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最勇敢的女人：玛拉莱?何亚专访

The Bravest Woman in Afghanistan: An Interview With Malalai Joya

- 阿富汗最勇敢的女人：玛拉莱•何亚专访

原作者 Johann Hari

译者： 两只老虎

简介

公众普遍以为对阿富汗妇女的压迫始于塔利班时期，但塔利班之前的军阀就已制定了这些法律。新政府与塔利班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我还能再活多少天，” 玛拉莱·何亚平静地说。在阿富汗建立了新“民主”政府的军阀们好几年来都在试图用子弹和炸弹谋杀这个从难民营出来的30岁的瘦弱女子，每袭击一次，他们离目标似乎就更近一些。玛拉莱·何亚的敌人说她不过是个“走路的活死女人”。“不过我并不怕死，我怕的是在不公正面前保持沉默，”她直白地说。“我还年轻，我当然想活下去，但我要对那些想扼杀我声音的人说: ‘无论你何时何地想打击我，我都准备好了。你可以把花掐断，但什么也阻挡不了春天的到来。’”

玛拉莱·何亚的故事颠覆了我们所听过的关于阿富汗的一切。在官方言论中，我们一直在与她交战。这里是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性，她在塔利班政权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女子学校，当塔利班被推翻后，她脱掉了蒙住全身的长袍，参加议员竞选，并与原教旨主义者交锋。

不过她说：“你们（西方）政府把尘土撒进了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看不清世界。你们没有被告之真相。现在妇女的状况和塔利班统治下一样灾难深重。你们政府用另一个军阀原教旨主义政权取代了塔利班原教旨主义统治。[这是]你们士兵为之殒命的原因。”不但没有被解放，玛拉莱·何亚反而命悬一线，几乎被杀。

何亚的故事是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阿富汗的故事，一个隐藏在遮身长袍背后，宣传所不涉及的故事。

1 “我们是我们姐妹的守护者”

我在伦敦的一个公寓和何亚会面以讨论她的自传，她和一个支持者在这里驻留一周。即使在伦敦，她的行动仍要保密，她快速地从一个安全住所搬到另一个住处。我被告之不要向任何人提到她的藏身之处。何亚亭亭玉立在走廊里，娇小而轻巧，一头披散的秀发。她用一个强有力的握手欢迎我。不过当我们的摄影师给她拍照时，她开始象小女孩那样地笑：镌刻在她蜡黄脸上的悲痛融化了，她笑得乐不可支。“我怎么也不能习惯拍摄这种事情！”她说。

之后，当我让她坐下畅谈她的生活遭遇时，痛苦又再次弥漫她的面颊。她的身体硬成一团，手捏成了紧紧的拳头。

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何亚刚出生四天。苏联入侵当天，她父亲就放弃了手头的学术课题，去反抗入侵的共产党军队，他从此消失在了群山之间。何亚说：“那以后，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战争。”  

她最早的记忆是当警察搜查她们家以寻找她父亲躲藏地点的证据时，她紧紧地抱着母亲的腿。她的文盲母亲尽最大可能让这个有10个孩子的家庭存活下去。后来警察逼人太甚，她就带着孩子穿过边界去了伊朗的难民营。在古丝绸之路上的这些由肮脏帐篷组成的城里，阿富汗人拥挤而居，他们被伊朗政府视为二等公民。晚上，野兽可能在帐篷间游移，并攻击儿童。在那里，何亚家得到消息，何亚的父亲被地雷炸了，但他在失去一条腿后幸免于难。

伊朗的难民营没有学校，何亚的母亲意志坚定，她要她的女儿能得她从没得到的教育。于是，她们再次举家出逃，来到巴基斯坦西部的难民营。在那里，何亚开始念书，并产生变化。“告诉我你看什么，我将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她说。她从青少年初期起就吸取她能看到的所有文学作品，从波斯诗歌到贝尔托•布莱希特的戏剧，到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她开始把她自己刚刚发现的文学天地讲授给难民营里包括她妈妈在内的老年妇女。

何亚很快发现自己喜欢教书，当她16岁时，一个名为“提高阿富汗妇女能力组织”的慈善机构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前往阿富汗，并在塔利班暴政的眼皮下成立一个秘密女子学校。

