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与被逐老当家中国狭路相逢

AIG与被逐老当家中国狭路相逢 一个月前的一次跨国公司CEO聚会上，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的首席执行长马丁•沙利文(Martin Sullivan)一刻不闲地跑东跑西，忙著去和与会的中国官员寒暄应酬，虽说这些人中有些他还是首次见面，但为了他手中掌管的这家保险业巨头在中国的业务，他必须尽其所能去结交他们。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房间的另一头，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大腕级人物却完全是一付众星捧月的架势，一批和他相识数十年的中国老朋友正和他聊得热火朝天。他就是执掌AIG帅印多年的前任首席执行长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Hank‘ Greenberg)。

AIG员工曾有这样的一句玩笑话：AIG是“All Is Greenberg”的缩写，即“格林伯格便是一切”。此言不虚，在中国尤其如此。AIG在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掌控在格林伯格手中。如今，既然AIG已因会计丑闻将格林伯格驱逐，它在中国业务上自然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了，更何况AIG在竞争中国金融业务时偏偏遇上了意想不到的对手：80岁的格林伯格本人。

据与其共事的人士透露，格林伯格凭藉仍掌控在他手中的一些AIG前关联公司250多亿美元的家底，正在与中国企业积极展开谈判，力争在金融服务、能源、环境和技术等领域组建合资公司。此外，三十多年来他在中国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也成了他的宝贵财富，AIG也正因如此才得以成为获准在华独立经营寿险的唯一一家西方公司。

突然间结束了在AIG的职业生涯后，格林伯格过去努力打下的基础或许可给他一个获得回报的机会。在香港拥有一座宅邸并把中国称做第二故乡的他说，“在这里我很高兴。中国人非常忠诚。”

AIG的任务则是把格林伯格的中国影响力转化为公司自身的影响力。举例来说，西方企业渗透中国的惯用做法是让他们的管理人扮演中国政府官员的顾问角色。眼下，AIG正在秉承前首席执行长的作风，频频露面于大会小会。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的确有所成效了。

AIG在中国（包括香港）的保费收入每年达13亿美元。虽然这相对于AIG的全球保险总收入只占区区的2%，但不要忘记，按照它目前的增长率，AIG在中国的保费收入将在未来五年内增长三倍。中国商业的蓬勃发展以及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中产阶级人口的日益壮大为保险业务的增长提供了有效保证。此外还有AIG自身的扩张努力：公司计划在中国开展信用卡和消费金融业务，并即将组建合资公司。

“我将尽一切努力确保AIG的成功，”首席执行长沙利文表示，他计划在年底前再度造访中国，加强与企业及政府之间的联系。

AIG在中国的发展要从80多年前谈起。当时科尼利厄斯•范德•斯塔尔(Cornelius Vander Starr)离开美国，到远东谋求发展，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了一家保险公司，即AIG的前身。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他关闭了中国业务，将总部迁至纽约。1960年，斯塔尔聘请了与他同样具有中国情结的格林伯格。

1967年，在斯塔尔去世前夕，格林伯格接过了公司帅印，并将重返中国定为自己新的使命。1975年，他访问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eople‘s Insurance Co. of China)。他回想起当初看到中国人骑著自行车、身穿灰色中山装的情景，那时他就想，“中国人不可能永远这样封闭。”他希望他的公司能够做好准备，等中国市场开放时一举进入。

在接下来的20年，格林伯格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几次，为他的公司笼络大批有识之士，并获得了良好的金融及政治资本。他曾经奉劝上海市长采取市场导向政策。他领导Starr Foundation（于创始人斯塔尔逝世后成立）赞助上海的一家儿童医院。他还从一位巴黎古董交易商手中买到了北京颐和园的原始雕刻门，将其归还北京。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外国资金退出时，格林伯格引领AIG为上海的一个大型住宅及商业开发项目进行了融资。

紧接著，AIG成为唯一一家获得牌照在华经营寿险的公司－－可以在8个城市出售寿险－－并开始赢得大量市场份额。比如，AIG中国保险子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 Ltd.)的广州分部拥有当地12.9%的市场份额。再往后，AIG与国有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PICC Property & Casualty)达成业务合作，持有后者近10%的股份。

格林伯格还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做了大量疏通工作。格林伯格是“中国真正的好朋友，”中国前WTO谈判代表龙永图说，“AIG是因为格林伯格而为人所知。”

这种互惠关系让AIG受益不浅，但到今年春天却嘎然而止。当时，AIG董事会在多项会计违规调查的压力下，撤去了格林伯格的首席执行长职务。在和董事们的多次交谈中，格林伯格警告说，如果失去了他的领导以及他与高层官员的联系，AIG的海外业务，尤其是中国业务将走向灭亡。也是认识到格林伯格的不可或缺，再加上其他因素的考虑，董事会最初安给他一个董事长的头衔。

今年5月，纽约州司法部长及保险监管部门提起民事诉讼，指控AIG以不当手段虚夸财务业绩。纽约州决定不提起刑事诉讼，但联邦检查机构却在继续展开调查。AIG已经承认了财务核算不当，但将责任都推在格林伯格治下，并与纽约州监管机构展开了和解谈判。可是，格林伯格否认自己有违规行为。

刚刚卸下首席执行长大权，格林伯格就动身前往中国，领取中国政府颁发的“马可波罗奖”，其间在官方的宾馆居住。三月底返回美国时，AIG开始迫使他离开董事长职位，原因也是调查压力与日俱增。

