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书札记(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6:48:34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书札记(下)

    滚滚素最胖滴 @ 2008-10-20 12:46:43 阅读(180) 评论(6) 引用通告 分类: 与友书

    刚看到“有个作者”掏心窝子写的,却应和寥寥,或许是因为文章名吧。叹。

    《致青年探索者》 http://www.bullog.cn/blogs/shafa/archives/195387.aspx 

    胡祖六:凯恩斯从来没有消失过 http://www.infzm.com/content/18513

    尽管不认同他的一些观点,但我对克鲁格曼非常尊敬。他从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批判和怀疑的精神,与同时代人相比,克鲁格曼极富创意,在研究中强调直觉和感性认识,非常忌讳玩复杂的数学游戏。他的研究从数学上看非常简洁,不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那样滥用过于复杂的数学模型——最终经济学是要解释现实世界的,要提供简洁明晰的分析,而不是使复杂问题更为复杂。 

    这样的研究态度源自价值观。克鲁格曼和萨默斯、萨克斯等人同时成名,他们秉承哈佛、麻省理工的传统——关心现实、积极入世,对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汇率、通货膨胀、失业、全球贫困、气候变化等重大现实议题高度敏感和关注,并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言论和行为影响社会。 

    余淼杰:克鲁格曼的神话   http://www.infzm.com/content/18511

    克鲁格曼长于构建简单的模型来阐释重要的经济问题。他往往能比别人早数月乃至数年地观察到某种经济现象,然后构建简单的模型,提出自己对问题独到的见解。当其他的经济学家对他的模型进行各种复杂的细致化或变形后,往往会惊讶地发现他的模型基本结论仍然成立。简单的模型竟反映了现象的本质,也许,这就是克鲁格曼的神话。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书札记(下) 

  6. 态度: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批判和疏离  

  几年前在一张文化考卷中看到一个题目,问中国文化史上中国人的三大崇拜是什么。答曰: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君师崇拜。  

  的确,中国人过于注重崇拜,鲜有反思,更别提什么批判了。因而,偶尔有一、二个言论振聋发聩的文化批判者,他们就在十几亿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提起现当代有深度的文化反思和批判者,我最想提到的人有三位,首先是“五四”时期的鲁迅,然后是受鲁迅影响颇深的两位学者,一位是台湾的柏杨,另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美籍华人孙隆基。但同样作为中国文化的批判者,他们对中国文化所持的态度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众所周知,鲁迅批判的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就文化的品质而言属于西方性质。钱俚群在评论鲁迅时曾指出,“他是怀着‘立人’的理想,对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侵犯以及对人的奴役,进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孙隆基对鲁迅也是深有研究的,他有关鲁迅的两篇重要论文《世纪末的鲁迅》和《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收录在《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中,是全书分量较重的两篇研究。同鲁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压抑人性和个性“的思想一样,孙隆基也非常强调“个体精神自由”,只不过,他把鲁迅从政治和救国的运动中剥离出来,视其为对变态和残酷津津乐道的“世纪末“思潮在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是深受西方尼采进化哲学影响的现代中国绝无仅有的无政府心理学批判的代表。  

  如果说鲁迅文化批判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庸愚大众的话,深得鲁迅遗风的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人的“丑陋”上,对鲁迅先前提出的酱缸式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凶狠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我的敌人很明确,就是‘酱缸文化’,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的人们,让他们共同来认识和反思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共同涤除那些不好的地方。”与鲁迅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呐喊”和“彷徨”思想相比,柏杨的身份更加贴近文人,其作品的文学性和个人对政治的情绪化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对历史和时代的诤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则表现出“呕吐”。但与鲁迅“世纪末”的悲观主义情怀相对比,柏杨在批判中国文化的同时,始终都是乐观和相信进步的,鲁迅对传统文化已经厌恶到“看到妖怪已经附在自己的身上”,对中国文化的挽救持由衷的绝望感,而柏杨对本民族的“国民劣根性”进行揭露却持的是“恨铁不成刚”的“心痛”的态度。  

