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焦点访谈》

朱总理走进《焦点访谈》演播室时若有所思。左一为本文作者。

　　《盗伐危及大动脉》：朱镕基印象最深的节目

　　朱镕基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坐在身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建议：“这个节目得获中国新闻奖！“

　　朱镕基从何时起开始认真关注《焦点访谈》这个栏目已不可考。但是，1998年10月，他在与这个栏目部分人员座谈时提到：“自《焦点访谈》开播以来，尽管我不是最热心的观众，也是一个很热心的观众。对这个栏目我一直积极支持、热心宣传，你们没给我推销费，我完全是义务的。“

　　朱镕基1991年从上海调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焦点访谈》创办于1994年4月。这个栏目的成长过程，正是他在中央工作期间。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朱镕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的《焦点访谈》报道，是这个栏目播出的一期极为普通的节目。1996年12月16日，《焦点访谈》播出了一期常规节目《盗伐危及大动脉》：

　　包头至兰州的铁路穿越腾格里和毛乌素沙漠，为防止风沙侵蚀，保证行车安全，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铁路两侧建起一条条防沙林带。但是，银川段铁路沿线的一些农民为了微末小利，大肆砍伐林木，昔日绿树成荫的防护林带上留下一片片光秃秃的树桩。由于防护林不能起到固沙作用，风沙重新上道，直接威胁行车安全。

　　在1997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到了这个节目，认为《焦点访谈》的这期节目做得好，揭露的问题触目惊心。他甚至还从编辑技巧角度对节目进行评述，认为节目中历史资料与现实景况对比运用得非常得体，有冲击力和说服力。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对这个节目的厚爱有加，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坐在身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建议：“这个节目得获中国新闻奖！”说完，他可能觉得还不足以表达自己对这个节目的激赏，扭头又对丁关根同志加上一句：“我看得是一等奖吧！”

　　据说，与会者都笑了，因为朱镕基的诙谐幽默。

　　当《焦点访谈》的一些人听到这个情节后，也都善意地笑了。

　　不知道在中国新闻界，像朱镕基这样级别的高层领导为一篇报道如此明确请功的事例有多少，反正朱镕基这次亲自出面请功没有“奏效”。这自然不是《焦点访谈》栏目要“抗命”，而是大家觉得这个节目似乎不能代表《焦点访谈》的最高水平。

　　从上面的节目简介可以看出，《盗伐危及大动脉》的题材还是不错的，但就整体节目而言，公允地说，在《焦点访谈》充其量是中等、最高不超过中上等水平。这个节目甚至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舆论监督节目，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舆论监督的对象应该是有权有势的官员，而这个节目揭露的都是些农民违法者。按《焦点访谈》的“行话”：节目“打”的就是一群农民。这样的节目在采访上是不会有什么难度的，有关部门会大力支持配合。而且，就电视表现来说，《盗伐危及大动脉》也并不是很精彩，片子的拍摄一般，编辑也比较零乱。

　　中国新闻奖毕竟是专业性评奖。《盗伐危及大动脉》又“生不逢时”，它播出的第四季度恰恰是《焦点访谈》节目竞争最激烈的时期。等朱镕基对《盗伐危及大动脉》的评价传到栏目时，组内的评奖已经结束，这个节目根本榜上无名，自然也没有获得部内的奖项。好在这时台里的好节目评选还没结束，领导们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破格”将《盗伐危及大动脉》送到台里参评，算是折衷了一下。

　　但《焦点访谈》最后参评1996年中国新闻奖的节目没有送《盗伐危及大动脉》，送的是在它之前不久播出的另一个节目《巨额粮款化为水》并顺利获奖。

　　有同事对《盗伐危及大动脉》的节目编辑曲长缨开玩笑说，你应该给朱镕基写信，要求落实他的指示。老曲自然不会这样做，但假设真有人向朱镕基汇报这件事，他会怎样呢？我想他肯定一笑了之，因为他不是一个让人把他的每句话都当成重要指示的人。

　　大概是这期节目给朱镕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1998年10月，他来《焦点访谈》视察时，果真第一个就提到了这个节目，他甚至清楚地说出了这个节目的题目——《盗伐危及大动脉》。“这个节目给我印象最深。“朱总理说。当时制作这个节目的二组制片人赵微正在现场出席座谈会，朱总理对着她说：“不过你‘害’得我发了一通大脾气，把铁道部给训了一顿。”

　　不过朱镕基没提起荐奖的事。也许他深刻记忆着《焦点访谈》报道过的题材，却把自己的幽默忘记了。

　　在《焦点访谈》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由朱镕基亲自审定的节目。此后，在我的记忆中，朱镕基还曾在播出前审定过新闻评论部的两个节目：一个是在1998年3月“两会”后，《新闻调查》关于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的报道；另一个是同年9月，《焦点访谈》关于安徽南陵县鹅岭粮库调粮补仓欺骗朱总理的报道。

　　《成功的“软着陆”》：朱镕基第一次亲审的节目

　　白岩松说，怎么，你还不知道，昨晚朱镕基同志那就给台里来电话，说朱副总理对节目很满意。你小子一个字都不用改，省大事了！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

