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勤与战争精缩版（重刷前2段，新加第7段）

《补给战》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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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给战——从沃伦斯坦到巴顿的后勤史》一九七七年出版。作者马丁·万·克列威尔德，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与几个世纪波澜壮阔的战场历史相比，战争后勤的历史充满了人为的错误。大多数人在研究战争的时候仅仅强调后勤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后勤系统是如何运行和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则刻意回避，然后发表一些先人之见，而不是去客观的理解现实。反过来看，可能正是认识到后勤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人们才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指挥官的随机应变上。历史上，无论是战争前的后勤的理论还是战争中的后勤计划，它们面对现实的检验总是显得格外脆弱。埃森豪维尔的口头禅是：任何计划在战争开始后都会变为废纸。拿破仑则喜欢说：在战争中，精神和物质所起的作用，为三与一之比。或许，这就是军人的宿命。



1 军事革命时期


在早期以人力和畜力进行的冷兵器战争中，军队的后勤实际上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将领考虑的后勤其概念非常狭隘。军队提供给士兵的，除军饷外再无他物，士兵要自己购买每天的食物，被服、防具、武器还有弹药。当然，如果暂时没钱，也可以找军官预支军饷。

在军队的补给比例中，草料占大头，食物占小头，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记，尤其是如今后勤供应中必然包括的装备器材，在当时是很边缘的概念，士兵的装备都需要自己购置和携带。而职业军人也大多处于脱离社会的状态，除了军队无以为家，一只正规的军队，其队伍必然包括妇女、儿童、仆役，非军事人员与军人比例可以达到1：2甚至5：2。这些多余人员以及随军行李，形成了军队庞大的尾巴，与其说他们是出征的军人，不如说是正在迁移的民族。这个时期的军队，一般是每15人摊到1辆大车 ，在强调保障性的作战中，大车的比例可能还要增加一倍。万人规模的大军跟随上千的马拉大车(每辆大车2-4匹马)是很正常的事情——这还不包括编外的私人车辆。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有多少车辆，长途随军运送粮草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军队能够相对稳定地驻扎在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就可以组织正规的市场，由军需官对这一临时市镇进行管理。军队同地方居民之间的贸易，一般按自愿的原则进行。如果预计某项物资将发生短缺，就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有个别官兵抢购甚至囤积。如果军队离开常驻地进行作战，情况则完全不同。一般行军中的补给，由粮草官和商人用短途运输或就地购买的方式解决，而商人则派代表常驻军队，负责打点补给事务。商人及其货车使得军队的结构更加臃肿，而且商业存货也是很有限的。


如果是在本国或盟国领土行动，可以派军需官打前站，组织城镇货源，并建立市场。（这才是“粮草先行”的实际意义，而非让粮草部队先出发，当时没有粮草部队这回事）个别情况下，如果军队反复使用同一行军路线，也可以组织常设兵站，筹办并销售士兵所需的物品。懒惰的将领会安排士兵到沿途城乡居民家中住宿，除了食宿外，也可以购买其他必需品。当然，经常有士兵不给钱，这肯定会造成军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发明过保障军队在敌国领土作战的后勤制度。无论是兽类军团还是仁义之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都是让军队沿路掠夺，历史证明这种方式还是非常可靠的。不过，当时的人们缺乏后世的管理理论和机构，无法把抢劫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盘剥，如果军队的人数超过该地承受能力，破坏力将不亚于核武器。这种后勤制度的水平之低有目共睹，但正因为它的原始，反而也没有什么条框的限制，将领们可以自由发挥聪明才智，解决问题。


1560年至1660年这一时期，被称为“军事革命”时期，其间欧洲各国军队人数发生了巨大增长。16世纪中叶，一只一两万人的大军就可以令人闻风丧胆，而到了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3万人以上的部队比比皆是。古斯塔夫和华仑斯坦决战时，每一方的部队都超过了10万人。由于穷兵黩武，军队人数在三十年战争末期曾有下降，很快又恢复上涨势头。17世纪后期，法军的规模最高达到40万人之巨。

军队规模增大给原始后勤模式带来的压力是灾难性的，指挥官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就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到了16世纪的最后20-30年间，军队开始感到有必要给士兵们提供最基本的必需品，包括粮草、武器、被服等。这都是靠随军商人才实现的，军队同大承包商签订供应合同，费用则从士兵薪饷中扣除。这种新的制度最早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中开始实行。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军费，16世纪的军费增长大大超过了政府财政的增长，除了荷兰外，各国政府都处于破产的边缘。对此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是征收战争税——一般认为它的发明者是华仑斯坦。华仑斯坦不征粮，而是改由代理人向居民榨取金钱，然后交给军队发放。这种方式相对于士兵冲到居民家里欺男霸女要文明一些，也比较好控制一些。


基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一支军队不能以城镇为基地停留，那就必须处于运动之中，横扫一切富裕地区征集钱财和资源，因为除了大型城市，没有任何地区可以供给军队规模的临时人口。就17世纪的军队而言，除特殊情况外，不存在后方补给的概念，所谓的战略运动，就是从一个富裕地区运动到另一个富裕地区进行抢劫，绕无可绕的情况下，两群土匪相遇，才会发生战斗。有时军队连军费都不依赖国内提供，而是靠沿路征集获得，所以交通线对于战略运动的影响不大，唯一的例外是有时可以割断部队同新兵补充地域的联系。在这样的战争中，并不提倡有目的的、持续的军队运动，也没有“兵贵神速”的说法，因为那显然不现实，这对欧洲的战略思想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由于对堡垒的围攻耗费时日，而军队又只能就地抢劫，因此城堡的战略作用无限放大。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一个强国的力量并不在于它的野战军，而在于成群的城堡；一个到处都有坚固筑垒城镇的国家，即使没有野战军也能够保持不败。欧洲的战争主要就是一系列周而复始的围城战，而深入敌国领土的战略进军，通常总是徒劳的。也只有在围城时，补给线的概念才有了实际意义。至少腓特烈二世就曾因为补给线受到攻击而不得不放弃某些战役。毛莱斯围攻奥斯坦德时，他的军队可以从海上得到补给，不幸的是，守军同样从海路得到补给，结果这场围城战持续了两年之久。同理，除非发生围城战，否则不存在弹药补给的概念，士兵与火炮的弹药都是自己携带，而且携带量足够整场战争使用。

因此历代军事研究者所提出的补给线这一概念，其实完全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五日行程制度”（军队与补给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