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杜：狭路相逢：两种政改，必有一博

苏　杜：狭路相逢：两种政改，必有一博

（本文大意：一，一个穷汉与一位老板的生命申诉：先富一族的本性发挥与仍贫一群的本性反抗。二， 一次欧洲与一次北美的生存诉告：列强自身不保，附庸尾大不掉。三， 一位教授与又一位教授的生变呼叫：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四， 一种政改与又一种政改的生死相搏：资本所拥有的不是力量，而是凶残。民众所拥有的不是金钱，而是力量。 ）

一、一个穷汉与一位老板的生命申诉

一个穷汉，河南藉“农民工”，以命相睹，开胸验肺，幸而不死，向“新阶层”，向“执政党”，发出了神鬼皆惊的生命申诉。

一位老板，河北藉“总经理”，官拥仆从，扬威吉林，群殴致死，代表着“新阶层”，也向着“执政党”，发出了官商皆惊的生命申诉。

这生命的申诉还没有完结，也不会完结。“开胸验肺”的医院遭到官方“合法”的正式追究，先是“通报批评”，接着是“立案调查”。“群殴致死”企业的所在地管理层被罢官免职，工人遭到警方“舍得花钱买情报”式的刑侦，人人自危。

媒体可以将这生命的申诉及其后续故事降调到无声无息，但是，谁也知道，这是改革开放跨过三十年之后的标志性事件。“不讲阶级，取消斗争，不分社资，告别革命，不分公私，兴私灭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与践行竟然发展到了这个份儿上，这是自诩为“改革开放派”的人们始料所不及的，也令他们张慌失措，贷责竟不知旁之所在。

这一事件所标志的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先富一族的本性发挥，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仍穷一群的本性反抗。阶级的营垒是如此分明，阶级的斗争是如此不可调和。阶级的力量积蓄越久，阶级的斗争暴发得越猛烈。这一切，不依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一次欧洲与一次北美的生存诉告

说 “自诩为‘改革开放派’的人们” 对这样的生命申诉先是“始料所不及”，继而“张慌失措，贷责竟不知旁之所在”， 是指那一部分“食执政党之禄而不操执政党之心”的“改革开放派”人士，还有另一部分执政党人士，但也并非王占阳之所谓“党内健康力量”者，对这样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是充满了忡忡忧心的。这忡忡的忧心，完全可以在一次欧洲、一次北美的生存诉告中得到印证。

2009年7月初，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如期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率精干团队与会。2009年八月初，中美首届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讲，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与国务委员同时兼以国家主席特别代表身份出席。虽然拉奎拉会议期间发生了胡锦涛主席因新疆事件提前回国的变故，但中国高端对在两次峰会的极其重视并没有减少分毫。中国政府在两次峰会上的诉告是一致的，即世界形势因目前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群体”，呼吁世界各国尤其是诸家列强，确保发展中国家享有必要的发展政策空间，不要重启并应坚决放弃“贸易保护主义”，除此之外，可以说中国并未提出其它新鲜意见。一向被世界列强讥为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却一再诉告列强们闭关自守，这虽然有点“国际滑稽”，但这一诉告的意义却十分重大。

因为，一旦“世界各国”，尤其是诸家列强重启“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积三十年改革开放努力而形成的，如今命悬一线又尾大不掉的“外向型经济”，必将受到“沉重打击”，甚至是致命打击。无论是高技术密集型的钢铁、石化、重造等，还是低人力密集型的纺织、农产、服饰等，这些“中国制造”一旦被“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拒之门外，或强制“特别保护”，中国经济将迅速“濒临崩溃边沿”，中国再也无法以无偿的环境、低廉的资源、零成本的人力，来挽救“外向型经济”的颓势了---“开胸验肺”农民工与“群殴致死”总经理的生命申诉，余音绕梁。

但是，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的这一恳切诉告，均以无效而告终。诸家列强的甜蜜承诺像白开水一样不念糖份，一次次“和谐的讨论”之后，接着是对中国经济的沉重打压。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输美轮胎特保案，欧美诉中国限制稀有资源出口案，欧盟针对中国铝合金轮毂的反倾销案，一只只美式“蓝球”都准确无误地投进了中国执政者的篮筐中，令他们愕然，令他们和谐的笑容定格为失色的尴尬：将球一个个抱着，自己不是千手观音；将球扔出去，“世界各国”已经在闭“筐”自守。