　　伴随那个炎热夏天的，是媒体对十四大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热烈宣传。

　　《焦点访谈》自然要投入到这场当年最重要的宣传任务之中。负责这次报道的是当时主管《焦点访谈》栏目的评论部副主任袁正明，报道的总策划是钱钢，主持人是白岩松，此外还请了一位顾问，经济学家曹远征。

　　当时他们计划要制作一个十几集的大型特别节目，在《焦点访谈》栏目连续播出。如此大规模的特别报道，在《焦点访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这组节目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播出，被认为是中央电视台这次会前宣传的高潮，是重中之重。为此，台里还特别批准，特别节目的长度由《焦点访谈》常规节目的13分钟延长至15分钟。

　　按钱钢他们的策划思路，是以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改革的各项举措为纲，评价5年来的成就。尽管在叙述上没有跳出分改革、开放、国企、农村、教育、国防、外交等按领域划分的常规思路，但整个设计以各项举措为主线，这是非常高明和超前的，当时的报道似乎还没有采取这条结构线的。而且，他们设计的节目形态也非常新颖独特且便于操作：所有节目都以微观具体的事例进入，并过渡到宏观情况介绍，再列举中央的相关举措及成效，最后是对权威人士的连线采访，发表评论。

　　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报道五年来的经济改革情况。但这集的题材太空、内容太广，而且与反映国企、农业等集的节目会有重复，钱钢说他还没想好，让我再等等，实在不行就改成金融领域。

　　我在《人民日报》的一位朋友曾跟我说起，朱镕基对这5年宏观经济调控取得的成就非常重视，曾亲自推荐了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刘树成写的一篇称赞经济“软着陆”的文章，让登在《人民日报》上。在一次聊天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钱钢，他眼睛一亮，说，对呀！为什么不做这个题目呢！

　　那阵子，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深刻意义的认识和评价，远不如后来高。为了弄清楚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我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献110余篇逐一研读了一遍，同时还拜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向他当面请教。

　　我的一位同事给我提供了一个例子——锦州市一对青年夫妇记了九年的“家庭理财簿”。我去采访，发现他们表达也不错，就把这一内容作为整个节目结构的主线。

　　由于前期准备非常充分，采访时思路又很明确，所以后期编辑很顺利，没费什么力气节目就编了出来。特别报道组在看这期节目时，大家很兴奋，认为对普通观众而言，这个节目算是比较“好看”的；而对专家学者来说，它又是比较“耐看”的。特别节目这时已定名为《中国之路》，共14集，我这期节目原本是比较靠后的，因为制作顺利，袁主任把它排在了开篇之后，成为整个系列报道的第二集，取名为《成功的“软着陆”》。

　　因为《中国之路》是台里迎接十五大的重点节目，所以杨伟光台长要亲自审节目。对此我并没在意，以为这种成就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曾想，杨台长看完节目后，却没有签字。他拿起了桌上的红机电话，直接致电朱副总理办公室，说我们制作了一期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节目，但有些政策上的问题我们把握不好，首长能不能看一下。朱镕基办公室很快回电，说朱副总理同意看，让把节目尽快送来。

　　杨伟光台长让我把节目马上复制一盘家用录像带，然后派他的秘书同我一起到朱副总理那里送节目。

　　朱镕基当时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北角的国务院办公区，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接待我们的是朱镕基办公室秘书郑朝曦同志，他说朱副总理正在开会，请我们把带子留下，他来转交。我说，这个节目等着播，时间很紧，希望首长能尽快定夺。郑秘书笑着说，放心吧，朱副总理肯定不会耽误你们播出的。

　　其实我没抱多大希望。给朱镕基送带子是8月24日，特别节目25日要播出首集，按计划我的节目是第二集，在26日播出。一个日理万机的副总理，可能这么及时看我的节目吗？而且即使他看了，如果有意见，我也需要时间修改呀。所以，我叫袁主任还是别对第二集播这个节目抱任何希望，先准备一个别的吧。

　　8月26日上午一上班，恰好遇到主持人白岩松从楼里出来，他一见我就说，孙杰，你小子博了个大彩，今晚播你的节目！

　　我惊喜地问，节目审回来了？

　　白岩松说，怎么，你还不知道，昨晚朱镕基同志那就给台里来电话，说朱副总理对节目很满意。你小子一个字都不用改，省大事了！

　　《成功的“软着陆”》于1997年8月26日作为《焦点访谈》特别节目如期播出。

　　《“联通”何时能联通》：朱镕基提出商榷意见

　　朱镕基说：“我一直主张《焦点访谈》不要做裁判员，是非曲直不要从方宏进的嘴里说出来，要找有关部门。”

　　朱总理亲自给《焦点访谈》出过很多题目。

　　他要求《焦点访谈》解剖一些走私和偷逃骗税的案件；他要求《焦点访谈》揭露滥卖国有企业歪风的真相；他要求《焦点访谈》宣传国有大型企业稽查特派员制度；他还要求《焦点访谈》继续跟踪粮食问题……

