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危机：流动性泛滥

——兼评“外国人”主演《建国大业》
如果抢劫不可避免，我们需要的是坐寇，而不是流寇。有朋友曾问及为什么要为“窝里斗”平反，我一言以蔽之：窝里斗是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标志，乃社会和谐及至一切美好得以成长的根本保证！
——题记
按：前不久，一朋友问及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略一思忖，脱口而出：流动性泛滥！
朋友当时有点愣，也可能令很多人错愕。流动性是个常用的财经术语，怎么可能用来描述社会危机呢？但“注目礼”思想突破学科壁垒，使流动性的概念获得更宽泛的含义，所谓流动性，指的是一个社会系统偏离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程度。
纯粹从财经上讲，流动性泛滥或者说过剩反映着一个经济系统缺乏价值投资，投机盛行。更深一层，从社会学上讲，流动性泛滥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非理性、未定型的反映。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王朝更替，易姓改号，江山代有帝王出，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华文明不存在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二：一者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道统”持续而稳定；一者农业文明下人际活动范围相对有限和稳定。当然也还有中华社会长期一统的原因在内。
但鸦片战争后，特别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的家园开始动荡，不但作为物质家园陷入动荡，而且精神家园也陷入动荡，流动性严重泛滥。新中国成立后，物质家园重归一统，精神家园也重归一统，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暂时纾解，但实际上双双都未达致均衡。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一段时间的蜜月过后，流动性泛滥再掀波浪，没有家园、找不到家园、不以为是家园的感觉弥漫神州大地。底层的农人不再以农村为家，向城市蜂涌，但城市又难是他们的家。一部分人的确先富了，但也缺乏家园感，争相向欧美移民。2009年8月13日，美国国安部公布的最新移民报告显示，在2008年，中国大陆有4万人加入美国籍。
都是些什么人呢？尽管欧美动不动大讲自由，但没有钱的穷人，是不太可能移民过去的。结合近几年的一些报道，应该可以肯定，在移民人群中，先富起来的企业老板不在少，已经走红的明星人物不在少，甚至当官的也不在少——有所谓“裸体做官”，就是老婆孩子都安置境外，自己单枪匹马在国内“为人民服务”，如去年出国考察不归的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大人”。
4万人当然不算多，相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就是40万乃至400万移民美国，也不足挂齿。但问题或许已不容小觑，这从60周年大庆的献礼电影《建国大业》上反映出来，有好事者统计出一部分演员表：
陈凯歌 [美国] 陈红 [美国] 刘亦菲 [美国] 陈冲 [美国] 邬君梅 [美国] 顾长卫 [美国] 蒋雯丽 [美国] 宁静 [美国] 王姬 [美国] 童安格 [加拿大] 蒋大为 [加拿大] 徐帆 [加拿大] 陈明 [加拿大] 张铁林 [英国] 许晴 [日本] 韦唯 [德国] 沈小岑 [澳大利亚] 苏瑾 [新西兰] 李连杰 [新加坡] 胡兵 [泰国] 斯琴高娃 [瑞士]
——好一部“外国人”主演的《建国大业》！于是就有人模仿着感慨：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一群高尚的人，一群纯粹的人，一群有道德的人，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群有益于人民的人！
今天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应该反对移民。个人更不认为，移民海外就不能爱国。恰恰相反，移民海外有可能更加爱国。就像当年美国女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也答应，但经最终权衡，党要求史沫特莱待在党外，目的是更有利于革命工作。
但无论如何，当今中国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争相移民欧美，还是很难令人高兴起来。事实上，全球化不仅形成产业链的分工——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高端，低消耗量，高附加值——甚至有可能形成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分片，某些国家成为生活区，是人人争相拥有的家园；一些国家沦为单纯的工作区，流动性竞相冲涮。按查道炯教授的看法，今日印度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包括自己的国民在内，都是把印度当作一个赚钱之地，而不是真正的家园。
稍微观察大自然就知道，凡是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会带来积蕴和生机——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只有稳定而长期的博弈，才会带来美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泛滥只会带来抢劫，也只是抢劫。
有朋友曾问及为什么要为“窝里斗”平反，我一言以蔽之：窝里斗是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标志，乃社会和谐及至一切美好得以成长的根本保证！正因为如此，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移民国外，包括“不能改变国家，那就改变国籍吧”的愤慨之词，对国家的建设及成长都是不利的。国家毫无疑问需要改变，但总体上，一个个都去改变国籍，将更不利于改善国家。
在这一点上，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先生令人赞赏，堪称先富起来的榜样。在一篇题为《我相信》的文章中，郭先生明确谈到：“我们四个人（创业团队），我们没有一个移民海外、拿海外护照的，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信心。（说起来）这个相信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企业家真正相信呢？不见得吧？”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流动性泛滥的原因，怎么说呢？不怕贪污，不怕腐败，不怕其他种种，甚至不怕抢劫，怕的是不把脚下这一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家园感！