  同样以史学家的背景来挖中国传统文化“祖坟”的,除了柏杨就是本书的作者孙隆基。关于两人之间的比较,孙隆基今年年初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我与柏杨、李敖都不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是从学理上研究中国人性格中的“劣根性”,试图从中国人3000年的文化传统中找出“劣根性”的文化基因,而柏杨和李敖主要以文采取胜,在当时台湾特定历史下,他们用夸张的语言描写中国人‘劣根性’吸引了读者和年轻人的眼球。”的确,学院派风格的孙隆基在书中对中国文化现象采用的是学理式的清理,他的语言尽管偶尔犀利,但还是为行文更加准确而服务的,我个人的观点,孙氏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已经从飚风的文化批判回到了理性的学术研究,而具体在批判方向上,他更偏鲁迅。  

  但在我看来,孙隆基与鲁迅、柏杨更大的不同还在于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孙隆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并不似鲁迅一样的激烈和柏杨一般的热血沸腾,他在阐述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时所表现的冷静,甚至冷漠,已经宣告了他与原生文化之间的疏离。孙隆基在新千年版序中说,“读者会感到本书的行文是炽热的,但不是炽热的爱国主义,而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接近白热化的反感。这种反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对中国文化采取了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这个浓烈的感觉,是只有身处其中而又想全力地挣脱出来才有的感觉。”我想,正是作者表现出来的文化疏离,才让我对他文字中的“炽热”感觉到是一种冷漠的炽热,而这种文化疏离并不是一个一代或二代海外华裔对母文化产生疏离的简单现象,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我以一个‘个人’身份,毋需借着替中国找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这已经是一种我主张的确立‘个人’的一个表现。”  

  孙隆基所表现出来的努力并最终与中国传统文化挣脱的举动,我最初看到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随后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和坚持。《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作者对自身文化“硬心肠的”反省的结果,我们无法细微地考察一个历史学家自身对母文化的内省和焦虑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和左右到自己的学术作品,但我想,也正是由于孙隆基对中国文化采取的远离和冷视的态度,才能使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了身在其外的挖掘,这恐怕也是我们绝大多数深陷传统文化其中的人永远也达不到的心境和立场吧。  

  我当然尊重每个人对文化的判断和选择,但我还是对孙隆基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感到了几分悲哀。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者往往在当代很难看到自己的批判成果,有时他们更多的是唤醒仍在迷茫中的下一代,即担当了一种“过渡主义”的角色,而孙隆基对中国文化批判后的远离,竟然连担当“过渡主义”的机会都放弃了,他在个体的绝对“精神自由”上取得了圆满。  

  如今,面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反对有之,争议亦有之,有国人把文化批判称为“自虐”, 还有人认为这些批判只有批判没有建设,批判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我们的丑陋,正是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能否容得下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正是检验中国文化发展宽容度和健康度的一个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批判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的文化批判不在于批判的对不对,而在于敢不敢面对母文化一些阴暗面的自觉和勇气。  

  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不管怎样,反思和批判本身,已经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性的贡献。感谢那些为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做过努力的人们,即使鲁迅绝望过,柏杨愤怒过,孙隆基已经转身离去。  

  7. 评价:面对文化批判,痛并快乐着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一切有关中国文化的褒贬难免都神经敏感。在掩耳盗铃的一点民族自尊心下,对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我还是宁愿由中国人自己来发现和诉说,读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虽然在他犀利的国民性解剖下我有些心惊肉跳,但总还是少了当初读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时那种无处躲藏的羞愧难当。  

  中国学者在谈中国文化时往往会在自豪和自卑间游走两极。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作家赛珍珠说过,“一些中国学者不是过于沉溺中国文化的情结中不能自拔,就是过于依恃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来肢解中国文化。许多有关中国文化的著作是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到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赛珍珠的这段评论是作为林语堂《吾国与吾人》的序言发表的。虽然《吾国与吾民》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着不同的写作意向、写作背景和学术差异,林语堂旨在从一个既自豪又谦虚的立场上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优劣,而孙隆基则立足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反省与批判,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林语堂虽没有取悦外国人,最终在结果上还是取悦了中国人。而对孙隆基而言,他和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显然不是为了取悦外国人,更不是为了取悦中国人,他以独立的精神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取悦了和自己同类的人,这让我更看到了他的不凡。  