　　朱总理在山西考察时，对太原市的扶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很满意，就对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建议：“把你们的经验让中央电视台宣传一下，搞一个《焦点访谈》，介绍一下太原。”这时山西有位同志说，“《焦点访谈》都是批评节目。”朱镕基总理急忙解释：“不，不，《焦点访谈》不都是批评。“说完，他自己也禁不住爽朗大笑。

　　朱总理对一些企业不顾市场需求，在中秋节前盲目生产月饼，造成大量积压的现象颇不以为然，要求《焦点访谈》制作一期节目，给企业提个醒。当他得知《焦点访谈》已经播出了他安排的这期节目、而他没有看到时，颇为遗憾地说：“这期漏掉了，没看到。”

　　在朱镕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他就《焦点访谈》节目说了多少话，已经无法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基本都是对《焦点访谈》的肯定和赞扬。

　　当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编辑、记者座谈时，大家希望总理给栏目提些意见，朱镕基诚恳地说：“不是客套话，确实没有看到很大的缺点，提不出来。”他只是希望今后《焦点访谈》能够加强反馈报道，把地方政府正确对待舆论监督，认真改进工作的情况充分宣传出来。

　　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在舆论监督中，媒体应该遵守的立场和表现的态度。朱总理说，“我一直主张《焦点访谈》不要做裁判员，是非曲直不要从方宏进的嘴里说出来，要找有关部门。”

　　朱总理举了一个《焦点访谈》节目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节目是记者一组的骨干记者魏驱虎采访编辑的，在1998年4月13日播出，题目叫《“联通”何时能联通》。

　　1997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中国联通公司在天津、重庆、四川等地推行市话业务试点。当年7月，联通公司天津市话网率先建成，并在内部开通。按国务院文件规定，邮电部门应积极协助实现联通市话网的互联互通，但天津联通的竞争对手、同时又是其行业主管的天津邮电管理局，却迟迟没有把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理由是要等邮电部下达有关互联互通的技术规范。而不能与邮电主网实现互联互通，联通公司投资5亿元建成的市话网就是一张死网，每推迟一天，联通要遭受20万元的损失。11月，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向国务院领导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天津联通市话网力争在年底实现与邮电网的互联互通。但是，直到1998年年初，邮电部才下达了有关互联互通的技术规范。调查组又把两网接通的最后期限推迟到3月底，但依然没有实质进展。3月27日，天津市政府出面协调，天津邮电又提出只有对国务院和邮电部已确定的业务范围、技术规范等事项重新明确后，才能开始准备工作。这样联通公司市话网联通的日子遥遥无期。

　　这就是《“联通”何时能联通》节目的主要内容。

　　尽管编辑努力客观叙述天津联通和邮电的这场纷争，但所有观众看过节目后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天津邮电为了自己的经营利益，故意拖延，不让天津联通进入主网，进而同情联通，谴责邮电——虽然编辑并没在节目里这样明说。

　　其实，这种情绪并非只有魏驱虎有，全社会对当时邮电部门的“老大”作风和垄断地位都有微词，对邮电部门的批评也常常刊登在各种媒体上。在联通出现前，天津邮电的实际市话初装费为3650元，而联通的市话网开始建设后，两年间邮电的初装费就降到了1250元。因此，人们渴望能打破邮电垄断，引入竞争，得到实惠。

　　节目播出后，的确激起了强烈反弹。一位有身份的人士甚至言之凿凿地称，节目编辑魏驱虎为此收受了联通方面8万元贿赂。甚至连朱总理都听到了这件事，当然他只是一笑了之，表示“我不相信”。

　　但节目的确不是没有缺点。朱镕基总理敏感察觉到了这一点。在座谈会上，他想讲讲对“报道天津联通和邮电打架“那件事的想法，但不知道这期节目是谁做的。

　　恰好，节目编辑魏驱虎也在外间旁听这次座谈会，他急忙站起来说，“是我做的，总理。”朱总理对他说，“你那个报道没错，但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不要轻信，不要忙于下结论。”

　　朱总理解释说，联通就是他本人批准成立的，他非常赞同、支持打破邮电部门的垄断。他说，在天津的这场纠纷中，邮电部门有不对的地方，工作搞慢了，但联通在工作中也存在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却不了解。他说，节目中尽管有一个经贸委的人出来讲话，但只是个处长，对有些情况了解得也不很清楚，应该找经贸委主任，就全面了。

　　“这个节目的缺点就是把邮电部门放在一个被审判的位置，咄咄逼人，”朱总理说，“事物错综复杂，当你作结论时，一定要小心，要把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搞清楚，因此最好请一些负责的同志出来作结论、当裁判。记者不要当裁判。“说到这，朱总理又解释道：“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也找不出你们的毛病，只好这样找一个。“他笑着对魏驱虎说，”对不起，一下找到了你。“

　　魏驱虎急忙回答，“我今后一定加强学习。”

