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焦点访谈》节目制作有多少程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4:39:29
见到翟树杰的那天，是初春的一个下午，北京下起了小雨。我们相约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的茶舍。比原先约定的时间晚了十分钟，翟树杰一脸的无奈：“对不起，堵车，耽误了你的时间了。”记者表示理解，上前敬礼、握手，翟树杰习惯性地抬起右手，但很快又放下了：“我现在没有资格敬军礼了，其实我特想给你回个礼！”采访在似久别重逢的朋友式的聊天中进行。
差点当了绣花厂工人
在部队当了18年兵，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
当兵嘛，印象深刻的事可太多了。说说我受苦的事吧，那时我们部队在内蒙古察右前旗土圭乌拉镇搞施工，挖山洞，我是放映员，跟着大伙儿住在帐篷里，每天满身满脸都是灰土，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里，我们仍旧要裹着大棉衣、坐着大卡车去各处放电影，那卡车平时还拉煤球，我们坐在车里也跟个煤球似的来回颠，浑身蹭得黑乎乎的。生活很艰苦，几个月不见一点肉腥，成天吃冻萝卜冻咸菜，馋得不行，那时我还特别能吃，一顿是13个包子或是7个馒头的饭量。有一回去一个村子里放映，老百姓热情地招待我们，给我们做了疙瘩汤，我们也不管那大疙瘩做得半生不熟、甚至里面还搀着没和好的干面粉，我们两个放映员、两个司机趁机“饱餐”了一顿，结果回去之后肚子胀，第二天全吐了，连胆汁都吐了出来，我第一次知道了人的胆汁是黄色的。还有一次，住在窑洞里，晚上下着很大的雨，雨水顺着窑洞“哗哗”地漏，最后沿着电线流下来，电线立刻就着火了，被烧得“劈啪”作响，我来不及多想，立刻跳起来伸手把电线拽断，结果手全烫破了。
你当时不怕吗？
顾不得那么多了，只知道燃起来可不是好玩儿的。
你是在山西当的兵，后来怎么调到北京呢？
我是当兵时被调回北京的，山西当时的生活条件真的是很艰苦，“住窑洞、烧煤球”是真实写照，一次我父亲的朋友去看我，我那里只有一床单被、一床单褥，后来朋友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是你亲生的吗？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关心一下孩子。可能是朋友的话刺激了我父亲，老人家难受极了，后来他打听到总参某单位要进放映员，父亲和他的朋友便让我去试试，当时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可以接收，我的关系便从原单位开了出来，结果准备去接收单位报到时，突然被告知放映员的位置被人占了，那时我的关系已经开出来，接受单位却没了着落，我父亲很自责，他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为孩子做件事却还没做好。母亲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却很坚强，她说：“没啥，大不了去绣花厂当工人。”因为当时母亲在街道工作，街道下面有一家绣花厂。虽然做好了去当一名工人的准备，父亲仍旧没有放弃，在他眼里，儿子是条汉子，怎么也不能去做一名成天和女人打交道的绣花工人，后来终于打听到当时的总参四部也在组建电影组，我就把我的档案材料送过去了，结果负责人一看我的档案，说了句：“你这么能干呀！留下！”就这样我回到北京了。我总怕人家认为是“后门兵”，小瞧咱，拼命地工作。后来全军举行放映员业务比赛，我得了第9名。
这一干，就干了多少年？
一干就是18年。我是1981年2月提的干，当时还有一段小插曲，那天我去领津贴，津贴费刚好从15元涨到了26元，我还挺高兴，结果领了不久就来人通知让我把钱交回去，我还挺纳闷儿，怎么发都发了还要让交回去呢，我回去别人就告诉我说你提干了，工资该拿54了，我才知道自己提干的命令下来了，终于也穿“四个兜”了。（笑）
提干的时候有没有借助外力？
哈哈，放心，连块糖都没送过，我一直都是这样，希望靠自己的而不是靠别人的力量去做事。事实也是这样，任何人的路，都是在自己脚下，走得正走得歪都只能靠自己去走。
你现在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会经常有朋友来求你办事帮忙吗？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
（笑）这是正常的事情，不过咱也帮人办不了什么事。一般来找我帮忙办事的人我都会把他们劝回去，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给领导添麻烦。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就该自己干，自己奋斗，靠别人帮那也是靠不了多久的。这么多年来，我特别感激我的战友们，他们特别理解我，有时打个电话，问候一两句，问他们有事没有，都说没有，就想和你聊一会儿。
你在37岁的时候敢于放弃“铁饭碗”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你认为你当时转业的魄力来自于哪里？
年轻的心态。我不觉得自己老了，现在也是，从来没觉得自己老了，我一直在寻求创新，喜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实我很喜欢部队，选择转业并不是部队不好，而是觉得自己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了，毕竟在部队近二十年，生活和工作已经开始公式化，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再闯闯。对于电视这个行当，我是非常热爱，我觉得我能搞到70岁。
你是怎样适应从部队到地方的转变的呢？