  对于到大陆姗姗来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曾在新千年版序中写道:“它赖以立论的陈年旧事,如今是否只剩下了纪念的价值?书中反复论述的‘深层结构’,是否已经失去‘时效’?既考虑‘时效’,有否基本上推翻了所谓不变的结构之命题?这让我想起了孔子的一句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里的“道”,在3000多年前的春秋,恐怕指的是“中庸之道”,而如今,我想借用它指文化之“道”,道不远人,人亦不远道。  

  也许孙隆基就是一只长在群居队伍里却刺长、热量多的豪猪,他终究会离开群体文化,独自在更广阔的天地寻找自由。他的这种个人独异性并不是完全针对母文化的,当他是中国公民时,他写了中国“杀子的文化”;而当他成为美国公民时,他又写了美国“杀母的文化”,他似乎也同属鲁迅一群,是无政府主义心理学批判者,他身上有足够的能量,支撑他有足够的勇气审视自己被文化所设计的科学性和认同性。  

  不同的人在阅读对母文化的批判时会有不同的反应。在我所看到的对这本书为数不多的评论中,有一个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位兄台写道;“无甚见识,无甚高论,徒增加一段痛苦的阅读经历。”话虽然说得坦诚,不痛不痒的语气也似乎可以对所有的文化评论及文学评论适用,但我还是有一种悲哀的心绪。据说,2003年面向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初版相比已经是一种“洁本”,不知道出版商是否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文化批判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存有怀疑,但其实,如果只能给大多数读者“徒赠加一段痛苦的阅读经历”的话,那么其实洁与不洁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的,阅读这本书给我的感受,始终是痛并快乐着。除却书中对中国文化的具体批判,作者的学术态度、批判精神和自由意识犹使我产生敬意,对一些问题观点上的不同倒不是过于重要了。  

  当然,我也无意隐瞒我对该书的一些小小的苛责,例如该书的行文问题,我个人认为会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一些麻烦。由于作者在书中“不仅要罗列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内在的关联性,还要解释其可能性的扩散以及扩散的形态”,这个意图的确给作者在某些地方的叙事带来了负担,使文章在内容上有些凌乱,文字上的重复也随处可见,字里行间我见到的是一个充满激情却有些兴奋过度的阐述者,这使得我在初读此书时常有把其内容重组并把其文字删减四分之一的冲动。对于已经习惯从“立论——立论在实践中的解释性”这一阅读模式的人而言,要从近40万字的书中自己概括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精髓,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主线的安排,是该书的一个软肋。  

  书是读完了,可对于中国文化,中国人有永远解决不了的委屈和困惑。就像素日里我们早已习惯高喊弘扬祖国文化,而如今当中国政府真的在世界各地大规模设立“孔子学院”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发现不知道该弘扬什么。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对中国文化的心理是复杂的,是在本能的超越和本能的回归之间动荡的。一方面,我对中国文化玄而又玄的路数存有怀疑;另一方面,我又对中国文化玄而又玄的路数抱有幻想。记得“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淑溟曾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自己不能解释自己,不能认识自己,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解释和认识它。否则它只是一个古董,人家拿他无办法,自己亦无办法”。  

  难道中国文化只有等着西方的认知论和方法论来解释和认识自己吗?用西方的系统来解读和架构中国文化,这是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除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和人类心理学的视角,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否在其他的分析方法上有更有利于自己的出路?中国“人”被设计的方式与意义是否还有我们并未探知的秘密呢?  