　　朱总理表示首肯，并开玩笑说：“这一点不影响你拿奖金。”他最后结论，“报道本身是好的，讲邮电的缺点也确实存在，就是手法要注意一点，让高一些的人作结论，不要在电视台播出时，你们来作结论，这样人家不服气。“

　　《私售国储粮亏空挂国账》：朱镕基对节目表示感谢

　　节目的反响巨大。当天晚上，国务院办公厅来电，要求我们送这个节目的录像带和文字脚本，领导要看。

　　我认为，朱镕基与《焦点访谈》关系的增进点是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见面会。这是他就任共和国总理后第一次面对公众亮相，这位新总理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个栏目的喜爱。所有看这场直播的《焦点访谈》工作人员无不备受鼓舞，有人甚至热泪盈眶。

　　朱总理宣布了本届政府关于“五项改革”的目标：第一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税费改革）。政府的这些主要工作，自然也是《焦点访谈》选题策划的方向。

　　对于后三项改革，在《焦点访谈》的编务会上，大家的认识非常一致，认为都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符合《焦点访谈》节目的定位。对于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家认为比较专业，不太适合电视表现，建议不作为重点。但对于粮改，却有一些分歧，有人认为是单一领域内的事情，面有些窄，大多数老百姓可能并不关心。

　　我当《焦点访谈》记者期间，农村跑得很多，对“三农”问题一直比较关注。我当时并不理解朱总理为什么把这项改革列为第一项改革举措，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在一般人眼里，粮食收购部门是一个穷单位，尽管国家确保粮食收购资金及时到位，但他们是过路财神，钱要兑付给农民，而粮食收储部门绝大多数是亏损的。然而在我采访中，不止一次发现，很多城市都有粮食部门经营的档次颇高的宾馆饭店，这钱是从哪来的，让人怀疑。还有，一些县里财政一紧张，就从粮食部门拿钱，因为国家农业发展银行要向这些单位拨付足额的收购资金，穷单位反而成了钱柜。但是，这些钱被挪用后，农民卖粮后怎样拿回现金呢？只能是白条。

　　我记得看过一份材料，自1992年粮食收购政策改革以来，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近30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1个亿。不到4年间，全国各地的粮食贷款余额，也就是尚未收回的贷款高达5400多亿元；而查一查国家粮库的家底，粮食库存值加起来不足3300亿元，两者之间，整整亏空2000多亿元！这么一大笔巨款哪去了？或者被亏掉了，或者因挤占挪用了，或者贪污腐败了。2000多亿元，占全国粮食收购贷款总额的近40％！用这笔钱，可以盖100万个希望小学，可以建上万个工厂，甚至可以再修一个三峡工程。

　　我把我的想法对当时主管《焦点访谈》的评论部主任袁正明讲了，他支持我的判断，让我注意搜集这方面的线索。

　　这之后，《焦点访谈》操作了住房制度改革和医疗制度改革的系列节目，但都成为这些改革试点城市的经验介绍，没有什么社会反响。我更急切盼望能从“粮改”中打开局面，但没有报道线索。

　　《焦点访谈》绝大多数舆论监督节目的线索都来自观众“报料”。对这个栏目来说，一旦没有线索，仿佛枪上没有了准星，找不到靶子，不知道往哪里打。而《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群众报料尽管很多，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趋同跟风。如果《焦点访谈》今天报道了一个卖地问题，此后反映同样问题的来信来电就会蜂拥而至，成百上千计，给人感觉全中国到处都在乱卖、乱占耕地。我常常有这种感觉，中国的老百姓似乎认为《焦点访谈》报道了的才是问题，不报的就不是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是不可能没完没了地报道同一类问题的，因此那些跟风线索的价值就大打折扣。

　　粮食收储部门既专业又封闭，一般人并不了解其中情况，即使在其内部，一般的职工也不了解内幕，加之《焦点访谈》对此报道不多，很多人想不到要反映此类问题也在意料之中。我那时特别盼望能有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即使螃蟹的质量差点也行，因为只要这个螃蟹能抛出去，自然会有又大又肥的螃蟹上钩。

　　但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

　　4月底，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杨伟光台长大概是得到了什么指示，要求袁正明组织《焦点访谈》的相关报道。袁主任再一次找我，问情况怎样。我都快被逼疯了，想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做一个演播室话题节目，但联系一圈，所有相关部门都一口回绝，甚至说正面报道也不来。看来，这潭水确实不浅。

　　我几乎绝望了。

　　这时，《焦点访谈》记者一组一位叫姜枚的年轻女记者救了我。

　　那时，她到《焦点访谈》没多久，也没播出过几个节目。她时常到我这个组里来同我“叨咕叨咕“选题，但基本上都被我”毙了“。这天她又带着五六封观众来信同我”切磋“，头三封信的内容我忘了，但第四封信把我惊喜坏了，我失态地一把将信抢了过来。