其实最开始我非常怕，也非常担心，从部队宣传岗位走进地方电视台，其实转变是多方面的，像报道方式的不同，在部队是以宣传为主，在《焦点访谈》却要“挑刺”；表述方法的不同，作为地方的电视节目，有自己的一套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观察视角的不同，从部队到地方，视野突然变得开阔了，从哪里入门，都需要自己去探索和适应。《焦点访谈》的理性非常强，既要就事论事又要带出观点的普遍性，做节目既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又要给节目留有空间，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完全能对付，不是我有多聪明，关键是靠“认真”二字，不管领导交给我什么任务，我都认认真真地做，拼全力地做。我进《焦点访谈》后做的第一个片子《爱心创造的奇迹》从领受选题到把成片交给领导审，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当时的制片人是赵薇，她很惊讶，因为一个刚来的记者能做得这么快并不多见，后来这个片子还得了中央电视台节目的金奖。刚进《访谈》时节目讲明了我的试用期是三个月，每月工资只有500块，但是刚干了一个月节目领导就通知我拿全额工资了。
出去采访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我个人遇到的次数不多，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荆州，乘车途中遭雷击，一个“落地雷”，刚好落在车的右前方，差点击中我们的车。其它的小危险是家常便饭的事。
人为因素的危险有吗？
（思考片刻）嗯，还是说说我的同事吧，一次去调查广东的一个地下血站，漂亮女记者专门在地摊花15元买了件洋西装，特意打扮得土洋土洋的，假装是被老公（男同事扮）逼迫着去卖血，趁机到处调查取证，后来安全地带着拍成的素材回来了。那个地下采血站可是带有一点黑社会性质的，只要稍微露出马脚，就可能有生命危险。真的，我非常敬佩我的同事。对了，如果有危险的话，是抢带子（录像带）还是抢机子（摄像机）？（翟问记者并自己作出回答）抢带子!那种情况下，带子的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衡量了。
有没有采取措施保障记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呢？
当然，比如我带的这个组，记者到达后会告诉我确切地点和预期需要的时间，如果这段时间里工作顺利完成当然很好，如果这个约定时间过了记者还没有回音给我，我们就要马上联系当地有关部门协同解决。
一个制片人的“台前幕后”
在央视《焦点访谈》这样一个能者云集的群体里，你是怎样从一名普通记者成为一名制片人的？
怎么说呢，作为管理者既要管人、管财、管物，还要懂得节目运作、关系运作，同时还要守得住阵地，我想当时领导让我担任制片人，应该是全面衡量、综合考虑后，觉得我可能比较合适。
你的意思是在记者、主持人、制片人这几者里，你更适合做一名管理者？
不是，其实我最留恋的还是当记者，当主持人、制片人，在家里坐镇比较多，跑路少，接触第一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一直觉得记者才是真正抓新闻的人。
现在看《焦点访谈》我们能感觉到正面报道的比重较大，是不是与你一直在部队从事正面宣传报道有关？
（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关于正面报道居多，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党的喉舌，有责任和义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必要关心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需要赞扬真善美的东西；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社会确实已经进了一大块，以前常常反映过来的乱收费、乱拆建等等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少了很多，社会毕竟是在向前发展的；但是不能否认确实有一些时候，问题被隐瞒了反映不上来，或是我们派出去了记者却收集不到资料和证据，这也有一定原因。有人说情有人找麻烦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我们也会妥善处理，专门有法律专家做顾问。至于我个人常常做一些正面的节目，可能就是因为我来自军队，有比较强的政治意识和纪律观念，能把问题把握得比较好，所以领导比较放心把这样的选题交给我。
选题的来源有哪些？
主要以观众来信为主，包括热线电话啦，电子邮件啦，当然也有领导指派的。原则上选题要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必须不是遗留的而是可以解决的问题，选题应该是领导重视、群众关心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
选题通常是怎样确定的呢？像《焦点访谈》这样全国瞩目的栏目有没有“有偿新闻”或者“有偿不新闻”的现象？
我们做一个节目，选题需要层层报批，一般要经过5级，编导、制片人、总制片人、新闻部领导和台里领导，5级下来不合适的选题还能生存吗？！所以说一个选题出来是绝对经得住考验的。就《焦点访谈》而言，从报选题到派记者出去采访再到节目编播，我们都是有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的，比如一个题肯定是两三人一起去采，如果拍着拍着突然不拍了，我们就要问是出了什么问题呀，你拍不下去是什么原因呀，你不行的话要不要换其他人来拍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在整个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对记者的行动、采访的进度等都是绝对掌握的，而且采访回来之后，要层层审片，连记者本人也不可能知道片子能播还是不能播，也就更不可能给当事人什么承诺，更不可能出现“有偿新闻”或者“有偿不新闻”的现象。
