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秘书长谈记者的职业道德

“深喉”费尔特在不断为《华盛顿邮报》提供关于“水门”的独家线索的同时，于越战期间，主持针对反战团体的闯入和窃听。事件被揭露后，费尔特于1980年被法庭判为有罪。1981年，费尔特被总统里根赦免，图为费尔特得知被赦免后出席新闻发布会。


　　驻沪记者 王寅

　　《新闻周刊》关于亵渎《古兰经》的报道引发了美国新闻业关于使用匿名来源的大讨论。历史上最著名的匿名来源--“深喉”费尔特在这个时候公开自己的身份，为这场讨论增添了戏剧色彩。 

    
 
　　《新闻周刊》报道亵渎古兰经事件和“深喉”的身份被披露之后，当了40年记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11年新闻报道与写作的普利策新闻奖秘书长西格．吉斯勒给出的建议是“谨慎”二字：“如果我是编辑，一个工作了20年的资深记者告诉我，他要用一条匿名消息来源，我也许会答应；如果是一个只工作了20天的记者，那就不一定了。”这是西格．吉斯勒日前在上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匿名消息来源发表的看法。

　　一头银发、眼神柔和的西格．吉斯勒一身浅色西装，风度翩翩。尽管已经年逾古稀，但是他闲来还是喜欢玩直排轮这样属于年轻人的运动。1994年，西格．吉斯勒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学院，1997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由于哥大与普利策奖天然的渊源，2002年，西格．吉斯勒接受了普利策方面的邀请，从教学岗位转到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任职。

　　即使在普利策奖委员会任职，西格．吉斯勒留恋的依然是讲台，他还是在哥大兼职教书。在采访中，西格．吉斯勒向记者解释哥大新闻学院位居全球第一原因的时候，颇为激动，语气、手势都大大加强，不难看出他对哥大的感情甚深。

　　他们缺一点运气

　　那些输掉竞争的作品也确实很优秀，但这是一项竞争，除了有深厚的报道写作功底，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记者：最近发生的《新闻周刊》报道亵渎古兰经事件激起了强烈反应，这会给媒体本身带来什么冲击呢？

　　吉斯勒：《新闻周刊》遭到了相当多批评，现在日子也不好过，不过他们也许会重新审视处理匿名消息来源的方式，也给其他媒体起到了警示作用，所以，说不定这件事还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在其中。

　　记者：但是最近坦白身份的“深喉”当事人费尔特，却被他家人称作“美国英雄”，你怎么看这种线人制度，以及匿名消息来源？

　　吉斯勒：“深喉”正好在我们讨论应不应该使用匿名消息的时候坦白身份，这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对匿名消息太过依赖了，尤其是单一的来源，这需要特别谨慎。这其中有一个判断的问题，即你能不能确保这个单一消息来源是坚实可靠的。如果我是编辑，一个工作了20年的资深记者告诉我，他要用一条匿名消息来源，我也许会答应，如果是一个只工作了20天的记者，那就不一定了。

　　记者：你认为记者和媒体应遵守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吉斯勒：我想他们应该对公众保持诚实守信的态度，要遵守那些早已成为共识的准则，即准确、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如果你按照这些常规进行报道，也就是普利策奖一向坚持的原则，你会在读者中受到尊重和信任，尽管这并不容易。 

　　记者：自从越战起，美国媒体就常常质疑美国政府和军方，这次《新闻周刊》事件后，媒体会因此受到政府方面的压力吗？ 

　　吉斯勒：我对媒体受到压力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政府方面会有一些批评和抱怨，但我不知道压力从何而来。我想媒体最大的问题是会受到受众的压力，他们的公信力和声誉会因此下降。 

　　记者：作为普利策奖秘书长，您如何看待当年《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的两位记者鲍伯．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就没有得奖这个事实？在普利策奖的历史上还有没有类似的事件？ 

　　吉斯勒：作品获奖与否总会存在争议，或许会有人为某些没获奖的记者鸣不平，有些输掉竞争的作品也确实很优秀。但这是一项竞争，有人赢，就有人输。我们的评审过程是非常严格谨慎的。应该说，要得奖，除了有深厚的报道写作功底，还需要一点点运气。因为即使我们确保评审时能公平公正，也不能阻止评判者有不同意见。 