　　这是一封反映粮食系统内部问题的来信。来信反映的是安徽省肥东县粮食局局长叶宗炯利用职权，违法将国家储备粮库的180多万公斤粮食以陈次粮名义，按3角9分钱一斤的低价卖给肥东县金古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再以7角多钱的高价倒卖到贵州，为了弥补国家储备库的缺损，粮食局又从市场上高价收购粮食充库，而粮库低价出高价进造成的近50万元亏损，由国家挂账解决。粮食局之所以要做这种亏本买卖，是因为叶宗炯与那家公司的负责人是亲戚。

　　来信是匿名举报，但谈的问题却有根有据，涉及的单位和人员都有名有姓。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熟悉幕后交易的知情者的举报。

　　我感觉这是一条大鱼。但老实说，我对姜枚操作这个节目有些不放心，她是个新记者，经验不足，我害怕她把这来之不易的选题给弄糟了。

　　这是一个比较难做的选题：内容比较专业，外行人不容易搞懂；题材涉及的政策性又很强，不弄清无法下手；而且，节目基本没有可供展开的情节，过程性的内容很少。这种没有故事性的节目，非常考验记者采访的功底和调查的经验。我开始设想用隐蔽拍摄的方法来取证，但当时天气已近初夏，那时用的隐形采访设备还很落后，没有厚重衣物的遮蔽很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题材涉及的采访对象都在封闭范围内，不常与陌生人打交道，所以“偷拍”很难成功，一旦被发觉，不仅前功尽弃，后面的采访连挽救的可能性都没有。

　　取证的办法只剩下与被采访对象面对面地“硬碰硬”。

　　我与姜枚详细探讨了如何采访这个节目，设计了每一个细节。

　　我认为这个节目成功的关键是找到肥东县粮食局与金谷公司相互勾结的证据，弄清两个单位负责人的关系，证实不了这两点，节目就成立不了。我建议她一定要先采访粮食局、粮库的人，在此之前切不可与金谷公司接触。我以为金谷公司虽然是一家私人企业，对付媒体的经验不多，但是我们一旦到这家公司，所有意图就会完全暴露。他们只要拖上10分钟，就会彻底完成通风报信工作，相关单位和人员一旦建立攻守同盟，再有本事的记者也无可奈何。而粮食局官员虽然精于对付记者之道，但他们却不清楚你的采访意图，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容易取得突破，拿到证据。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先惊动金谷公司。

　　这时，朱镕基刚刚从安徽合肥（肥东县属于合肥市）考察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情况，公开报道中已经透露出安徽粮食企业需要改进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采访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当地的粮食部门会更加小心。

　　姜枚也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由于我说她没有查账经验，容易被蒙蔽，她立即给在吉林当会计的亲戚打电话，询问了很多知识性问题。

　　经过她所在组的制片人同意，姜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一名摄像上路了。

　　还好，采访的难度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据姜枚事后讲，她首先找的是粮食局，但当时局长不在，她们又找到粮库，粮库正好在清账。姜枚请求看一下近一段时间的出库明细，粮库负责人称他手上没有，要以后找人来拿。说这话时，眼睛却不自觉地向办公桌上堆积的一堆账目上瞟。姜枚立即意识到有问题，最后“自己动手”，果真从这堆账目中找出了粮食局与金谷公司交易的合同，从而取得了这次采访最关键的突破。

　　姜枚采访回来后，她的制片人又派了一位老编辑帮助，迅速把节目编辑出来。

　　6月8日，《私售国储粮亏空挂国账》在《焦点访谈》播出。这是《焦点访谈》粮改中重拳猛击粮食系统腐败现象的第一炮。

　　节目的反响巨大。当天晚上，国务院办公厅来电，要求我们送这个节目的录像带和文字脚本，领导要看。

　　我知道，那一定是朱镕基。

　　后来得知，朱总理办公室致电台领导，转达朱总理的批示，认为中央电视台记者对中央政策理解深刻，并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工作表示感谢。

　　粮改系列报道：朱镕基称赞政策水平高

　　1998年7月，有关部门召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学习班，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集中播放《焦点访谈》有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报道并讨论有关问题。据朱总理亲自讲，这种一边开会一边放《焦点访谈》的形式，“比我的讲话更生动，使用事实说服人”。

　　朱镕基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情有独钟。1998年夏季，他在考察山西太原的再就业工作时，都不忘粮食这个话题。

　　也许粮食问题是困扰这位总理的最大问题，所以他主政国务院后，制定的5项改革举措的第一项，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朱镕基制定的改革思路是“四分开一完善”：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后来，他又把粮改重点确定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

　　这确实是一剂良方。但问题是，这项改革的根本一条在于“敞开收购”。由于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手里粮食太多了。尽管国家为收粮拨付了充足的资金，但有不少被地方挪作他用，因此一些基层粮站根本无钱收粮。而且，敞开收购会给自己带来保管等一系列工作上的麻烦，而放纵私商收粮却会得到利益上的好处，甚至一些国有粮库还与私人粮食加工企业内外勾结，把国有粮库粮食低价销售，导致原粮外流。因此，当时一些地方以劣质服务、压级压价、打白条、限量、限时收购等种种做法拒绝敞开收购。一些粮贩子趁虚而入，大肆入村入户低价收购农民手里粮食。农民明知吃亏，但为了取得现款，也不得不卖。如此粮源无法控制，顺价销售也就无从谈起。朱镕基最恼火的就是这一点。

