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是什么，就说什么

殷海光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正是亟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创导能力的开头。然而，目前刚好是知识分子情智最低落的时期。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情智之低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有的。

　　这些情形，谁实为之？孰令致之？

　　构成这些情形的因素自然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不能去分析。我们现在所能指出的，只是构成这些情形之最直接的因素。自从撤退台湾以来，台湾在一个大的藉口之下，有计划地置于一个单一的意志和单一的势力严格支配之下。这一计划，逐年推进。到今天，台湾社会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这种光景，至少也是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未有的。

　　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社会，是表面整齐壮观而内面生机窒息萎缩的社会。别的且不说，这七八年来，台湾在思想言论方面居然已弄成以当局为“真理的标准”之局面。当局对于民间思想言论之衡量，是以自己颁定的范畴和尺寸为甄别的标准。凡属合于这个标准的思想言论，便被看做是　　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在现在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以内在同一时期可以有几个政党，但是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政府。所以，除非我们承认独裁极权政治，否则我们不能承认政党即是政府。政府更不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治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

　　也许有人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在“非常时期”，如果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意见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怎能集中意志以渡过难关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想：不经过认真的讨论，是不是由少数人凭其权威来专断地决定？如果大家并不欢迎这种办法，那么，唯一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充分自由发表意见。在承平的时候，我们倒可以马虎一点，“国事管他娘”。正因时值非常，政治的决定稍有差池，就影响到大家的祸福安危，所以更应集思广益。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如何能集思广益？

　　西方民主国家是有病必治。所以，政治上能消弭祸乱于未然，社会日渐进步，民生日趋安定。我们中国则不然。我们中国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大家在积威之下，也不敢说穿。社会的病症也不去揭露，让它蒙在被褥里腐溃。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到腐溃至极，被褥蒙不住了，便肿毒迸发，不可收拾。历代的治乱循环都是循着这一个方式发展下去的。这几年来，台湾的新闻，官方的言论，在这一传统上可说达到新的高峰。然而，稍有眼光的人都可知道，隐蔽在这些自我恭维和自我陶醉言论背后的病症，确实不小哩！然而，现在，我们所有的本钱太少了，哪里再能这样浪费下去？有病总是要治的。我们与其讳疾忌医，让病这样拖下去，到头来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诊断明白，及时医治。任何人总不能说：谈病、治病，是有罪的事吧！

　　我们立言，以什么为基准呢？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的一条：

　　是什么，就说什么。

　　事实是白的，我们就说它是白的。事实是黑的，我们就说它是黑的。我们绝不把白的说成黑的。我们也不愿把黑的故意说成白的。

　　也许有人说，这一条基准是一条自明之理，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出一说的价值？这种想法，真是不思之甚。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一条基准。这一条基准，是极权与民主的分水岭；也是科学与玄学的大界线。直到现在为止，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上，只有较少数人在较少的时间以内才能接近这一条基准；而较多数的人在较多的时间以内距离这一条基准不知几千万哩！从最根本的思想和认识模式来观察，民主对极权的抗争，科学对玄学的冲突，都是为了这一条基准。目前，这一条基准，在全世界许多地区更受到加紧的威胁和打击。

　　马就是马，鹿就是鹿。这似乎是不证自明之理，也似乎是不值一提的道理。如果有人特意提出它来说，那么也许会有人说：“这样的话，请你拿去教幼稚园的学生吧！”诚然如此。但是，如果他将这类的话背后所假定的意义条件忘记了，尤其是将这类的话可以实际说出的普遍可能性看得不成问题，那么，他的头脑就是太天真了。你能不能当着赵高的面说：“马就是马，鹿就是鹿，鹿不是马” ？斯大林为天下人皆知的大独裁者。赫鲁晓夫当他在世时能不能这样明说？在一切独裁极权暴政盛行的地区，都不能容许“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因为，如果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话，那么，大家就看清楚了外面的世界，看清楚了自己所在的痛苦环境，看清楚了独裁极权者的真相。这样一来，独裁极权的魔术就耍不成了。所以，在最基本的地方，独裁极权者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消灭这一条基准。在思想方面，他们用的是辩证法……头脑稍不清楚的人，以为它是高深莫测的妙道，在这一妙道面前感到自卑，头脑给搅糊涂了。只要你的头脑给搅糊涂了，施放这一套“玄学巫术”的御用理论家就替他的主人完成了任务。在实际的设施方面，他们必须藉交通、电讯、新闻的严格封锁来建筑铁幕，以及各形各色的幕。他们要藉此让幕中的人看不见铁幕以外的世界，看不清自己的环境，弄不清独裁极权者真正的面目。于是乎，极权就可以关起门来上演。

