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健康服务——不是为了穷人！

星期二, 15 五月 2007.

中国公共健康服务是绝望的，悲惨的，凌乱的。去年十一月发生在四川医院外的流血的冲突充分证明了这些。

著者：文森特.科乐 译者：尼尔

为了一个三岁的孩子的死亡，两千多名抗议者包围了这家医院；据说是因孩子的家里没有钱而被该医院拒绝治疗导致死亡（南方晨报2006年11月13日）。在另一个事件里，深圳的一个私营医院发给每位员工一个头盔，用来防范那些即使得到治疗也没能保住性命的交通事故中受害者家属和朋友的突然袭击。
“尽管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一个医院领导对新华社说，“为安全起见，我们医院决定给每个大夫、护士，还有身强力壮的男职员，每一个人配发一个头盔。”由飞涨的医疗费用和国有医院的牟取暴利而引起的健康服务危机已经激起民愤。尽管国家大肆吹嘘经济“奇迹”，现今约有一半的农民（总数8亿）根本不能接触到任何医疗服务。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最近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已经上升到城市人口的六倍。农村的婴幼儿死亡率目前也达到城市的两倍，这个数字还在上升。一些西方的医疗杂志报告，中国五岁以下的农村儿童的死亡率从1999年的千分之三十七攀升到 2002年千分之三十九，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类似越南等许多更贫穷的国家。

在分类显示的图表中可以看出，中国新生儿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集中那些因为产妇们没有能力支付在正规医院分娩的费用而被迫选择在无营业执照诊所中，凸显社会贫富不均问题严重破坏了中国健康保障体系。广州市劳动与社会安全保障局的报告显示，即使政府承诺为每个产妇补贴800元的分娩费，90％的民工产妇仍然没有能力支付在正规医院分娩的费用。广州的大多数医院的每次分娩费用要超过10000元。据2005年8月8日的《广州日报》报道，“因为没有能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大多数产妇选择了在非法诊所接生”。因此怀孕已经成了许多中国妇女的恶梦。与此同时，服务于大众的医院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少数富人、暴发户和性错抑者的需要而设立的美容外科，如隆胸、眼睑整形甚至处女膜修补手术等与无钱之产妇形成鲜明对比的。

价格飞涨
杂志画面显示的另一个惨剧——2005年晚些时候一个名叫黄毛金（音译）的农民在福州的一辆公共汽车上用自杀炸弹毙命并炸伤了31名乘客，使中国政府一度标榜的所谓公共卫生服务形象扫地。黄毛金在警方发现的遗书中写道，他已经遭受肺癌的折磨两年了，全家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孩子也因此失学。健康费用与持续上升的贫困具有明显的关联。一份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报告称，20％的中国贫困人口抱怨健康费用导致家庭财务窘迫。根据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1998年，人均医疗费上升了625％。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只有25％的城市人口和10％的农村人口拥有医疗保险。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医疗费问题首度超过 “失业”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成为中国市民最关心的问题。这份报告还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医疗费用的支出占到家庭非食物支出费用的11.8％。该调查报告的主要作者李培林（音译）称，该医疗花费水平已经接近历史最高点。28％的人们承认欠医院的钱，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帐单。（BBC2004年12月7 日报道）

商业化的医院
所有资料均显示医院普遍存在收费过高。政府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3 年看病人数下降5％，医院的收入却同期增长了70％。约有10％的中国医院名义上属于官方，而实际上却属于私营性质。伴随邓小平的资本主义“改革”，许多国有医院推行“合资经营”：保留隶属于政府的名份，但实际操作却财务独立、自负盈亏。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做法且意味着不受欢迎的私有化趋势可以避免，但是中国的公共医疗服务却仍然向个人奸商敞开着大门。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中国60％的医疗花销用于服药，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只有15％。大量的外资企业涌入中国城市的医疗“市场”，在这里他们可以有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据统计，在上海市区600家医院中，外资医院或国外资本已介入了其中的200家医院（《中国日报》2004年8月12日）。这种医院资金“全球化”的方式只会加剧恶化不能有效提供医疗服务的问题。 “当这些外资医院进入上海后，我们的人才流失日益严重，”一个大夫告诉《中国日报》的记者“他们通过提供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更好的运营模式挖走了了我们的人才。”

