众居家一律制止吸纸烟。密查迭出，雷厉风行。"致使"纸烟营业方面影响至巨"，为此，财政部于6月15日再下文称"查纸烟一项，自改办统税，为国库收入大宗。既未经中央明令禁售，则凡国内烟厂完纳统税运销各省烟件，政府当任保护之责。""至人民购吸与否，纯系个人自由，各地方党政机关更不应越出常轨，强行干涉。"并令行各省省政府及函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令各省省党部转饬所属，嗣后"任何团体，如有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禁止人民吸售纸烟，务应立予纠正，以维国税而安商业。"

　　九、新生活运动中的教会

　　由于蒋介石本身就是基督徒，加之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吸引教会的参加是蒋介石一直考虑的。事实上，在对人性的关照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厚仁爱和基督教义博爱、平等的指归是一致的。在政治层面上，国民政府得以建立的一套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又都来自于基督教的教条和信义。因此国民党的立党思想之本和建国的思想之基，与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因此，基督在这一运动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在新生活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契合点。

　　1934年2月11日的日记中："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奋斗精神。"他对耶稣的崇拜，更多的体现在耶稣之人身属性。新生活运动伊始，国民政府就向教会呼吁 "要求各地传教士，赞助我们的新生活运动"。 同时，宋美龄也积极奔走，呼吁传教士支持新生活运动，发挥基督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作为蒋介石的代言人积极地向基督徒宣传，"剿匪和新运工作，两者都是扫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人类一切败德的开创工作"，"它和耶稣基督的计划差不多，也是拯救贫苦者、被压迫者"，这"乃是教会所应尽的义务"，‘它和我主殊途同归"，"新生活运动"如能成功，"那真是天国的降临了"，并高呼:"我愿以我夫妇的热情，邀请西方教会参加新生活运动，作更密切的合作。"抗战爆发后，为了获得教会人士支持，蒋介石于1938年发表了《为什么要信仰耶稣》的广播词，他比如道"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社会革命的导师"，"宗教革命的导师"。蒋介石以基督徒的身份鼓励教徒配合国民党‘党化教育‘参与新生活运动。

对于此举，传教士们大都是赞同的。在传教士牧恩波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一个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使中国的家庭成员获得平等权利的运动，并以此使中国不断进步，获得国际上的平等权。"的行动。1934年5月，教会刊物《教务》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伦理道德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新生活运动则是"中国人自信的一种外在表现，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好自己国家的事情"。福建基督教大学的罗德里克·斯科特曾说道:新生活运动之所以如此重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已成为了一种民族复兴的标志，二是成为了中国人追寻科学精神的标志"。基于这样的认识，传教士们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一些传教士于是在教会决定前就开始与政府合作，参与社会实践。也有一些传教士对新运进行广泛的宣传。

　　当然，教会内部也曾对新生活运动产生过分歧，致使一个时期内呈现首鼠两端的观望状态。直到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吸引了大批青年后，他们才在1935年回复新生活运动总部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决定接受新生活运动总部的请求"。

　　国家的重建方为教会提供了开展社会服务的大好机会，而乡村建设正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事业的重要领域所在，‘将道德原则和新的社户经济与实践理念灌输给中国人民的思维里面去的一种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为教会人士拓展福音事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于传教士而言，通过参与新生活运动，也为他们传播福音、吸引信徒、扩大影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因此，传教士参与新生活运动，是双赢的。

　　传教士参与新生活运动，无疑是一件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关于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思考和探索的空间还很多。

　　十、轶事

　　在新生活运动中，有不少轶事，颇值得玩味。韩复榘下令恢复旧俗，下令把大街上所有烫发、穿高跟鞋的女性当妓女抓起来；他还说过："新生活运动规定靠右走，左边谁来走呢？"龙云在云南十项规定，其中就有禁止学生骑自行车；河南西华县则是放灯、游艺、唱戏，热热闹闹提前过年。广泛流传在民间的还有一则并无恶意的笑话-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当时有一幅反对新生活运动的著名对联：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忘八）"，下联"忠孝仁爱礼义廉（无耻）"，骂政府王八，无耻。

