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国:有些“国情”亟须我们改变(中国青年报 20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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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情”亟须我们改变
2006-07-06
岳建国
当“国情”这个词出现时,往往是决策者在表达这样一句潜台词:不能超越现阶段的基本条件,去追求应该实现但目前无力或不宜实现的目标。7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就“解决农村低保主要由谁拿钱”这个问题回答记者说,这属于集体经济的行为,由国家全部包起来,条件还不具备、不成熟,与我们的国情、国力还有一段距离。
从逻辑上看,国情论似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联系具体的事情来分析,就值得商榷。我们以“城乡分治”现象为例,这个“国情”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央对当时国情的分析是:国家还没有全面发展城乡经济、实现全民待遇公平的能力。基于这样的国情,决定优先建造城市和发展城市工业,在管理体制上搞城乡分治,在政策上搞以低价农产品换取城市高价工业品的“剪刀差”。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市民平均收入和社会福利,长期高于农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受到制约。也就是说,城乡差别和国力不足等现有“国情”,与当初的决策有直接关联。
当然,任何一项决定都会有利弊。在当初的条件下,先城市后农村的策略,为今天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经济发展到今天,城乡收入的巨大反差,已经引发出很多社会问题,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如果我们不把解决农民的福利保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收入不公和国家财力不足的问题,绝对不会自动解决。几十年后,我们仍将面对这些难题,只不过积累的问题更多、造成的矛盾更大、解决起来更难而已。
无论是当时的决策者或目前的决策者,从来都不认为农民的低待遇是合理的,也没说过要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只是打算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渐解决问题。可是,如果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导致城乡差别的政策就会被固化下来,农民的福利问题就很难被提上议事日程。国情需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