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问责制下官员的七种不良心态

200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再次发出中央加强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的强烈信号。随着这一增强官员责任意识、保证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决策的出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正在走向法制化。由于问责制的实施主体和对象，都是官员，因此，研究并考量一下官员对于问责制是如何想、如何看的，亦或问责制下的心态如何，也便有了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心态一：“问责不过是个‘软皮筋’”。近年来，在一些重特大事件中被免职或引咎辞职等问责处理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便继续上班或异地任职，有的甚至提拔重用。比如，去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近日再度露面，其新身份是威海市工商局局长。再比如，陕西陇县4名乡镇干部遭免职3个月后集体复出，济南铁路局原局长耿志修复出任铁道部安全总监，瓮安及黑砖窑撤职官员复出……官员问责后马上异地做官，给人一种“处分一次，提拔一次”的错觉，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让一些官员产生“问责不过是个‘软皮筋’”的侥幸心理，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对于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拿问责当“软皮筋”， 问责制对那些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容易失去其严肃性。究其原因，这种现象与问责制缺乏法制化、科学化不无关系。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创新，但是，问责制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关配套政策要加紧跟上，否则问责制很可能在实践中被滥用、乱用或者被搁浅、打水漂。问责制的内容要科学、考评要科学、目标也要合理。近年来“多头管理”模式是造成一些领域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比如，食品安全事故问题不断，工商、卫生、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遇到利益大家都争，碰到问题又互相推诿，出了事又因权责不明而造成追责不力，留下真空地带。这就需要理顺有关管理体制，为问责制的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心态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发生了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时候，才会有官员被追究、被问责。而对于平时官场中大家司空见惯的懒散、拖拉、不作为、少作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无功但求无过、遇到难题就躲、出了问题就推、有了荣誉就抢等等的混事官、拖沓官，却少有问责，即便有，也往往是“风暴式”的，缺乏一种严格严肃严密的整治。官场中普遍存在的怕得罪人的老好人思想，使得问责制似乎对懒官、庸官有点无能为力，于是，一些官员便甘愿做懒官、庸官，不求上进，不思进取。其实，问责制，适用于所有不尽责、不负责的官员，只有让问责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才能使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压力，从而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有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对懒官、庸官开了刀。因为对重点项目重视不够、督促协调不力、服务不到位，致使项目未能按计划开工、开工未动工或进展缓慢，云南省昆明市的39名官员被严厉问责，其中1人还被免职。6月19日下午昆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点名通报了这批“拖沓官”。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推行，就必须让一些懒官、庸官不好当了，才能控制和监督领导干部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中的“不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

　　心态三：“问责有时显得有点太随意”。问责制的启用，应该有着一套严格规范的程序，但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仅凭领导一句话，不经过集体研究，不履行正常程序，说免谁就免谁，一点严肃性都没有，甚至有时还成为个别领导“整人”的工具或借口，往往给人一种太随意的感觉，更让一些官员仅以“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来作为“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标杆，容易形成不尊重科学只尊重领导的所谓“唯领导是从”的工作怪现象。比如，有些地方明明出台的很多政策本身就是“违法”的，也得要官员执行，执行不力就得问责，这样一来，“问责”便成了一些领导强迫下级“乱作为”的推手。再比如，一些地方，出了问题和不可收拾的局面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做具体的调查研究，便随便拉几个人过来“兴师问罪”，缺乏严肃性，也不利于问责制的贯彻落实，相反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心态四：“我是副职，没啥可怕的”。“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出现失职、渎职等责任事故时，当然应该第一个被追究、第一个被问责。但是，如果明明是副职、下属的责任，却不去追究或很少追究，则会让一些副职干部错误地认为，出了事，反正有正职、主要领导顶着、担着，没什么可怕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导致平时抓工作不细、不实，常常留有这样那样的隐患。过去干部队伍中流传着“当官要当副、不要当常务”的顺口溜，就生动地反映出了一些副职干部躲避、逃避的心态。随着问责制的推行，基层一些分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访等领域的副职，也将成为问责制的重点对象，将会感到如履薄冰，完全没有了过去“当官要当副”的轻松。只有让副职都切实担起责任，也才能真正把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

　　心态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责，应该实事求是，该重则重，该轻则轻，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轻易降低惩罚。但是，由于问责制缺乏细致的操作规范，一些官员为了逃避责任，常常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群死群伤、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责任事件难以隐瞒。基层想捂也捂不住，可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是进行了问责处理，但是由于它人为地降低了责任认定，不利于对事件进行客观、科学、正确的处理。比如，某地发生一起群众集体到政府上访事件，明明有数百人到场，可当地有关部门向上报送的材料却轻描淡写，说只有数十人。又比如，有的地方、部门在特大事故和重大事故的认定之间玩数字游戏，明明事故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了特大事故的界定，可当地却有意将死亡人数压缩在重大事故范围内，其他统统划归“受伤人员范畴”。之后，再有人员伤亡，都属于在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因此，问责制应当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还原重大责任事件的本来面貌。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官员才不敢懈怠，进行“技术性造假”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压缩。

　　心态六：“问责是不是找人替罪的”。有些地方，也会动不动就搞一下“问责风暴”，但是，被问责的常常是一些虾兵蟹将，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官小吏，一般工作人员或副职很多，而对一些达官显贵、党政正职却“网开一面”、“手下留情”，让官员产生一种很冤枉的找人替罪的感觉。比如，2007年6月，无锡“水危机”引发一场“环保风暴”：当地一些企业因违法向太湖排污而遭到严肃查处或遭勒令停产整顿，相关政府部门责任人也因“监管失责”被问责查处。但是，问责查处的名单上，却没有看到一些重量级的官员。其实，这样的问责，看似严肃认真，但是，因为它是以松松垮垮来治理松松垮垮，所以总是给人一种走过场、玩形式主义的感觉，也起不到问责的真正效果。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某些官员怕担责任，可能故意找人替罪的险恶用心；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虾兵蟹将”迫于领导的权威，而不得不或“甘愿”替领导受过。这种指鹿为马、掩人耳目的做法，只能会使一些官员责任心更加缺失，乱作为更加疯狂。

　　心态七：“公开道歉一下，就行了”。一些地方规定，官员被问责必须公开道歉，这本来是尊重民众的一种“创举”。可是，一些地方官员却以道歉代替问责，只要声泪俱下、声情并茂地说上一些“对不起”、“我向您道歉”等诚恳的、发自内心的“感人肺腑”的话语，便宣告了事，于是，公开道歉成了一种“洗责肥皂”。按现代政治伦理，公职人员服务态度差也好，工作中出了乱子也罢，一句诚恳的、发自内心的道歉，肯定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看到，责任与权力，必须是对等的。别用公开道歉代替公开问责，问责时必须道歉，但道歉时必须问责，问责和道歉一个都不能少。需要指出的是，公开道歉表明了一种态度，当然是需要勇气的。但道歉毕竟只是一种态度，还要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如果“光说不练”， 没有严厉的责任追究，出了问题仅限“道歉了之”，而对真正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却不解决，对相关责任人却不追究，愚弄了百姓，欺骗了组织，不仅有形式主义之嫌，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某些部门和领导规避问责的“避风塘 ”，让一些本该问责的官员游离于法律之外，使问责打了水漂。解决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关键还要靠严格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加大监督和处罚的力度。

　　再好的制度，也必须落到实处。问责制的出台和推行，为官员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证。但是，问责的范围、标准、程序等方面必须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法制性、科学性，并严格对照执行，不能任由官员的种种心态所左右。让我们一起呼唤：让问责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