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运动

1917年夏，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7月6日，他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炳麟等人由上海乘军舰赴广州，筹建护法根据地。7月17日抵广州后，响应“护法”运动的部分国会议员和他创建兴中会时的战友、老同盟会会员、现为海军总长的程壁光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也相继来粤，拥护“护法”运动。接着，孙中山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桂系、滇系军阀，于8月25日至9月1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之所以叫非常会议是因为到粤的议员只有130余人，没有达到法定人数。此会议决定举起“护法”的旗帜，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的反对北方段祺瑞卖国反动政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从而开始了南北两政府对立的局面。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与北洋军阀相对抗。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积极支持和推动粤、桂、湘三省组成了联军，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司令。10月6日，联军和北洋军鏖战湖南衡山、宝庆一带，护法战争开始。此后，在军事上双方互有胜负，不久即处于相持状态。
孙中山原打算借助西南军阀的武力，来进行革命斗争，保卫民主政治，然而，这些军阀多是一些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他们从来不尊重民意，不遵守法律，心目中并没有“约法”和国会，他们只是为了保住各自的地盘，才打起“护法”的旗帜，企图利用孙中山做幌子，借以增大其“自主”的声势，便于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达到割据一方的目的。他们一开始就离心离德，多方相互掣肘。孙中山名为军政府大元帅，实际上军政大权操于桂系之手，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既无地盘，又无实力，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孙中山的政治、军事、经济主张都无法实现，命令不能出府门，最高领导机关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架子。
1918年春，身为军政府元帅的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为和北京政府实行妥协，暗中加紧推翻孙中山和军政府的活动。4月10日，在桂系军僚陆荣廷和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阀统治的政团之一政学系政客的收买、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总裁会议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总裁，并以政学系头子岑春煊为主席，进一步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使他无法立足。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而本身又无力反击，于是被迫于5月4日向国会非常会议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务的呈文。5月21日，他怀着“时变亟矣”、“国将不国”的沉重心情，黯然离开了广州再到上海。孙中山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先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两个多月后迁到由华侨集资购赠他的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这时，孙中山同北方军阀决裂了，同南方军阀也分道了，他目睹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不已，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他看到黄浦江面上横行无阻的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军舰和轮船；马路上耀武扬威的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和警察；矗立着的许多高楼大厦都是帝国主义各国或军阀们的商行；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门口竖立着的是一块“中国人、狗和自行车不准入内”的帝国主义污辱中国人民的牌子……面对着此情此景，孙中山忧心如焚，心里实在有说不出的痛苦。他一生追求的是救国真理，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要使国家富强，要使人民大众幸福，但是该怎样实现这个理想，如今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他一时无从回答，他感到苦闷，孤独，“孑然无助”，一筹莫展，意志消沉，对“外方纷纭，殊不过问”，完全陷入了苦闷和绝望的困境……
在中国护法战争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从欧洲蔓延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先后共有33个国家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这场大战，死伤3000余万人，全球经济损失达3000多亿美元，给参战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灾难。
属协约国军事集团的俄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最薄弱的一环，它仍保留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工业化的程度远远不如英、法、美、德等国。早在1905年1月即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前几个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了，虽然没有推翻俄国沙皇，但产生了具有国会性质的资产阶级的“杜马”。当时属第二国际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在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社会主义革命等诸多问题上观点不同形成了孟什维克（多数派）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少数派）。
到了1917年，战争已使俄国疲惫不堪，俄国一步步地走向灾难的深渊，物价飞涨，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沙皇宫廷内部动荡不安，社会躁动，人心思变。俄国首都彼得堡“首都社会安全和秩序保卫局”在1月19日的一份报告中说：“已经不正常的政治状况在日益变得更为的不正常和紧张，整个社会都在渴求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
2月18日，一场连续几天的暴风雪导致了俄国尼古拉铁路运行的中断，彼得堡的粮食供应断绝。工人罢工、街头抗议在迅猛发展。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彼得堡最大的企业——普梯洛夫工厂的约三万名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下集会，并宣布总罢工。19日，俄国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亲自去彼得堡郊区的沙皇村向尼古拉二世报告局势，并警告说，如果沙皇解散杜马，革命必将爆发，那时“革命将推翻你，你也将不再能称王称帝”。尼古拉二世却傲慢地回答说：“那就求上帝帮助吧！”罗将柯再次警告说：“上帝什么也做不了，你和你的政府把一切都搞糟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
尼古拉二世在一批掌握实权的军人的支持下，极力主张对集会示威的群众进行镇压。对于这种决策，代总参谋部长米·瓦·阿列克塞耶夫将军向尼古拉二世进言说：“陛下，您在有意为自己准备绞架。请不要忘记那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2月26日，在沙皇军队的镇压下，有数十名示威者被打死，171名示威的带头人遭逮捕，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几乎均被逮捕。在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工人们重新走上街头，示威者喊出了“打倒战争！”“打倒沙皇！”“要求面包！”的口号，并且攻占弹药库，夺取枪支弹药，从监狱中释放犯人……骚乱最终转为革命——一场终将结束沙皇罗曼诺夫家族300多年专制统治的二月革命。