　　记者：对于普利策奖这样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奖，你上任后是否作过改革？ 

　　吉斯勒：不时会有些小的调整，但没有大的改变，我们的职责是让它继续平稳顺畅地运转，我上任之前它的整体状况不错，现在仍然不错。 

　　记者：你觉得这个制度已经比较完美了吗？ 

　　吉斯勒：我不认为有完美的东西，只不过从1917年的创办之日起，普利策奖在不时进行的调整中慢慢进步，对我们来说，保持这种整体性和高品质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会突然作根本性变化，只是逐步地进行一些小改变。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评审制是普利策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我们有两个层次的评选。第一个层次确定每一个奖项的三个候选人，然后候选人进入第二个层次，进行最后评选。这是不多见的评选制度。 

　　小报也有获奖机会 

　　关于战争、灾难、社会问题等报道的确比较常见，不过最常获奖的是揭露腐败或渎职等报道 

　　记者：普利策奖的权威性现在如何？对行业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大？ 

　　吉斯勒：这是美国新闻界最负盛誉的奖项，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奖励好的作品，另一方面，激励其他新闻机构报道出同样优秀的新闻。它的重要性没有变，它甚至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要过。 

　　记者：既然普利策奖这么重要，那么它会不会在特定题材或特定写作形式上影响各个媒体新闻作品的走向？ 

　　吉斯勒：关于战争、灾难、社会问题等报道的确比较常见，不过最常获奖的是揭露腐败或渎职等报道。如2005年的公共服务奖由《洛杉矶时报》所得，揭露某公立医院中的医疗事故与种族歧视；2004年由《纽约时报》获得，他们揭露一个雇主因没有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使得雇员在工作中致伤甚至致死，政府没有做好监管工作，这也是失职。公共服务奖是普利策奖项里最重要的一项，只有这一项授予金牌，另外的奖项得主会得到一张证书、1万美元奖金和一个蒂凡尼制造的漂亮镇纸。 

　　记者：对普利策奖的批评中，就有指责这个奖偏向主流大报，那么那些小报纸如何体现价值？它们的机会何在？ 

　　吉斯勒：小报也有机会获奖。在上个月才颁发的普利策奖中，我很高兴地看到有27家新闻单位对14个奖项进行最后角逐，最后13家获奖。像《萨克拉门托蜜蜂报》这种获奖报纸就不是《纽约时报》一类的主流大报，而调查性报道奖更是颁发给了《韦尔拉梅特周刊》的记者，这是一家小型的周报。该报揭露一位现任州长将曾经对一名14岁小女孩性骚扰的事件隐瞒了30年。这对全国的小型报纸都是一种鼓舞，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普利策奖的作用。

　　记者：获得普利策奖的报纸和记者能从中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或实惠呢？

　　吉斯勒：对记者来说，得奖意味着更大的名气、更多的晋升机会或者更高的薪水，不过最根本的，还是一种荣誉。至于获奖的报纸，他们的美誉度提高，公信力上升，吸引更多的读者。所以报纸和记者都会受益无穷。

　　记者：获奖记者通常容易被大报挖走或者得到晋升，这样会不会造成一种“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状况？

　　吉斯勒：即使只获普利策奖提名，也会对候选记者带来很大的荣誉，更不用说获奖者，他们的职业名气会极大提升，比如今年获国际报道奖的记者就从一家小型报纸被《洛杉矶时报》给挖走了。不过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行业，好记者被挖走，又会有新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加入，新闻业就是这样不断进步的。

　　记者：我们也知道关于普利策奖得主的一些丑闻事件，譬如以虚构一个吸毒小孩生活的假新闻获奖的珍尼库克，还有两年前有公众要求取消1932年得主杜兰提的获奖资格。普利策奖采取什么措施来杜绝假新闻呢？

　　吉斯勒：珍尼库克和杜兰提事件不同。珍尼库克获奖后，立即被发现是造假的，所以她的奖金立即被《华盛顿邮报》交回，这是普利策奖历史上惟一一次奖金被退回。但是当我们仔细审查了杜兰提在1932的报道后发现，你可以怀疑报道的质量，但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他在造假。

　　为了防止假新闻出现，我们会加强评审制度，确保评审者学识丰富、态度公正，并尽量多元化，有来自大报的小报的，各个地区的，各种族的等等。在我们的准则上有一条是——任何敢于挑战诚实、准确、公正的作品必须引起评审的高度重视。另外我们也鼓励报社，如果发现自己的记者有任何假新闻的企图，要向我们提供线索。

　　记者：还有一些获过奖的记者，在后来的新闻报道中造假，像最近《纽约时报》的里克．布拉格就牵连进假新闻丑闻，这是什么原因呢？和获奖后的压力有关吗？

　　吉斯勒：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们的工作是，在他们参与评奖时，严格认真地评判他们的作品，他们以后会做什么和普利策奖并没有什么联系，我们也无法控制。至于压力，我无法猜测他们的想法。人性中总包含有缺陷，我们能确定他某一时刻的作品是高水准的，但无法保证其一生。但是大部分普利策奖得主后来仍然非常优秀，是行业的翘楚。