　　我想朱镕基非常清楚地方的粮食部门有问题；不然，他不会非常极端地建议各地粮食部门的负责人不管犯没犯错误，最好也能轮一下岗，否则“发现不了问题”。我想朱镕基非常苦恼得不到真实的情况；不然，他不会在安徽考察“粮改”时，派秘书到市场上微服私访。

　　我想朱镕基这时渴望有人提供真实情况。

　　《焦点访谈》放了这一炮。

　　如我所料，《私售国储粮亏空挂国账》播出后，有关粮食系统问题的“报料”源源不断寄到《焦点访谈》。有了充足的原材料，我们的炮弹也就一发一发制造出来。

　　6月16日播出《挪款建宾馆低价售国粮》：湖南省永州东安县粮食局，不顾账上8000万元的亏损，先是于1997年前挪用购粮款1067万元；继又于1998年挪用粮款986万元用于兴建全县最高建筑“舜帝酒都“；另外还从下属粮站调出200万公斤粮食低价销售，又成了24万元新的亏损，致使农民拿着售粮后的白条，迟迟兑不到现金。

　　7月5日播出《账上竟能长庄稼》：河南省驻马店正阳县粮食局，虚报库存粮，骗取国家专项补贴和利息。截至1998年5月，虚报小麦库存数约5100万公斤，以每公斤6分钱计，共非法获取国家专项补贴300多万元；此外，还编造假名，甚至连牺牲了30多年的雷锋也赫然在列，虚报保护价粮食收购数量，套取国家专项贷款7095万元，而实际用于收购保护价粮食的贷款仅2380万元，不及总数的三分之一。

　　7月6日播出《扣粮没商量》：江苏省镇江丹阳市粮食部门，在当年的夏粮收购中，违反国家有关支付售粮款时不得代缴代扣除农业税外的其他任何费用的规定，强迫农民以粮换种，农民不要种子，粮食部门就不给农民结账，导致农民卖粮后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有的卖了一车粮，结账只有一毛钱，一些产粮大户只好违心地把粮食卖给个体粮贩，挫伤了农民种粮售粮的热情。

　　7月7日播出《保护价保护了谁》：湖北省襄樊老河口市粮食部门，在1997年的粮食收购中，以市场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了600万公斤粮食，却向国家虚报为按保护价收购，套骗了国家本该给售粮农民的保护价补贴和国家给粮食部门的专项补贴共计200多万元，严重影响了1998年农民的售粮积极性。

　　此前，《焦点访谈》并非没有关注过粮食问题，1996年，披露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挪用收粮专款建矿泉水厂的节目《巨额粮款化为水》，还曾获得过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但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同一领域、同一题材进行大密度的舆论监督报道，历史上这是头一遭。事后，在给有关部门汇报粮改报道总结时，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节目在一定阶段内较为连续和集中播出，这种整体组合形式所产生的热点效应与社会影响，较充分地发挥了新闻评论的独特功能，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的确，《焦点访谈》这组“粮改”不仅在所有媒体中起到了领军作用，而且使一个相对生僻行业的工作，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不管人们今天怎样看待这次粮改，如果用历史的眼光回顾1998年，这一年中最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改革举措，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于推进这项改革，《焦点访谈》功不可没。

　　1998年7月21日，朱镕基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召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学习班，朱总理出席了会议并做重要讲话，再一次肯定了《焦点访谈》的工作。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集中播放《焦点访谈》有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报道并讨论有关问题。据朱总理亲自讲，这种一边开会一边放《焦点访谈》的形式，“比我的讲话更生动，使用事实说服人”。随后，国务院发布《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理办法》，在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六起典型案件中，《焦点访谈》独家报道的就占了五个；而且，国务院调查组最后确认的问题，与我们的节目内容丝毫不差！

　　《焦点访谈》猛轰粮食系统问题的尾炮发射于9月。

　　7月份，我在新华社的《内参选编》上看到一篇报道，反映河北省藁城市梅花镇面粉市场部分加工户违反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大量从私人粮贩手中擅自收粮，干扰了粮食市场管理秩序。报道不长，只有寥寥数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再挖掘的好线索。当时正值夏收过后，是各地执行粮食流通体制“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最为关键的时候，事例非常典型。但也有同志担心，内参都报了，这种现象还能不能拍到。我则认为，内参的这种处理方式估计不会引起太高的重视，况且藁城离北京不远，值得去看一看。

　　在《焦点访谈》素有“采访大师”之称的二组制片人赵微亲自出马。但不幸的是，他们携带的隐形拍摄设备出了故障，四下梅花镇，四次都没拍上，只好打道回府。但他们此行最重要的收获，是证实了这种违法收粮的现象确实存在。