在此情况下，罗将柯要求沙皇责成可信赖的人组成新政府，以挽救王朝的命运。但尼古拉二世不以为然，他称罗将柯为“爱说胡话的胖子”，对他的要求没有给予回答，仍然命令军队开往彼得堡进行镇压。矛盾顿时激化。
27日，杜马的代表趁机选举出了“恢复首都秩序和各机构及人士联络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简称“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当晚10时，国家杜马接管政府权力并着手建立新政府。
就在同一天，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成立。于是，在2月27日这一天，同时出现了两个权力机构，并且都在塔夫利达宫行使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支持尼古拉二世的军队纷纷倒戈，末代沙皇陷入众叛亲离的尴尬局面之中。
3月1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杜马临时委员会举行谈判，最后达成了成立临时政府的协议。
1917年3月3日，俄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领导者为克伦斯基。
临时政府的成立不仅意味着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而且也意味着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且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彼得堡执行委员会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深刻分歧。
1917年11月7日（俄历为10月25日），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下，红色工人赤卫队攻打冬宫，停在彼得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对着盘踞在冬宫的临时政府开炮猛轰，炮声中临时政府土崩瓦解，克伦斯基在经过“一番荒唐的改装”后逃跑，政权转入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体的苏维埃手中，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翻身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这就是震撼世界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打碎旧世界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希望，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十月革命”深深地震撼着古老而灾难深重的中国。
“十月革命”给对中国革命前途陷入苦闷和绝望困境中的孙中山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他仿佛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他站在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欢迎俄国的十月革命，希望革命后的俄国成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真正同盟者。孙中山指导下的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时报》，在中国最早报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该报1917年11月10日的大号标题是《美克齐美占领都城》。美克齐美乃Maximalist的音译，是过激党之意。此后，该报不断刊载俄国革命的消息。
当时在中国第一个站出来热烈欢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他在当时由陈独秀主办的颇有名气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
与李大钊一样，当时孙中山也密切注视着升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红旗的俄国。那时世界上14个资本主义国家像对付洪水猛兽似的立即从四面八方把这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包围起来，妄图一举把她消灭在摇篮里。俄国国内的白匪帮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遍地燃起了反革命野火。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内忧外患，疮痍满目。白匪帮破坏了交通，控制了产粮区，除武装攻打外，还妄图用饥饿手段，把革命心脏彼得堡扼死，革命导师列宁英明果决地组织并领导工农红军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血战……曾有过艰难革命经历的孙中山深深地同情俄国革命者眼下艰难的处境，他在上海想了很多办法，准备和苏维埃取得联系，希望中国的革命者能对俄国革命有所帮助。
1918年夏季，正当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一致疯狂地诅咒和诬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时候，孙中山毅然地通过美洲华侨以个人的名义向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拍发了一个贺电，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苏俄劳农政府的成立。电报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这份电报表达了中国革命者对苏维埃革命者的友好和支持，也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孙中山的进步。
虽然俄国的彼得堡与中国的上海，关山重重，远隔万里，但列宁对中国的孙中山并不陌生，列宁对中国革命一直都很关注，并且早把孙中山作为神交很久的革命战友！
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当时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人的列宁以敏锐的眼光在俄国《涅瓦明星报》及《真理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等文章，满怀热情的高度评价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称赞孙中山的思想“是真正的伟大人民的伟大思想，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说明四亿落后的亚洲人……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列宁对素未谋面的孙中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把孙中山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了鲜明的对比，他以生动而犀利、优美而抒情的笔调在《新生的中国》一文中写道：“那里的共和总统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们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彻头彻尾地娼妓化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个阶级不是在畏弱下来，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地生命的腐朽东西，绝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列宁高度称赞孙中山是“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再一次肯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
列宁收到他神交很久的中国的孙中山的贺电十分欣喜。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信给孙中山，对孙中山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向“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致敬，信中热切的表示：“当各帝国主义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我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