　　“看门狗”

　　“9．11事件”后，国土安全被强调得比较多，移民政策被调整，受到歧视及不公平待遇的情况增多，这正是媒体充分扮演“看门狗”角色的时候

　　记者：你认为“9．11事件”以后美国新闻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吉斯勒：我不确定有没有特别重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新闻界比以前注重，就是更多地向读者讲述这个世界其他地方在发生着什么，特别是中东地区或者阿富汗地区的情况。报纸在解释世界局势方面下了更大力气。

　　记者：“9．11事件”后国家意识形态占上风，媒体的独立精神如何保持？

　　吉斯勒：“9．11事件”之后国家安全被强调得比较多，机场、海关成为敏感地带，移民政策被调整。这样对新闻机构带来了挑战：穆斯林或有伊斯兰背景的人受到歧视及不公平待遇的情况增多，他们对此有不少抱怨，这正是媒体充分扮演“看门狗”角色的时候，应当密切关注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媒体的独立精神受到了影响，也许在获取资料上比以前麻烦一些，比如涉及机密的文件增多。

　　记者：在担任普利策奖秘书长之前，您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了很多年书。哥大新闻学院毕业的学生一直很受媒体欢迎，有一种说法，进入哥大新闻学院等于自动打开了进入美国较好新闻媒体的大门。但现在的媒体似乎倾向于收一些经济、法律、艺术等方面经过特殊训练的学生，这会给哥大毕业生就业带来冲击吗？

　　吉斯勒：我们新闻系的学生接受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新媒体等各方面的专业教育与训练，他们非常出色，尽管现在美国的就业市场相对紧张一些，但他们中大部分能找到较好的工作。也许是从实习生或初级记者做起，但假以时日，他们会做得非常好。

　　记者：目前新闻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哥大对学生的培养是否做了相应的调整？

　　吉斯勒：的确有些调整，但我首先想强调一点，过硬的报道写作本领是我们新闻教育中的核心，也就是要求学生能深入复杂事件、调查事实、报道真相。至于调整，我们增加了新媒体方向，另外今年秋季还将实施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在哥大攻读硕士学位通常花一年时间，这是基础，新的计划会增加一年时间，让学生们在商业报道、政治报道、科技与健康报道、文学艺术报道四个方向中选择一项深入学习，加强他们深入该领域进行报道的能力，这样也有助于他们找到好工作。不过大部分学生还是一年制，目前只有25个学生将开始第二年的试验计划。

　　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被称为全球第一，它的立身之本是什么？

　　吉斯勒：首先，哥大新闻学院只专注于新闻业，不涉及公共关系和广告等方向，而我们的学生又是来自各地的顶尖人才，我们的教师都非常杰出，并拥有相当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这是我们的特征；其次，哥大位于纽约市内，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地方之一，这给了我们的学生大量的实践机会。

　　我们的新闻教育理念是为公众服务。给公众提供需要的信息，让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做出恰当选择，以及当好“看门狗”，让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机构各组织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美国水门事件神秘线人公开身份的背后 


　　文/丁林


　　“水门事件”中向记者透露白宫内部机密的神秘人物，“深喉”费尔特，隐姓埋名30多年后，突然在媒体上公开身份，顿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重点是动机：当年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保密30年，现在又为什么突然公开。这位91岁的老人，当年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二把手，不仅地位显赫，而且是一个老牌职业特工。胡佛在联邦调查局当家时期很多有争议的事情，这位费尔特副局长也多有牵扯。胡佛死后总统没有让费尔特接班，成为费尔特动机的最大疑点。当年总统身边的人，大多谴责这位身处高位却出卖了总统机密的人是“叛徒”。可是动机归动机，历史却证明，“水门事件”揭露了白宫的违法违宪犯罪活动。所以，又有很多人认为，费尔特是一个英雄。

　　不管是叛徒还是英雄，隐身30年说明，作为一个政府高层官员，在看到上级的非法活动后，是否“吹哨子”，怎样公开内情，有很复杂的法律和职业道德问题。美国联邦有“吹哨子人法案”，目的是鼓励和保护政府机构内部的“吹哨子人”，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内部吹哨子，制度设计上的制约和平衡才可能起作用。可是，吹哨子就是把内部机密捅出去，政府工作人员有保密条例和纪律约束。吹哨子和保密经常是冲突的。联邦“吹哨子人法案”为政府行政机构人员提供了向国会立法机构吹哨子的途径。然而，这样的案件，总统和司法部长都涉及其中，作为联邦调查局高官，如果公开向国会吹哨子，不影响自己的职业前途几乎不可能。所以，很多人认为，费尔特秘密地向新闻界透露机密，似乎是一种聪明正当的做法。