公立医院为追逐更大的利润，疯狂滥开药品及进行不必要的检查成为其必择手段。根据媒体报道，一个小女孩只不过是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却被要求做了包括艾滋病检查在内的108项检查。就像湖南省的一个心血管大夫胡为民所说，“我们医院每年的政府拨款不足以发一个月的工资。现行体制下，医院只有靠使劲挣钱才能生存。”如果在这个体系中注入大量的政府资金去流通，严重的腐败问题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上海的一个名叫“于秋生”的大夫坦称，“我认为，医生收红包确实存在，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因为收入太低而滥开昂贵药品。”医药公司同时也应受到指责“他们在贿赂医生的时候，这些低收入的医生很难抵御金钱的诱惑。”

缺少政府支持
中国政府对医疗机构长期的资金投入不足是问题的根源。政府所负担的医疗费用从计划经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100％下降到今天的17％，而病人的实际支出却飞升到59％。

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在中国全力推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中国政府还能够关注到它的人民的疾苦，给予所有人以同等的医疗待遇，发展的过程中从根本上解决了民族的健康问题。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私有化阶段，这个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开始崩溃了。如今，只不过为六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享受到中国政府提供的公费医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07年1月3日报道）

去年中央政府启动了一个试验项目为156万贫困农村的农民提供每人每年约1.5美元的基本医疗保险。但是许多人对此计划能执行多久、能走多远持怀疑态度。一位医生这样说到，“这个保险太有限了，它的惠及面太小，即使那些享受到保险的农民实际上也很难得到实际需要的药品。”另一个医生，来自吉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王为中博士称，“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农村的生活、医疗条件还算可以。每个地区都有一些乡镇卫生院，起码来说小毛病在任何地方基本都可以解决。”在那个年代，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率先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而今天，类似肝炎、肺结核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在中国飞涨，肺结核的发病率已经成为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国（每年感染145万例，死亡13万例）。“在毛泽东执政的时期，无论你有没有钱，你都可以看病。”刘全博士说，“我们可以通过注射疫苗等来预防疾病，无论患者有没有钱。现在，只有有钱才可以接受注射疫苗”（BBC2003年3月2日）。

2005年，一份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对世界191个国家的医疗水平的排名中，中国仅列在187位。在赞扬毛泽东时代健康医疗所取得的成绩后，该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医疗卫生机构商业化改革的推进，尽管与市场化的高效率相差甚远，但是却带来了中国医疗费用的飙升。伴随着患者缴纳的医疗费用已经取代政府资金的注入成为医院的利润来源，政府所掌控的医疗卫生机构也越来越少。

1949年革命的收获
尽管资本主义的产物——世界卫生组织不这样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无疑是中国革命的直接结果。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控制下，尽管处于非常官僚的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权之下。革命成功后对未来寄予的极大期望和面临的巨大压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公社——大规模的集体农场的模式风靡整个中国，也被应用于类似于建立农村医疗基金等的其他领域。作为农村管理的基层组织，人民公社扮演者毛泽东官僚专政的“腿”的角色——既头重脚轻又十分官僚。在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民主控制的体制下，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不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政治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加，由此导致了毛泽东的继任者决心通过推行农业私有化来废除了不合时宜的人民公社。但是这个举措将中国的社会发展导入另一个形式，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使中国的政权又重新退回到资本主义模式。

时至今日，政府发言人也承认，作为毛泽东后时代“改革”的产物，公立卫生体系已经瓦解。他们所谓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只不过是过度化的市场机制和致使过量的外国资本的涌入中国。相对于1949年解放后的最初十年，不管那时候中国多么贫穷，但是也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必须起来斗争，通过工会、农民公会和患者联合组织——去民主的控制制度并把牟利者赶走。

“中国工人”支持下面的斗争：

•废除所有的健康医疗费用！
•大幅度提高中央财政的投入确保免费和全面的健康医疗——提高商业税！

对药厂实行国有化并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

•给予健康医疗工作者以适当的工资，通过保证医疗工作者和专家的合法收入，彻底清除腐败。
•全部的公共医疗体系均置于雇佣工人和患者的控制下——把牟利者踢出去！
•医疗部门的工人，以及全体的工人，都应有权利去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工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
•群众应与私有化和资本主义作斗争——为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