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到底怎样理解科学？

　　□　“公众理解科学”的话头，国内一些学者——包括我们两人在内——已经说了相当长时间了。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理论上的建设其实还很欠缺。所以这本研究欧洲“公众理解科学”状况的《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在此时引进，真可说是非常及时。
　　本书是在欧盟“第五框架计划”资助下，于2000～2003年间，由“优化公众理解科学”（OPUS）课题组提交的研究报告，长达50余万字。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能够代表欧盟各类国家特点的六个国家的有关情况，这六个国家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奥地利、瑞典。同时，报告中也反映了西方学者在科学传播研究领域中新出现的理论成果。
　　我的感觉，报告中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已经可以和我们今天的“国情”衔接，或者说对我们今天已经具有现实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内容，涉及的可能是我们这里下一阶段才会出现的情形，但这对我们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我想，从理论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当一种学说或理论在国际上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发展时，如果我们也要进行相关的研究，或者是借鉴人家的经验，首先应该做的是对人家的理论研究和与之相关的实践情况有所了解，最好是有所研究。在以往，国内随着对于“科学普及”在新形势下的更加重视，关注的焦点也从传统的科普逐渐有所拓展，拓展的方向之一，就是国际上所谓的“公众理解科学”。在这方面，前些年国内已经有了一些引进、翻译和研究的工作，但那些工作似乎主要是对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情况的介绍和研究，而对于包括范围更广的欧洲的整体情况，则仍然是近乎于一个空白点。因此，这本针对欧洲情况的研究报告的出版，就有了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让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公众理解科学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虽然国内的科普活动仍然有着传统影响的深刻烙印，但我们如今已经不再将自己只限于传统科普的范围，而将视野扩展到包括公众理解科学在内的更多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不过，这些传统和更新型的普及传播和“理解”之间，毕竟还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也许这正是你说的可以与我们的“国情”相衔接之处吧。那么，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最为突出地引起你的注意的“衔接”在什么地方呢？

　　□　在发达国家，以往那种在对科学的一味顶礼膜拜的迷信，早已经开始动摇，这也就是前些时候我们谈过的霍尔顿所痛心疾首的对科学的“反叛”，而一个类似的过程，其实在我们这里也已经开始出现。我觉得，这就是可以“衔接”的地方。比如，报告中说，在英国，“科学顾问扮演的角色在公众眼中收到怀疑，科学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缺陷变得非常明显。……尽管人们对科学有兴趣，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在降低”。这种局面，在我们这里也开始出现了。
　　另一个让我感到有“衔接”之意的地方，是这份报告对待上述情形的态度。报告当然不会象我们这里某些自命的科学卫道士那样，面对公众和有识之士的态度和见解，采取“科学原教旨主义”的态度，甚至采取“科学麦卡锡主义”的方式，舞动棍子，逢人便打。恰恰相反，报告对此采取了反躬自省的态度，主张“科学需要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变化，从而转变其立场”。这就不是盛气凌人、唯我独尊的态度，这与前不久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所说的“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不是非常一致吗？

　　■　确实如你所说，这些都是可“衔接”的地方。在你说的第一个衔接之处，可以比较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公众对于科学的支持，并不一定与公众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水平成正比，甚至于，在欧洲一些在对公众的科学知识的普及上做得很好的国家，其公众对科学的怀疑态度还会有所增加。相反，在我们这里，在几次公众科学素养调的结果中可以发现，虽然公众对科学知识“达标”掌握的比较很低，但对科学表现出盲目的信仰和支持者的比例却非常之高。固然这里面显然有我们国内传统中对于科学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但这一正一反的对比，却说明了一个足以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现在在科学普及和传播中经常隐念着一个假定，即让公众掌握越多的科学知识，就会越有利于公众对科学的支持，而这个假定恰恰与上述调查结果相矛盾。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当下大力倡导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背后，究竟预设了什么样的目标？以及这样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或者，也可以反过来想，我们对于公众科学素养的理解，以及对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意义的理解，是不是有可能重新反思一下呢？

　　□　所谓“科学素养”，我们以前总以为就是对科学知识的记忆（或者主要是如此），比如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是一年、光传播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之类。现在我们当然知道，真正的“科学素养”，还必须包括对科学技术负面价值的了解，包括对滥用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灾祸的警惕等等。在这本《优化公众理解科学》的报告中，经常谈到公众对科学的担心，以及对科学信任的下降，这未尝不可以视为公众科学素养提高的表现。你上面提到我们这里一些调查报告所揭示的奇怪现象——对科学知识掌握很少的人却反而对科学盲目信仰，恰恰可以从反面来印证这一点。
　　从这本《优化公众理解科学》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欧洲公众对科学的担心或信任下降，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核电和生物技术。核电作为能源固然很好，但万一发生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泄漏污染事件，后果确实极为严重。至于生物技术，比如克隆人、嵌合体、转基因食物等等，已经引发了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难题，争论愈演愈烈。在这两方面，政府和科学共同体都理应采取谨慎的态度。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意义。在传统的单向“科普”概念中，就可以是另一种光景——比如，由科学“精英”出来向公众“普及”，告诉公众核电是多么清洁安全高效，转基因食物又是何等“多快好省”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于是芸芸众生就此坚信不疑，科学共同体就可以长驱直进，而不必采取任何谨慎态度来约束自己了。

　　■　在争议方面，核能和转基因（以及类似的生物技术）确实一直是两个长期被关注的焦点。如果从关于核能这种实际上是基于一个世纪左右的基础研究才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的争议来看，类推下去，新兴的转基因技术的争论恐怕也会一直延续下去。只不过，以往的争论只是限于学术界或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而已。
　　而在公众理解科学的发展中，使得这样的争端涉及的人群有了极大的扩充，因而，你前面讲的最后一点，恰恰就是在公众理解科学中超越了“缺失模型”之后的公众参与发展新阶段的意义之所在。因为恰恰是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既改变了公众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科学家和政府，从而达到了一种新的状态的平衡。至于什么样的新的平衡才是理想的？才是对于公众和整个社会最有益的？这许就将是在此基础之上而发展出的新争议所要关注的事情了。


《OPUS：优化公众理解科学——欧洲科普纵览》，（奥）乌里克·费尔特等著，本书编译委员会编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定价：48元。

　

　

20070513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