于是，何亚带着她仅有的几件衣服和少量书籍偷偷潜入阿富汗，“我生活中最好的日子”开始了。何亚对被迫穿遮身长袍厌恶之极，她在街上遭到无所不在的“邪恶与道德”宗教警察的骚扰，她也不断受到会被发现并被处决的威胁。但是她说为了小女孩们这是值得。“每当有新的女生加入课堂，就是一次胜利，”她洋溢着笑容说道。“没有比这更好的感觉。”

何亚一次又一次险些被抓。有一次，她在一个家庭地下室里正给一班女孩子上课，那家的母亲突然喊道：“塔利班！塔利班！”何亚说：“我告诉我的学生躺在地上，不要出一点声音。我们听到头顶上方的脚步声，我们等了很久。”在许多情况下，是普通的男女——无名的陌生人——通过给警察指引错误路线帮她脱离了险境。她补充说：“即使是现在，在阿富汗每天即使没有数千也有数百名普通妇女通过这些小小的举措和其他人团结在一起。我们是我们姐妹的守护者。”

这家“提高阿富汗妇女能力组织”的慈善机构对何亚的表现印象深刻，他们任命何亚为该机构的主管。就在9/11袭击事件前，何亚决定为贫困妇女成立一个诊所。美国入侵后，塔利班从她所在的省份逃离，但炸弹仍不断在这里投掷。“许多生命都毫无意义地消亡了，就像在9月11日悲剧发生的那样，”她说。“炮弹轰鸣让人胆战心惊，孩子们都捂住耳朵尖叫哭喊。每当炸弹落下，浓烟扬起，尘土纷飞，烟尘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去。”

塔利班一撤退，就立刻被曾统治阿富汗的军阀取代。何亚说，在这政权交替的时刻，“我意识到妇女权利被售卖一空...大多数西方人都受误导而相信，阿富汗境内对妇女的束缚和暴政始于塔利班政权。但这是一个谎言。许多最残酷的暴行是由原教旨主义的圣战者组织在1992年至1996年的内战期间犯下的。他们制定的压迫妇女的法律被塔利班继承，现在这些人在美国的支持下要重新掌握政权。这些军阀立刻就沿用了他们用强奸来惩罚对方敌人奖励己方战士的老做法。”

军阀们“从此统治了阿富汗，” 何亚说。虽然一个“展示性的议会为了美国在喀布尔的利益而成立了起来”。但真正的权利却“在统治喀布尔以外所有地区的原教旨主义者手中”。何亚举了一个例子，前赫拉特省省长伊斯梅尔汗成立了自己的“邪恶与道德”宗教警察行刑队来恐吓妇女并捣毁音像制品。这个人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和私人监狱”。阿富汗宪法在这些各自为政的地区不生效。

何亚在开始筹建诊所时发现了政权交替意味着什么，当地的一个军阀宣布将不允许建立这个诊所，因为何亚不但是一名妇女，也是原教旨主义的批评者。何亚对这此置若罔闻，依然筹建诊所，何亚还决定通过参加竞选制定阿富汗新宪法的支尔格大会（“长者会议”）来打败原教旨主义者。这个想建立诊所的女子的支持人数迅猛增长，她真的当选了。“我的使命原来是” 何亚说，“从支尔格大会内部暴露其真实本质。”  

2  “我将永无宁日”

当她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摄像机前走过，进入支尔格大会，何亚目睹的第一个景象是“由一些军阀、战争罪犯和法西斯分子等阿富汗已知的最臭名昭著的人权践踏者组成的一个长队”。

何亚能看到邀请乌萨马•本•拉丹来阿富汗的男人，制定践踏妇女的相关法律的男人，这些法律后来被塔利班沿用，屠杀阿富汗平民的男人。其中有些人是通过恐吓选民进入支尔格大会的，另一些人则有选举舞弊行为，但更多的人则完全是被美国军队安插来管理阿富汗的前石油商卡尔•扎伊任命的。她想起了一句阿富汗谚语：“老驴配新鞍。”  

当这些老刽子手们喋喋不休地庆祝自己在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中当选时，何亚曾一度感到紧张。但过了一会，她说，“我回忆起我们阿富汗妇女所面临的压迫，我的紧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当轮到何亚发表当选感言时，何亚站起来，环顾四周沾满鲜血的军阀，开始演讲。“为什么我们允许罪犯在这里现身？他们为我们现在的局势负责...是他们把我们阿富汗变成了内战和国际战争的中心。他们是我们阿富汗最反妇女的社会因素，他们把我们阿富汗带到了这种境地，他们还打算再这么来一回...他们不应该当选，而应该在阿富汗和国际法庭受审。”