这封充满革命情谊的复信，无疑对在艰苦奋斗之中的孙中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早在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即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告废除俄国沙皇与其他各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一切特权，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外交姿态，表示了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友好态度，后又于1918年2月特意向全世界公告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时至8月，孙中山又收到列宁给他的复信，此时在他心里认定了“苏俄是平等待我之民族”。
其实孙中山当时对新生的苏俄政府的好感代表了近百年受尽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取向。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中国的段祺瑞政府互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同年5月，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北京大专院校学生二千余人游行示威，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这充分表达了善良而正直的中华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和支持。
在极秘密的条件下，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曾与列宁在函电中讨论东方革命问题，他想派当时他身边的亲密助手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俄学习，为此曾特为他们请了俄语教师。
其实在当时向往去苏俄的何止他们，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就曾以《民报》记者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经历西北利亚的腥风血雨，克服重重危险到了俄国革命的心脏——彼得堡，他回国后写出了著名的《赤都心史》，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于是，在中国北京办起了许多“外国语补习学校”，所谓“外国语”者，实际上只有一种：俄语，中国大地上悄悄升起了“俄语热”。
1918年8月30日，也就是列宁给孙中山复信后不久，在心中重新燃起革命之火的孙中山通告海外中华革命党人，他准备重订党章，整理党务，以响应苏俄的革命斗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战争结束后，战胜的协约国大肆宣传“公理战胜，强权失败”。由于中国由段祺瑞主政的北洋政府于1917年宣布参战加入协约国集团，也成了战胜国之一。
大战结束后，为了讨论战后问题，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的27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专使团参加会议。
专使团的成员包括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
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重大国际事务，这个专使团受到举国一致的重视。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负责签字的就是这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团的团长陆征祥。
陆征祥自幼学习外交，尤其擅长俄文，从1893年起就奉派担任当时清朝政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翻译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并与她于1899年结婚。陆征祥的外交表现很出色，有清朝“外交奇才”之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驻俄公使的陆征祥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于12月31日通电敦促清宣统皇帝溥仪逊位。不久，陆征祥再次发电，促清廷“慨从众愿”，这样他的政治立场便由清政府转向革命阵营。1912年，陆征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
陆征祥就任后雄心勃勃，试图使外交部门成为现代外交机构，他请当时著名的文人林琴南（即林纾）写下“不要忘记马关”六字悬挂于部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清朝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除了日常外交，他还负责中俄关于外蒙交涉等重大外交活动。不久，国民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陆征祥继任国务总理，上升到权力的顶峰，随后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再任外交总长。
尽管陆征祥时常面对“不要忘记马关”的字幅，但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因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他一时为国人所痛骂，被指为卖国贼，这位风云一时的外交总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陆征祥自己也感到无颜面对国人，所以，后来袁世凯称帝，要封他为侯爵，他坚决予以拒绝，并偕夫人往北戴河暂避，袁世凯死后，陆征祥才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外交总长。这次他率中国专使团出使法国巴黎，他很想为国争光，以洗由他签字“二十一条”之耻。
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出“14条”作为和会的主旨，其中有“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国无大小，一律同权利”等内容。
以陆征祥为首的中国专使团代表们对威尔逊的“14条”信以为真，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再加之中国已入战胜国之林，他们觉得腰杆直了，决定趁此机会，雪中国百年之耻。于是陆征祥等人合计，向会议提出了7项“希望条件”，其内容为废弃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构；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和关税自由权。后又提出取消1915年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是一场肮脏的战争，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列强们分赃的会议。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并未改变中国受欺凌的地位。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和平最高会议，以中国的上述要求“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之内”拒绝讨论。
中国专使团很不甘心，接着又提出处置山东问题，要求日本将在大战中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中国。
山东本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以参战为名，把中国的领土当做德国的领土占领据为己有，这本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大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日本代表公布了1917年初，日本与美、法、俄、意四国背着中国签订的承认日本承袭德国所有权益的秘密谅解协定，中国代表在会上据理力争，提出中国参战时，即已宣布废除过去清朝政府与德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因此对日本与美、法、俄、意签订的谅解协定不予承认，认为它完全是非法的。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们为了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决定牺牲中国。他们在邀请有日本代表参加，却不让中国代表出席的最高会议上，横蛮地决定将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利益的内容写进了《凡尔赛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