  似乎孙隆基自己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他在书的新千年版序中写道:“在本书里,中国文化是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的,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如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缩印本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心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在原著出版二十年后所述的这段话,令我在阅读此书后沉重的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这些话,也是我心中对中国文化最凝重的声音。  

  我们大哭,因为我们曾大笑过;我们还会大笑,因为我们已经痛哭。  

  让我们都拭目以待吧。  

  开卷有议  

  2007年5月26日


滚滚素最胖滴 [123.116.150.*] @ 2008-10-20 19:19:54

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梁文道 @ 2008-10-20 11:36:22

(摘)
诠译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看见一句令我不满的话,忘记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写一篇两万字的回应来批判它。我为什么要耐着性子看完那篇东西呢?我为什么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会它的真正含义呢?它只不过是我用来表达自己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gwendao/archives/193925.aspx

歪鸟 [202.114.78.*] @ 2008-10-20 19:58:29

我对80年代学者的感觉很奇特。他们的冷静和深刻在现在很难寻见,但是总有让人感到缺憾的地方。常常能写出统释万象的煌煌巨著,却从思索的原点到路向都潜藏着方向性,这也许是“自虐”的说法的源头。

在我这样年龄更轻的人看来,人之为人,人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完全打灭的,人性的异化常常来自应对环境的重压,环境变了,仅仅靠“传统”对人性的影响会迅速衰减的,这也是90后更让80后也看不懂的原因。

所以,个人的想法是,不妨换一个角度,也同样以“人”的角度来看看中国古代的人,他们是如何思考,追求,安顿的,也一定可以寻找到超出“集体价值”的界定之外的价值。就好像基督教在中世纪摒弃了现世的一切价值,等到欧洲人性觉醒之后,人们却为宗教信仰找到了人性的源头。

 滚滚素最胖滴
歪鸟,欢迎过来玩哈。

读书札记中将“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一段压到结尾,是对前述的各种矛盾纷杂,一个意味悠长的点睛。就像誓将世界丈量者,开始思量,又该如何丈量手中之尺。而我一楼摘的“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也正是对此的致敬。

你的疑惑他们业已反思。网络多有“破其一阙,毕竟全功”之豪气,却遮蔽了毁却的也是金身的事实,如狗熊掰棒,空入宝山。
这不是叫人谦虚,道德本是我颇不能苟同的东东。只是若将质疑与汲取对立,本就是泯然不问的隔代遗传。

“超出‘集体价值’的界定之外的价值”,你这观点恰是我们搏杀的一个焦点。而我希望以模型证明的东东,又偏要将欧洲的觉醒拿来做个祭品。关于这些搏杀,也有些剑气散落于各博文。

既然是博文,但求一气呵成,难免斑驳杂乱,贻笑大方,尽管松心玩耍,拍砖,试剑。

歪鸟 [202.114.78.*] @ 2008-10-21 11:34:54

这里相当好玩,昨天到这片竹林里面玩赏了一整天。以后常驻:)

面对这样的思想大厦,靠着几缕剑气突刺搏杀是挺没有意义的事情,就算是执其一端,也仍然是对这一端的深刻思考,和对事实严谨梳理。对于中国文化,集体价值的结构在那里,就算有人从人本的角度找到了其他的视角,像孙先生现在这种视角的思考也不会失去意义。西方学人的“专业化”意义就在于此,每个人执其一端不求齐全,后学只要不偏听偏信,就能得到全面的理解。

像本鸟这样既没有这样的专业背景,又没有足够的生活与思考积淀的个体,不大可能猝然去做建构模型这样的大件事,只能有些一星半点的感受:不平衡。那些严谨而深刻的思考都集中在鞭击弊端的路向上,对那些与人类现代精神相合的价值的探寻则相当有限。自省没有错,但是在鞭挞与发掘上的不平衡,却可能造成认知上的偏差。

为什么很多深刻的人找到的最终出路是给中国人“换脑”,这其实是一种话语缺席,坐在他们对面的是那些虚浮的赞歌或崇拜,而不是而是以现代人本精神的角度的深刻思考,这当然不能形成由建设性的讨论。这种缺席,对于文化演进中进入新十字路口的我们来说,将是个大缺憾。

由于能力所限,本鸟现在无力填补这样的缺席,所以只能期望能够让有这样思考深度的人感受到这样的思考失衡。就如上面所说,并不是要放弃以前的视角,而是只要有人能够从新的视角去建模思考问题,就可以让讨论有意义得多。

欧洲觉醒过程中的保守与激进的博弈与相互砥进的过程,对传统与进化的关系的讨论将是一个很好的比照案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