这些吹嘘自己是刚强男子的军阀们无法接受一个纤柔的年轻女子说出真话。他们开始高声尖叫咆哮，称何亚是“妓女”和“异教徒”，并朝她投掷瓶子。一名男子试图用拳头打她的脸。她的麦克风被切断，支尔格大会陷入骚乱。

“从那一刻起，”何亚说，“我将不再安全...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妇女只是半个人，妇女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所有愿望和欲念，以及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他们无法相信一个年轻女子在阿富汗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撕掉他们的面具。”

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暴徒团几个小时后出现在她的住处，宣布他们来强奸并私刑拷打她。何亚不得不立刻置于武装警卫的保护之下，不过她拒绝阿富汗军官坚持的由美国军队加以保护的主张。

何亚的讲话在世界各地播出，并在阿富汗受到欢迎。来自祖国同胞的支持如潮水般高涨，阿富汗人民为终于有人直言不讳而欢欣鼓舞。一个极端贫穷的村子汇集了资金向数百英里外发出电报，表达他们有多么高兴。

一个异常衰老的女人被摇摇晃晃的独轮车带来见何亚，这个老人说她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死在苏联人手里，一个死在原教旨主义者手上。她告诉何亚：“我快100岁了，我就要死了。当我听到你的名字和你所说的话，我知道我必须见到你。上帝定会保护你，我亲爱的。”  

这个老人交给何亚一枚金戒指，这是她唯一有价值的财物，她说：“你必须接受它！我的生命里遭受了这么多苦难，我最后的愿望就是你能接受我的这个礼物。”

然而，美国和北约的占领军对何亚发出指示，她必须对其他代表表达“礼貌和尊重”。当美国大使扎梅尔•哈利扎德这么说时，何亚回答道：“先不说他们毁掉了你们国家所有的道德和物质财富，如果这些罪犯强奸了你母亲，你女儿或你的祖母，或者杀了你7个儿子，你会对这些在礼貌和尊重的框架内的犯罪说些什么？”

何亚俯身向前，引用了布莱希特的话：“他说‘不知道真相的人是个傻子。知道真相却说是谎言的人是个罪犯。”

这回企图谋杀何亚的人使用的是冷枪，从此谋杀她的企图就没有停止过，但何亚语气平缓，拳头紧握：“我想让军阀们知道我并不害怕他们。”

于是，她参加议会竞选，并以压倒多数获得胜利。“我会回来面对那些毁了我的国家的人，”她解释说，“我也下定决心，面对他们的威胁，我将永远昂首挺立，决不折腰服软。”

3 “每个角落都有个杀手”

何亚在进入阿富汗新议会的第一天举目环顾，暗暗思考：“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杀手、傀儡、刑事罪犯、毒枭、法西斯分子。这不是民主。我是极少数真正被选举的议员之一。”她首次议会讲话的开场白是：“我为阿富汗人民哀悼..”  

何亚还没来得及接着说，军阀们就开始大喊他们要强奸并杀死她。一个叫阿卜杜勒•阿布沙伊夫的军阀高声威胁她。何亚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我们这不是[用武力掌控的地区]，所以请你控制自己。”  

我问何亚是否害怕，她摇了摇头。“我在讲真话的时候从不害怕。”她的语速开始加快：“被这些让我们国家陷入如此苦难的野蛮人辱骂和威胁让我感到无上光荣。虽然我没有私人军队，没有钱，没有身后支持我的国际势力，但这些残酷的暴君害怕我，想方设法要消灭我，我为此感到自豪。”

何亚说，对普通阿富汗人而言，塔利班与同样原教旨主义的军阀并没有差别。“哪个组织被称为‘恐怖分子’或‘原教旨主义者’取决于该组织对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否有用，”她说。“双方都胁迫妇女，但反美的一方是‘恐怖分子’，亲美的一方则‘英雄’。”

卡尔•扎伊只有在军阀的认可之下才能发布命令。他是将赢取下个月总统大选的“无耻傀儡”因为“他还没停止为其美国和军阀主子效命，...在我们阿富汗历史上的这个时刻，能当选总统的是那些经美国政府和在阿富汗拥有权利的黑社会挑选的人。”