　　我鼓励记者曹荭“前赴后继”，并给她详细介绍了有关粮改的政策。她带着摄像又一次两访梅花镇，终于大获全胜。他们发现了比内参报道还要严重的问题，除了私商收粮猖獗外，一些国有粮站在收粮过程中压级压价，态度恶劣；有的粮站还与粮贩子勾结，向他们提供粮食调拨单，使违法活动“合法化”。

　　但节目采访编辑完成之后，‘98抗洪开始，这期舆论监督节目在那个形势下播出显然不合时宜。

　　最后，这期题为《收粮不能入私仓》的节目9月17日在《焦点访谈》播出。在次日的国务院一次会议上，朱总理称赞这期节目很好，作为记者能调查那么深入不容易；并说，从节目能看出来，记者采访会遇到很多危险，各部门要重视记者的安全。

　　朱镕基总理后来在视察《焦点访谈》时，又高度评价了这个节目，认为是“最有影响的”，他对参加座谈会的曹荭说：“曹荭呀，你这个节目比我的讲话影响还大，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立了一大功　！”

　　总之，《焦点访谈》关于粮改的报道确实为中央推行这项改革立了大功。在《收粮不能入私仓》播出不到一个月后，朱总理亲临《焦点访谈》栏目组，应该说与自6月份开始的这组报道不无关系。

　　朱镕基亲临《焦点访谈》

　　座谈会上，朱总理说：“对《焦点访谈》的评价，就是那四句话，刚才已经写出来了。这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昨天晚上想了一夜。平常的血压早晨起来是110，今天是130。”“你们哪一天能不能找出我的一个毛病来采访我一下，我会接受你们的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的。”

　　我感觉到朱镕基总理要与《焦点访谈》发生一次“亲密接触”，是在1998年的9月底。

　　当时新闻评论部主任袁正明要求我把近期被朱总理批示过的《焦点访谈》节目整理出一份内容简介和批示的大致内容，说尽快弄，台领导要看。我问“近期”什么时段，袁主任请示台领导后，告诉我只要从当年4月份以来的，也就是“两会”之后朱总理主政国务院以来的。我恰好是从4月份到中心组工作，所以对《焦点访谈》节目的情况非常熟悉，材料很快就弄出来了。

　　我当时想，可能是台领导要去朱总理那里汇报《焦点访谈》的情况了。这对《焦点访谈》来说倒不是一件特别稀罕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已多次召集《焦点访谈》的人员开过汇报会、座谈会。我本人还随台领导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那里及国务院办公厅汇报过工作。

　　但出乎我及所有《焦点访谈》同事意料、并让我们万分惊喜的是，朱镕基总理来了！

　　10月7日，朱镕基和丁关根同志来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他们先到《新闻联播》所在的演播室转了一下，然后来到了隔壁的《焦点访谈》演播室。

　　刚一进门，主持人白岩松说：“这是我们的家，您的家。”朱总理说：“也是老百姓的家。”

　　坐在演播室主持人的座椅上，朱总理说，“祝《焦点访谈》越办越好！《焦点访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但也不是都欢迎，有些人也是蛮伤脑筋的。“

　　一番寒暄后，敬一丹拿出一个签字本。由于朱总理有过“不题词”的约定，所以敬大姐的请求非常巧妙，她说：“总理，今天来的记者不到我们记者总数的十分之一，许多人正在下面采访，您能不能给我们写几句话，这不算题词。”

朱镕基拿起笔，写下了笔锋刚健、力透纸背的几句话：

送给焦点访谈的同志们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朱总理爽快地笑了。他拿起笔，写下了笔锋刚健、力透纸背的几句话：

　　送给焦点访谈的同志们　舆论监督　群众喉　舌政府镜鉴　改革尖兵。

　　当时给朱总理准备的是非常普通的白板笔，质量似乎不高，没写几个字笔尖就开始沾毛，总理旁边的编导不停地清理。在朱总理写完“舆论监督群众喉舌”后，正好到签字本的折页处，总理停顿了一下，在场的人员以为写完了，开始热烈鼓掌。没曾想，总理又写下了评价更高的两句：“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朱总理写好这几句赠言后，开玩笑地说：“很遗憾你们没有给我准备一支毛笔。”在后来的座谈会上，他又叮嘱道，“不要把我的字拿出去；不是写得不好，是你们的笔不好。我的毛笔字还是马马虎虎的。”

　　在朱总理离开《焦点访谈》演播室前，主持人方宏进代表全体同事把一个水晶玻璃笔架送给总理。朱镕基说：“我是从来不收礼的。”

　　方宏进讲，这不是礼品。您有什么指示，希望用它写给我们。

　　朱总理摇了摇头，说：“我也是被你们监督的对象！”

　　座谈会是在中央电视台一楼的记者招待间进行的，房间不大，设施也一般。椭圆形的会议桌周围，满满坐了20多人，除了朱总理的主要陪同人员外，还有电视台各级领导，《焦点访谈》参加座谈会的有部主任袁正明，制片人关海鹰、赵微，主持人敬一丹、方宏进、水均益和编辑记者再军、曹荭、范本吉等人。其他还有很多人在外间旁听。也许是屋里挤的人太多，空调似乎也不起作用了，感觉很热。朱总理不停用毛巾擦汗，最后索性脱掉西装，只穿一件衬衣。