　　中国的过去，盛行着各种各样的“讳”。所谓先知先觉们对于一般人民在知识方面存着轻视的心理，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许多书不让一般人读，许多事不让一般人知道。前一辈的人发生毛病，后一辈的人必须为他“隐”。代代相传，世世如此。历来的中国人从未养成“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和精神。整个社会长期受着泛伦理主义的浸染和支配。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之下，有几个人能够想到“是什么，就说什么”？目前，这种余毒是否未尽，甚至更加深刻化，被人利用下去，稍有科学训练的人一看就明白。

　　照理说来，科学应该能够“是什么，就说什么”了。然而，科学之赢得这一基准，也只是近百余年来的事。在牛顿以前伽利略说地球绕日，非日绕地球。然而，它在当时因与教会的传统说法不合而大受禁阻。生物演化论者说人是从猴子的近亲演化而来的。如果这话合于事实，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我们承认这一事实时，既不贬抑人的价值，也不抬高人的价值。“是什么，就说什么”，这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由于这一发现给人唯我独尊之情以打击而不为宗教人物悦纳，于是倡之者备受迫害。在科学史上，诸如此类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从上面所指陈的种种看来，我们要实现“是什么，就说什么”乃一件既不简单又需作很大奋斗的事。显然得很，目前在世界许多地区，凡依据这一基准而说的言论，不是受到迫害，就是根本发不出去。独裁极权者要千方百计扭歪、滤过、改编，甚至根本消灭这种言论。然而，同样的显然，凡不从这一基准出发的言论，只不过是受暴力支持的一堆废话而已。暴力过去，这样的废话也就烟消云散，谁也不再理睬。这样的言论，充其量来只是一时一地一个政权的掩饰品。事过境迁，这种掩饰品连小孩子也掩饰不了。它对于国家、社会、人生有何价值？又有何裨益？

　　所以，无论怎样困难，我们立言不走这种下坡路，而必须以“是什么，就是什么”为基准。

　　从这一基准出发，我们预备说些什么呢？我们不逃避现实，不作些玄幻无益之谈。我们预备本着积极而实证的态度，面对当前的现实，从本期起，在“今日的问题”这个总题目下，提出一序列的问题。这一序列的问题所触及的范围，包括从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司法、思想、文化、教育、宣传，等等。

　　诚然，问题之提出甚为重要。不过，如果仅仅能够提出问题而不能解答，那么还是无济于事。除了提出这些问题以外，我们还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这些解答，是我们长期苦心思索的结果。我们要贡献出来，以就教于读者。还有我们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我们也提出来，激发大家思想，共同寻求答案。

　　凡属不为当前虚浮的宣传所误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今日的处境多少总有认识。实实在在，我们知识分子再也没有退路，再也没有徘徊瞻顾之余地了。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着刚健的精神积极奋斗才开出民主自由的花朵。今日之势，不做自由人，就得为奴隶。除了这二者以外，真是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进步与革新，知识分子常为主导力量的中坚。说句老实话，目前的局面真是太沉闷了。今后要启揭新的契机，开拓新的局面，还得靠知识分子积极负起责任，我们现在将我们提出的一序列重要的问题呈献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之前，冀能引起大家的合作，通力研究，以求得问题之切实的解决。　　

　　（原载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十七卷三期，为《自由中国》系列评论“今日的问题”的第一篇，用作“代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