　　然而，即使30多年后，“水门事件”已经尘埃落定，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水门事件”被揭露是件好事，费尔特当年的做法，是不是政府工作人员的犯规行为，是不是犯罪行为，仍然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没有人对他们这样质疑。当年他们都是年轻人，其地位和联邦调查局二把手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水门报道而一炮打响，如今都是业内名人，有名有利。虽然当年的白宫秘密是他们一篇篇捅出去的，白宫想拦都不可能，他们却没有受泄密指责的危险。因为他们是记者。记者为媒体工作，媒体是民间商家。记者不是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也就不受美国政府机构内部保密条例的约束。自从美国最高法院对关于越战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作出裁决后，就明确了这样的原则，记者得到一条新闻，不管它对政府是多么机密，不管是否盖着政府的保密图章，新闻机构可以自行判断，发还是不发。只要不是直接立即地危害国家，发新闻就不存在泄密的问题，记者也不必担心因泄密而坐牢。所以，没有人质疑当年两位年轻记者的动机，他们的动机很坦白，搞到新闻，发表新闻，这是新闻记者的工作。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套游戏规则。一套是新闻记者的行业规则，记者受宪法保护，有发表新闻的极大自由度，不必担心泄密的罪名；另一套是消息来源的游戏规则，把内部秘密捅给记者，透露秘密的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了让这两套游戏规则相容，有些消息来源就会要求保密，只有在记者允诺保密的前提下才提供消息。“深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新闻机构通过长年的商业竞争，形成了行业性的规范，这种规范围绕着新闻的真实性。为了保证新闻真实性，严肃的新闻单位都有通过不相关来源核实真实性的程序，同时公开新闻来源以保障新闻的信用。但是，仍然有少量新闻，必须在消息来源保密的前提下发表。同行和民众都认可，这是取得某些新闻所必须的。

　　有时匿名新闻闹上法庭，成为刑事诉讼的证据，法庭会要求记者公开消息来源，因宪法规定，刑事被告有权面对证据，司法规定的理由很清楚，这是为了保护公民不受冤。可是，面对秘密来源，记者在法庭上就面临两难困境。记者经常援引新闻自由原则而拒绝公开消息来源，而法官为了刑事司法的公正，坚持记者公开来源，相持不下时只能判决记者藐视法庭，为此而让记者坐牢。

　　而藐视法庭罪和泄密的刑事罪还是性质不同。新闻界也把它视作取得职业信誉的代价。作为新闻记者，他们和“深喉”费尔特这样的政府官员不同，他们搞到和发表新闻，法律不会把新闻记者用泄密的罪名送进牢房。

 
                  他们为水门事件主角守密33年 


    见习记者　由珊珊　李盛

　　一个本以保守秘密为天职的人，却做了揭密者；被揭露的真相惊天动地，揭密的人又悄然隐去，就变成了新的大秘密；

　　秘密面纱再次揭开，这次揭密的，是秘密自己。

 
 
 
   
 
 
　　围绕着一个又一个秘密，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一个总统的离职，一个大报的崛起，一个名记者的诞生以及一位老人的复杂人生，荣耀、沉默、名声，等等……从此展开。

　　就这样。也许，光荣和卑微总是会利用某个机缘，在某个交叉点，在某个家伙的身上悄然相遇。

　　2005年5月31日上午，《华盛顿邮报》编辑部会议室。

　　执行编辑莱昂纳德．唐尼手机铃声乍响。他迅速关机，继续会议。

　　《华盛顿邮报》主席唐纳德．格雷厄姆的手机继而响起。格雷厄姆走出会场接听了电话，回来告诉所有人，《名利场》今天投下了重磅炸弹。“水门事件”中的“深喉”(《华盛顿邮报》当年对告密者的别称)秘密大白于天下。

　　同日，91岁高龄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在家人陪同下于加州圣塔罗莎的家门前公开亮相：“我就是他们说的‘深喉’！”

　　一切要从1972年说起。

　　1972年6月17日，费尔特在家中接到FBI打来的电话，称五个穿西服的人于凌晨2点30分悄悄进入民主党全国竞选总部水门大厦，身带窃听设备和照相器材。有人衣兜里还揣着许多100美元的钞票。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伍德沃德就把电话打到了费尔特办公室，了解此事。费尔特与伍德沃德交往很久，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过伍德沃德，尽量不要使用办公室电话谈话，以防被窃听。但出乎伍德沃德意料的是，费尔特对他透露：“闯入水门大厦的事件将会升级，具体原因现在不能解释。”然后就匆忙挂断电话。这是费尔特向伍德沃德透露的第一个关于“水门事件”的信息。