本文写于2007年8月，突破财经的范畴对流动性作出更宽泛的解释，也应该是最基本的定义，原题《“流动性”究竟何谓》，后调整补充成《流动性投机加剧中国金融风险》，曾刊发于《凤凰周刊》。
“流动性”究竟何谓
第一次思考“流动性（Liquidity ）”和“流动性过剩（Excess Liquidity）”，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007年上半年一次双周论坛上，主讲人当时几次提到的“流动性”激起我的兴趣与思考。坦白地说，当时我还没怎么关注宏观经济，但由于工作需要，已开始接触。流动性的说法让我感觉特别新鲜，几乎是一道亮光划过心中：经济学还有这玩意？
因为“注目礼”思想体系存在流动性的论述，平天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流动性问题，并提出一个非常保守甚至看起来十分倒退的理念：流寇，流寇，流则为寇，一个人最好一生都呆在他的老窝里，始终坚守“窝里斗”，窝里斗是社会和谐乃至一切美好得以成长的根本保证。（详情参阅《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正是对流动性强烈的新鲜劲，当时发了言。大意是说，流动性抓着了点，解决低收入增长滞后的问题，特别是资本对劳动的优势问题，要在流动性上用功夫，挖深，挖透。并从基本层面提出：所谓流动性，反映的是一个系统对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偏离。（在场的专家学者们几乎都认为我跑题了，当时也在场的茅于轼先生后来表示，赞同我提出的流动性过剩要害在流动性投机的观点。）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通货膨胀的呈现——8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CPI（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5.6%，是自1997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 流动性和“流动性过剩”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财经界更是高谈阔论，几乎无人不喙。可究竟什么是流动性和流动性过剩，财经界，乃至经济学界，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像在学术上大行其道的其他概念一样，“百姓日用而不知”。
顾名思义，流动性是固定性的反面，就是易搬移，易迁徙，易换手，摩擦小。这是最广义的流动性，指的是某商品对其他商品实现交易的难易程度。比如在股票市场，某股票难以脱手，我们就会说该股票流动性太差。再比如存钱时的活期与定期，相比于活期，定期就是要降低一个人对某笔钱的自由操控，实际上也就是在降低流动性。据称，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说过，利息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对流动性放弃的一个报酬。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最广义的流动性并不常用，平常我们说流动性时，多是狭义的，特指货币现象。这不仅因为货币也被约定俗成地认为是一种商品，更因为货币是最具流动性的，原则上，它能在任何时候都转化为任何商品。事实上，货币之所以被发明，就是为了度量，就是为了流通，完全可以说货币的本质就在于流动性。
正因为流动性特指货币现象，财经界谈论流动性，多是就货币论货币，常从M1（狭义货币）、M2 （广义货币）来判断流动性的情势，有时候还用到M3——一个在M2基础上再宽广地加上证券的货币扩张指标。也正因为这一点，流动性过剩常常被解释为实际货币存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简单地说，就是资金充裕，社会上流通的钱多，银行存放的钱多，居民手头的钱多。
可问题是：资金充裕，银子多多，明明白白的大好事，而流动性过剩却被国家金融体系乃至全球金融市场视为麻烦一桩，各国央行为之头疼呢？这个反差有点大，正如青年学者郭宇宽先生所当头棒喝的：“流动性何以成了坏东西呢？”
有经济学家曾提出一种解释：钱犹水也！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但水太多，就是洪水猛兽。没有钱，就没有商业；但钱太多，也是洪水猛兽。这个类比看似有理，但并不说明问题，或者说有些简单化，比方讲：太多的钱为什么就是洪水猛兽呢？
真正要解释流动性的问题，可能要回到货币的本质。什么是货币？既有的经济学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商品都不依赖其他商品而成为商品，而货币原则上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如果硬说是商品，就必须依赖于其他商品。但把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来处理，也未尝不可，既然货币可兑换任何商品，为什么就不能说是商品呢？
列宁同志说得好：“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揭示货币的本质，必须回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在工商社会，货币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力量，一种建构和影响人与人的关系的社会力量，一种可以主导乃至控制人的需求满足的社会力量。如果货币不是一种社会力量，不能够对人施加影响，做不到“有钱可使鬼推魔”，货币不过就是一张花花绿绿的纸而已，交给“老鼠的牙齿”也不讨好。
从社会力量的角度，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事实上，流动性过剩不仅是一个财经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据说经济学大师曼瑟·奥尔森在论国家的起源时曾受启发于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人，不务正业，专门从事抢劫，可称之为土匪。他们先是流动抢劫，从乡村到城镇，抢一阵子就换一个地方。日子过得虽然有滋有味，但风险太大，随时有被受害人致残或被官府捉拿处死的危险，劫匪们已经失散好几个兄弟，心底里也渴望能够稳定下来。
后来，他们在流动的抢劫中发现了一座高山，算得上一块风水宝地，山下有大片良田，山上有居住环境，还有一个风光旖旎的湖泊。于是劫匪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白天下山抢劫，晚上在山上休养，一度过得非常逍遥。但不久，劫匪们发现山下的居民都搬走了，良田大片抛荒，他们不得不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在这种情况下，劫匪们围坐在一起，共商大计，最后他们决定以税代抢。第二天就派人与山下的居民约定，他们以后不搞抢劫了，而是代收保护费：养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收这些费的目的是保护居民们的正常劳动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有内部抢劫发生，他们负责惩办；如果有外来抢劫发生，他们负责追击。