每当何亚在议会感到绝望时，她就去会见更多的普通阿富汗妇女，然后再回到议会投入战斗。她给我讲述了她的一个16岁选民那荷拉的遭遇，那荷拉从家里出逃到何亚在自己选区帮助建立的一个孤儿院。“她的叔叔决定把她嫁给他的儿子，这个人吸毒成瘾。那荷拉吓坏了。我们当然收留了她，给她教育，给她帮助。”有一天，她叔叔来了，还道了歉，说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错的。他问那荷拉是否能找个周末探望家人。何亚同意了。可那荷拉一回到自己的村庄，就被迫结婚，并被偷偷拐到阿富汗另一个地区。6个月后何亚她们听说那荷拉把汽油浇在身上活活自焚了。

在 “新”阿富汗过去的5年中，阿富汗妇女自焚事件在全国盛行。“数百名阿富汗妇女的自焚不仅是用来逃避苦难，” 何亚说，“她们也迫切需要公正。”

但在理应是民主的议会里不允许何亚提出这些妇女遭受深重压迫的问题。那些在选举投票箱没有打败何亚或没能杀死她的原教旨主义军阀们另寻方法让她发不出声音。她说得越多，这些人就越愤怒。何亚呼吁在阿富汗实现政教分离，她说：“宗教是个私人问题，与政治问题和政府无关...真正的穆斯林并不需要政治领导人指导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何亚谴责新的法律对所有在过去30年里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给予大赦豁免，她说：“你们这些罪犯们只是给你们自己发了一张无罪释放卡。”于是，议员们就投票把何亚逐出了议会。

这种做法是非法而且不民主的，但总统卡尔•扎伊支持禁止何亚参加议会的决定。“现在，军阀罪犯们在议会不再受到质疑了，”她说。“这民主吗？”

在现今阿富汗是什么样的方面，我们西方人已被“连篇谎言”灌够了。“只有在不批评军阀和官员时媒体才是‘自由的’。何亚在她的著作《提高我的声音》里写到。她给了一个例子，她提到了一个军阀的名字：“如果你写了任何关于这个人的事情，第二天你就会被属于北方联盟的军阀酷刑折磨或杀害。”关于女孩现在可以去喀布尔以外地区上学的话是“一个神话”。“根据联合国的报道，只有5%的阿富汗女孩能读到12年级。“

说阿富汗文化历来就是男尊女卑也是“谎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富汗妇女运动曾风起云涌，妇女们为自己的权利进行示威和抗争，” 何亚说。“我这有个故事”，她快速扫阅自己的笔记“1959年的《纽约时报》。在这！标题是《阿富汗妇女解除面纱》。我们以前正在为妇女发展一个开放的文化，可是后来的外部战争和外国入侵粉碎了这一切。如果我们能够恢复独立，我们就可以再开始这场妇女权益的斗争。”

何亚的许多朋友都劝她在某个刺客得手前离开阿富汗。她说：“当我所热爱的所有的贫苦百姓仍生活在危险和贫困中，我将永不离去。我不会去寻找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地方，而弃他们于燃烧的地狱。” 何亚为自己的英语道歉，其实她的英语很完美，她再次引用了布莱希特的话：“那些奋起斗争的人常常失败，但那些不斗争的人不战已败。”

现在，何亚在议会外为民主而战。但她说，阿富汗当今的任何民主人士都“被困在两个敌人当中。来自天上的占领军投掷集束炸弹和贫铀弹，驰骋地面的原教旨主义军阀和塔利班则拥兵自重。” 何亚希望帮助处在中间的不断膨胀的普通阿富汗人，他们反对这两种内外势力。“随着其中一个敌人占领部队的离去，[将]更容易与这些内部原教旨主义敌人对抗。”

如果何亚能当选阿富汗总统，她将首先把所有的阿富汗战争罪犯提交到海牙的国际法院。“任何杀害我兄弟姐妹们的人都应受到惩罚，”她说，“从塔利班到军阀到乔治•W•布什。”之后她会要求所有的外国军队立即撤离。她说，外部军队一经撤离阿富汗就会立刻陷入内战的说法是错误的。“那现在的内战呢？现在，人们正在遭受屠戮，有很多很多的战争罪行。外国军队在阿富汗驻留自行其事的时间越长，最后带给阿富汗人民的内战就越严重。”

