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改革思维自相矛盾

　　
　　杜平/文（联合早报评论员）
　　
　　
　　
从南至北在中国旅行，接触的多是新闻界同行，一边享受着他们对我供职的《联合早报》的兴趣，一边感受着中国媒体人的理想、追求和执着，当然还有牢骚、苦闷和彷徨。如同整个社会，中国传媒业也在转型，目标宏大而清晰，令人为之兴奋；但其过程似乎充满不确定性，让人对其前景抱持疑虑。
　　
　　　
至少从年初以来，北京的中央级媒体和省市地方媒体就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潮，各显神通地出台了改革方案和措施，微观上推陈出新，宏观上求大求强。这既是要应对西方媒体的言论渗透和竞争，也是要应对国内网络媒体咄咄逼人的蚕食攻势。但在此全局性目标下，所有媒体首先关注的还是自我生存或扩张，因而彼此之间又形成了直接竞争的态势。这种气氛给从业者带来的压力，可以从言谈中轻易感受到。
　　
　　
　　政治需求和市场利益兼顾
　　
以电视为例，中国普通住家可收看全国各省市的数十个卫星电视频道，每个频道都在煞费苦心地争夺眼球，但基本套路却是简单地重复，大多以娱乐节目为主打。这种趋同的思维模式，使节目的形式和内容不能自我超越，更不能超越对手，所以真正凭借智慧创新而出奇制胜者难得一见。
　　
　　　
不过，此次在深圳卫视参观，却发现一个亮点。该台新闻中心独辟蹊径，开设了以港台新闻和评论为主轴的大板块时事节目，在各地观众中引起了兴趣和关注。在新闻媒体出现娱乐化趋势的环境里，一个资源有限的地方性电视台，敢于在高端的时事课题上创立品牌，这是令人刮目相看之处。
　　
至于中央级媒体，改革的动作就更大。从近期开始，中央电视台对现有频道的节目进行逐步改版，核心指导原则是增加信息量、实行新闻报道的滚动式播出、加强新闻评论的分量和力度。据说这一改革方向获得了政府高层的首肯或授意，可见这轮改革并非仅仅是媒体本身的利益需求所驱使，同时也代表了执政党高层的政治需求和意愿。
　　
　　　　新华社的改革动作更是不同凡响，其战略是无所不做，大小通吃，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两头兼顾。今年上半年，新华社的电视新闻网得到实质性扩充，并开通了英语新闻电视，已开始免费向CNN和BBC提供新闻。至于手机电视、楼宇电视、公交车电视等，个个都不放过。
　　
　　　
我还听新华社朋友说，该社最近竟然放下新闻界龙头老大的身段，与青少年喜欢光顾的“开心网”进行电视新闻合作。而与此同时，为了提升自己作为世界主要新闻机构的地位，新华社将于今年10月主办首届“世界媒体峰会”，遍邀全球主要媒体的高级管理者参与。其雄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言论尺度稍有放松
　　
　　　　我在北京休假期间，正好碰上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实现扩版。面对都市报和其他非主流报纸后来居上的压力，党报扩版的举动显然表明它不想坐以待毙，起码必须维持一个像样的生存空间。但该报的先天不足，就是自我定位和喉舌功能，其艰难的市场处境似乎早已注定。
　　
　　　
而相比之下，党报属下的《环球时报》锋头仍健，凭借遍及全国的庞大发行网络，该报发行量在全国众多小报中依然名列前茅，在很多读者心目中甚至俨然已成大报。不久前，《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与英文《中国日报》形成对垒之势。但是，在舆论管制的约束下，这份新报章的影响力和前途，恐怕不大可能超越其他报纸所面对的现状。
　　
　　　　不可忍否认的是，中国主流媒体的舆论环境比过去宽松了一些。就我本人的直接观察，调查性新闻和对民间事件的评论，在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上都比较深入，某些阴暗、邪恶和丑陋的现象，也是经这些主流媒体“掏粪”曝光的。例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时段新闻综合节目“中国之声”，时而会有不同凡响的“特别报道”出现，从而把失去的部分听众又拉了回来。前不久，在全中国引起广泛回响的“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事件，就是这个节目所披露。
　　
　　　　至于其他敏感话题，尺度也稍有放松。本人曾临时应邀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时事评论节目，两名主持人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所谈话题是敏感的中国人权问题。这种讨论形式和涉及的内容，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思维自相矛盾
　　
　　　
然而，从战略上看，中国媒体至今为止的改革思路并不宽广，因为只注重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内涵的充实。虽然新闻管制出现小幅度放松确是事实，但在根本上，新闻舆论的最高管理者还不愿意承认和面对更为关键的事实，那就是，过时、过细、过严、过死的管理手段，是阻止中国媒体“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官方媒体之所以不能向世界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甚至还在失去本国民众的信任，原因就在于自己人掐住了自己人的喉咙，使其有话说不出，说出来也没有力量，久而久之就不会说话。
　　
　　　　中国新闻界人才济济并不奇怪，可惜的是，一代接一代的人才往往在蹉跎中浪费。此次从南到北旅行，所见所识虽然不够广泛，但却有幸地遇到了几位相当有头脑的媒体人，他们的思想、视野和价值判断，与进步的主流世界完全同步，我之欣喜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可是，受制于严格的舆论限制，他们都只能人格分裂地做着该做的事情，偶尔也会冲撞一下底线，但代价承担不起。
　　
　　　　中国这一轮媒体改革看上去雄心勃勃，誓言要在世界上抢占话语权，但改革的思维却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要使媒体露出健壮的肌肉和体魄，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它们有足够宽松的施展空间，更不让它们有自己做主的灵魂和胆量。可以预料的是，这轮改革会使某些主流媒体占据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但其核心舆论功能不见得会发生飞跃，相反却有可能变得外强中干、大而不当、强而乏力。
　　
　　
　　没有权利去尽职尽责
　　
　　　　就比如，此次乌鲁木齐爆发动乱之后，新华社的反应相当迅速，发布的英文电讯立即被西方媒体广泛引用，确实抢先占据了话语权。但是，从很多迹象看，政治操作的痕迹还是明显，使其话语权缺乏持续性。
　　
　　　
例如，在向国外播发英文电讯相当一段时间后，新华社才向国内播发中文电讯。这是一种过时的做法，给人的感觉是先向外国人负责，本国人民的知情权受到歧视和漠视。再例如，当外国媒体直接进入乌鲁木齐之后，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就立即逊色，信息量、信息更新以及报道形式，都有些缩头缩尾、束手束脚。
　　
　　　　实际上，中国媒体要做好这些，根本无需等到“做大做强”。相比于很多国家的媒体，中国主流媒体已经够大够强。但为什么拥有无数精兵强将的大媒体，却竞争不过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报”和“小记者”？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没有权利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在北京中关村一家餐馆，我和大学时代的室友谈及此种情形。一年前，他从某著名西方媒体辞职，当了“海归”一族，重新感受起故国特有的舆论环境，感触想必深切。他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津津有味地给我读了几条“带色”的段子，听上去充满睿智和哲理，洞察力和语言魅力更是一流。最后他告诫我说：“别看不起，这才是中国人的智慧，报纸上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