　　事情果然迅速“升级”。伍德沃德和其同事伯恩斯坦逐渐追查到一张支付给水门“盗贼”的支票和尼克松竞选费用有关联。对费尔特的情报愈发深信不疑的伍德沃德明白，费尔特就是他解开水门之谜惟一的稻草。这稻草，也正在主动向自己飘来。

　　忘年交

　　伍德沃德两年前与费尔特结识。当时，海军上尉伍德沃德在负责领导海军行动的托马斯．摩尔手下，常到白宫送信。一个深夜，伍德沃德坐在白宫西翼的休息区内等待文件签署。这时，费尔特走过来坐在他身边。多年之后，伍德沃德还清晰地记得他对费尔特的第一印象：“他个子很高，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黑西服，白衬衫，戴浅色领带，手提一个公文包。年龄约比我大25到30岁。他气质不凡，满脸自信，从姿势和那份镇定从容来看，他一定是经常发号施令并要求命令立即得到执行。”

　　即将退役的伍德沃德主动跟这个陌生人搭话，他谈自己的个人情况，自己面临的选择和对未来的困惑。除了礼貌性地回答自己叫“马克．费尔特”之外，那位长者始终一言不发。直到伍德沃德谈到他读的研究生院时，费尔特才接口说，他自己在加入FBI之前也读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院。“FBI”，这是他第一次提到他的身份。共同的一些经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和为来自家乡的议员打工——使他们有机会多谈几句。尽管就像在飞机上碰巧坐在一起的两个乘客那样随意聊天，也许伍德沃德当时就隐隐感到，这是不容错过、终将深交的一个人。人的念头里老在某个瞬间会透出命运的神秘色彩。

　　说再见时，伍德沃德向费尔特要了电话号码。

　　退役前，对前程感到迷茫的伍德沃德对费尔特倾诉苦恼。费尔特似乎也对年轻的伍德沃德有好感，他用过来人的语气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法学院的文凭能为你打开许多扇门，但别让琐碎事情束缚住你。”

　　不久，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两个礼拜的试用期以失败告终，但这让伍德沃德找到了自己热爱的行业。他在周刊《蒙哥马利哨兵》找了一份周薪115美元的工作。他兴奋地打电话给费尔特，费尔特委婉地暗示：“报纸太肤浅，往往不能探究事件的深度和真相。”伍德沃德的情绪仍然兴奋：“那你可以帮我啊！”

　　费尔特以沉默作答。

　　此时的费尔特对于伍德沃德来说，就是一个偶像和良师益友。可对费尔特来说，毛头小伙子伍德沃德究竟有多少与众不同，为何吸引他交往这么久？恐怕只有他自己明白。

　　1971年，伍德沃德终于正式进入《华盛顿邮报》。尽管工作繁忙，伍德沃德坚持有事没事都给费尔特打个电话，问问近况。谨慎的费尔特警告伍德沃德不得直接使用或告诉别人从FBI和司法部门得来的消息。“说这话的时候，他措辞严厉，语气坚决。”伍德沃德回忆说。获得伍德沃德的承诺后，费尔特又再次强调：“你必须谨慎！惟一能确保安全的方法，就是绝不能对任何人透露我们彼此认识，曾经交谈过，或者你认识FBI或司法部门的人。记住，是任何人！”

　　合作者

　　以往，伍德沃德没有为了“独家猛料”给费尔特招惹过麻烦。但这一次，他要麻烦麻烦费尔特了。伍德沃德明白，费尔特就是他解开水门之谜惟一的稻草。这稻草，也可能在主动向自己飘来。

　　费尔特重申：不要打电话，不要到家里找，不要进行任何公开接触。这也意味着，他们一系列的秘密接触将正式拉开帷幕。而改变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历史也这样被悄悄开始了。

　　二战期间，费尔特曾在FBI的间谍部工作，从中学会许多德国间谍的技巧。他告诫伍德沃德：“我们需要通过改变旁人注意不到的环境来作为通知对方的暗号。”他们想出一个方法。伍德沃德有一面插在花瓶里的红旗，平时红旗就放在伍德沃德公寓的阳台接近栏杆的前方，如果需要紧急见面，就把红旗挪到阳台后方。“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个方法。次数不能多！”一旦伍德沃德给出信号，他们就会在当天夜里2点在罗斯林(Rosslyn)基桥的地下停车场底层见面。

