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需求与政治困境

　　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各朝局限于开朝国君的所作所为，形成了治国纲领与朝代传统，基本上终其一朝，很多事情都不会改变，而历朝的改革者，下场尤为惨烈者几为全部，甚至皇帝出来改革，也不会奏效。这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权力结构原因，而后深受既得利益的影响，直至终于不能自拔而如老牛入泥潭，最终蠢笨而死。这固然是人性，却也是不善利用和使用人性的问题。这方面各国历史其实例子很多，如法国的路易16与路易18，都是由于贵族的不妥协而导致帝制崩溃，使国家落入流氓无产者之手，如非经济发达，资产阶级有了一定的力量，再加欧洲的政治环境，几无恢复文明的可能。在美国，创以宪法开国的先河，再辅以充分的宪法修正案，兼顾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不断修正之中走过辉煌，直至今日方能在危机中涅磐，是由于体制。

　　在中国，开朝无一例外为武力集团，而目的就是掌握政权，做稳皇帝与封侯拜相，即是所有集团的共同目标。一旦掌权，即行分封，这是所谓功劳的兑现，其实是血腥的分赃。而开科举后的官场目标，不过是往上爬，整个功臣集团和科举文官集团组成的官僚体系，是一种以个人和小群体利益为目的分赃体系。从大的体制而言，这两千年来除了民国那一段算是过渡时期，其余的时间都是这样。

　　其中存在的清官的故事和政治清明的时期，常为人称道，其中一个主要被称道的原因是好的时候太少，需要靠以记忆舔食历史的糖块，忘却今日的烦恼。在分赃政治体系与底层百姓之间，原有很多的篱笆作为防火墙，比如家族、地方的乡绅自治、监察体系、皇权和相权的平衡等等。但是这些防火墙本身依然有逐利需求，其虽然未必恶意欺压乡里在血缘上沾亲带故的贫民，但是固化社会形态和个体社会地位意图和副作用是明显的。

　　有趣的是，各朝代的政治清明期和盛世，却都与社会崩溃后，基层平衡力量的削弱有关，而一旦社会固化，就没有不走下坡路的。在汉代前，由陈胜吴广掀起的起义，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身就是充满利益诉求，而后起兵的很多都是六国的旧贵族，例如项羽的子弟兵，就是以氏族为纽带的。而刘邦的队伍，是混合了沛县邻里的流氓无产者与小官僚，与六国的旧贵族连横合纵。最终刘邦的胜利，是中国底层崛起的武力集团不断对中国进行大一统的历史重复。

　　在汉以后，凡君王强势，贵族受到打压，碰巧君王尚为明智，文臣选的也比较有才华，就有一段经济发展的时期。而凡君王弱势，弄臣专权，国家就衰弱下去，且常常在衰弱开始后，就江河日下，虽得几次中兴，也还是在社会崩溃的道路上延缓爬行的速度。从外部战乱的实际力量对比，在经济、人口、武器工艺上，中原都远比北方少数民族先进，如果中原王朝内部不是到了亡国的边缘，外力仅在消耗上就不可能战胜中原王朝。而在北魏这个外族王朝，汉族的地方大家族的势力，依然是很大的，而且这一现象贯穿五胡十六国，在金被蒙古所灭以前，也还是存在，中国的君权下的主奴游戏，君只是名义上排在前面，实质还是个人利益为先。这也是西方干脆直接的说，第一重要的是家庭的人类本质，没什么好害臊的，否则弄成天地君亲师，就反而成了禽兽了。那些历史上忽视家庭服侍君王的奴仆，经常会在君王死了以后密不发丧，以秦始皇之强，也只不过是混尸于咸鱼之中，齐桓公甚至给手下饿死。君王总想以个人崇拜和洗脑来对人达到绝对控制并欣欣自喜这种效果，不知道为什么没想过肯于做指鹿为马之事的人，肯定都是寡廉鲜耻之辈，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在这样的人才选择模式下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真相。人，要想幸福，千万不要违反动物本能，专制到连人家交配之类的事情也要插上一手，怎么会不招来仇恨？

　　在武力集团的利益目标上，只要是以掌握权力和利益分配为政治目标，最后他们将不得不任用逐利而弃德者，从而达到逐级社会控制的目标，这也就是各王朝不可避免的腐化问题的政治结构根源，其中纵有不少真的报有理想主义的所谓清官，也阻止不了政治腐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原始而残酷的各种扒皮抽筋的刑法面前，贪官们从未止步，而贪官受到惩处，本身的确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就算是朱重八那样的滥杀，以及今天的比例看似不低的腐败惩处，都威吓不了早在洪武年间，腐败已经不可收拾的真相。所有腐败的根源，都是制度上的问题。

　　在中国，一旦战乱停止，或者运动告一段落，则在建立正常社会的过程中，基层的各种裙带关系就会快速恢复起来，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分层分块分地域的以血缘纽带、提携关系、官场呼应而形成的关系网。在地方基层政权，起决定作用的绝非遥远的中央政府和缺乏监督的法律，而是这些关系网，这些网曾使每个封建帝王都束手无策，也常让敢于向这些根深蒂固的网下手的改革者死无全尸，最后这些最高明的想要改革的帝王，比如万历，也只好不上朝，而似康熙之能，也只好利走用人性来控制的老路，本朝的毛太祖疯狂的打开底层与之相敌对的仇恨，最后结果更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恶毒。恶毒是如此让人没有希望，以至于今天有些人闻到毛派的愚昧之气，宁愿选择多些理性的无耻。但中国人在两害相较选其轻的问题上，看上去也一直弄错。