这就是“流则为寇，坐则为王”，坐还是流，乃判断一种力量走向理性还是暴虐的关键。货币或资本当然不是烧杀抢掠的武装力量，而是和平的工商力量。但从投机获取暴利来讲，游资与流寇多有异曲同工之妙。流动性过剩其实就是力量的浮躁，反映着一个社会系统对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偏离。
从财经或投资上讲，流动性过剩反映的是一个经济系统缺乏价值投资，投机盛行——用非财经话语讲，就是暴力泛起。更深一层，从社会学上讲，流动性过剩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未定型、非理性的反映。
一个社会系统要防止流动性泛滥，必须大力鼓励各方力量安营扎寨，水泊梁山，进行稳定而长期的博弈——价值投资。从已有经验看，成熟的资本市场，多是机构投资者在参与，也就是说，资本在各个机构水泊梁山，不轻举妄动。相反，不成熟的资本市场，多是散兵游勇在主导，资本没有安营扎寨，多流动“抢劫”——投机。
今年前五月的股市飙红，最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历史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的月平均开户数就达到了424.4万户，跟去年相比增加近10倍，4、5两月的新增开户总数都超过去年全年，其中4月30日一天就新增108.4万户，创历史新高。数据并进一步显示，在沪深两市账户总数中，个人账户为9984.69万户，机构账户为42.67万户，个人账户占总数的99.57%。散兵游勇如此之众，流动性过剩可想而知，“非理性繁荣”可想而知。
流动性过剩反映的一个社会系统对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偏离，从这一条最高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关于流动性的重要结论：
第一个：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投机过度。
流动性过剩绝非简单的资金充裕，资金充裕只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前提，投机过度才是流动性过剩的本质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讲，流动性过剩有点像股市里面的换手率过高。即使资金不太充裕，但如果投机盛行，流动性过剩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虽然资金十分充裕，但如果不投机出击——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资本的血性就在于逐利——流动性过剩也可以不出现。
第二个：流动性过剩极其可能重创全球资本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含义）。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与人的关系相对稳定，人与人之间自然会尽可能地进行价值投资和价值博弈。但在工商文明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日趋流动，因为工商文明就是靠流动和交换而发展，流动性过剩构成其基本动力，甚至可以这样说：工商文明就是流动性文明。
这正是资本对劳动具有优势的原因所在，工商文明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资本它的排头兵，它大大地鼓励和奖励资本。也正因为工商文明就是流动性文明，人与人的关系日趋流动，一切最后都化归为货币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讲：资本主义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变成冷冰冰的算计。
如果说在过去，资本还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话，但在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当今，资本市场相当大程度上已虚脱于实体经济，压根儿不再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阶段。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近估计，全球金融资产已经比全球GDP高出3倍多，3倍于1980年的比率，二战后的全球金融资产总值仅比全球GDP高出2/3。
平心而论，工商文明原本流动性文明，一定的投机原本常态。但资本市场乃至整个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虚脱，为过度投机打造了天堂，当今是游资或者说“热钱”最好的时代，它已经能够以光电速度全球“打劫”。事实上，在虚拟经济中，投机已经发展到自买自卖的地步，炒作味十三足。
按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数据，目前全球债券衍生品市场已达400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是全球所有债券价值的3倍。即是说，每张债券平均被重新买卖了3次。流动性过剩可想而知，泡沫可想而知！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金融战争”或“货币战争”的提法绝非耸人听闻。
由于金融化，由于全球化，也由于通讯高科技的发展，在流动性的眼中，在资本的眼中，在投机者的眼中，世界已经不仅仅是平的，而且已经是“气”态，是它们大举打劫天下的时候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次金融危机已经昭示：如果我们不能够正视流动性过剩，找不到办法，拿不出对策，全球经济完全有可能被流动性过剩所重创。
早在1984年，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詹姆斯？托宾，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金融体系的效率》的演讲，最后告诫说：
我认同重农主义者忐忑不安的质疑……，我们的资源被日益投向那些远离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金融业务，投向那些与社会生产力不相符合却能产生较高私人收益的业务领域。我怀疑“虚拟经济”正日益滥用计算机的强大力量，其目的不是更经济地从事金融交易，而是推动金融交易数量和种类的膨胀。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到目前为止，高科技对经济领域生产力的贡献令人失望。我担心，正如凯恩斯对他所处时代的先见之明，金融工具要获得流动性和可流通性等优势，就必然以方便目光短浅且效率低下的金融投机为代价。……我认为，凯恩斯提出的建议是发人深省的，我们要更多地限制短期持有金融工具，更多地鼓励长期投资。
是的，稳定而长期的博弈是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