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致命的樂觀

致命的樂觀

許知遠

·難道要再度通過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巨大犧牲，來完成對整個國家方向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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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經常對基本事實視而不見。雷蒙·阿隆感慨道：「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 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那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國，塞納河旁的知識分子大多選擇了左岸，蘇 聯則是他們的烏托邦。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一切充滿指責，生產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義的歇斯底里，但是他 們卻對他們仰慕的蘇聯保持了沉默，即使當慘烈的大清洗和農莊集體化的政策被披露後，這種沉默和忽略仍持續 著。他們擔心打破頭腦中既有幻象，擔心信念的落空，似乎這要比赤裸裸的現實殘酷得多。 

一股 大的樂觀情緒正包圍著北京。在GDP的統計數字上、中國精英們的飯桌上、電視屏幕與報紙上、房地產和股 票市場上、還有熱火朝天的建築工地上、一些外來者瞠目結舌的表情上，經濟蕭條似乎尚未誕生就已夭折。倘若 對照西方世界依舊的沉鬱，中國更像是一個世外桃源。一個世紀前的美國人熱衷於談論「美國例外論」——新大 陸能逃脫掉老歐洲的宿命；而現在，「中國例外論」則開始興起，什麼力量都不再能阻擋中國的崛起，不管是一 場嚴重的國內動盪還是一場世界的經濟危機。 

一種空前的自滿也隨之而來，美國人不懂經濟政策，資本主義弊端多多，從安然（安隆）到馬多夫，放任自由市 場的貪婪產生盈盈的惡棍。中國不會是一九八零年代的日本，更不會是一九一零年代的德國，它在規模上甚至連 十九世紀的英國與二十世紀的美國都相形見絀。中國世紀已經到來，它正在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恢復昔日的榮 耀。 

但果真如此嗎？我懷疑那些對中國模式的誇耀者們，正在陷入法國左派知識分子式的自我欺騙——沉浸在語言的 狂歡中，拒絕對現實多看一眼。 

蘇聯模式在一九三零年代至一九五零年代的成功，在相當程度上建立於 大的宣傳、捏造的數字，以及任何正常 國家無法承受的高昂代價之上——成千上萬人的尊嚴與命運被漠視和踐踏，人只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材料，各種資 源被濫用和浪費。在一個模仿和起始階段，它可能帶來某種成功，一個在一九零五年敗於日本的腐朽的沙皇俄國 ，卻在一九四五年戰勝了 大的德國。這種成功似乎足以迷惑所有的質疑者，但是一個驚人的悲慘現實正被掩藏 在這種榮耀之下。最傑出的頭腦、最獨立的心靈被毀滅，恐懼和粗陋的宣傳窒息了年輕一代的創造力，權力與意 識形態束縛了人們的實驗精神，愚蠢的官僚體系佔據著所有資源，社會被瓦解，暴力和慣性是維繫社會的唯一力 量……在一九五零年代看起來勢不可擋的蘇聯模式，在一九七零年代陷入停滯，而到了一九八零年代則幾近破產 。人們恍然發現，原來那麼多事實被隱藏起來。 

此刻的中國呢？它當然不會是蘇聯命運再度重演，中國制度和中國人的靈活性與適應性，似乎不會帶來斷裂式的 命運，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經濟結構，也比一九八零年代的蘇聯優越得多。但是，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它們都遵 循著類似的邏輯。無情而 大的國家機器，在短期內可以聚集資金、人力與資源，來締造短期的物質成就，卻無 法帶來長遠的經濟與社會活力，更無法孕育出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的創造力。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長，主要來源於民間的活力，從僵化的政治教條和官僚體系中解放出的個人創造力。但 現在，一種逆向的趨勢日漸明顯。官僚體制迅速膨脹，中央企業獲取了刺激經濟的絕大部分資金，自由競爭在官 僚權力面前脆弱而卑微，個人價值和權利在壟斷集團面前過度渺小，普通人被排除在經濟增長的收益之外……我 們曾經談論過經濟增長模式的巨大弊病，而如今這基礎性的弊端不再談論，我們執著於昔日的方法。 

很有可能，這表面的樂觀與繁榮，或許是我們對於之前三十年發展成果的最後一次狂歡式的揮霍。而幾年之後， 當我們的國家充斥著那些不知有何用處的高速公路和廣場，一起起基礎建設腐敗案被揭露而出，私營企業主不再 有興趣進行產品和市場的創新，反而執著於權力關係，年輕人不再想去成為創造者，只希望成為公務員，通貨膨 脹吞噬普通人的生活時……一場更嚴重危機才真正到來。難道要像中國的每一次重大危機一樣，這個國家要再度 通過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巨大犧牲，來完成對整個國家方向的調整﹖不得不承認，我們此刻的樂觀，是多麼淺薄和 不負責任。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 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香港版是《鍍金中國》（天窗出版社）。

原载《亚洲周周刊2009年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