遭公司放逐之后，格林伯格开始策划反击。他在曼哈顿的Park Avenue租了一间办公室，成功迫使AIG交出了他原来办公室的中国艺术品，搬来装饰新办公室。

格林伯格虽遭驱逐，但仍然掌握著三家以斯塔尔命名的AIG相关实体。除了上文提到的基金，还有Starr International Co.──一度是AIG经理层延迟薪酬支付的工具，以及C.V. Starr & Co.──拥有承保和证券经纪业务。作为这三家机构的董事长，格林伯格将它们掌控起来，用作自己的权力基础。

AIG正在与格林伯格争夺Starr International主要资产的控制权。这笔资产就是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AIG股票。AIG在联邦法院声称，这些股票是为了保障AIG的利益存放在那里的。如果AIG胜诉，格林伯格的权力基础就会被削弱。

此外，格林伯格还挖走了AIG的几位高层管理人员。凯萨•萨拉梅亚(Cesar Zalamea)就是其中之一。他在AIG工作整整五十年，包括管理公司在亚洲的投资。萨拉梅亚已经放出话来，说格林伯格对海外投资兴趣浓厚，尤其是针对中国公司的投资。

格林伯格的做法让AIG主管中国业务的管理人员们惊慌失措。负责AIG中国保险业务大局的主管罗斯•马修斯(Ross Matthews)召集部下开会，告诉他们密切联系格林伯格涉足的政府机构和团体，让对方知道AIG仍然业务强劲并且重视这部分业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很快他就听到了格林伯格的脚步声。马修斯说，他给格林伯格寄出80寿诞的贺卡后，他的老上司在回复卡上写道：亚洲见。

马修斯筹备了一个老上司人际网络的数据库。他手下的职员深入到全国各地，确认格林伯格这些年来与哪些政府人士、监管官员和企业高管建立了联系。

然后，重点就放在关键的中方机构上。AIG启动了一项复杂微妙的工程，请这些重点机构和相关人士把以前邀请格林伯格担任的顾问或者会员身份交给现在的AIG高管：苏利文或者中国业务高管谢仕荣(Edmund Tse)。这些机构往往是由中国政府官员组建，请一些外国企业领袖提供指导和技术援助。这已经成了外国企业高层与中方官员培养关系、联络感情的重要途径，这些官员往往掌握著发放合资企业牌照的大权。两周前，AIG派谢仕荣取代了格林伯格在广东省某国际顾问团的地位。

但是，AIG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中国保监会(Chinese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指责AIG人寿保险资公司业务逾界。AIG保证停止违规行为，并辞退有关代理。但是，保监会仍在3月份迫使AIG撤回了销售集团人寿险、医疗险和养老险的申请，并推迟了AIG在更大范围内销售财产险的申请。

苏利文说，他正在积极行动，与中国监管官员建立关系，希望此举能让AIG业务发展计划回到正轨。

AIG的中国业务管理人士也加紧努力，培养与监管机构中层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感情，这些都是格林伯格不曾留意的地方。AIG首席精算师Dominic Lee帮助监管人员制定了详尽的精算程序。其他高管则向有关主管人员提供企业治理监督和负债保险等服务，培养双方关系。

但还有个难题：AIG已经与Starr系的实体基本脱离了关系，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Starr Foundation向污水处理厂等中国大型项目提供资金援助，也就不能通过这一渠道获得中方好感了。这些年来，格林伯格通过这项基金向中国投入了1.20亿美元。最近，谢仕荣已经开始起草书面文件，准备建立AIG自己的慈善基金。

但是，马修斯表示，从3月份AIG高层动荡以来，中方中层经理和代理们一直没有见到AIG新人掌门人到访，他们纷纷开始询问，亚洲在纽约新任管理层心目中到底重量几何？十月初，苏利文前往香港，参加AIG摩天大楼的开业庆典，并指示谢仕荣召集员工开会。苏利文与到会的大约1,000人逐一握手，用了一个小时时间回答他们的提问。

10月底，苏利文再度访问中国，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中方官员与十几位大型跨国公司高管的聚会，到会企业包括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rp.)、杜邦(DuPont Co.)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 PLC)。AIG很快就发现，格林伯格也赫然在列──而且是主要演讲嘉宾。

第一天，格林伯格和苏利文双双拜访了上海市市长韩正。韩正为格林伯格“多年来非常重要的贡献”向他表示感谢，格林伯格则表示，他准备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他在大会上自我介绍是C.V. Starr的主席。

苏利文与韩正的会晤开头气氛轻松－－苏利文提议卖给韩正一份保险。但随后提议开始变得货真价实：AIG将在上海建立中国保险业务总部。韩正称此举是AIG继续支持中国发展的“有力证据”。

苏利文第二天到会时，直接走向前去问候他的老上司，“早上好！先生。”他们握手致意，格林伯格轻声低语地说他们之间还有交道要打。苏利文并没有停下来继续交谈。其他AIG高管迅速把他拥向其他中方官员面前作介绍。

还有一次，格林伯格向谢仕荣表示欢迎，并建议双方谈一谈。但是，谢仕荣礼貌但及时地站到了新老板苏利文一边。谢仕荣说，双方不会像以前那样交流了──“我们在互相起诉对方。”

AIG负责上海保险业务的总管Karen Hu是十五年前格林伯格慧眼挑中的。她拥抱了自己的老上司，几乎说不出话，“心中无限感慨”，后来躲到一边偷偷落泪。但没过几分钟，她就把自己的新上司苏利文介绍给一位政府官员。

见到所有的AIG高层管理人士和中国团队的前下属纷纷向新任AIG首席执行长汇报工作，格林伯格说，感觉“很奇怪，我很想念他们。”

事后苏利文非常乐观，称他在中国的进展非常好。他还计划很快再次到访中国。不过，格林伯格虽然在美国名誉大大受损，但在中国很多地方仍然大受欢迎。中国前任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就说，“少了格林伯格，AIG必须付出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