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批示被扣下前后

华国锋批示被扣下前后
     　人们都知道，“四人帮”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祸国殃民, 篡党夺权。但很多人没有考虑到，“四人帮”的灭亡，也与他们内部各揣心事，各留一手有关。1976年姚文元对两封奇怪的信的处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收到两封奇怪的信
    　1976 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4 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

    　1976 年4 月12 日，即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的第7 天，《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上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当时，《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1976 年4 月8 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接着，寄报人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人民日报》拆信的这个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鲁瑛。鲁瑛随后把信交给了姚文元。
   　 姚文元读着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鲁瑛：这件事还有谁知道？鲁瑛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
   　 送走鲁瑛后，姚文元把这封信锁在自己家里的抽屉里，他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1976 年7 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谢力夫转给姚文元的。信是由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名记者写的，信没有拆开，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姚文元拆开信一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1976 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连，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位河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写信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
   　 姚文元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看过之后，他思忖再三，还是把信压了下来。

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

    　        姚文元把这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

    　从后来姚文元的交待来看，他是想：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只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看这封信，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封信，连同4 月12 日鲁瑛交给他的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表示，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不是一回事，会感激他。他说不定还会当政治局委员，至少不会跌得太重。
    　对这一想法，中央专案组在1980年7 月17 日审讯姚文元时，姚文元做了交待。他讲：我感到毛泽东逝世后，我自己是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解决到自己头上了”。
   　 原来，他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准备把自己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区别开来。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一起搞“四人帮”，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思想体系是一样的，但也是因为姚文元的“押宝”：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想到，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张春桥赏识并一手提拔上来的，姚文元相信，继续听张春桥的，没有错。 篡改毛泽东临终遗嘱
    　1976 年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手下的人写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9 月15 日，社论稿起草好之后，送给姚文元修改时，姚文元决定，把他篡改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并且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

    　姚文元在社论稿中加写道：“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
    　姚文元把这一段话加写完之后，交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要求尽快安排发表。9 月16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
   　 1980 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姚文元在回答中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也没有想过。”
   　 从姚文元的这段供述中可以看出，姚文元是想要发挥笔杆子的作用，定下一个大的方针“按既定方针办”，以此来避免他收到的两封奇怪的信中所预言的“四人帮”必定灭亡的后果。
   　 姚文元的举动，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当“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后，叶剑英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在旁边打了一个大问号，交给华国锋，目的是提醒华国锋注意。但华国锋却没有注意到叶剑英的提醒。
   　 9 月17 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因为毛主席写“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时，还是1976 年4 月30 日，距毛主席去世还有4 个多月，毛主席那时还能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呢？
   　 叶剑英这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原来他只是认为“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话的意思差不多，现在他认识到了“四人帮”捏造“按既定方针办”是有险恶用心的。
   　 出乎姚文元意料的是，一向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在原则问题上却从来不退让。1976 年9月30 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华国锋于10 月2 日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华国锋这一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滑头的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之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这一手确实厉害，华国锋的批示不下达，就等于被封杀了，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并不知道真相，“四人帮”就可以继续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了。
    　但是，姚文元没有想到，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和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于10 月4 日已经下定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决心，并且确定了抓“四人帮”的方案，指定汪东兴具体落实。1976 年10 月6 日，“四人帮”被粉碎。（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