茫然四顾，自己原来走在一条狭路上。

三、一位教授与又一位教授的生变呼叫

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民间左派力量”的评论家。他多次例举英国控股的中国平安从酝酿增发到现在给投资者造成了3600亿损失等经济数据，并画影图形中国所处的圆月形包围圈，高呼“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呼叫毛泽东的回归。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他“相当清醒地看出”，“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和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历史性地终结了，因而我们对于发达国家拉动我国外需的基本期望值也应永久性地调低了。” 他说，“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当务之急，只有深化改革,进行关键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遏制和扭转这种恶化趋势的继续蔓延。” “目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危险已是全局性的，而不再是阶段性改革失败的危险。”“尤其危险的是，这场经济危机很有可能与潜在的政治危机相结合而发展成为深刻、尖锐的重大政治危机。这就表明，中国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现在的改革机遇已经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现在的奋斗就是决定改革命运的生死之战。决定改革成败的主战场就在‘救市’。”

这两位教授，未必在各自的阵营中有多少代表性，但如其所言，他们都高呼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在发出生变之战叫。这就将国内的标志性事件，国外的奔走呼号，上升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中国必须加快实行政治改革。

四、一种政改与又一种政改的生死相搏

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政治改革”这个术语，注定包含着绝对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内涵。

无庸讳言，在“西山会议”派饱受指责时帮了他们一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王占阳，他所指出的“党内健康力量”的政治改革主张是：彻底抛弃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张与政治制度，那怕是毛泽东“一边倒”的半点倾向与影响，“割净尾巴”，“改旗易帜”，“指鹿为鹿”， 自上而下采取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一举改变“中国青年评论家”俞可平所说的“增量民主”，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一锤子买卖做成了它：中共“依法注册”，与其它社会团体平起平坐，凭本事吃饭；解放军变“国军”，谁当总统谁是三军总司令； “新阶层” 痛痛快快地实行全面“控股”，“农民工”附赵依陈，生死由命，富贵凭天；教化独尊儒道，礼数重行叩头，文字灭简复繁，妓院挂牌经营。这种主张被“民间左派力量”指斥为真正的“回头倒退”---回退到1949年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人所共知，另一种政治改革主张来自于“民间健康力量”。这种政治主张主要是：彻底抛弃改革开放“不讲阶级，取消斗争，不分社资，告别革命，不分公私，兴私灭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理念，继续实行和完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稳定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加强工农联盟，坚持并发展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的国际关系，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继续创造并发展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基础服务的文化教育事业。这种主张被王占阳的“党内健康力量”认定是“回头倒退”，仿佛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不是回头倒退似的。

世界资本主义全面经济危机施舍给中国的只是“华山一条道”，狭路相逢，两种政改必有生死一搏，所谓“既不改旗易帜，又不回头倒退”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三十年十几亿人的共同实践，再次证明，无论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动听的劝说，多么耐心的等待，多么慷慨的牺牲，多么无声的民众，多么学者的风度，多么悠久的儒道，都无以改变或阻挡资本世界的贪婪与疯狂，指望它不制造殖民地，不喝殖民地民众的血，就像指望豺狼不吃肉而吃草一样。所谓“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过是资本世界餐桌上的一道香味扑鼻的肉排，不让它们吃，讲出孔子与林肯、老天爷与上帝的一万条经典来，也无济于事。其实，对这一点，王占阳教授已经讲得非常明确，否则，他也不会大呼“改革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狭路相逢，两种政改，必有一搏，但究竟鹿死谁手，并不在于那一方眼下是否掌控着“改革权”。的确，“改革”，这个曾经无限美好的名词，已经变成了“党内健康力量”的一种“无形资产”，一顶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一根可以格杀任何不同意见者的权仗，然而，同时，它也就走上了末路。从“开胸验肺”后对开胸医院的“立案调查”，以及类似的“依法办事”， 人们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权力的扩展。从“群殴致死”后对“上访”工人的“高价买情报”，以及类似的“解放思想”， 人们则目睹了这种神圣的破灭。民不畏死，开胸验肺，奈何以死惧之？“情报”有价，民心无价，奈何以钱诱之？这就清楚地昭示，决定两种政改谁胜谁负的，归根结底，还是民众，这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自然，两军对垒，还有另外一种“力量观”。去年此时，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半月谈》曾发表文章，热烈欢呼“农村资本时代的到来”，高呼“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是国内外共同的市场规律，不可阻挡”。“不管欢迎与否，大门已经打开——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这是在炫耀资本的力量。但是，资本所拥有的，不是力量，而是凶残。而凶残的结局只有一个：灭亡。

是的，民众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工龄20年的产业工人“改制”后的“补偿”才区区2万元，还买不了富人的一只狗。然而，就是这些穷汉，这些“刁民”，已经令王占阳所属其中的“党内健康力量”胆颤心惊了。王占阳说，“中国改革的形势也将由此发展到一个既有声有色、又前途未卜的新阶段。”绘以“有声有色”，又占以“前途未卜”，其色厉内荏、胆怯心虚之状偶露纸上矣。四十年前，曾有豪歌唱曰，“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三十年后，风鼓尤存，史不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