　　费尔特又对伍德沃德临时进行了“反侦察”技巧培训：“走出公寓的时候不要乘直接通往大堂的电梯，而要走公寓楼背后的楼梯；楼梯口有个小巷，所以不要走大路，走小巷；别开你自己的车，走到几个街口外的旅馆，门口会有许多午夜还在等客的出租车；半路要下车再换一部出租车；不要直接在车库停车场下车，提前下车，走完最后几个路口；如果有人跟踪你，不要下到停车场，如果你不出现，我能理解。这一切的关键是安排好时间，要耐心、镇定。”

　　费尔特同时告诉伍德沃德，如果他有消息要给伍德沃德，他会送“信”过来。费尔特说，如果他有重要消息，他会拿到给伍德沃德的《纽约时报》，并圈住第20版的版头，然后在偏下的位置用手画一个钟，钟上的时间就是他们应该见面的时间。通常也是凌晨2点，老地点见面。

　　很多人都订了《纽约时报》，费尔特如何能在邮差到达前准确地拿到那份给伍德沃德的报纸，并在上面做记号，伍德沃德至今都没想通。费尔特也从未解释过，如何能每天查看伍德沃德阳台上的红旗。为了保护这个重要线人，当时的《华盛顿邮报》总编辑西蒙斯以一部美国知名色情影片《深喉》的片名作为告密者的化名。当今世上，知道费尔特就是“深喉”的人，除他本人之外，只有4个———《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卡尔．伯恩斯坦、当时的主编本．布拉德利和伍德沃德的妻子艾尔莎。4人发誓，除非获得“深喉”同意或者“深喉”离开人世，否则绝不说出这个秘密。

　　4人中，只有伍德沃德能与“深喉”直接联系。不该问的话，伍德沃德始终没有开过口。

　　目前无法得知费尔特具体提供了具体哪些情报，但这些情报对伍德沃德和《华盛顿邮报》非常重要，并且引导伍德沃德和他的搭档顺藤摸瓜，终于翻出了整个阴谋。最后的结果是，尼克松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守密者

　　一个资深特工，为什么愿意背叛尼克松，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成为幕后“深喉”；为什么选择年轻的伍德沃德作为他泄密的突破口；至今仍是难解之谜。

　　马克．费尔特曾是个负责保守秘密的人。

　　费尔特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他厌恶一切沉闷、官僚的裁决程序。不到一年，他就申请加入FBI。那时，FBI探员总以典型的“爱国者”形象影响着美国国民。这使得当时许多年轻人把投身FBI作为自己的理想。费尔特就是其中之一。

　　1942年他加入联邦调查局。对职业的热爱始终引导着费尔特在FBI一路攀爬的坚定步伐。20世纪60年代，费尔特升入FBI华盛顿总部。

　　对传奇的FBI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信任和崇拜，深刻地影响甚至造就了费尔特的价值观——保守秘密。从1924年到1972年，胡佛共做了48年的FBI局长。后人如此评价胡佛：“他知道怎样保守秘密，这是他成功的真正原因。没有一位总统敢解雇胡佛，因为没有一位总统知道胡佛究竟知道些什么。这对总统来说是最大的恐吓。他的这支队伍中所有人都只效忠他一人。他们从来不听首席检察官的命令，也不听美国总统的命令，他们只听胡佛的命令。他掌管着华盛顿的钥匙。”

　　费尔特忠实追随胡佛的价值观。在许多人眼里，胡佛的独断专行令人发指。但费尔特却公开赞美胡佛“是才气、魅力、勤勉和极权的结合体”。费尔特也有许多与胡佛相似之处：自我约束力强，对领导无限忠诚，反对任何折中妥协方案。

　　费尔特坐上了FBI的第三把交椅。由于胡佛和第二把手托尔森都经常病假，费尔特成了实际掌管FBI日常事务的人。

　　讽刺的是，这位后来透露水门窃听机密的人，也曾经曾导演过窃听事件。

　　“地下气象人”是上世纪60年代的地下学生武装反越战团体。FBI把该组织作为重点追捕对象。行动由费尔特负责。一位“地下气象人”成员的妹妹——珍妮弗．道伦——向媒体控诉，这些行动包括24小时针对她家人的跟踪、监视、偷偷入室搜查、非法窃听电话，甚至试图绑架她刚出生的婴儿，以迫使她说出姐姐的下落。

　　秘密的守护者，为何沦为泄密之人？

　　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一向遵纪守法。尼克松当年的助手查尔斯．科尔森评价说，“他最开始为国家鞠躬尽瘁，但是我不能想象费尔特竟然在黑暗小巷子里透露情报，违反了他保守国家秘密的职责。”