　　在电视台有关领导和《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汇报完工作后，朱总理发表了长篇讲话。

　　朱总理一上来就明确表态，为了表示对《焦点访谈》的支持，早就想来。这次来，还要对《焦点访谈》给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改革和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大家很不容易，克服了很多困难，应该表示感谢。“他说。

　　朱总理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对舆论监督的看法，“不好的事，我们耳朵里听得多了，腐败得很，越听越没有希望。相反，你把它揭露出来，再把它改正了，就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就能把人民群众凝聚起来。所以，我看现在《焦点访谈》以它自己的工作成绩，以它的事实，它的效果，证明了全国人民能够接受这个，并不使大家垂头丧气。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接受你的这个批评，改进了他的工作，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更加坚定了他的斗志。”

　　朱镕基总理由此谈到了“《焦点访谈》现象”。他说，“‘《焦点访谈》现象’越来越普及，不仅一个，现在很多广播、电视节目都有《焦点访谈》，这是原来没有的现象。“这时杨伟光台长介绍说，全国广电系统大概有100多个类似的栏目。”

　　朱总理坦率真诚地说：“《焦点访谈》指出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问题，然后能够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克服它，作用非常大。我为目前正在普及的这种‘《焦点访谈》现象’感到高兴，这给我们电视广播记者一个广阔的新闻天地，来发挥他们的才能，在促进国家的改革和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对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你们哪一天能不能找出我的一个毛病来采访我一下，我会接受你们的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的。”

　　座谈会上，朱总理谈的最多的是对《焦点访谈》的评价。他说：“对《焦点访谈》的评价，就是那四句话，刚才已经写出来了。这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昨天晚上想了一夜。平常的血压早晨起来是110，今天是130。”

　　他表示，《焦点访谈》充分发挥了舆论作用，而且作用很大。它报道的题材和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国务院工作的各个方面。他说，“我可以跟大家讲，现在我正在抓的几项改革，不能说都是你们《焦点访谈》各位能人给我的启发，但至少从你们的节目中得到了很多思路。“

　　朱总理举了三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一、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这项改革的政策受《焦点访谈》影响最大。

　　二、公路运行费改税问题。朱总理说反映309国道部分路段乱收费、乱罚款现象的节目《“罚”要依法》给了他深刻印象。朱总理还绘声绘色地复述了这个节目中的经典片断，逗得座谈会现场一片欢笑声。朱总理说，“费改税问题，第一炮就是公路收费，这就是受你们的启发，不能乱加呀！这仗打胜了，其他的费都能改成税，就正规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三、农村电网改造。朱镕基说他从《没电盼电有电怕电》的节目中，第一次知道了吉林农民用一度电居然这么贵，要好几块钱。他说，“这个节目对我有启发。从去年我就开始考察农电改造问题，《焦点访谈》一出来，就更明确了。国家拿出1400亿元，3年完成全国的农电改造。“

　　朱总理对《焦点访谈》最欣赏的，是节目对政策的把握能力。他在讲话中不断提到，“十几分钟的节目，把政策都融化在其中，所以（节目的）政策性很强。”“你们舆论监督的方方面面，都抓住了当前的政策。”“你们的题目都是政府要改革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有时落实不下去，有很大困难。你们走在前面，把政策执行中的种种问题都指出来，所以我们才能把改革推行到底。”

　　为了说明《焦点访谈》对国务院制定政策的影响力，朱总理还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9月，我曾策划了一组揭露公路运输不合理收费的三集系列节目，在10月4日至6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这时，国务院正好在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节目刚播出一期，李岚清副总理就要求我们把系列节目全部复制一盘录像带。10月7日上午，也就是朱镕基来《焦点访谈》座谈的当天，国务院要开会通过这个文件。按常规这种会都是9点召开，但李岚清建议提前到8点半，以便能在开会前看《焦点访谈》的录像带。

　　朱总理兴奋地说：“这件事对你们是个鼓舞吧。国务院在通过一个文件前，包括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部长，聚在一起学习你们的《焦点访谈》！”

　　朱镕基总理还高度赞扬了《焦点访谈》的表现手法，认为有很多地方值得总结。他指出有些电视节目过多地用领导说话、用旁白说话不好，没有力量。而《焦点访谈》“节目的技巧很高，都是用新闻的手法，用事实说话，用当事人说话，没有概念。新闻的感染力使人们对所揭露问题的认识、对政策的认识更加具体，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朱总理的这番看法颇有见地。他再三叮嘱：“《焦点访谈》一定要坚持好的传统，用事实说话，用当事人说话。”

　　朱镕基总理还对《焦点访谈》节目的采访方式提出三项要求：服之以理，动之以情，绳之以法。

　　最后，朱总理对《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表示，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谢谢你们，希望《焦点访谈》今后继续发挥推动改革的作用，当好尖兵！

　　朱总理的这次考察和座谈，不仅给所有《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以巨大的精神鼓励，而且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