听说你在报纸上开了一个专栏，能给我们讲讲吗？
这是《新民晚报》邀请我为他们撰写的一个专栏，叫《台前幕后》，去年就开始写了，为了这个专栏，我是比较用心的，通常忙完节目的工作已经是夜深人静，常常是到了晚上两三点我还在为专栏赶稿子，还好字数总是控制在一千二三，我还应付得过来。
主要写了些什么？
像专栏标题说的，就是讲一些台前幕后的东西。首先是对事件本身发表一些看法，然后是思考了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制作过程中要面对很多的情况，像如何采回第一手资料，在编播过程中必须慎重考虑受众的承受能力，还有如何以理性方式正确引导受众等等，也告诉大家，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目，我们的报道是要负起重大的社会责任的。比如前段时间《焦点访谈》做了一期关于揭露加工病死小猪肉事件的节目，我后来就写了一篇《我要吃肉了》。
特别想当一辈子兵
18年的部队生活，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是培养，部队不仅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培养我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在部队的这些年，我学到很多东西。还有，我父亲也是一名军人，也是干了一辈子新闻宣传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他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地深，他真的是给予我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转业之初，离开了部队是一种什么感觉？
脱下军装很难过，真的，一直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那是一种从凝固的群体里突然到了一个流动的氛围的心理上的空旷与失落，觉得自己少了一个坚强的后盾。特别想当一辈子兵，八几年的时候，社会上掀起下海的狂潮，那时我都没有动过心，后来真的脱下军装，我的难受可想而知。转业后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我还是觉得非常地不习惯，在大街上看到军人总要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
现在你的工作这么忙碌，还会和过去的战友联系吗？
我在山西当兵时和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个山西湘汾农村来的战友，我跟他关系非常好，那时睡一个炕头，理发也是互相理，（笑）战友情是我这辈子最珍惜的东西。我现在的手机号战友们也是这个传给那个，那个又传给这个传来传去的，他们可能都觉得我今天能在央视干得比较好，都为我高兴。我常常收到战友们给我发来的短信，关心的祝福的都很让我感动，不管是不是我记得的战友，只要他们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都会认真地回复，有时他们来北京，我会带他们在梅地亚中心到处转转看看，再带他们在中心食堂吃个饭，大家都很高兴。
作为一名老军人，作为一名资深的电视人，你现在关注电视军事节目吗？
非常关注，不仅是电视，包括各个军队媒体，也包括你们的《解放军生活》杂志，我都很关注。我希望军队媒体将视角放得更开，更多地关注普通老百姓关心的国防军事问题，比如一个大学生，他希望看到怎样的军事节目，一个普通退休工人，他希望看到怎样的军事节目。还可以适当减少画面中的绿色，体现军味不一定要用很多绿色，还可以有别的手段和方法，让军味从报道中自然流露。同时扩大节目或报刊的受众面，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国防、关注军事。
如果部队需要你，请你回部队去做军事节目，你愿意吗？
我非常乐意，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尽己所能。直到现在我从骨子里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兵，对绿军装非常有感情，前一段我参加了崔永元他们的“重走长征路”，还专门找了一条绿色的老式军裤穿上，同行的人都知道我过去当过兵，一路上特别愿意跟我讨论问题，我们的对话里用的都是“拉练”、“行军”这些军事名词，虽然我只走了三天，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仿佛又回部队拉过一次练的感觉。
人物名片：翟树杰，出生在黑龙江省安达市，童年随军人父亲辗转各地，与部队大院里与小伙伴一起举着木头手枪追打着度过孩提时代。1977年，他入伍到解放军某部。在部队，由于军政素质高而且又会写文章会画画，被挑到政治处当上了电影放映员，从此与影像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近20年的部队生涯中，他从放映组长到宣传干事再到中央电视台驻总参记者站站长。1995年，翟树杰转业进中央电视台工作。曾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入主《焦点访谈》后当记者、做编导，现为《焦点访谈》节目制片人兼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