　　不过，费尔特当年的确对尼克松政府颇有微词。

　　尼克松与胡佛之间的斗争兴起于“水门事件”之前。1970年白宫一个年轻的助手拟定了一份授权FBI、CIA和军事情报机关加强对“国内安全威胁”分子监视的计划。这份最初得到尼克松许可的计划遭到了胡佛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本就在FBI业务范畴之内。虽然尼克松迫于压力废除了这一计划，但费尔特坚信，FBI的独立性和诚实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尼克松从此也对胡佛和费尔特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胡佛和我是保护FBI免受白宫干预的一堵墙。”

　　1972年，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份备忘录被曝光，内有人称向尼克松的总统连任选举班底“贡献”40万美元就能帮自己了结一桩公案。尼克松特别顾问查尔斯．科尔森“求助”FBI，要求其出面证明这份备忘录本是伪造，但费尔特给出的结论恰恰相反。政府与FBI的关系更为紧张了。

　　1972年5月2日，胡佛去世，费尔特本以为自己即将继承胡佛衣钵，但FBI局长的位子为尼克松亲信担任。费尔特甚至心灰意冷地自嘲：“我真后悔没早退休。”

　　伍德沃德的文中也回忆道，费尔特曾隐讳地称尼克松的政府是“纳粹”政府，认为尼克松手下都是一帮“纳粹”分子，白宫的那些助手都是一些野心勃勃、讨乖卖巧的小人。

　　就是这样的费尔特，也终于决定背叛他一直遵循的原则，成为一个活跃在黑暗中的泄密者。用当时的色情电影《深喉》片名来称呼这个堪称严肃和谨慎的FBI官员，33年前，这个称呼是如此讽刺。

　　也许，费尔特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发泄不满，或者尽力保护FBI的利益。也许，伍德沃德最初只是想写一个大块头，搞到一些独家猛料。但光荣和卑微就这样机缘巧合地在他们身上相遇。

　　结局

　　鲍勃．伍德沃德，惟一接触过“深喉”的记者。他因追踪“水门事件”获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他的传奇故事激励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对新闻事业的追求。 

    　　伍德沃德还与伯恩斯坦合著纪实小说《总统班底》和《最后的日子》，畅销热卖。根据《总统班底》改编的电影轰动美国，于1976年获得奥斯卡4项大奖。声名远播的伍德沃德成了《华盛顿邮报》的招牌，1981年荣升该报助理总编，目前，他担任《华盛顿邮报》执行副主编。伯恩斯坦几年后离开《华盛顿邮报》，成了知名作家，正在为希拉里．克林顿作传。《华盛顿邮报》也由于该组报道上升为与《纽约时报》平起平坐的美国一线大报。2003年，伍德沃德又把多年珍藏的“水门事件”文件以500万美元高价卖给了得克萨斯大学。

　　然而，揭露了“水门事件”背后的机密，并没有为费尔特带来好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3年，在尼克松下台前，费尔特就郁郁寡欢地离开了FBI。

　　与费尔特的黯淡收场相对应的，是伍德沃德在事业上的登峰造极。

　　看着光环笼罩的伍德沃德名利双收，躲在黑暗中承受着来自自身、道德和金钱诱惑各种压力的“深喉”，还在矛盾斗争。不是没人怀疑过费尔特是“深喉”，但他本人每次都对此极力否认：“如果我是‘深喉’，我会干得更加漂亮。我的行动会更有效率。‘深喉’并没有把白宫搞垮，难道不是吗？”

　　伍德沃德并未断绝对费尔特的问候。1999年，伍德沃德到访费尔特在加州的家，第一次遇到了费尔特的女儿琼斯。伍德沃德是一个人来的，而且自称是费尔特的“一个朋友”。久别重逢使80多岁高龄的费尔特兴奋异常，他们单独交谈了30多分钟，又在外面共进午餐。也许这样的会面，勾起了费尔特对过去那段历史的深深缅怀。

　　竞争对手

　　此后，费尔特的家人一直和伍德沃德保持联系。伍德沃德时而会致电家中，向琼斯、她的儿子尼克、她的弟弟小马克询问费尔特的身体情况。这终于引起了琼斯的怀疑和猜测。在女儿的一再追问下，费尔特终于承认，自己就是“深喉”。

　　琼斯却苦劝父亲抓住最后的机会，费尔特家应该从这个上世纪美国最大的秘密中获得报偿。“伍德沃德已经坐收一切荣誉，但我们至少还能借此挣点钱付账单，比如我为孩子学业欠的债。”