指着最近一项显示60%的阿富汗人希望北约立即撤出的民意调查结果，何亚补充说，阿富汗公众站在她这边。很多阿富汗人对巴拉克•奥巴马充满希望，她说，“但他实际上是在强化乔治•布什的政策...我知道他的当选在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上具有象征意义，而这种斗争是我所敬重的。但对世界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总统是黑人还是白人，而是他的行动。谁也不能靠象征过活。”

何亚说，美国的政策出于地缘政治，毫无个性可言。“阿富汗是亚洲的中心，所以在阿富汗设立军事基地非常重要。这样美国就可以很容易控制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等亚洲大国之间的贸易。

“但美国人可以改变这种做法”，何亚这时充满激情，她提高了声音。“我对奥巴马说，在我的国家，有150人在今年的一次事件中被美军炸亡。如果你的家人也在那场事件中的话，你会派谴更多的军队，输送更多的炸弹吗？你们政府正耗资1千8百万美元在巴格拉姆建造另一个关塔那摩监狱。如果你的女儿可能被拘留在那里，你会建设这个监狱吗？我对奥巴马说，改变策略吧，否则明天人们会称你为另一个布什。”

4 “很难随时都坚强”

“向敌人暴露任何弱点可不是好事，[但]随时都坚强则很难，” 何亚叹了口气说，她用双手梳拢着长发。她一直用这种不可思议的勇气讲个不停，当她投身到和原教旨主义者交锋时，很容易让人忘记她只是一个年轻女性。何亚（生长的环境）不允许她有青春期。她脸上凝聚的严峻表情慢慢消逝，她看上去有些恍惚。“是的，我妈妈为我感到骄傲，”她说，“但你知道母亲们是什么样的，她们无时无刻不担心。每次我给她打电话，她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总是‘照顾好自己’。”  

两年前，何亚秘密结婚了。她不能公开她丈夫的名字，因为他将被杀死。她婚礼的鲜花要检查有无藏匿炸弹。她只会说他们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相遇的，“他支持我做的一切”。她有“两个月”没见他了，她说。“我们在支持者的安全住所见面。我在同一个房子里不能睡上在两晚。每晚都是不同的家。”

这种勇气来自何处？何亚的反应似乎这个答案显而易见——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她声称。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也许勇气来自何亚的信念：个人生命短促，斗争则很漫长，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选择的事业上取得数寸的进步，并知道别人将接过我们的接力棒。“我死了，别人会来做。我对此深信不疑，”她说。

何亚对阿富汗人争取自由的悠久历史无疑有很强的归属感。“我父母以麦宛德的玛拉莱给我命名。她是个年轻女人，在1880年前往盎格鲁与阿富汗第二次交战的前线照顾伤员。当战士们快倒下时，她拿起了阿富汗的旗帜，亲自引领战士们投入战斗。她被打倒了，但英国遭受的失败却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年年底，英国被赶出了阿富汗。”

当她参加竞选时，她必须为保护她家人的身份而另选一个姓。“我用沙尔瓦•何亚的姓做为自己的姓，他是阿富汗的诗人和宪政主张者。他被关了24年监狱，并最终被杀害，因为他不会为自己的民主原则而做出妥协...在阿富汗，我们有句古话：事实就像太阳。当它来的时候，没人能阻挡或隐藏它。”

玛拉莱•何亚知道在我们这个新解放的军阀世界里，她随时可能被杀。她拥抱我道别，并说，“我们必须保持联系。”但我发现自己很怀疑我们是否能再会。也许她感到了我的暗淡情绪，因为她突然敦促我再看一下她的自传《提高我的声音》的最后一段，“这是我的真实感觉，”她说。这段话是这样的：“如果我死了，你应该选择继续我的工作，欢迎你来探访我的坟墓。请向它倒些水，并高喊三声。我想听到你的声音。”我抬头看着她的脸，她给了我一个我所见过最勇敢的微笑。

译注：

约翰·哈里（Johann Hari）1979年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长于伦敦。他父亲是一名公车司机，母亲在一家为家庭暴力的受害女性提供帮助的妇女避难所工作。约翰·哈里是家中唯一上了大学的人，他2001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主修社会与政治学。约翰·哈里目前是《独立报》记者，也为《卫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 、《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等其他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

2008年，约翰·哈里成为了乔治•奥威尔奖最青年的获奖者，该奖是英国政治类新闻写作的最高奖。 约翰·哈里曾从伊朗、加沙地区、刚果、孟加拉、印度、美国、委内瑞拉、卢旺达、秘鲁、墨西哥、中非共和国、叙利亚等国发回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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