　　在整个的社会风气上，中国一直有宗族、僧道、乡绅与儒家基础教育，以安贫乐道，尊卑长幼有序，以及儒家理想主义与人性压制作为社会缓冲机制，但是在官宦的制度激励上导致了长期的牟利趋势，也就成为了肉食者鄙的问题。中国的武官由此也终于没有生出骑士精神，去尊重妇女和基础道德，而且还不得不经常学习文人，干起倾扎与谄媚的勾当，甚至以戚继光的威名，也要靠几付春药来支撑文官政府下脆弱的军事体系。

　　而文革的问题，是在从镇反开始摧毁儒家社会基础的不停运动中，最后摧毁了儒家长期建立的社会缓冲机制，使社会的道德纲领就此无存，目前的道德纲领更多的是停留在嘴上，而不是可以在知识分子中保持数千年的一些风骨，即便幸存的寥寥，也不再在社会流氓无产者中保持原有的威严和影响力，甚至对肉体的摧残逐渐产生了巴甫洛夫效应，开始根据政治文件不停修改自己的学问，而最近，即便是他们，从寿命上都已死了。

　　在儒家的缓冲机制上，遇到西方理性哲学，社会的转型痛苦会比较小，但是由于文化自豪感，周期会比较长。但是没有缓冲基础的情况下，在政治体制上并不能阻止夺权武力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开始他们的关系网重建，在社会矛盾缓和上又没有社会缓冲，从而变成了少有的底层民众与当权集团的硬性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一旦草民们发现由距离产生的对中央政权的美感逐渐消失，而发现实际上中央政府也是要依靠，而不是制约他们的地方分级控制体系来实现这个群体逐利目标，那草民的选择余地就很少了。这并不是通过推行案例法而去中和忽视人民的智慧与社会道德判断自决权的大陆法系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大陆法认为人民是傻瓜，然后用条文锁定，所以就可以通过灵活的案例判决来缓和矛盾。在中国的逐利政治体系下，任何政策的执行对于人民都是坏结果，他们可以把青苗法弄成再次盘剥，把土地私有化弄成圈地运动，把物权法弄成私闯民宅非法拆迁，而且还使社会公器私用，形成官民的根本不可调和矛盾下的法律和制度失效。在社会公器失效下，人民更清醒的以上访和群体事件来解决矛盾，以黑社会来解决医疗纠纷，这不是没有法制观念，而是在司法受控于既得利益团体后，不得已的理性选择。所以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司法独立，案例法，都有可能出现更糟的结果而不是更好的，如果要搞定的面积较原来还少，随着干预司法成本的降低，司法公正在独立后还可能会恶化！

　　而地方行政政府，居然可以出文指示法院就那类案件受理，那类如重点工程的土地拆迁纠纷不受理，这使得目前法律这个最后的缓冲也失去作用和社会公信。

　　目前社会需要稳定的政治目标，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已经在根本上发生，靠体制内的自我约束，是无用的，即便如朱元璋去剥皮实草，也阻挡不住人之本性那如苍蝇般勇敢的逐利需求。我大胆的假设因为文化氛围的问题，即便快速民主化，也依然会有一个高腐败的时期存在，这是全体人民受到几千年逐利激励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个毒瘤最终靠体制的多权分力，也就是靠人的本位追求的本性，配合严刑峻法，也是可以治理的，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制度。

　　而如果政治体制不发生变化，即便是做出如赫鲁晓夫的历史清算，也只是占领一个更好的政治改良的出发阵地，而不是问题的最终解决。

　　所以要解决这个政治困境，完全可以大胆的站出来，自上而下的谋求政治体制改革。这时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谋杀事件有可能出现，但是中国的政治氛围和官僚体系，毕竟还没出现拥有武力的割据贵族，而在中国的动辄彻底清算的政治氛围中，逆向行动者所承担的风险远大于其顺应潮流。而且历来中国的为制度殉节的传统，就凤毛麟角，远不如美国南北战争南方奴隶主那么坚决，历史更像钱谦益的投水游戏，在生活和改变之间，做理性的游戏。只要武夫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财产，宋太祖的游戏也是十分高明的，人民军队的口号，也是喜闻乐见的政治资源，而人民拥有宣誓忠于国家的军队之后，将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喜剧。这时候柔弱而懒于政治的人民，将会在轻微的抓典型清算中，逐渐面对未来而不是过去。

　　从明智的角度，权力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玩物，权力从野兽成群的社会中就是对领袖的双刃剑，而放弃权力其实是人类的本性。权力怎么都要比幸福的家庭生活，更为有趣。

　　历朝历代，如明末和晚清，都在政治困境中走进了死胡同，表面上看似输给时间，其实是输给了体制。但现在在已经证明的科学结论上，还进行必定是内部零和的游戏，不足为取.继续僵化下去，最后八成搞个国破家亡的后果，到那个的时候，还要接受历史的无情嘲笑，这样愚蠢的选择，实在是不值得在历史面前进行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