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问题》连载34：“权力资本腐败”与“权贵资本主义”

《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问题》连载34：“权力资本腐败”与“权贵资本主义”
邵道生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4-18 12:39:44 http://guancha.gmw.cn
第四部分  “权力资本腐败”
第1章 “权力资本腐败”与“权贵资本主义”
（一）我的“权力资本腐败”是针对“权贵资本主义”而提出的
“权贵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具有亚洲（如菲律宾、印尼等）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权贵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体制性的以权谋私或“权力寻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
早几年间，吴敬链先生时不时地结合“中国国情”将它作了“发挥性的引入”，吴敬琏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义或“裙带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不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权贵”，谁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权贵”，恰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尽管如此，在一段时间，报刊杂志还是热炒了“权贵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我也加入了这个“热炒”的行列，写了一篇《我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写是写了，评也评了，然而心里总还有点不太踏实，什么原因？就像“权力寻租”这一概念一样，“权贵资本主义”是舶来品，多数人还不太认识，要让人们接受它，还得将“权贵资本主义”本身解释一番，否则，一般人真还有点不太好懂，学术研究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人民懂，也就是说人民性、通俗性不强，缺乏创造性一直是我们社会的弱点，社会科学亦是如此，无论是老的小的，最大的目标是滿足于“引进”进行“热炒”，引起所谓的“轰动效应”就算是满足了、成功了。
其实，就“权贵资本主义”与“腐败”两个概念之间的“紧密度”来说，似乎亦存在一定的差异，“权贵资本主义”讲的是一种“主义”，属于“一种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对而言的，“权贵资本主义”而腐败则是指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两者之间并非是直线等同关系，而吴敬琏先生和近几年比较活跃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青年经济学家姚洋等人，把权贵资本主义解释为“腐败”，显然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
搞社会科学研究嘛，总不能老是跟在他人后面嚼他人的馍。于是，我就在想，能不能找出一个类似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概念呢？能不能创造一个让人一看就明白的概念化呢？经过很多夜的苦思苦想，真还找到了一个，这就是“权力资本腐败”这六个字，查一查资料，有“权力资本”、“权力资本化”的提法，也有“权力”病变为“资本”而导致腐败的这类描写，譬如，刘沛汉、永春先生就说：“腐败通常是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的要害也仍然是权力腐败。”[1]其涵义和我的“权力资本腐败”也就相差无几。而巫继学先生所说的“腐败行为只是一种现象，它的本质是权力资本”[2]涵义则与涵义则与我的“权力资本腐败”相当地接近。
总之，我的“权力资本腐败”这六个字是专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提出的，有它自己特定的内涵。
（二）中国式的“权力资本腐败”与亚洲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区别。
“发明”一个能站得住脚的科学概念，首先要明確自己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何谓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庄礼伟先生认为，亚洲式裙带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
（1）前现代性。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
（2）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这也导致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在企业和基金会兼任职务，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
（3）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家族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密友们的家族，均能在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中成为超级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
（4）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那么，什么是“权力资本腐败”？
“权力”在资本的划分中属于“社会资本”，而“金钱”在资本划分中应该属于“经济资本”。当“社会资本”利用它的权力（权力信息、权力影响、权力暴力、权力信用、权力欺骗等等）强行“嵌入”到“经济资本”之中去以后、并建立利益共同体以后，就容易产生“权力资本腐败”。
所以，所谓“权力资本腐败”，指的是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权力资本腐败”主要是靠利益集团的掠夺，而不是靠创造来获取社会财富，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权力与资本的交易（运作）”，而无偿地占有国家的财富、社会的财富、集体的财富和百姓的财富，使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直发地发将起来，成为百万、千万、几亿元的“暴富式的富翁”。譬如，那个被称谓“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原来就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私企业主，但却能成为一名上海地产界和金融圈子内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当然，既有“暴富式的富翁”，也有“暴卒式的富翁”，“上海首富”的周正毅既是“暴富式的富翁”又是“暴卒式的富翁”，这就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如今，每抓住一名腐败的官员（尤其是大案、要案），身后总有一个甚至一串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故事”。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先生说：“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权力资本化就是最大的腐败，这个腐败背景不解决，政府的公共职能就不能很好发挥，任何好事都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权力资本腐败”的外延比“权贵资本主义”要大、要广、要宽泛。
从这个意义上说，厦门远华案、湛江走私案、沈阳慕马等大案，都是一些地方上的腐败权力者的“权力”与不法富豪的“资本”相互“交易”（腐败）的结果。
（三）“权力资本腐败”的特点。
正因为由于当今社会的“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的权力腐败呈现出以下这些特点来。
第一，“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向“高层化”发展，即有越来越多的位高权重的“第一把手”掉进腐败的泥坑中去了。而且，在整个腐败官员中“第一把手”占的比例或是居高不下或是有所増长，发展趋势极为令人担忧；
第二，“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的金额越来越大，十万、几十万是“小菜一碟”，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也不稀罕，判十几年、二十年、无期甚至死缓的增多也是“必然趋势”了；
第三，“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案不仅仅但金钱腐败，还浓浓地烙上了“色”的色彩，有的腐败分子的腐败甚至是围绕着情人、“包二奶”的、“小密”而展开的，因而严重恶化了一些地方的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
第四，“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案串案、窝案的比例大大增加，其中，有很多串案、窝案是围绕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展开的，与此相关联的则是，被卷入到串案、窝案的都是一些被“大的第一把手”领导的“要害部门”的“小的第一把手”。
第五，“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案的“家族式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特点，夫人、儿女、兄弟姐妹被卷进腐败案的不少，因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相当突出，个别的甚至是“满门进狱”。
第六，“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的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卷资外逃的不少，而且金额巨大，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有的是早就有所预谋，早就将自己的子女、妻子及其腐败款子转移向境外、国外，有的在国內风声一紧就拔腿开溜。
第七，“权力资本腐败”使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了“生死利益的同盟”，在一些地区或领域已经形成了气候，成为一股能左右地方动向的势力，这就使社会的反腐败斗争的难度大大增加，有不少案件本来明明是省市自己就可处理的，然而非得要中央出面查处不可，社会反腐败的“成本”随着“权力资本腐败”的出现而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