　　新生活运动亦提倡简朴风俗。有激进分子热烈响应，遂组织"摩登破坏团"，标榜"爱国"传统，以"排洋兴华"、"提倡国货"为行动指针，到处手执利剪，对过往行人身上所穿西服"动刀"。最初以杭州、北平活动为频繁，后逐渐蔓延到南京。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推行，显示了蒋介石的用心良苦。然而，下面的办事人员却曲解蒋介石的意图，认为既然"新文化运动"提倡简朴风俗，那么是男人就应该穿长褂，是女人应该穿旗袍。男人不应该忘本，穿洋味实足的西装。为"排洋兴华"，杭州，北平，南京等大城市纷纷成为了"摩登破坏团"。这些团员们手拿剪刀走在大街上，看见穿西服者就上去"咔嚓"一刀，把对方的衣服剪上一个洞而幸灾乐祸。名曰：这是爱国行动。那时穿西服者有钱人较多，"摩登破坏团"这种行动无疑损害了有钱人的利益。那些人闹到了上边。为此，作为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不得不通令全国各省市，要求严惩那些"摩登破坏团"分子。汪精卫认为，西服可采用国产呢绒原料，那就是爱国表现。显然，上面想的是一套路子，下面执行的却又是另一套把戏。

　　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说："（新生活运动）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

　　十一、尾声

　　对于新生活运动，胡适很温和地评论说，这场运动很难指望能达到政府的期望；告诉人民系好上装的扣子，刷子，勿在公共场所吐痰，这都不错，但是真正的进步不应与这种使中国人培养起最低限度人的样子的努力混淆起来。相反，国家的拯救与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最高水平的知识与技术。政府必须明白什么是它能做的，什么是它不能做的。

　　美国学者芮玛丽把国民党这场复兴儒学思想体系的运动称为"同治中兴"模式的行动，她还说："不能把国民党的中兴学说当成一种玩笑而加以忽略。尽管这种学说荒谬可笑，然而它却是惟一一个有机会与共产党进行竞争的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而这场竞争的性质却由于坚持礼教而严重地受到影响。虽然国民党远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在此点上，无论是与之合作的小党派，还是在局部地区独立的军事领导人几乎都无异议。"这说明蒋介石所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致利益要求。

　　新生活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弘扬和提升。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和基督教教义的启发，熟稔中国传统哲学并虚怀若谷地汲取强国经验的政治家，蒋介石为这场运动所确立的基本思想、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等无疑是应当肯定的。没有信仰，没有思想，就会失去前进的指引。他所倡导的以理性和秩序，是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所必须坚持的方向。

　　新生活运动的实施，对于改善百姓生活状况、提高民众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众团结，乃至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也应当清楚，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在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仅凭一场简单的运动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素质之类的实质性问题。因此，这一运动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苛求新生活运动是十全十美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新生活运动的实践来看，传统的礼义廉耻和西方的纪律性、佛教的慈悲为怀、基督教的博爱平等等并行不悖，而且有机融合。

　　我们也应当看到，新生活运动是服务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对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迫害，为这一运动蒙上了浓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或许，你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出哗众取宠的闹剧；或许，你觉得这只不过是浮光掠影的过场；或者，你觉得这只不过是蒋介石推行政治统治的手段......。其实，我也曾和你一样对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不屑一顾，但当全神贯注地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全面的审视后，我不得不承认曾经的肤浅和简单。

　　因为历史的进步只能是渐进的，企图一劳永逸地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习惯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都应当感谢新生活运动在改变国民性方面所进行的尝试！我们同样不能忘记，新生活运动对于抗战胜利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忘历史长河，六十多年前点亮的烛光，仿佛还在轻风中摇曳......

　　2007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