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货币政策的“硬币效应”——中国经济的滞胀格局，已然埋下伏笔！_钱宏：变化的智慧_凤凰博...

宽松货币政策的“硬币效应”

——中国经济的滞胀格局，已然埋下伏笔！

钱  宏

自1990年代始，几万个政府性利益单位（各级地方政府和行政公司）参与经济博弈、乃至政治博弈成为事实之后，我们的经济学家，包括所谓“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顺便说一句，我对经济学科发展是否有赖于“人海战术”表示怀疑）和各个大型经济体研究部门培植的、或个体亦商亦学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争相博弈施加影响，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格局。

因此，值此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之际，我们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和执行层，在宏观经济决策上，首先要排除利益集团（尤其是打着“国有招牌”的单位）的各种干扰，让国民充分意识到政府遏制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可能的决心和善待每一位国民的诚意。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杨鲁军著《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再版研讨会”上，我作了一个题为《回归亚当·斯密主义》的发言，其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从里根经济学中汲取什么样的营养？我的意思是，也许用不了多久，尤其是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可能再次遭遇滞胀时，里根经济学（至少其中核心价值部分）又将重新成为各国政府的选择，而不是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本能地认为的片面回归凯恩斯主义。

而且，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许还要完整地重温亚当·斯密主义，即同时从《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汲取精神营养，以实现国家的“良治”。

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当年里根政府（甚至现在的奥巴马政府）相比，可谓幸运得多。可以说，只要中国政府真的愿意“花钱”，而非“敛财”，只要中国政府主动降低一点对于GDP增长率的指标要求，丰富或改变一下经济社会发展业绩、政绩（考核）的价值评估标准或体系(请参看拙作《假如里根复活——写于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再版之际》有关“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的论述、以及《伟大的创举——赞中央电视台“浙江富阳人改变政绩评估指标带来的变化”头条新闻报道》等)，而开始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国民意识培育，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言行一致地善待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比如，以中国政府这些年的各种财政收入及储备总量，中国政府至少不必象里根政府那样，到金融市场高利率举债、低利息贷款，就能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家庭-家族生产单位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以保持中国的基本就业、区域和产业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但这里，我要作一个说明：我国政府4万亿救市实际投入是1.2万亿，这是“花钱”；而1-5月财政收入虽然同比下降，但除各种预算外税费收入之外全国财政仍然盈余累计人民币4,611.7亿元，6月财政收入大涨19.6%，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才11.2%，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还算了一笔账，近二十年来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占GDP的40%以上，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样一比较，一算账，当然就是“敛财”。

常识告诉我们：政府敛财，就意味着社会交易成本和生产边际成本的提高，结果，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还打击了社会创业的积极性。据刚刚出版的全国工商联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称：“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民营经济带来的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随着行业垄断的逐步强化，4万亿投资正在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我想说的是，全国工商联蓝皮书说这种“挤出效应”，与中国官方及其经济学家们宣称的经济“企稳向好”，可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不妨称之为“硬币效应”——象玩儿“剪刀、石头、布”那样向空中抛硬币，和未来赌落下的结果。而实际上，真正发挥这一“硬币效应”作用的，主要还不是1.2万亿“救市投资”，而是近半年来高达7.5万亿的国有银行的放贷，即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然，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或者说民营经济，不是宽松放贷的受益者；而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未必全是受益者，即使是“受益”，还要具体分析结果受的是什么益——是生产、研发之益，还是股市、楼市之益，还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出之益？

一边是对国有经济的宽松放贷，一边是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于是，“钱币效应”的结果——抛向空中的硬币忽明忽暗地不断翻转，令人眼花缭乱永远落不到地上——不是泡沫，不是滞胀，还能是什么？所以，我冒昧地认为，如此下去，中国经济的滞胀格局，已经埋下伏笔！

既然亚当·斯密主义早就指出了国家财富的源泉是劳动，社会稳定的基础是道义，那么，从就业、税收、生存方式和人格教育、区域和产业均衡发展、国民身心灵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我想，中国政府应当从里根经济学中受到的最重要的教益，就是无私无畏地果断扶持各项社会建设，扶持中小企业的成长，在中国，特别是扶持家庭经济、家族经济及其生产力的成长。

因为，中国的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细胞，同时作为一个劳动生产的基本单位，是中国社会超稳定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后盾。

这个理由很简单，家庭，尤其是中国家庭，从来就是“人力资本”及其“人口红利”的基本生产供应者，家庭劳动是众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因而家庭，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需求者”和“消费者”。

关于中小企业的经济社会价值及其商营环境的改善，我和我的几位朋友曾经想做一部大型人文纪录片，片名叫《第三次崛起》（1994-2004），这里就不谈了。

2009年8月13日23：59于开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