　　于是，在女儿和外孙的搀扶下，年迈的费尔特颤巍巍地站在了世人面前。费尔特布满皱纹的脸上，挂着呆滞的笑容，眼神空洞迷茫。难以相信，这就是那曾经长相英俊、风度翩翩的费尔特，曾被誉为酷似主演电影《正午》的男影星劳埃德．布里奇斯的FBI美男，曾戴着入时黑色宽边眼镜，从容面对媒体的FBI发言人。

　　出于对这篇报道的重视，《名利场》指派了15名编辑协助奥康纳撰写报道，所有的编辑还为此签署了保密协议。这次《名利场》是否最终向费尔特提供报酬还不得而知。

　　奥康纳还透露，琼斯曾商讨过让费尔特和伍德沃德合著一书来揭开“深喉”身份，但遭到了伍德沃德拒绝。费尔特的外孙尼克．琼斯已表示要为此讨个说法。

　　至于伍德沃德，也许他此时的心情难以形容。“水门事件”这个惊世骇俗的故事，还留下最后一章有待续写，可他埋藏在心底最深处半世的秘密，就这样轻易地，和自己无关地，流传开来了。

　　费尔特说：“这对我有好处。我打算写本书什么的，能赚多少赚多少。”

　　《华盛顿邮报》对伍德沃德下令：必须出来说话了，越早越好！伍德沃德筹备多年、讲述他和费尔特关系的新书《不久之前》最快将于今年7月出版发行。

　　曾经在惊涛骇浪的政治斗争中联手的两个忘年交，33年后，在金钱和名誉面前，仿佛两个竞争对手。

　　一场争夺出卖秘密的大战已拉开帷幕。同一个故事，谁先讲出来，就是谁的。

　　诺顿出版公司执行总编罗伯特．韦尔认为，费尔特作为“深喉”本人，若决意与人合著书稿，对任何一家出版商而言都是最大的金矿。行内人预测说，如果费尔特果真打算开口，“开口费”要到100万美元不成问题。

　　但问题是，今天的费尔特，已未必具备赚钱的能力，他要能让出版商相信，他能讲出一个充满悬疑的紧张故事来。文学代理商理查德品恩对《华尔街日报》说：“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和一名知名的惊险悬疑作家进行合作，他需要找一个出版社相信能写出一个好故事的作家来合作。”

　　年迈体弱的费尔特是否真能记得那场政治斗争里的每一个云翻风涌，每一场斗智斗勇，每一次泄露情报后的矛盾和挣扎？没人知道。

　　91岁的费尔特是否真如此迫切地需要用含辛茹苦埋藏了33年的秘密和勉力维持的一世声名换来一笔巨款？没人知道。

　　30多年过去后，两个当年的忘年交和合作者将进行一场怎样的泄密竞赛？也没人知道。

　　“深喉”的故事，“深喉”的一生，也许就是这般无奈，这般讽刺？

　　“水门事件”时间表

　　●1972年

　　6月17日

　　5名共和党“暗探”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总部办公室，窃听民主党参加大选情报而遭到逮捕。

　　6月19日

　　马克．费尔特开始向《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提供信息。

　　8月1日

　　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上被认定有总统尼克松连任竞选活动的痕迹，最终证实这张支票是支付给水门“盗贼”的。

　　10月10日

　　FBI确定水门事件属于一起破坏大选的间谍行为，目的是为了让尼克松能够成功连任。

　　●1973年

　　1月30日

　　尼克松前助手戈登．利迪和詹姆斯．迈克可德因“水门事件”被判盗窃罪、共谋罪。

　　4月30日

　　尼克松的助手海尔德曼和约翰．埃尔利希曼，司法部长理查德．克雷迪恩斯特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白宫顾问约翰．迪恩被解雇。

　　5月18日

　　参议院“水门调查委员会”开始进行全国公开听证，并任命阿奇比尔德．考克斯为特别检控官。

　　6月23日

　　尼克松拒绝向“水门调查委员会”和考克斯提交总统录音备忘录。

　　10月20日

　　尼克松强行废止了特别检控官办公室的工作。

　　●1974年

　　2月6日

　　众议院以410票同意、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同意授权司法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展开对尼克松的弹劾程序。

　　4月30日

　　白宫公布1200页尼克松录音带的文本资料，但弹劾委员会要求其提交录音带原件。

　　7月24日

　　最高法院拒绝尼克松有关总统特权的声明，勒令尼克松必须提交与“水门事件”有关的64份白宫录音带。

　　7月27日到30日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批准了弹劾委员会的三项弹劾声明。

　　8月5日

　　尼克松公布录音带“罪证”，证明他参与了“水门事件”。

　　8月9日

　　尼克松辞职。9月8日继任总统福特宣布了对尼克松的大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